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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与2009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TSCS）的资料，本文探讨并比较两岸民众在宗教活动参与的异同。实证结果发现：是否从小即信仰宗教、是否属于宗教教徒以及民众的宗教态度，对其活动参与频率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宗教参与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
1
一、前言
宗教与经济活动间的探讨长久以来受到经济学家重视？譹？訛，其原因在于社会风气与宗教的互动，会影响到民众经济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的型态，而且宗教与经济活动、社会变化彼此存有关联与影响（Weber，1904，Anderson，1988，McCleary and Barro，2006，Amin and Alam，2008）？譺？訛。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社会在政治或经济发展型态呈现分歧，经济活动与社会风气、流行的变化也因此出现明显的差别性。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大众对于宗教活动的信仰、参与度逐年增加。金泽、邱永辉（2008）、郑风田、阮荣平、刘力（2010）与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3）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在宗教信仰的比重迅速上升，无宗教信仰者比例逐年减少，宗教市场的开拓在近年的中国大陆有蓬勃发展的趋势。此社会现象部分原因与政府管制政策的放松有关（刘胜骥，2001；魏得东，2005），社会文化、机制、经济表现等因素亦可能影响民众对于宗教的需求（Tu et al.， 2011）。相对于中国大陆早期宗教的管制情形，台湾的宗教发展远比中国大陆自由，任何宗教均可自由在台传教。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网络（Chinese Social Survey Network，CSSN）公布之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以及由台湾科技部人文司补助、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进行家户抽样调查的2009年社会变迁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讨论两岸民众在宗教活动参与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实证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台湾社会来说，中国群众教育程度的高低、性别或是家庭经济状况好坏对于宗教活动的参与并未有很明显的影响，其结果与文献上讨论欧美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是否从小即信仰宗教与是否属于某宗教教徒等因素，则对宗教参与有显著的效果。
二、文献回顾
运用經济思维分析人类宗教活动的文献最早回溯至Azzi and Ehrenberg（1975）的研究（简称A-E model），该文以来生消费（afterlife consumption）当做家计单位参与宗教活动的目的。来生消费的预期价值决定于每期宗教活动的投入时间，并进入家计单位的跨期效用函数，同时考虑消费者所得与时间限制式后，追求跨期效用极大化。该研究发现年龄与宗教活动呈现正向关系，意即随着年纪的增长，民众参与宗教活动的程度越高。此外年龄效果会受工资影响，在女性群体中年龄效果较男性群体中显著，而男性群体则显示年龄与宗教活动间呈现U字形，显见青壮年男性受工资影响，而降低参与宗教活动的程度较为强烈。在论及投入宗教活动时间与宗教捐款上，则发现二者具替代性，意实时间成本较低的家计单位或个人会投入较多时间参与宗教活动以替代宗教捐款，反之亦然。
中国大陆与台湾讨论宗教经济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以下就本文相关的研究加以讨论。刘锦添（2001）曾就台湾地区群众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该文指出，台湾的佛教、道教徒群众随着所得的增加上庙宇的次数明显减少，但捐款的金额显著的增加，此与Azzi and Ehrenberg（1975）的研究结果相同。刘胜骥（2001）以历史研究法、政策研究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宗教的发展状况，作者指出自1990年代以后宗教政策的开放，海外宗教得以重返或新进大陆深耕。
综观相关中国大陆宗教活动实证研究可发现，现有的文献多为区域性的研究，样本多局限于特定区域的家户调查。此研究成果固然可针对该地域的社会现象进行评析，但研究成果难以反映大区域或全国性的现象。本文欲以中国的全国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据此进行实证探讨，讨论宗教参与、捐款受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影响为何，并将其与台湾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
三、研究资料
首先，中国大陆的资料采用中国社会网络在中国各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公布最新之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个体数据库进行估计。该调查资料自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中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民委员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为一全国、综合、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资料，也是中国第一个完全开放的大型、科学的社会调查项目。其建置目的系透过定期、系统性收集中国民众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资料，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与相关社会议题，以为政府决策与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之资料。资料调查方式主要透过中国社会调查网络在中国各地成员，如大学、研究机构派出访查员就该省、当地家户进行调查、汇整。数据库性质类似于美国的《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简称CPS），内容包含受访者个人信息、所得水平、家庭背景、消费支出状况、政治态度、宗教行为等方面。
