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九日，山区的夜晚早早地降临了。
　　淳安县治所在地排岭镇（即今千岛湖镇）上的每一户人家，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餐桌上的欢聚照例就开始了。县府机关事务局一间外墙漆成紫红色（俗称红楼）的单身宿舍里，满脸雀斑、穿着牛仔裤、身体单薄矮小、抽烟很凶的一名年轻人，此刻神色平静，却深陷于人生最最绝望的一刻。这会儿，老旧的写字台上，摆开着两只酒杯，其中的一只，已经倒满了四十一度的虎跑泉牌白酒（当地俗呼老虎酒），闻着这几年已经相当熟悉的老酒味，年轻人端起酒杯，头一仰，咕嘟喝下一大口；紧接着，他凝视了一会儿摆在面前的另一只酒杯，很沉重地端起来，盯视了一会儿，可酒杯还没有凑近嘴巴，一股刺鼻的气味迎面拂来，钻入鼻孔，也顾不得那股恶心的气味了，年轻人神色端凝，双目含泪，果决地头一仰，忍受着喉咙一阵烧灼的痛感，咕嘟一声，也是一大口喝下……就这样，这一年，虚龄二十九岁的诗人方向，一口老虎酒，一口剧毒的甲胺磷农药，义无反顾地践行了他这一年里时常唠叨在嘴巴上的那个“死”字。死，很快从一个抽象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动词，紧接着，又飘散开去，幻化成了一个任人评说的形容词。
　　但说到死，日落以及幽暗
　　请你水到渠成，保持沉默
　　不仅口头说到“死”，其实也早就写到过它了。这是方向最后写下的《挽留》一诗中的两行。这一刻，什么都挽留不住一个年青诗人赴死的愿望。烈酒加快了剧毒农药在血液里的运行，诗人的死亡，很快就水到渠成。
　　此时正在工厂里与工友们玩牌的詹黎平，接获诗友王国年匆匆的告知后，牌一甩，站起身来就走。两人匆匆忙忙赶赴方向的单人宿舍。推门而入的那一刻，诗人的这两位朋友完全惊呆了。
　　“一个人，站着是有一个气场的，可是，方向死了，人斜躺在单人床上，就像一张白纸，那么轻，那么轻……”
　　可是死亡是有重量感的。都快二十七年了，当我问及方向那一晚惨烈的赴死，现在仍在努力写诗的詹黎平这样跟我回忆当时的细节。
　　这惨烈之事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不过，仔细想想，也并非全在意料之外，只是一切太过于突然。事发之前的有些事，詹黎平他们当时也许不觉得，事发之后就清楚了，它们正是方向赴死的某种预兆。
　　也就是两天前的十月十七日晚上，手头并不宽裕的方向找到牌岭镇上一家简陋的小吃店，掏钱请詹黎平和一对朋友夫妇一道喝酒。“他温了四五斤黄酒，炒了四个小菜。”詹说，“那晚的主菜是兔肉炒萝卜丝，店主根本没有炒熟。他好像故意没有炒，闻上去一股腥味儿不说，还咬不开，也根本下不了肚。”那天酒后，詹黎平，这位方向的小友护送方向回到红楼的单身宿舍。方向叫住了他，两人聊了一会儿。突然，方向拉开一只旧写字台的抽屉，胡翻乱找一阵之后，拿出了一支钢笔，反常地非要送詹黎平不可。
　　第二天也就是十八日的中午，据詹黎平的工友告知，方向还去詹当时谋生的工厂宿舍找他，但詹黎平因在车间加班，方向并没有找到他。如此匆匆前来，诗人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吩咐朋友去完成呢？现在谁也无从知道了。
　　方向死后的第二天，詹黎平陪淳安县文联的工作人员去方向老家左口乡显后村，他们嗫嚅着向诗人的父亲讲完方向的死事，如释重负地又陷入了沉默。痛苦的方向父亲也沉默了好久好久，冷不丁开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前几天，家里的门梁突然掉了下来……
　　在老实巴交的方向父亲眼里，这是他们家的一种不祥的预兆。
　　方向之死，使得这个贫寒之家的某种希望硬生生地破灭了。也使得他这一年里交往最多的朋友詹黎平放弃了视之为生命的诗歌创作。此后二十年，詹黎平没有触动诗歌。而王国年从此干脆放弃了文学创作，尽管后来方向的文联秘书长职位由他继任。但，在很多年里，诗，不约而同地成为活着的方向的朋友们之间约定俗成的一个忌口。
　　不用说，诗人之死轰动了那一年安静的淳安县城排岭镇。
　　排岭，是清代的易名，明嘉靖《淳安县志》作“牌岭”。这个命名，很可以看出此地的地貌。说一句实话，那一年的排岭镇不大，走一圈不过十来分钟。这个噩耗，也就很快传遍小县城的角角落落。方向的自杀，其实不独排岭镇吃了一惊，由于离之前诗人海子的卧轨身亡，时间也只过去了一年半，身在南方的方向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离世，消息传出，也着实给当年的中国诗坛不小的震动。
　　此时的方向，在诗坛同行的眼里已经成名。这里有一首《对一个红薯的渴望》的诗和一组刊发于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诗歌报》的组诗《农业的黄昏》可为佐证。
