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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正如本文作者所言，“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本文作者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评述了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大陆的八种思潮。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本刊从2012年第6期起，逐一向大家介绍这八种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遭诅咒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共发表“九评”（连续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让我们挑出一篇“八评”看看。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者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赫然代表最高权威。
该文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
这篇文章对主张和平过渡的各国社会党也做出了否定性评价：“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文章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批判文章铺天盖地的结果，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
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只能享受“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事情起了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发表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比如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殷叙彝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为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资讯。东方出版社出版刘芸影翻译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也为读者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
然而，“江流曲似九回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己身，于是再度高调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重新抬头。当时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一书。该书第7页说：“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被那里的右翼用来作为向资本主義急速过渡的桥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第20页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以人道主义为主线和核心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哲学……这一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倒有着更多的相近。”
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徐崇温著《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这一节一开头（第58页）就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社会改良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指导着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还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政策。”
当然，9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趋势。这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新一轮解放思想浪潮兴起，不但为改革开放带来转机，也给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开启了新的路向。
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访问中国，标志中共与社会党关系正常化。
就在同一年，英国布莱尔率领新工党上台执政，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新工党1995年党章宣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的目标是：公正社会、开放政体和健康环境。一方面，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分配不公）；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所有制（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段时期内，中国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翻译与研究热，诸多中国学者研究“第三条道路”的著作纷纷出版。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峰著《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研究——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何秉孟、姜辉著《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史志钦著《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等，对民主社会主义做了相对客观的介绍与评论。
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也摘掉了内部出版的“灰皮书”的帽子，先后由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销售，受到读者欢迎。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颇受国人关注。当下，国人对于中国未来路径争论颇多，而民主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主义，自然引起极大兴趣，民主社会主义渐渐走红。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遭诅咒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共发表“九评”（连续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让我们挑出一篇“八评”看看。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者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赫然代表最高权威。
该文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
这篇文章对主张和平过渡的各国社会党也做出了否定性评价：“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文章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批判文章铺天盖地的结果，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
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只能享受“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事情起了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发表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比如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殷叙彝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为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资讯。东方出版社出版刘芸影翻译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也为读者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
然而，“江流曲似九回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己身，于是再度高调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重新抬头。当时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一书。该书第7页说：“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被那里的右翼用来作为向资本主義急速过渡的桥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第20页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以人道主义为主线和核心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哲学……这一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倒有着更多的相近。”
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徐崇温著《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这一节一开头（第58页）就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社会改良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指导着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还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政策。”
当然，9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趋势。这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新一轮解放思想浪潮兴起，不但为改革开放带来转机，也给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开启了新的路向。
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访问中国，标志中共与社会党关系正常化。
就在同一年，英国布莱尔率领新工党上台执政，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新工党1995年党章宣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的目标是：公正社会、开放政体和健康环境。一方面，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分配不公）；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所有制（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段时期内，中国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翻译与研究热，诸多中国学者研究“第三条道路”的著作纷纷出版。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峰著《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研究——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何秉孟、姜辉著《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史志钦著《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等，对民主社会主义做了相对客观的介绍与评论。
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也摘掉了内部出版的“灰皮书”的帽子，先后由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销售，受到读者欢迎。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颇受国人关注。当下，国人对于中国未来路径争论颇多，而民主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主义，自然引起极大兴趣，民主社会主义渐渐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