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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生病住院,张笑莲因为医药费愁得想去当乞丐;住了几十年的窑洞快塌了,71岁的王建英老人和老伴儿整天过得提心吊胆:12岁的马瑞刚辍学已经整整两年,成了一个放羊娃:村子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有的去外面打工,有的跟着媳妇走了,这个叫新庄子的陕北村落,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村……
9月13日一大早,张笑莲就踏上了延安发往延长县城的班车,满脸愁容。
“我掌柜的(丈夫)在延安四院住院,交给医院的300块钱差不多花完了,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能借的都借了,我实在不知道该咋办?”张笑莲告诉记者,家里的驴和鸡一天都没人照看了,只好留儿子在医院照看父亲,自己回一趟家。
张笑莲双眼肿胀,像是哭过,也像睡眠不好。她想睡会儿,眼睛闭了几秒钟又睁开,双手抱着身前的椅子靠背,希望司机赶紧发车。
张笑莲的心事
张笑莲今年54岁,17岁时从米脂嫁到了延长县七里村镇新庄子村。“我掌柜的排行老三,我嫁过来时,家里四个‘光棍’,爷爷、公公和两个哥哥,家里就我一个女的。”张笑莲说,她与丈夫结婚不久,就和家里分开单过了。家里分给他们一口土窑,现在还住在那里,算下来那口窑洞住了快38年了。
9点10分,汽车从延安出发,在乡村公路上走走停停,接近12点才到延长县城。从县城到新庄子,每天只有一班车,下午两点半发车,票价8元。每天早上7点,班车准时发往县城,这是村民到县城办事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班车司机叫藏伟山,他一直负责延长到关子口这条线路。据他介绍,几年前,班车没有开通时,村民到县城经常靠步行,一走就是大半天。
在县城等车的时间里,张笑莲给家里买了一壶油。她说,半年前买的一壶油快吃完了,出来一趟不容易,顺便捎上。
汽车出了县城,驶进山里。不算高的山头,一座连着一座,夹住了蜿蜒的山路,以及随着道路一起蜿蜒的川地。川地是当地村民最好的庄稼地,地里的玉米已经结穗。张笑莲说,她家有两亩多川地,每年打下的庄稼,留够家里吃的,然后卖掉,再买面粉和大米。
“现在吃的没有问题了,可家里没啥积蓄。不敢得啥大病,谁家有了病人,日子就艰难得很。”也许快到家了,张笑莲心情放松了一些,就着记者的提问,她讲起了家里发生的难事儿。
张笑莲自身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今年6月23日,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延长县一家医院。住院7天,花了2600元,按照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报销了1000多元。出院后,她原本打算再攒些钱,给12岁的小女儿把户口上了,谁知,丈夫却又病倒了。
几天前,丈夫在山下担水时突然栽倒,送往延安的医院,医生确诊为脑梗塞,需住院治疗。医院让她先交1万元,可她手里只有1000多元,加上儿子从山东打工带回来的两千多元,依然差的很远。
“亲戚、乡党,能借的我都借遍了。不是亲戚不愿意帮忙,现在庄稼还没下来,大伙手里也都很紧张。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人,突然就瘫了,要是他会说话还好,可到现在,他就会说个‘一’字。”张笑莲的眼眶里闪出了泪花。
下午4点多,汽车在新庄子村口停下,记者与张笑莲一起下了车。
新庄子不大,有23户人家,108口人。除了山下的几户,大部分村民都在地势较好的山坡上,挖几口窑洞,再把院子圈起来。张笑莲家接近山顶,顺着窄窄的山路向上走,需要10分钟。
村子对面的山下不远处,有一口水窖。张笑莲说,光景好的人家,都在窖里引了水管,再接上水泵,吃水问题就解决了。“我家吃水,都是我掌柜的去窖里担,来回半个小时。下雨天,我们就在院子里放几个盆,接满了就倒在水缸里。”指着不远处的山路,张笑莲说,她的丈夫就是在那里跌倒的。