　　现在我仍回忆得起来，当年我读到方向的这两个作品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吃惊，并为之暗暗叫好。
　　我记得是在一张报纸上读到这首《对一个红薯的渴望》的：
　　在这样的夜晚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红薯
　　像父亲的手来到我的桌上
　　这样的一个红薯
　　又像远道而来的红孩子
　　刚从火塘里跳出来
　　身披尘土
　　它来到我的桌上
　　这是一首奇特的诗，是方向第一首见个性的诗。它的出众之处在于，诗人这么早就天才地认识到了抒情诗歌中叙述元素的重要性。整首诗，语调舒缓，如同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有一个人在跟你在拉家常一般。诗分两节，前一节，长度居然达到三十六行，后一节，却唯有悚然起惊的这么一行。诗歌在相当具体地描绘了红孩儿一般的一颗红薯之后，忽然来了一次大力的收束——“桌上空无一物”。这个结尾好生荒诞，却又令人悚然起惊。这六个字，恰如六记巴掌，把痴迷于正宗红薯香味的读者啪啪啪给拍醒了过来。当然，在诗的技艺上，这是节段与节段间刻意制造的一股张力。但正是这一行，让前三十六行一口气制造的一个密實的诗歌空间有了一片意味深长的飞白。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唯一不间断订阅的文学刊物是安徽宿州路九号寄出的《诗歌报》（后更名《诗歌报月刊》）。那年，我在桐乡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中学教书育人。我一边教语文，一边坚持读诗和写诗。上午九点钟光景，一阵丁零当啷的铃声和链条声响过，踏着脚踏车的邮递员小杨照例递给我一份对开大报，那是我每次早早守候着的一道精神大餐。我依旧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诗歌报》收到时，我迫不及待打开的那个瞬间——在“诗坛新星”的栏目下，一眼就看到了方向的组诗《农业的黄昏》。快读之下，大为惊叹。正是这组诗，诗人开始在中国诗坛建立起自己的知名度。
　　一年以后，当方向自杀的消息传到，我与诗人虽缘悭一面，却有满腔的说不出的吃惊和悲痛。过了一些时候，我在一位写诗的朋友那里读到方向自己打印制作的最后一辑八首诗：《出神》《感谢》《质朴即绝对》《天使与战士》《拆解文字》《恍惚马年》《悔悟》《挽留》。多么好的八首诗，我恭恭敬敬地抄录在了一个笔记本上，既是致敬，更是学习。此后，我有机会不断听到沈泽宜、伊甸、柯平等诗友充满遗憾地谈起方向以及他短暂的诗歌生涯。
　　方向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八一年考入湖州师专，在大学老师、诗人和诗评家沈泽宜先生的影响下，开始了他短暂而卓绝的诗歌生涯。一九八四年，师专毕业分配至淳安县教育局。一年后的一九八五年，我考入湖州师专。再一年，沈先生教我当代文学课，重点讲解今天派特别是北岛的诗歌。此后，我也开始了迄今仍没有放弃的诗歌创作。由此可知，方向实是我的同门师兄。而他与我此后关系紧密的两位老友柯平和伊甸，私交也极为密切。正是这多层的关系，多年来，我一直有到方向墓上深鞠一躬的愿望。
　　沈先生的晚年，曾要求伊甸、沈健与我编辑重新恢复的《远方诗刊》。二〇〇九年，复刊的第一期《远方诗刊》上，我特意精选了我认为方向最好的十一首诗。也正是在选编他诗的时候，我再一次通读了诗人留给世间唯一的这部《挽留》。方向不多的遗作，再一次震动了我。我想，总有一天，我得为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写下一点什么，以纪念他闪闪发光又人为中断的诗歌才华。

二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天天迫近皇冠、日出、村庄并喊出“为这一切，我要活着”的诗人，在“一脚踏进诗歌圣殿……手指接触圣杯的最初瞬间”（沈泽宜语），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死亡之路。
　　诗人之死，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听起来总比‘诗人的一生’更为具体。”布罗茨基推究其原因，认为“大概‘生’和‘诗人’作为两个词来说，既积极却又含糊，几乎可以看作同义词。而‘死’——哪怕当作一个词——是既肯定又确凿，有如诗人的产品，即诗，其主要特征恰恰在于最后一行。”
　　方向生命的最后一行，惊心动魄，也实在不忍卒读。
　　这是一行行动之诗，固然有海子的自杀以及其后一代人理想主义的消弭于无形，但就我所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恋人与他的分手，这个铁板钉钉的事实，才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里，我们不得不回头来说一说诗人的爱情，那一场无言的结局。
