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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应对当前动荡的全球金融体系，全球政治力量格局都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发生转移，这会实际影响到全球的商业和国际贸易。
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领跑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如今正在坍塌，这不能不令人震惊。各国忙着利用手头的资本，为自己开出简明的良方，以期待迎来下一轮的经济复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追随者并未幸免于难，不过一旦提前逃过这场经济栓塞，他们将从中汲取教训。垮台的大亨们曾经总是吹嘘拥有如何完备的经济体制，但现在他们自己都已对此失去了信心。
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会为其自身播下毁灭的种子，列宁也预计金融资本主义(西方当前所推行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舞台。两人都认为，当资本积聚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时，他们就会利用其资本，损害他人利益。从目前来看，最容易出现运行紊乱的部门正是这样的金融服务部门。鉴于该部门是市场经济的中央枢纽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紊乱现象，几乎难以避免。
世界权力向东转移
对西方而言，当前的困境不同于过去50年中所爆发的任何一场危机。它来势更迅猛，影响更深远。由于信贷业务突然收紧，各商业部门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在此情况下，它们只能停止而非放缓贸易，这使得失业率迅速攀升。银根收紧已使房地产市场严重受挫，劳动力流动性下降，让人们难逃高失业率所带来的被社会遗弃的厄运。
失业与不完善的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给如今的西方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压力。犯罪率和疾病率的上升、家庭的破裂、社会的骚动以及激进的政治动乱，都是每一场大危机所留下的历史印记。不要忘记，1926年英国大罢工之后，当时政府因为担心罢工和骚乱会引发民众的革命激情，而在伦敦派出装甲车护送食品。
无论如何应对当前动荡的全球金融体系，全球政治力量格局都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发生转移，这会实际影响到全球的商业和国际贸易。西方国家的剩余资本，包括对全球政治、外交、经济、商业的影响力正逐渐减弱。同时，这种影响力正从西方向正在创造剩余资本的亚洲和中东地区转移。2007年，卡塔尔资助并促成黎巴嫩和平进程的实现；中国促成罗伯特·穆加贝与津巴布韦民革运反对党进行和谈。
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影响力转移是一种长期趋势，而并非是在一朝一夕间能够实现的结果。当前，虽然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但全球经济依然是美元为主导的，这极大地促成了美国筹集资本的能力，并以此来推动其经济复苏。
西方模式“颜面扫地”
2008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成为冰岛、乌克兰、匈牙利和巴基斯坦等国最后的“救命稻草”，而且求助国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但自从2003年以来，该组织的贷款计划已萎缩将近80％。不过，当前形势阻止了这种萎缩趋势，其未来的借款项目很可能集中在稳定经济方面，而非上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和产业政策改革方面。这反映出正在衰落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识到了稳定全球经济的紧迫性。
西方政府及其监察制度并未能有效预测和彻底阻止危机的发生，即使一些国家及时采取果断行动以期恢复当前市场运营紊乱的局势。从各国自身情况来看，这种困境使政府面临国内的政治威胁；从全球角度看，当前的经济发展困境模式已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西欧国家逐渐采取了部分国有化的政策，到了6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国有化和进口替代产业化的进程。盛行于上世纪80、90年代西欧国家的私有化、公私合作和金融自由化等经济尝试在90年代到2l世纪初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蔓延。“华盛顿共识”正体现了这一私有化进程。因此在未来的十年内，即使银行不被完全国有化，我们也可以预见一个受到政府高度监管的银行部门。西方国家应对自己制造的危机时犹豫不决的态度和行为使他们十分被动地采纳加强中央管理的模式。
相反地，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经历了自己酿成的银行危机之后，便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监管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中国的银行虽然缺乏市场元素，但这也让它们免受了西方市场体系的困扰。中国对银行业的管理方式很简单：就是告诉银行该做些什么，应该向哪种社会部门或地区增减投放贷款。例如，2008年，中国政府让国有银行取消四川地震灾区居民的所有贷款，并为灾民提供低利率贷款。这种方式与政府向该地区单独注资行为相比，效率更高，速度更快。