遇到乡邻询问丈夫的病情,张笑莲的回答十分简单:“没办法呀,就会说个‘一’字。”在半山腰与村民交谈时,张笑莲听到了几声驴叫,笑着说,驴饿了,知道我回来了。这是记者看到张笑莲第一次面露微笑。
到家后,张笑莲先给驴槽添了几把料,又在一个框里铺上干草,径直走向窑壁上凿出的鸡窝。原来,母鸡孵出了鸡仔,她得把小鸡仔放在“新窝”里。“一共10个,两个没出来,是水鸡蛋。”捧着小鸡仔,张笑莲开心地笑了,
“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这下好了,家里原来只有两只鸡,现在是一群了。”
12岁的辍学男孩
记者在新庄子遇到的村民以老年人居多,且大多操山东口音。
现年66岁的李月俊就操一口地道的山东口音。她的父亲随奶奶来到这里时才19岁。据她介绍,这里的村民大多是几十年前从河南、山东逃难来的。
李月俊说,在这里住了60多年,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以前光景不好的时候,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现在温饱没有问题,每年还能分上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一个四口家庭,一年能领5000多元。”
村里的几位老人告诉记者,2080年当地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他们在山地里种土豆、糜子、高梁、荞麦等耐早作物。雨水好的年景,收成就多一些,基本上够全家吃一年,要是遇上大旱,日子就难过了。“2000年,国家让我们种树,还给我们补贴。”老人们说,谁家要有点积蓄,基本上都是退耕还林的补贴。
据一位姓李的村民介绍,他们村的人对退耕还林政策很支持,一是每年的收入固定,有保障;二是不用照看庄稼,省下一部分劳力,可以出去找活干。“山下的采油厂要是搞建设,家里的男人就去揽工,运气好些,一天能挣五、六十元,主要是搬石头一类的简单活、力气活。”
虽然一家人的生活能基本保障,但李月俊却似乎看不到希望。
李月俊的丈夫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留下3个儿子。大儿子十几年前在洛川当了上门女婿,这些年就回来过3次:三儿子在山东打工,三十七、八了还没娶媳妇,几年都没有回来。二儿子在两年前做了心脏手术,花了近10万元。
“能借的我都借了,就为保住儿子一条命。”李月俊说,当初家里就1万多元,余下的医疗费都是借来的,通过合作医疗前后报了1万多元,远远不够还账的。
李月俊家里没有通水管,儿子出院后,不能干重活,下山挑水的活,就落到她的身上。跟张笑莲家一样,只要天下雨,李月俊就在院里放几个盆接雨水。她说,没有通水管的人家,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李月俊说,这是他的孙子,叫马瑞刚,只有12岁。两年前,父亲住院时,马瑞刚就从学校辍学回家,和15岁的哥哥马瑞新一起给家里放羊。
“你为啥不上学了?”“你想上学吗?”
面对記者的提问,马瑞刚低头不语,腼腆地笑着。窑洞上的裂痕
此次延安之行,记者走访过吴起、安塞以及延长的一些农村,相比之下,新庄子最为闭塞和贫困。
也许正是因为贫困,年轻人才纷纷选择离开,使新庄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村。71岁的王建英老人也是早年随家 人从山东逃难来到陕北的,辛辛苦苦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儿子,可如今家里只剩下她和老伴儿两个人。老人说,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过年时才回家一次。“村里没有年轻人了,有的去外面打工,有的跟着媳妇走了,都觉得这里太穷,不愿意一辈子在这里。”
新庄子大部分村民居住的都是幾十年前建成的土窑洞。这段时间,很多村民都为自家的窑洞担心不已。
“你到我家去看看,我家的窑都快住不成了。”王建英老人将记者带到她家门口,指着窑壁上的裂痕说“你看这裂缝,我们都不敢往里面住。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反映一下?”