　　方向与女友，同为湖州师专八一（2）班同学。方向是班长，女友是团支部书记，两人的能力都很强。在他们班，方向嗓音尽管略带沙哑，但也称得上能说会道（我其实在他写给伊甸的书信以及他的创作谈《我观今日诗坛中的自己》一文里，早就觉出了他的这个性格）。他的同学回忆，方向主持班级活动、给同学布置任务的时候相当老练。师专三年，班长与团支部书记，工作上总有不少的交集，渐渐地，他们两人发生好感直至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但两人谈朋友一事，除了稍微走漏一点风声，保密的工作总体上做得也相当不错。毕竟两人都是班干部，相比于其他同学，他们两个总归要来得成熟一些，看得全面一点。他们的爱情不算张扬，外人一般也就不太清楚，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方向与女友的恋爱关系，最终传到了系里。当年，大学不鼓励大学生恋爱，大学生恋爱，学校知道了，是一定要干涉的。据说就因为恋爱，方向失去了一次留校的机会。但，总的来说，在湖州的这三年，方向是幸福的，不仅找到了爱情，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还令人羡慕地开始发表诗歌作品。那时，在校学生能够在正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无论如何，是不多见的。
　　方向赶上了一个“如火如荼”（这个
　　词我至少在他的诗歌里见到过两次）的诗歌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代，文学界毫无悬念地以诗歌为木铎。那时，据我的一个长辈告知，一个作者，即使在《诗刊》只发表四行豆腐干小诗，传到偏僻的县城，也一定是当地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九八三年，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方向开始在《飞天》《东海》等老牌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因为已经在诗坛崭露头角，他得以与当年风头正健的诗人柯平交往。当时的柯平，家在湖州市区骆驼桥附近的金婆弄。很多时候，下午五点钟一过，在北校区学校食堂匆匆吃过晚饭，方向一放下饭盆，就沿着人民路，一路往南，走到骆驼桥处向右转个弯，穿过人声鼎沸的衣裳街，熟门熟路地来到金婆弄，找到一个熟悉的门牌号，登上一架逼仄的木梯，来到二楼的小房间与柯平坐聊诗歌。可是，每次八点半一到，柯平感觉到，方向就有点坐不住了。晚上八点半，对柯平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他的话匣子也只打开了小半只，话说得还不过瘾，但方向得急急回返了，因为师专北院男生宿舍的大门九点钟就要关门落锁，超过九点，回宿舍的男生就不得不去翻越那扇哐当作响的大铁门，弄不好，传达室的老头会出来吆喝，还会唠唠叨叨地去告知他的班主任。这一点，作为班长的方向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他显然认为，翻校门会给老师造成不好的印象。尽管师专三年，男生很少没有去翻那扇不难翻越的大铁门的。
　　一九八四年，方向师专毕业，带着“热爱诗歌，如火如荼”的激情，无奈地回到故乡淳安县。淳安是山区，那时交通相当不便。方向先是被分配在县教育局做秘书工作。第二年，类似于当年全国各地诗友的文学举动，他与当地诗友王国年等创办半岛诗社，先后出刊六期油印的《半岛诗刊》。其间，他自编多辑诗歌分送诗界的朋友。这些油印的诗集（1983—1990）是：《响铃》《有色艺术》《阳光下的复活》《纵坐标上的主体意识》《金色玉米》《火焰》《冬藏》《挽留》。一九八六年，对方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年头。二月，他完成论文《伊甸园里的青春歌》，评述伊甸的诗。九月，写成长文《论北岛诗歌的忧患意识》，论述今天派的主将北岛。值得注意的是，两文中的观点——倡言“生活流诗”以及“忧患意识”，均来自老师沈泽宜先生的提倡（一年后，沈先生给我上当代文学课，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完成了七千多字的论文，无独有偶，内容也是谈论北岛的“忧患意识”）。由此可见，方向與我的诗歌观念，相当一部分受惠于沈先生。 　　我在这一份诗人耳熟能详的履历里，发现了方向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他很感性地写作诗歌，另一方面，他又很理性地从事诗歌评论的工作。