1998年，当马来西亚的GDP下降7.4％后，各银行高层官员被要求每年发放贷款增长最低不少8％的目标。该行动对银行是冒险性的，但这种冒险行为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有益处的。
从政治上讲，银行以及它们的借款行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与市场相关。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对金融的监管程度进一步加深。过去人们常常假设，金融服务部门将呈线性发展，而较低程度的金融监管是其发展的最终阶段，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领先优势。但现在，这一假设已遭到了质疑。
中国将推动一场发展变革
当前，金融市场上各种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必将使得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很难继续称为典范。而且，由于民主选举制度，西方领导人常常受到大众思想的影响，这更可能削弱其危机管理能力，甚至带来决策失误。相对来讲，中國虽然同样担忧全球危机带来的失业危机，但她行动起来可能更加迅速和果断。
在过去的三年中，胡锦涛主席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这完全适应中国的当前形势：大范围失业的威胁和社会安全保障的匮乏。中国每年需要创造2400万个工作岗位来维持就业平衡。同时，中国也已经积累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将一大部分投入美国国债和高利率的稳定收益资产，当前中国资产趋于多样化，拥有许多西方公司的少部分股票份额。如在英国，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持有巴克莱银行、乐购集团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和BG集团的股份。尤其是在当前获利相当低的情况下’中国将使对外投资逐渐多样化，并从美国的固定收入投资中转移出来。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现已告知中国的投资银行，中信集团要退出挽救雷曼兄弟公司的谈判。因此，中国这种对外投资多样化政策不可能用来挽救困境中的西方金融体系。
总而言之，与2009年年初相比，中国在年底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作用。当前，中国经济的规模正推动着一场更大的发展变革——最终超越美国。25年后，中美力量的平衡局面将会与现在迥然不同。
(感谢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赵昌会对本文的大力协助)
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领跑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如今正在坍塌，这不能不令人震惊。各国忙着利用手头的资本，为自己开出简明的良方，以期待迎来下一轮的经济复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追随者并未幸免于难，不过一旦提前逃过这场经济栓塞，他们将从中汲取教训。垮台的大亨们曾经总是吹嘘拥有如何完备的经济体制，但现在他们自己都已对此失去了信心。
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会为其自身播下毁灭的种子，列宁也预计金融资本主义(西方当前所推行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舞台。两人都认为，当资本积聚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时，他们就会利用其资本，损害他人利益。从目前来看，最容易出现运行紊乱的部门正是这样的金融服务部门。鉴于该部门是市场经济的中央枢纽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紊乱现象，几乎难以避免。
世界权力向东转移
对西方而言，当前的困境不同于过去50年中所爆发的任何一场危机。它来势更迅猛，影响更深远。由于信贷业务突然收紧，各商业部门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在此情况下，它们只能停止而非放缓贸易，这使得失业率迅速攀升。银根收紧已使房地产市场严重受挫，劳动力流动性下降，让人们难逃高失业率所带来的被社会遗弃的厄运。
失业与不完善的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给如今的西方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压力。犯罪率和疾病率的上升、家庭的破裂、社会的骚动以及激进的政治动乱，都是每一场大危机所留下的历史印记。不要忘记，1926年英国大罢工之后，当时政府因为担心罢工和骚乱会引发民众的革命激情，而在伦敦派出装甲车护送食品。
无论如何应对当前动荡的全球金融体系，全球政治力量格局都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发生转移，这会实际影响到全球的商业和国际贸易。西方国家的剩余资本，包括对全球政治、外交、经济、商业的影响力正逐渐减弱。同时，这种影响力正从西方向正在创造剩余资本的亚洲和中东地区转移。2007年，卡塔尔资助并促成黎巴嫩和平进程的实现；中国促成罗伯特·穆加贝与津巴布韦民革运反对党进行和谈。
