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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生病住院，张笑莲因为医药费愁得想去当乞丐；住了几十年的窑洞快塌了，71岁的王建英老人和老伴儿整天过得提心吊胆：12岁的马瑞刚辍学已经整整两年，成了一个放羊娃：村子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有的去外面打工，有的跟着媳妇走了，这个叫新庄子的陕北村落，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村……
9月13日一大早，张笑莲就踏上了延安发往延长县城的班车，满脸愁容。
“我掌柜的(丈夫)在延安四院住院，交给医院的300块钱差不多花完了，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能借的都借了，我实在不知道该咋办?”张笑莲告诉记者，家里的驴和鸡一天都没人照看了，只好留儿子在医院照看父亲，自己回一趟家。
张笑莲双眼肿胀，像是哭过，也像睡眠不好。她想睡会儿，眼睛闭了几秒钟又睁开，双手抱着身前的椅子靠背，希望司机赶紧发车。
张笑莲的心事
张笑莲今年54岁，17岁时从米脂嫁到了延长县七里村镇新庄子村。“我掌柜的排行老三，我嫁过来时，家里四个‘光棍’，爷爷、公公和两个哥哥，家里就我一个女的。”张笑莲说，她与丈夫结婚不久，就和家里分开单过了。家里分给他们一口土窑，现在还住在那里，算下来那口窑洞住了快38年了。
9点10分，汽车从延安出发，在乡村公路上走走停停，接近12点才到延长县城。从县城到新庄子，每天只有一班车，下午两点半发车，票价8元。每天早上7点，班车准时发往县城，这是村民到县城办事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班车司机叫藏伟山，他一直负责延长到关子口这条线路。据他介绍，几年前，班车没有开通时，村民到县城经常靠步行，一走就是大半天。
在县城等车的时间里，张笑莲给家里买了一壶油。她说，半年前买的一壶油快吃完了，出来一趟不容易，顺便捎上。
汽车出了县城，驶进山里。不算高的山头，一座连着一座，夹住了蜿蜒的山路，以及随着道路一起蜿蜒的川地。川地是当地村民最好的庄稼地，地里的玉米已经结穗。张笑莲说，她家有两亩多川地，每年打下的庄稼，留够家里吃的，然后卖掉，再买面粉和大米。
“现在吃的没有问题了，可家里没啥积蓄。不敢得啥大病，谁家有了病人，日子就艰难得很。”也许快到家了，张笑莲心情放松了一些，就着记者的提问，她讲起了家里发生的难事儿。
张笑莲自身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今年6月23日，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延长县一家医院。住院7天，花了2600元，按照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报销了1000多元。出院后，她原本打算再攒些钱，给12岁的小女儿把户口上了，谁知，丈夫却又病倒了。
几天前，丈夫在山下担水时突然栽倒，送往延安的医院，医生确诊为脑梗塞，需住院治疗。医院让她先交1万元，可她手里只有1000多元，加上儿子从山东打工带回来的两千多元，依然差的很远。
“亲戚、乡党，能借的我都借遍了。不是亲戚不愿意帮忙，现在庄稼还没下来，大伙手里也都很紧张。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人，突然就瘫了，要是他会说话还好，可到现在，他就会说个‘一’字。”张笑莲的眼眶里闪出了泪花。
下午4点多，汽车在新庄子村口停下，记者与张笑莲一起下了车。
新庄子不大，有23户人家，108口人。除了山下的几户，大部分村民都在地势较好的山坡上，挖几口窑洞，再把院子圈起来。张笑莲家接近山顶，顺着窄窄的山路向上走，需要10分钟。
村子对面的山下不远处，有一口水窖。张笑莲说，光景好的人家，都在窖里引了水管，再接上水泵，吃水问题就解决了。“我家吃水，都是我掌柜的去窖里担，来回半个小时。下雨天，我们就在院子里放几个盆，接满了就倒在水缸里。”指着不远处的山路，张笑莲说，她的丈夫就是在那里跌倒的。