　　理性与感性，交汇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很明显，方向是一个矛盾体。
　　方向性格上有多重的一面，他会情绪失控，也很容易走极端。据他师专同寝室的室友回忆，他领导着全班，却又不免有点儿忧郁。与班级这个大群体，他其实有格格不入的一面。在学校里，他是学生干部，也很早就入了党，须知，学生党员在那个年代并不很多。可是，在非常的那一年，他又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在一个小县城里，引人注目地冲在第一线。在这一点上，他还真与老师沈泽宜有那么一点儿相像。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冲动的行为？我在他尚未在公开刊物发表的论述北岛忧患意识的论文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自言自语：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是的，其有忧患。
　　师专毕业后的方向，工作上非常顺利。其时，赏识他的一位中学老师主政淳安县，老师对昔日的学生，对这个淳朴的山民之子，格外青眼有加。方向因此并没有像其他师专毕业生那样去中学任教，而是直接分配在了教育局。两年后，又调入县政府办公室做副县长的秘书。再一年，在淳安县第一届文代会上被选为文联秘书长、文协主席。一个月后，方向正式调入淳安县文联。短短三年，方向的工作一调再调，在人事关系相对稳定的小县城，这都是非同寻常也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
　　“方向这几年太顺利了……应该有人好好打他一顿，把他打醒，过了这个坎，他也就没有问题了。”方向生前的另一位友人余昌顺不无遗憾地对我這么说。
　　工作上的过分顺利，加上年轻，与众不同的诗人脾气，也会助长一个人性格中的一些不良因素。一九八六年暑假，伊甸旅行经过淳安县城，恰巧方向不在，接待他的是方向的同事、一位文联的工作人员。这位同事口没遮拦，对伊甸说了一些事，说着说着，渐渐就变成了一次不满方向的数落，比如，平常，方向不顶班，办公室凌乱，还自由散漫……诸如此类。同事所说，也许都是生活中的小事、琐事，但大致也可以觉出方向毕业后的生活状态。在淳安，他确乎过着一名诗人的生活，而非秘书长的办公室生活。诗人的生活一向潦草，很容易为人诟病，何况诗人还那么年轻。
　　很多人不知道，方向工作后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尽管忙于创办半岛诗社，出诗刊，组织文学活动，热心指点身边的朋友写诗，他自己却几乎没有写。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他在写给伊甸的一封信中说：
　　师专之后，我后来就写得少了，直到完全封笔二年有余，这段日子，我闭门思过……我给自己订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准备以年进度100为限力争五年读完500本经典哲学、美学、经典文学、文艺理论及其他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著作。去年（88）我完成92本哲学著作阅读（主要是西方，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最近在看西方政治学著作，准备今年转向美学。我力求大家，为此想打一个扎实的基础。
　　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阅读计划，极可以见出诗人的雄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伊甸也常以方向每年阅读一百本书的勤奋来给我树立苦读的标杆。
　　这一番大规模的阅读，稍后，也为方向诗情的喷薄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即使没有写诗，方向也热情地对待诗歌以及喜爱诗歌的人。有一次，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拿着一首幼稚的习作来请他指点，方向认真地读了诗，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他并非一口否定，而是满脸热情，对这位喜爱文学的同学说：“还可以，还可以。你写啊！写啊！”方向的鼓励，许多年以后，还回响在这位比他小三岁的同学的耳边。