村民李春香家的窑洞已经塌了一小半。她说,以前她家的窑洞很深,灶台就在窑口附近,后来窑口塌了,灶台就不得不往后挪。走进窑洞,记者能明显看到圆弧形的窑顶上,分布着几处裂痕。
“要是上面不压路,窑洞就不会裂。”李春香说。
从去年开始,山下的采油厂为了方便运输,对周边的山路进行了硬化处理,其中一部分路段正好经过新庄子很多村民的窑洞顶部。“有一次我在窑里吃饭,桌上碗筷突然震了起来,我以为地震了,就赶紧往出跑。后来才知道是上面施工。”李春香说,新庄子几乎每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找过油田上的人,可油田上的人说,修路对大家是好事,以后施工小心就是了。
道路施工震裂了窑洞,村民们便找当地政府反映,政府后来做出决定,凡是上报危窑并经过勘测确认的,可获一定比例的补偿。“第一批是一万,第二批五千,到了第三批就成了三千,差的也太大了。而且他们规定,新的窑洞建好后,才能拿到补偿款。我们这儿有几家能先拿出箍窑的钱?”李春香说,政府要求他们先盖窑,再补偿,而村民手里没钱,不拿到补偿款,没办法建新窑洞。
李春香的丈夫高德贵有两个“职业”:白天在山下的采油厂揽工,晚上到山里捉蝎子。一个发蓝光的手电,一个背筐,一个能封闭的罐头瓶,是他捉蝎子的全部装备。
高德贵说,蝎子一般在晚间活动,只要用手电一照,就能清楚看见。捉住的蝎子放在罐头瓶里,多了就密封好放在框里。在新庄子,高德贵算是“捉蝎子高手”,运气好的话,一晚上可捉二两蝎子,能卖20多元。不过,捉蝎子也很危险,“晚上爬山得小心,我被蛇咬过;有一次踩空了,差点跌下山沟。”高德贵拿出一个爬满蝎子的塑料桶,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成果”。
山村里的躁动
天色已晚,记者借宿在村民帅玉英家的窑洞里。
窑洞墙上的一张遗像引起记者的注意。帅玉英说,这是她丈夫王德才。王德才原是当地一座煤矿的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还曾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不幸的是,1983年元旦刚过,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遇难,年仅36岁。这些年,因为不满意有关部门对丈夫善后问题的处理,帅玉英除了含辛茹苦拉扯两个孩子,很多时间都在四处奔走,但收效甚微。
吃过晚饭,张笑莲来到了帅玉英家。一进门,她就对帅玉英说,儿子刚给她打过电话,医院又催款了,让她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我想写个牌牌跪在延安市,求好心人帮帮忙,可害怕别人当我是骗子,把我拉走。”张笑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帅玉英对记者说,张笑莲算得上新庄子生活最贫困的人家,丈夫又得了大病,生活更艰难了。有人向张笑莲建议,干脆把丈夫从医院接回来,用看病的钱买些好吃的,让病人过两天好日子。张笑莲说,她不记恨出“主意”的人,只想着再艰难也要把丈夫的病治好。
在帅玉英家里,记者无意中看到一张《撤离、转移通知单》。帅玉英说,通知单是两个月前发的,当时差点儿发生一件大事。
7月25日晚,一场大雨正在下着,空气中却开始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有人猜测,可能是附近的气井泄露,但谁也没有在意。半夜1点多,村民们接到通知:离村子一公里的杨旗村正在钻探的332号气井发生井喷,起了大火,为防止灾害带来的危险,村民必须立刻撤离到百家台去。
接到通知,所有村民赶紧盖好家里的米瓮水缸,打着手电,沿着泥泞的山路撤到了自家台,然后分住于各农户家中。“那天晚上就跟逃难一样,第二天早上,镇上通知说没事了,我们才回到村里。”帅玉英说。,为了赶班车,记者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了床。
清晨的新庄子十分宁静,只有山下采油厂的点头机还在无休止地工作着。从山下往上看,新庄子已经隐藏在大山深处。