实证上采用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宗教活动参与的频繁程度与宗教捐款金额，我们定义前者为四项级别：0代表该样本从未参与宗教活动，1表示一年内曾有参与宗教活动，2代表一个月内曾参与宗教活动，3则表示一周内有参与活动。其他变量设定如下：教育程度（年）、是否已婚（婚姻变量）、性别、年龄、个人月所得值？譻？訛、是否自小即信仰宗教、是否曾有失业经验、宗教态度（是否相信神，相信的程度大小）、是否为佛教徒、天主、基督教徒。选择这些变量原因在于，本文欲探讨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教育程度）、对宗教的态度与信仰度、个人经济状况以及职场上有无失业的经历，是否对其宗教参与产生影响。总计台湾样本共有1319笔，中国大陆样本为2973笔。表2整理叙述统计，该表上、下半部分别列举台湾与中国大陆民众所有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极大值和极小值。可发现，中国民众在宗教活动参与上多数民众属未参与或一年内曾经参与，相对低于台湾社会上的宗教参与热忱。另外，在教育程度、宗教态度（是否相信神）、是否自小即信仰宗教，以及所得变量等，台湾民众的比例度均高于中国大陆民众。如从宗教教徒比重来看，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信仰的样本台湾约占全体26%、中国大陆则约为8%。这样的现象显示中国大陆可能因宗教开放晚于台湾，以致中国大陆的宗教信徒较台湾来得少。 四、实证估计结果
表3就全体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为便于与文献做比较探讨，我们以宗教活动参与的频繁程度做为因变量，其他变量做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探讨。我们发现教育程度对两岸民众宗教活动参与有显著且负向的影响，该变量对于台湾民众的影响相对高于对大陆民众（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21与-0.005），这样的结果与欧美的研究有所不同。刘锦添（2001）指出，在美国与英国的研究中教育水平和宗教参与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然则该研究应用1994年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发现民众教育程度与宗教参与没有明显的关联性。以本文的估计来看，结果也与刘锦添（2001）不同。造成这样的差异或许与文化差异或宗教特质的不同有关，故使得华人与西方世界出现的结果相异，此外和刘锦添（2001）的不同也许和宗教活动参与的变迁有关，但此尚待后续研究论证。
五、结论
参考国内外文献探讨宗教行为使用的实证分析方式，我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及《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分析两岸民众的宗教参与，补充相关文献并做比较，并探讨是否存有差异。从估计结果可知，性别或是经济状况，对于中国大陆民众的宗教活动参与并未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些因素却明显的影响台湾民众的宗教参与。在比较台湾与中国大陆民众宗教活动与文献上的差异，我们发现教育程度对中国民众宗教参与的影响相对低于台湾；另外在自小是否信仰宗教的评估上两岸的估计结果则呈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总结来看，台湾的实证样本估计结果与欧美文献较为一致，中国的实证结果则呈现较多相反的结果，这可能是东西社会文化不同所产生的，而台湾一般被认为相对较为西化。推测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有可能中国大陆民众在宗教信仰的目的并不若Azzi and Ehrenberg（1975）等文献所讲是为了追求来生消费，而是如另一支理论Sullivan（1985）所認为的参与宗教活动是为了获得当期效用；二是可能与压力有关，也许在中国社会中某一特定年龄层因为压力进而寻求宗教慰藉，因此参与的频率增加。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或待后续研究深入讨论之。
注释
①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类信仰宗教不单可提升自身的道德情操，且会影响未来的所得报酬，一个追求所得极大的个人会有经济诱因去参与宗教活动。马克思理论则认为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与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且宗教活动也反映了现实中的生产关系。
②关于相关文献汇整与梳理，读者可参考Iannccone（1998）与McCleary and Barro （2006）。
③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样本所得我们均转变为新台币（单位：元）并取对数。
参考文献
[1]阮荣平，郑风田，刘力.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社会（上海），第4期（2013年8月），页193-224.
[2]刘锦添.宗教活动的经济分析——台湾的实证.经济论文丛刊，第29卷第1期（2001年3月），页1-19.
[3]刘胜骥.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宗教之发展.中国大陆研究，第44卷第12期（2001年12月），页65-89.
[4]郑风田，阮荣平，刘力.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经济研究（北京），第9卷第3期（2010年4月），页829-850.
[5]魏德东.从经济学角度看宗教.世界宗教文化，第1期（2005年3月），页1-4.
[6]Azzi，Corry and Ronald Enrenberg，“Household Allocation of Time and Church Attend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4，No.1，（February，1975），pp.27-56.
[7]Iannaccone，Lauence R.，“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6，（September 1998），pp.1465-1496.
[8]McCleary，Rachel M.and Robert J.Barro，“Religion and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2，（Spring，2006），pp.49-72.