遇到乡邻询问丈夫的病情，张笑莲的回答十分简单：“没办法呀，就会说个‘一’字。”在半山腰与村民交谈时，张笑莲听到了几声驴叫，笑着说，驴饿了，知道我回来了。这是记者看到张笑莲第一次面露微笑。
到家后，张笑莲先给驴槽添了几把料，又在一个框里铺上干草，径直走向窑壁上凿出的鸡窝。原来，母鸡孵出了鸡仔，她得把小鸡仔放在“新窝”里。“一共10个，两个没出来，是水鸡蛋。”捧着小鸡仔，张笑莲开心地笑了，
“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这下好了，家里原来只有两只鸡，现在是一群了。”
12岁的辍学男孩
记者在新庄子遇到的村民以老年人居多，且大多操山东口音。
现年66岁的李月俊就操一口地道的山东口音。她的父亲随奶奶来到这里时才19岁。据她介绍，这里的村民大多是几十年前从河南、山东逃难来的。
李月俊说，在这里住了60多年，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以前光景不好的时候，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现在温饱没有问题，每年还能分上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一个四口家庭，一年能领5000多元。”
村里的几位老人告诉记者，2080年当地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他们在山地里种土豆、糜子、高梁、荞麦等耐早作物。雨水好的年景，收成就多一些，基本上够全家吃一年，要是遇上大旱，日子就难过了。“2000年，国家让我们种树，还给我们补贴。”老人们说，谁家要有点积蓄，基本上都是退耕还林的补贴。
据一位姓李的村民介绍，他们村的人对退耕还林政策很支持，一是每年的收入固定，有保障；二是不用照看庄稼，省下一部分劳力，可以出去找活干。“山下的采油厂要是搞建设，家里的男人就去揽工，运气好些，一天能挣五、六十元，主要是搬石头一类的简单活、力气活。”
虽然一家人的生活能基本保障，但李月俊却似乎看不到希望。
李月俊的丈夫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留下3个儿子。大儿子十几年前在洛川当了上门女婿，这些年就回来过3次：三儿子在山东打工，三十七、八了还没娶媳妇，几年都没有回来。二儿子在两年前做了心脏手术，花了近10万元。
“能借的我都借了，就为保住儿子一条命。”李月俊说，当初家里就1万多元，余下的医疗费都是借来的，通过合作医疗前后报了1万多元，远远不够还账的。
李月俊家里没有通水管，儿子出院后，不能干重活，下山挑水的活，就落到她的身上。跟张笑莲家一样，只要天下雨，李月俊就在院里放几个盆接雨水。她说，没有通水管的人家，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李月俊说，这是他的孙子，叫马瑞刚，只有12岁。两年前，父亲住院时，马瑞刚就从学校辍学回家，和15岁的哥哥马瑞新一起给家里放羊。
“你为啥不上学了?”“你想上学吗?”
面对記者的提问，马瑞刚低头不语，腼腆地笑着。窑洞上的裂痕
此次延安之行，记者走访过吴起、安塞以及延长的一些农村，相比之下，新庄子最为闭塞和贫困。
也许正是因为贫困，年轻人才纷纷选择离开，使新庄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村。71岁的王建英老人也是早年随家 人从山东逃难来到陕北的，辛辛苦苦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儿子，可如今家里只剩下她和老伴儿两个人。老人说，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过年时才回家一次。“村里没有年轻人了，有的去外面打工，有的跟着媳妇走了，都觉得这里太穷，不愿意一辈子在这里。”
新庄子大部分村民居住的都是幾十年前建成的土窑洞。这段时间，很多村民都为自家的窑洞担心不已。
“你到我家去看看，我家的窑都快住不成了。”王建英老人将记者带到她家门口，指着窑壁上的裂痕说“你看这裂缝，我们都不敢往里面住。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反映一下?”