像陕北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新庄子周边地下也埋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已经给一些人带来了利益。但是,新庄子依然贫困,资源开发除了给一些村民提供了打工的机会,更多的财富分配似乎与村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所得到的,反而是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存威胁。
张笑莲的眼泪,王建英老人的担忧,帅玉英的期盼,还有那个12岁辍学男孩的纯真笑脸……开往县城的班车出发了,距离新庄子越来越远,可是,这个村庄一天一夜留给记者的种种影像,却反复闪现在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
9月13日一大早,张笑莲就踏上了延安发往延长县城的班车,满脸愁容。
“我掌柜的(丈夫)在延安四院住院,交给医院的300块钱差不多花完了,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能借的都借了,我实在不知道该咋办?”张笑莲告诉记者,家里的驴和鸡一天都没人照看了,只好留儿子在医院照看父亲,自己回一趟家。
张笑莲双眼肿胀,像是哭过,也像睡眠不好。她想睡会儿,眼睛闭了几秒钟又睁开,双手抱着身前的椅子靠背,希望司机赶紧发车。
张笑莲的心事
张笑莲今年54岁,17岁时从米脂嫁到了延长县七里村镇新庄子村。“我掌柜的排行老三,我嫁过来时,家里四个‘光棍’,爷爷、公公和两个哥哥,家里就我一个女的。”张笑莲说,她与丈夫结婚不久,就和家里分开单过了。家里分给他们一口土窑,现在还住在那里,算下来那口窑洞住了快38年了。
9点10分,汽车从延安出发,在乡村公路上走走停停,接近12点才到延长县城。从县城到新庄子,每天只有一班车,下午两点半发车,票价8元。每天早上7点,班车准时发往县城,这是村民到县城办事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班车司机叫藏伟山,他一直负责延长到关子口这条线路。据他介绍,几年前,班车没有开通时,村民到县城经常靠步行,一走就是大半天。
在县城等车的时间里,张笑莲给家里买了一壶油。她说,半年前买的一壶油快吃完了,出来一趟不容易,顺便捎上。
汽车出了县城,驶进山里。不算高的山头,一座连着一座,夹住了蜿蜒的山路,以及随着道路一起蜿蜒的川地。川地是当地村民最好的庄稼地,地里的玉米已经结穗。张笑莲说,她家有两亩多川地,每年打下的庄稼,留够家里吃的,然后卖掉,再买面粉和大米。
“现在吃的没有问题了,可家里没啥积蓄。不敢得啥大病,谁家有了病人,日子就艰难得很。”也许快到家了,张笑莲心情放松了一些,就着记者的提问,她讲起了家里发生的难事儿。
张笑莲自身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今年6月23日,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延长县一家医院。住院7天,花了2600元,按照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报销了1000多元。出院后,她原本打算再攒些钱,给12岁的小女儿把户口上了,谁知,丈夫却又病倒了。
几天前,丈夫在山下担水时突然栽倒,送往延安的医院,医生确诊为脑梗塞,需住院治疗。医院让她先交1万元,可她手里只有1000多元,加上儿子从山东打工带回来的两千多元,依然差的很远。
“亲戚、乡党,能借的我都借遍了。不是亲戚不愿意帮忙,现在庄稼还没下来,大伙手里也都很紧张。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人,突然就瘫了,要是他会说话还好,可到现在,他就会说个‘一’字。”张笑莲的眼眶里闪出了泪花。
下午4点多,汽车在新庄子村口停下,记者与张笑莲一起下了车。
新庄子不大,有23户人家,108口人。除了山下的几户,大部分村民都在地势较好的山坡上,挖几口窑洞,再把院子圈起来。张笑莲家接近山顶,顺着窄窄的山路向上走,需要10分钟。
村子对面的山下不远处,有一口水窖。张笑莲说,光景好的人家,都在窖里引了水管,再接上水泵,吃水问题就解决了。“我家吃水,都是我掌柜的去窖里担,来回半个小时。下雨天,我们就在院子里放几个盆,接满了就倒在水缸里。”指着不远处的山路,张笑莲说,她的丈夫就是在那里跌倒的。