作者简介：杨阳（1996-），女，浙江台州人，温州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金融学；周秝宸（1984-），男，台湾台北人，台湾政治大学经济学博士，温州商学院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关键词】宗教参与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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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宗教与经济活动间的探讨长久以来受到经济学家重视？譹？訛，其原因在于社会风气与宗教的互动，会影响到民众经济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的型态，而且宗教与经济活动、社会变化彼此存有关联与影响（Weber，1904，Anderson，1988，McCleary and Barro，2006，Amin and Alam，2008）？譺？訛。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社会在政治或经济发展型态呈现分歧，经济活动与社会风气、流行的变化也因此出现明显的差别性。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大众对于宗教活动的信仰、参与度逐年增加。金泽、邱永辉（2008）、郑风田、阮荣平、刘力（2010）与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3）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在宗教信仰的比重迅速上升，无宗教信仰者比例逐年减少，宗教市场的开拓在近年的中国大陆有蓬勃发展的趋势。此社会现象部分原因与政府管制政策的放松有关（刘胜骥，2001；魏得东，2005），社会文化、机制、经济表现等因素亦可能影响民众对于宗教的需求（Tu et al.， 2011）。相对于中国大陆早期宗教的管制情形，台湾的宗教发展远比中国大陆自由，任何宗教均可自由在台传教。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网络（Chinese Social Survey Network，CSSN）公布之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以及由台湾科技部人文司补助、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进行家户抽样调查的2009年社会变迁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讨论两岸民众在宗教活动参与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实证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台湾社会来说，中国群众教育程度的高低、性别或是家庭经济状况好坏对于宗教活动的参与并未有很明显的影响，其结果与文献上讨论欧美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是否从小即信仰宗教与是否属于某宗教教徒等因素，则对宗教参与有显著的效果。
二、文献回顾
运用經济思维分析人类宗教活动的文献最早回溯至Azzi and Ehrenberg（1975）的研究（简称A-E model），该文以来生消费（afterlife consumption）当做家计单位参与宗教活动的目的。来生消费的预期价值决定于每期宗教活动的投入时间，并进入家计单位的跨期效用函数，同时考虑消费者所得与时间限制式后，追求跨期效用极大化。该研究发现年龄与宗教活动呈现正向关系，意即随着年纪的增长，民众参与宗教活动的程度越高。此外年龄效果会受工资影响，在女性群体中年龄效果较男性群体中显著，而男性群体则显示年龄与宗教活动间呈现U字形，显见青壮年男性受工资影响，而降低参与宗教活动的程度较为强烈。在论及投入宗教活动时间与宗教捐款上，则发现二者具替代性，意实时间成本较低的家计单位或个人会投入较多时间参与宗教活动以替代宗教捐款，反之亦然。
中国大陆与台湾讨论宗教经济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以下就本文相关的研究加以讨论。刘锦添（2001）曾就台湾地区群众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该文指出，台湾的佛教、道教徒群众随着所得的增加上庙宇的次数明显减少，但捐款的金额显著的增加，此与Azzi and Ehrenberg（1975）的研究结果相同。刘胜骥（2001）以历史研究法、政策研究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宗教的发展状况，作者指出自1990年代以后宗教政策的开放，海外宗教得以重返或新进大陆深耕。
综观相关中国大陆宗教活动实证研究可发现，现有的文献多为区域性的研究，样本多局限于特定区域的家户调查。此研究成果固然可针对该地域的社会现象进行评析，但研究成果难以反映大区域或全国性的现象。本文欲以中国的全国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据此进行实证探讨，讨论宗教参与、捐款受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影响为何，并将其与台湾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
三、研究资料
首先，中国大陆的资料采用中国社会网络在中国各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公布最新之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个体数据库进行估计。该调查资料自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中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民委员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为一全国、综合、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资料，也是中国第一个完全开放的大型、科学的社会调查项目。其建置目的系透过定期、系统性收集中国民众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资料，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与相关社会议题，以为政府决策与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之资料。资料调查方式主要透过中国社会调查网络在中国各地成员，如大学、研究机构派出访查员就该省、当地家户进行调查、汇整。数据库性质类似于美国的《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简称CPS），内容包含受访者个人信息、所得水平、家庭背景、消费支出状况、政治态度、宗教行为等方面。