村民李春香家的窑洞已经塌了一小半。她说，以前她家的窑洞很深，灶台就在窑口附近，后来窑口塌了，灶台就不得不往后挪。走进窑洞，记者能明显看到圆弧形的窑顶上，分布着几处裂痕。
“要是上面不压路，窑洞就不会裂。”李春香说。
从去年开始，山下的采油厂为了方便运输，对周边的山路进行了硬化处理，其中一部分路段正好经过新庄子很多村民的窑洞顶部。“有一次我在窑里吃饭，桌上碗筷突然震了起来，我以为地震了，就赶紧往出跑。后来才知道是上面施工。”李春香说，新庄子几乎每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找过油田上的人，可油田上的人说，修路对大家是好事，以后施工小心就是了。
道路施工震裂了窑洞，村民们便找当地政府反映，政府后来做出决定，凡是上报危窑并经过勘测确认的，可获一定比例的补偿。“第一批是一万，第二批五千，到了第三批就成了三千，差的也太大了。而且他们规定，新的窑洞建好后，才能拿到补偿款。我们这儿有几家能先拿出箍窑的钱?”李春香说，政府要求他们先盖窑，再补偿，而村民手里没钱，不拿到补偿款，没办法建新窑洞。
李春香的丈夫高德贵有两个“职业”：白天在山下的采油厂揽工，晚上到山里捉蝎子。一个发蓝光的手电，一个背筐，一个能封闭的罐头瓶，是他捉蝎子的全部装备。
高德贵说，蝎子一般在晚间活动，只要用手电一照，就能清楚看见。捉住的蝎子放在罐头瓶里，多了就密封好放在框里。在新庄子，高德贵算是“捉蝎子高手”，运气好的话，一晚上可捉二两蝎子，能卖20多元。不过，捉蝎子也很危险，“晚上爬山得小心，我被蛇咬过；有一次踩空了，差点跌下山沟。”高德贵拿出一个爬满蝎子的塑料桶，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成果”。
山村里的躁动
天色已晚，记者借宿在村民帅玉英家的窑洞里。
窑洞墙上的一张遗像引起记者的注意。帅玉英说，这是她丈夫王德才。王德才原是当地一座煤矿的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还曾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不幸的是，1983年元旦刚过，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遇难，年仅36岁。这些年，因为不满意有关部门对丈夫善后问题的处理，帅玉英除了含辛茹苦拉扯两个孩子，很多时间都在四处奔走，但收效甚微。
吃过晚饭，张笑莲来到了帅玉英家。一进门，她就对帅玉英说，儿子刚给她打过电话，医院又催款了，让她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我想写个牌牌跪在延安市，求好心人帮帮忙，可害怕别人当我是骗子，把我拉走。”张笑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帅玉英对记者说，张笑莲算得上新庄子生活最贫困的人家，丈夫又得了大病，生活更艰难了。有人向张笑莲建议，干脆把丈夫从医院接回来，用看病的钱买些好吃的，让病人过两天好日子。张笑莲说，她不记恨出“主意”的人，只想着再艰难也要把丈夫的病治好。
在帅玉英家里，记者无意中看到一张《撤离、转移通知单》。帅玉英说，通知单是两个月前发的，当时差点儿发生一件大事。
7月25日晚，一场大雨正在下着，空气中却开始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有人猜测，可能是附近的气井泄露，但谁也没有在意。半夜1点多，村民们接到通知：离村子一公里的杨旗村正在钻探的332号气井发生井喷，起了大火，为防止灾害带来的危险，村民必须立刻撤离到百家台去。
接到通知，所有村民赶紧盖好家里的米瓮水缸，打着手电，沿着泥泞的山路撤到了自家台，然后分住于各农户家中。“那天晚上就跟逃难一样，第二天早上，镇上通知说没事了，我们才回到村里。”帅玉英说。，为了赶班车，记者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了床。
清晨的新庄子十分宁静，只有山下采油厂的点头机还在无休止地工作着。从山下往上看，新庄子已经隐藏在大山深处。