遇到乡邻询问丈夫的病情,张笑莲的回答十分简单:“没办法呀,就会说个‘一’字。”在半山腰与村民交谈时,张笑莲听到了几声驴叫,笑着说,驴饿了,知道我回来了。这是记者看到张笑莲第一次面露微笑。
到家后,张笑莲先给驴槽添了几把料,又在一个框里铺上干草,径直走向窑壁上凿出的鸡窝。原来,母鸡孵出了鸡仔,她得把小鸡仔放在“新窝”里。“一共10个,两个没出来,是水鸡蛋。”捧着小鸡仔,张笑莲开心地笑了,
“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这下好了,家里原来只有两只鸡,现在是一群了。”
12岁的辍学男孩
记者在新庄子遇到的村民以老年人居多,且大多操山东口音。
现年66岁的李月俊就操一口地道的山东口音。她的父亲随奶奶来到这里时才19岁。据她介绍,这里的村民大多是几十年前从河南、山东逃难来的。
李月俊说,在这里住了60多年,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以前光景不好的时候,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现在温饱没有问题,每年还能分上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一个四口家庭,一年能领5000多元。”
村里的几位老人告诉记者,2080年当地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他们在山地里种土豆、糜子、高梁、荞麦等耐早作物。雨水好的年景,收成就多一些,基本上够全家吃一年,要是遇上大旱,日子就难过了。“2000年,国家让我们种树,还给我们补贴。”老人们说,谁家要有点积蓄,基本上都是退耕还林的补贴。
据一位姓李的村民介绍,他们村的人对退耕还林政策很支持,一是每年的收入固定,有保障;二是不用照看庄稼,省下一部分劳力,可以出去找活干。“山下的采油厂要是搞建设,家里的男人就去揽工,运气好些,一天能挣五、六十元,主要是搬石头一类的简单活、力气活。”
虽然一家人的生活能基本保障,但李月俊却似乎看不到希望。
李月俊的丈夫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留下3个儿子。大儿子十几年前在洛川当了上门女婿,这些年就回来过3次:三儿子在山东打工,三十七、八了还没娶媳妇,几年都没有回来。二儿子在两年前做了心脏手术,花了近10万元。
“能借的我都借了,就为保住儿子一条命。”李月俊说,当初家里就1万多元,余下的医疗费都是借来的,通过合作医疗前后报了1万多元,远远不够还账的。
李月俊家里没有通水管,儿子出院后,不能干重活,下山挑水的活,就落到她的身上。跟张笑莲家一样,只要天下雨,李月俊就在院里放几个盆接雨水。她说,没有通水管的人家,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李月俊说,这是他的孙子,叫马瑞刚,只有12岁。两年前,父亲住院时,马瑞刚就从学校辍学回家,和15岁的哥哥马瑞新一起给家里放羊。
“你为啥不上学了?”“你想上学吗?”
面对記者的提问,马瑞刚低头不语,腼腆地笑着。窑洞上的裂痕
此次延安之行,记者走访过吴起、安塞以及延长的一些农村,相比之下,新庄子最为闭塞和贫困。
也许正是因为贫困,年轻人才纷纷选择离开,使新庄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村。71岁的王建英老人也是早年随家 人从山东逃难来到陕北的,辛辛苦苦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儿子,可如今家里只剩下她和老伴儿两个人。老人说,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过年时才回家一次。“村里没有年轻人了,有的去外面打工,有的跟着媳妇走了,都觉得这里太穷,不愿意一辈子在这里。”
新庄子大部分村民居住的都是幾十年前建成的土窑洞。这段时间,很多村民都为自家的窑洞担心不已。
“你到我家去看看,我家的窑都快住不成了。”王建英老人将记者带到她家门口,指着窑壁上的裂痕说“你看这裂缝,我们都不敢往里面住。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反映一下?”