实证上采用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宗教活动参与的频繁程度与宗教捐款金额，我们定义前者为四项级别：0代表该样本从未参与宗教活动，1表示一年内曾有参与宗教活动，2代表一个月内曾参与宗教活动，3则表示一周内有参与活动。其他变量设定如下：教育程度（年）、是否已婚（婚姻变量）、性别、年龄、个人月所得值？譻？訛、是否自小即信仰宗教、是否曾有失业经验、宗教态度（是否相信神，相信的程度大小）、是否为佛教徒、天主、基督教徒。选择这些变量原因在于，本文欲探讨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教育程度）、对宗教的态度与信仰度、个人经济状况以及职场上有无失业的经历，是否对其宗教参与产生影响。总计台湾样本共有1319笔，中国大陆样本为2973笔。表2整理叙述统计，该表上、下半部分别列举台湾与中国大陆民众所有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极大值和极小值。可发现，中国民众在宗教活动参与上多数民众属未参与或一年内曾经参与，相对低于台湾社会上的宗教参与热忱。另外，在教育程度、宗教态度（是否相信神）、是否自小即信仰宗教，以及所得变量等，台湾民众的比例度均高于中国大陆民众。如从宗教教徒比重来看，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信仰的样本台湾约占全体26%、中国大陆则约为8%。这样的现象显示中国大陆可能因宗教开放晚于台湾，以致中国大陆的宗教信徒较台湾来得少。 四、实证估计结果
表3就全体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为便于与文献做比较探讨，我们以宗教活动参与的频繁程度做为因变量，其他变量做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探讨。我们发现教育程度对两岸民众宗教活动参与有显著且负向的影响，该变量对于台湾民众的影响相对高于对大陆民众（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21与-0.005），这样的结果与欧美的研究有所不同。刘锦添（2001）指出，在美国与英国的研究中教育水平和宗教参与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然则该研究应用1994年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发现民众教育程度与宗教参与没有明显的关联性。以本文的估计来看，结果也与刘锦添（2001）不同。造成这样的差异或许与文化差异或宗教特质的不同有关，故使得华人与西方世界出现的结果相异，此外和刘锦添（2001）的不同也许和宗教活动参与的变迁有关，但此尚待后续研究论证。
五、结论
参考国内外文献探讨宗教行为使用的实证分析方式，我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及《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分析两岸民众的宗教参与，补充相关文献并做比较，并探讨是否存有差异。从估计结果可知，性别或是经济状况，对于中国大陆民众的宗教活动参与并未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些因素却明显的影响台湾民众的宗教参与。在比较台湾与中国大陆民众宗教活动与文献上的差异，我们发现教育程度对中国民众宗教参与的影响相对低于台湾；另外在自小是否信仰宗教的评估上两岸的估计结果则呈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总结来看，台湾的实证样本估计结果与欧美文献较为一致，中国的实证结果则呈现较多相反的结果，这可能是东西社会文化不同所产生的，而台湾一般被认为相对较为西化。推测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有可能中国大陆民众在宗教信仰的目的并不若Azzi and Ehrenberg（1975）等文献所讲是为了追求来生消费，而是如另一支理论Sullivan（1985）所認为的参与宗教活动是为了获得当期效用；二是可能与压力有关，也许在中国社会中某一特定年龄层因为压力进而寻求宗教慰藉，因此参与的频率增加。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或待后续研究深入讨论之。
注释
①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类信仰宗教不单可提升自身的道德情操，且会影响未来的所得报酬，一个追求所得极大的个人会有经济诱因去参与宗教活动。马克思理论则认为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与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且宗教活动也反映了现实中的生产关系。
②关于相关文献汇整与梳理，读者可参考Iannccone（1998）与McCleary and Barro （2006）。
③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样本所得我们均转变为新台币（单位：元）并取对数。
参考文献
[1]阮荣平，郑风田，刘力.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社会（上海），第4期（2013年8月），页193-224.
[2]刘锦添.宗教活动的经济分析——台湾的实证.经济论文丛刊，第29卷第1期（2001年3月），页1-19.
[3]刘胜骥.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宗教之发展.中国大陆研究，第44卷第12期（2001年12月），页65-89.
[4]郑风田，阮荣平，刘力.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经济研究（北京），第9卷第3期（2010年4月），页829-850.
[5]魏德东.从经济学角度看宗教.世界宗教文化，第1期（2005年3月），页1-4.
[6]Azzi，Corry and Ronald Enrenberg，“Household Allocation of Time and Church Attend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4，No.1，（February，1975），pp.27-56.
[7]Iannaccone，Lauence R.，“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6，（September 1998），pp.1465-1496.
[8]McCleary，Rachel M.and Robert J.Barro，“Religion and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2，（Spring，2006），pp.49-72.
作者简介：杨阳（1996-），女，浙江台州人，温州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金融学；周秝宸（1984-），男，台湾台北人，台湾政治大学经济学博士，温州商学院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