像陕北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新庄子周边地下也埋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已经给一些人带来了利益。但是，新庄子依然贫困，资源开发除了给一些村民提供了打工的机会，更多的财富分配似乎与村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所得到的，反而是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存威胁。
张笑莲的眼泪，王建英老人的担忧，帅玉英的期盼，还有那个12岁辍学男孩的纯真笑脸……开往县城的班车出发了，距离新庄子越来越远，可是，这个村庄一天一夜留给记者的种种影像，却反复闪现在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
9月13日一大早，张笑莲就踏上了延安发往延长县城的班车，满脸愁容。
“我掌柜的(丈夫)在延安四院住院，交给医院的300块钱差不多花完了，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能借的都借了，我实在不知道该咋办?”张笑莲告诉记者，家里的驴和鸡一天都没人照看了，只好留儿子在医院照看父亲，自己回一趟家。
张笑莲双眼肿胀，像是哭过，也像睡眠不好。她想睡会儿，眼睛闭了几秒钟又睁开，双手抱着身前的椅子靠背，希望司机赶紧发车。
张笑莲的心事
张笑莲今年54岁，17岁时从米脂嫁到了延长县七里村镇新庄子村。“我掌柜的排行老三，我嫁过来时，家里四个‘光棍’，爷爷、公公和两个哥哥，家里就我一个女的。”张笑莲说，她与丈夫结婚不久，就和家里分开单过了。家里分给他们一口土窑，现在还住在那里，算下来那口窑洞住了快38年了。
9点10分，汽车从延安出发，在乡村公路上走走停停，接近12点才到延长县城。从县城到新庄子，每天只有一班车，下午两点半发车，票价8元。每天早上7点，班车准时发往县城，这是村民到县城办事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班车司机叫藏伟山，他一直负责延长到关子口这条线路。据他介绍，几年前，班车没有开通时，村民到县城经常靠步行，一走就是大半天。
在县城等车的时间里，张笑莲给家里买了一壶油。她说，半年前买的一壶油快吃完了，出来一趟不容易，顺便捎上。
汽车出了县城，驶进山里。不算高的山头，一座连着一座，夹住了蜿蜒的山路，以及随着道路一起蜿蜒的川地。川地是当地村民最好的庄稼地，地里的玉米已经结穗。张笑莲说，她家有两亩多川地，每年打下的庄稼，留够家里吃的，然后卖掉，再买面粉和大米。
“现在吃的没有问题了，可家里没啥积蓄。不敢得啥大病，谁家有了病人，日子就艰难得很。”也许快到家了，张笑莲心情放松了一些，就着记者的提问，她讲起了家里发生的难事儿。
张笑莲自身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今年6月23日，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延长县一家医院。住院7天，花了2600元，按照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报销了1000多元。出院后，她原本打算再攒些钱，给12岁的小女儿把户口上了，谁知，丈夫却又病倒了。
几天前，丈夫在山下担水时突然栽倒，送往延安的医院，医生确诊为脑梗塞，需住院治疗。医院让她先交1万元，可她手里只有1000多元，加上儿子从山东打工带回来的两千多元，依然差的很远。
“亲戚、乡党，能借的我都借遍了。不是亲戚不愿意帮忙，现在庄稼还没下来，大伙手里也都很紧张。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人，突然就瘫了，要是他会说话还好，可到现在，他就会说个‘一’字。”张笑莲的眼眶里闪出了泪花。
下午4点多，汽车在新庄子村口停下，记者与张笑莲一起下了车。
新庄子不大，有23户人家，108口人。除了山下的几户，大部分村民都在地势较好的山坡上，挖几口窑洞，再把院子圈起来。张笑莲家接近山顶，顺着窄窄的山路向上走，需要10分钟。
村子对面的山下不远处，有一口水窖。张笑莲说，光景好的人家，都在窖里引了水管，再接上水泵，吃水问题就解决了。“我家吃水，都是我掌柜的去窖里担，来回半个小时。下雨天，我们就在院子里放几个盆，接满了就倒在水缸里。”指着不远处的山路，张笑莲说，她的丈夫就是在那里跌倒的。