村民李春香家的窑洞已经塌了一小半。她说,以前她家的窑洞很深,灶台就在窑口附近,后来窑口塌了,灶台就不得不往后挪。走进窑洞,记者能明显看到圆弧形的窑顶上,分布着几处裂痕。
“要是上面不压路,窑洞就不会裂。”李春香说。
从去年开始,山下的采油厂为了方便运输,对周边的山路进行了硬化处理,其中一部分路段正好经过新庄子很多村民的窑洞顶部。“有一次我在窑里吃饭,桌上碗筷突然震了起来,我以为地震了,就赶紧往出跑。后来才知道是上面施工。”李春香说,新庄子几乎每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找过油田上的人,可油田上的人说,修路对大家是好事,以后施工小心就是了。
道路施工震裂了窑洞,村民们便找当地政府反映,政府后来做出决定,凡是上报危窑并经过勘测确认的,可获一定比例的补偿。“第一批是一万,第二批五千,到了第三批就成了三千,差的也太大了。而且他们规定,新的窑洞建好后,才能拿到补偿款。我们这儿有几家能先拿出箍窑的钱?”李春香说,政府要求他们先盖窑,再补偿,而村民手里没钱,不拿到补偿款,没办法建新窑洞。
李春香的丈夫高德贵有两个“职业”:白天在山下的采油厂揽工,晚上到山里捉蝎子。一个发蓝光的手电,一个背筐,一个能封闭的罐头瓶,是他捉蝎子的全部装备。
高德贵说,蝎子一般在晚间活动,只要用手电一照,就能清楚看见。捉住的蝎子放在罐头瓶里,多了就密封好放在框里。在新庄子,高德贵算是“捉蝎子高手”,运气好的话,一晚上可捉二两蝎子,能卖20多元。不过,捉蝎子也很危险,“晚上爬山得小心,我被蛇咬过;有一次踩空了,差点跌下山沟。”高德贵拿出一个爬满蝎子的塑料桶,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成果”。
山村里的躁动
天色已晚,记者借宿在村民帅玉英家的窑洞里。
窑洞墙上的一张遗像引起记者的注意。帅玉英说,这是她丈夫王德才。王德才原是当地一座煤矿的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还曾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不幸的是,1983年元旦刚过,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遇难,年仅36岁。这些年,因为不满意有关部门对丈夫善后问题的处理,帅玉英除了含辛茹苦拉扯两个孩子,很多时间都在四处奔走,但收效甚微。
吃过晚饭,张笑莲来到了帅玉英家。一进门,她就对帅玉英说,儿子刚给她打过电话,医院又催款了,让她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我想写个牌牌跪在延安市,求好心人帮帮忙,可害怕别人当我是骗子,把我拉走。”张笑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帅玉英对记者说,张笑莲算得上新庄子生活最贫困的人家,丈夫又得了大病,生活更艰难了。有人向张笑莲建议,干脆把丈夫从医院接回来,用看病的钱买些好吃的,让病人过两天好日子。张笑莲说,她不记恨出“主意”的人,只想着再艰难也要把丈夫的病治好。
在帅玉英家里,记者无意中看到一张《撤离、转移通知单》。帅玉英说,通知单是两个月前发的,当时差点儿发生一件大事。
7月25日晚,一场大雨正在下着,空气中却开始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有人猜测,可能是附近的气井泄露,但谁也没有在意。半夜1点多,村民们接到通知:离村子一公里的杨旗村正在钻探的332号气井发生井喷,起了大火,为防止灾害带来的危险,村民必须立刻撤离到百家台去。
接到通知,所有村民赶紧盖好家里的米瓮水缸,打着手电,沿着泥泞的山路撤到了自家台,然后分住于各农户家中。“那天晚上就跟逃难一样,第二天早上,镇上通知说没事了,我们才回到村里。”帅玉英说。,为了赶班车,记者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了床。
清晨的新庄子十分宁静,只有山下采油厂的点头机还在无休止地工作着。从山下往上看,新庄子已经隐藏在大山深处。
像陕北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新庄子周边地下也埋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已经给一些人带来了利益。但是,新庄子依然贫困,资源开发除了给一些村民提供了打工的机会,更多的财富分配似乎与村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所得到的,反而是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存威胁。
张笑莲的眼泪,王建英老人的担忧,帅玉英的期盼,还有那个12岁辍学男孩的纯真笑脸……开往县城的班车出发了,距离新庄子越来越远,可是,这个村庄一天一夜留给记者的种种影像,却反复闪现在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