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影响力转移是一种长期趋势，而并非是在一朝一夕间能够实现的结果。当前，虽然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但全球经济依然是美元为主导的，这极大地促成了美国筹集资本的能力，并以此来推动其经济复苏。
西方模式“颜面扫地”
2008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成为冰岛、乌克兰、匈牙利和巴基斯坦等国最后的“救命稻草”，而且求助国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但自从2003年以来，该组织的贷款计划已萎缩将近80％。不过，当前形势阻止了这种萎缩趋势，其未来的借款项目很可能集中在稳定经济方面，而非上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和产业政策改革方面。这反映出正在衰落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识到了稳定全球经济的紧迫性。
西方政府及其监察制度并未能有效预测和彻底阻止危机的发生，即使一些国家及时采取果断行动以期恢复当前市场运营紊乱的局势。从各国自身情况来看，这种困境使政府面临国内的政治威胁；从全球角度看，当前的经济发展困境模式已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西欧国家逐渐采取了部分国有化的政策，到了6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国有化和进口替代产业化的进程。盛行于上世纪80、90年代西欧国家的私有化、公私合作和金融自由化等经济尝试在90年代到2l世纪初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蔓延。“华盛顿共识”正体现了这一私有化进程。因此在未来的十年内，即使银行不被完全国有化，我们也可以预见一个受到政府高度监管的银行部门。西方国家应对自己制造的危机时犹豫不决的态度和行为使他们十分被动地采纳加强中央管理的模式。
相反地，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经历了自己酿成的银行危机之后，便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监管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中国的银行虽然缺乏市场元素，但这也让它们免受了西方市场体系的困扰。中国对银行业的管理方式很简单：就是告诉银行该做些什么，应该向哪种社会部门或地区增减投放贷款。例如，2008年，中国政府让国有银行取消四川地震灾区居民的所有贷款，并为灾民提供低利率贷款。这种方式与政府向该地区单独注资行为相比，效率更高，速度更快。
1998年，当马来西亚的GDP下降7.4％后，各银行高层官员被要求每年发放贷款增长最低不少8％的目标。该行动对银行是冒险性的，但这种冒险行为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有益处的。
从政治上讲，银行以及它们的借款行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与市场相关。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对金融的监管程度进一步加深。过去人们常常假设，金融服务部门将呈线性发展，而较低程度的金融监管是其发展的最终阶段，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领先优势。但现在，这一假设已遭到了质疑。
中国将推动一场发展变革
当前，金融市场上各种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必将使得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很难继续称为典范。而且，由于民主选举制度，西方领导人常常受到大众思想的影响，这更可能削弱其危机管理能力，甚至带来决策失误。相对来讲，中國虽然同样担忧全球危机带来的失业危机，但她行动起来可能更加迅速和果断。
在过去的三年中，胡锦涛主席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这完全适应中国的当前形势：大范围失业的威胁和社会安全保障的匮乏。中国每年需要创造2400万个工作岗位来维持就业平衡。同时，中国也已经积累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将一大部分投入美国国债和高利率的稳定收益资产，当前中国资产趋于多样化，拥有许多西方公司的少部分股票份额。如在英国，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持有巴克莱银行、乐购集团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和BG集团的股份。尤其是在当前获利相当低的情况下’中国将使对外投资逐渐多样化，并从美国的固定收入投资中转移出来。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现已告知中国的投资银行，中信集团要退出挽救雷曼兄弟公司的谈判。因此，中国这种对外投资多样化政策不可能用来挽救困境中的西方金融体系。
总而言之，与2009年年初相比，中国在年底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作用。当前，中国经济的规模正推动着一场更大的发展变革——最终超越美国。25年后，中美力量的平衡局面将会与现在迥然不同。
(感谢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赵昌会对本文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