遇到乡邻询问丈夫的病情，张笑莲的回答十分简单：“没办法呀，就会说个‘一’字。”在半山腰与村民交谈时，张笑莲听到了几声驴叫，笑着说，驴饿了，知道我回来了。这是记者看到张笑莲第一次面露微笑。
到家后，张笑莲先给驴槽添了几把料，又在一个框里铺上干草，径直走向窑壁上凿出的鸡窝。原来，母鸡孵出了鸡仔，她得把小鸡仔放在“新窝”里。“一共10个，两个没出来，是水鸡蛋。”捧着小鸡仔，张笑莲开心地笑了，
“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这下好了，家里原来只有两只鸡，现在是一群了。”
12岁的辍学男孩
记者在新庄子遇到的村民以老年人居多，且大多操山东口音。
现年66岁的李月俊就操一口地道的山东口音。她的父亲随奶奶来到这里时才19岁。据她介绍，这里的村民大多是几十年前从河南、山东逃难来的。
李月俊说，在这里住了60多年，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以前光景不好的时候，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现在温饱没有问题，每年还能分上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一个四口家庭，一年能领5000多元。”
村里的几位老人告诉记者，2080年当地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他们在山地里种土豆、糜子、高梁、荞麦等耐早作物。雨水好的年景，收成就多一些，基本上够全家吃一年，要是遇上大旱，日子就难过了。“2000年，国家让我们种树，还给我们补贴。”老人们说，谁家要有点积蓄，基本上都是退耕还林的补贴。
据一位姓李的村民介绍，他们村的人对退耕还林政策很支持，一是每年的收入固定，有保障；二是不用照看庄稼，省下一部分劳力，可以出去找活干。“山下的采油厂要是搞建设，家里的男人就去揽工，运气好些，一天能挣五、六十元，主要是搬石头一类的简单活、力气活。”
虽然一家人的生活能基本保障，但李月俊却似乎看不到希望。
李月俊的丈夫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留下3个儿子。大儿子十几年前在洛川当了上门女婿，这些年就回来过3次：三儿子在山东打工，三十七、八了还没娶媳妇，几年都没有回来。二儿子在两年前做了心脏手术，花了近10万元。
“能借的我都借了，就为保住儿子一条命。”李月俊说，当初家里就1万多元，余下的医疗费都是借来的，通过合作医疗前后报了1万多元，远远不够还账的。
李月俊家里没有通水管，儿子出院后，不能干重活，下山挑水的活，就落到她的身上。跟张笑莲家一样，只要天下雨，李月俊就在院里放几个盆接雨水。她说，没有通水管的人家，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李月俊说，这是他的孙子，叫马瑞刚，只有12岁。两年前，父亲住院时，马瑞刚就从学校辍学回家，和15岁的哥哥马瑞新一起给家里放羊。
“你为啥不上学了?”“你想上学吗?”
面对記者的提问，马瑞刚低头不语，腼腆地笑着。窑洞上的裂痕
此次延安之行，记者走访过吴起、安塞以及延长的一些农村，相比之下，新庄子最为闭塞和贫困。
也许正是因为贫困，年轻人才纷纷选择离开，使新庄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村。71岁的王建英老人也是早年随家 人从山东逃难来到陕北的，辛辛苦苦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儿子，可如今家里只剩下她和老伴儿两个人。老人说，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过年时才回家一次。“村里没有年轻人了，有的去外面打工，有的跟着媳妇走了，都觉得这里太穷，不愿意一辈子在这里。”
新庄子大部分村民居住的都是幾十年前建成的土窑洞。这段时间，很多村民都为自家的窑洞担心不已。
“你到我家去看看，我家的窑都快住不成了。”王建英老人将记者带到她家门口，指着窑壁上的裂痕说“你看这裂缝，我们都不敢往里面住。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反映一下?”
村民李春香家的窑洞已经塌了一小半。她说，以前她家的窑洞很深，灶台就在窑口附近，后来窑口塌了，灶台就不得不往后挪。走进窑洞，记者能明显看到圆弧形的窑顶上，分布着几处裂痕。
“要是上面不压路，窑洞就不会裂。”李春香说。
从去年开始，山下的采油厂为了方便运输，对周边的山路进行了硬化处理，其中一部分路段正好经过新庄子很多村民的窑洞顶部。“有一次我在窑里吃饭，桌上碗筷突然震了起来，我以为地震了，就赶紧往出跑。后来才知道是上面施工。”李春香说，新庄子几乎每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找过油田上的人，可油田上的人说，修路对大家是好事，以后施工小心就是了。
道路施工震裂了窑洞，村民们便找当地政府反映，政府后来做出决定，凡是上报危窑并经过勘测确认的，可获一定比例的补偿。“第一批是一万，第二批五千，到了第三批就成了三千，差的也太大了。而且他们规定，新的窑洞建好后，才能拿到补偿款。我们这儿有几家能先拿出箍窑的钱?”李春香说，政府要求他们先盖窑，再补偿，而村民手里没钱，不拿到补偿款，没办法建新窑洞。
李春香的丈夫高德贵有两个“职业”：白天在山下的采油厂揽工，晚上到山里捉蝎子。一个发蓝光的手电，一个背筐，一个能封闭的罐头瓶，是他捉蝎子的全部装备。
高德贵说，蝎子一般在晚间活动，只要用手电一照，就能清楚看见。捉住的蝎子放在罐头瓶里，多了就密封好放在框里。在新庄子，高德贵算是“捉蝎子高手”，运气好的话，一晚上可捉二两蝎子，能卖20多元。不过，捉蝎子也很危险，“晚上爬山得小心，我被蛇咬过；有一次踩空了，差点跌下山沟。”高德贵拿出一个爬满蝎子的塑料桶，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成果”。
山村里的躁动
天色已晚，记者借宿在村民帅玉英家的窑洞里。
窑洞墙上的一张遗像引起记者的注意。帅玉英说，这是她丈夫王德才。王德才原是当地一座煤矿的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还曾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不幸的是，1983年元旦刚过，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遇难，年仅36岁。这些年，因为不满意有关部门对丈夫善后问题的处理，帅玉英除了含辛茹苦拉扯两个孩子，很多时间都在四处奔走，但收效甚微。
吃过晚饭，张笑莲来到了帅玉英家。一进门，她就对帅玉英说，儿子刚给她打过电话，医院又催款了，让她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我想写个牌牌跪在延安市，求好心人帮帮忙，可害怕别人当我是骗子，把我拉走。”张笑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帅玉英对记者说，张笑莲算得上新庄子生活最贫困的人家，丈夫又得了大病，生活更艰难了。有人向张笑莲建议，干脆把丈夫从医院接回来，用看病的钱买些好吃的，让病人过两天好日子。张笑莲说，她不记恨出“主意”的人，只想着再艰难也要把丈夫的病治好。
在帅玉英家里，记者无意中看到一张《撤离、转移通知单》。帅玉英说，通知单是两个月前发的，当时差点儿发生一件大事。
7月25日晚，一场大雨正在下着，空气中却开始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有人猜测，可能是附近的气井泄露，但谁也没有在意。半夜1点多，村民们接到通知：离村子一公里的杨旗村正在钻探的332号气井发生井喷，起了大火，为防止灾害带来的危险，村民必须立刻撤离到百家台去。
接到通知，所有村民赶紧盖好家里的米瓮水缸，打着手电，沿着泥泞的山路撤到了自家台，然后分住于各农户家中。“那天晚上就跟逃难一样，第二天早上，镇上通知说没事了，我们才回到村里。”帅玉英说。，为了赶班车，记者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了床。
清晨的新庄子十分宁静，只有山下采油厂的点头机还在无休止地工作着。从山下往上看，新庄子已经隐藏在大山深处。
像陕北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新庄子周边地下也埋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已经给一些人带来了利益。但是，新庄子依然贫困，资源开发除了给一些村民提供了打工的机会，更多的财富分配似乎与村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所得到的，反而是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存威胁。
张笑莲的眼泪，王建英老人的担忧，帅玉英的期盼，还有那个12岁辍学男孩的纯真笑脸……开往县城的班车出发了，距离新庄子越来越远，可是，这个村庄一天一夜留给记者的种种影像，却反复闪现在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