　　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年，在一种极端孤寂的境地里，一系列力作，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简直是喷涌而出。这显然与方向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有关，阅读激发了他的模仿力和创造力，使得他的诗歌开始纳入一个域外的泛文化的谱系之中，这也给他的创作最终铸就了一个高飞的平台。
　　他给我们留下的唯一一册诗集是港版的《挽留》，很薄，只收入了七十首诗，是诗人去世后一位热爱方向诗歌的爱好者掏钱给他出版的。这当然远非诗人全部的诗作。它只是一些公开发表的诗歌的结集。据詹黎平回忆，方向与女友分手后，仍“把他最新的诗作工工整整地抄写一份寄给懂诗的女友”（见詹黎平《纪念方向》），而这些不留底稿的诗歌，是否尚存留于世间，我们至今不清楚。至于更多的方向早期诗歌，我们至今无缘得见。
　　这一次，我与淳安诗友谈论方向，不经意中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他们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诗人最后一年的反常情况，比如，那一年他烟抽得很凶，一天一包半，抽的都是很劣质的香烟。他还喜欢上了喝酒，总体来说，方向的酒量不算大，四十一度的老虎酒最多可以喝半斤，通常他也就喝个三两。还有，方向自绝之前，曾有过一次嘉兴之行。他到嘉兴是来看他的诗友伊甸，结果伊甸不在，玩儿去了。他就去找了他的大学同学。据与他聚会的同学回忆，他们那个时候看到的方向就有点不对劲了，抽烟抽得一塌糊涂，一支接一支，人又消瘦，还满脸的疙瘩，焦虑感明显地写在脸上。老同学烟酒之余，胡侃乱聊之余，大家其实都注意到了他嘴巴里不断蹦出来的那个“死”字。自杀前的最后一年，“死”字常挂在他的嘴边。不独嘴上说说，这个寒冷的语词，还被诗人相当认真、相当频密地写入了他的诗歌。以他生前编定的最后两辑打印稿《一棵青草》和《挽留》为例，就有：
　　最后的情人在手掌上安静地睡去
　　……
　　……一种非凡的境界留下空白
　　语言在诗中死了又死
　　——《一棵青草·叙述》
　　……用智慧死亡
　　用唯一的爱情掩饰背叛和孤单
　　——《一棵青草·柔情》
　　一个人的年纪要从生前算起
　　他活着，由来已久
　　他尚未活够
　　他死了，无比沉痛
　　但还得去死
　　——《一棵青草·计数》 　　这就是真实的忧伤
　　死亡真实的声音：在海上
　　——《挽留·质朴即绝对》
　　把骨头留下
　　你需要这样死过一大堆日子
　　——《挽留·拆解文字》
　　他比别人更快活地
　　应声倒在自己的错觉里
　　——《挽留·恍惚马年》
　　尚未开始
　　已经结束
　　这就是生活
　　——《挽留·悔悟——海子之诗》
　　但说到死，日落以及幽暗
　　请你水到渠成，保持沉默
　　——《挽留·挽留》
　　总共十七首诗，竟有八首写到死亡。如此密集地在诗歌中谈论死亡，处理死亡，即使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大潮中，也是一个异常的行为。
　　方向是一个有着浓烈死亡意识的诗人。但我认为，他的这一个思想，其来源相当复杂，既有阅读哲学美学书籍的因素，也有海子自杀的现实经验，更有那个时代狂躁的病症。不消说，海子的自杀，在诗歌界被放大了。那个时候，率尔操觚者，有谁没有写过一首“死亡之诗”。与方向关系密切的詹黎平就写过一首，当这首标题《死亡之诗》的诗拿给方向看的时候，方向的回答意味深长，他对这位小他三岁的朋友说：“你肯定比我活得久！”言下之意，他不会活得很长。但谁都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早，这么匆忙，还这么决绝。
　　上面我说过，压垮诗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爱情。年轻的诗人相当痴情，就在与女友分手之后，尽管也曾有当地的女孩喜欢上他，但我们的诗人“用情独专”（沈泽宜《哀方向——序方向遗作》）。他除却巫山不是云，根本不为其他女孩所动心。詹黎平当着我的面曾回忆女友来淳安看望他的一个瞬间，“……她来淳安看他的那一次，他兴高采烈，整天笑嘻嘻的。他还对我说：‘你一定要去恋爱一次。在恋爱中，你就能够在空中抓出大把大把的文字来’。”但是，诗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因为爱，在两情相悦时“抓出大把大把的文字”的同时，也抓出了大把大把的痛苦，抓出了满手的死亡意识和死亡。
　　在诗人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方向的自杀被认为与海子之死和阅读刘小枫的哲学著作《拯救与逍遥》有关。可是，这次，我为了写作此文，重读刘氏《拯救与逍遥》，我特别重读了这部书的绪论部分——《诗人自杀的意义》，读讫，我曾想，方向或许误读了“自杀的意义”亦未可知。我以为，一篇这样的文章，尚不至于让“死”这个抽象的语词落实到一次具体的行动上。实在是，方向的诗人性格，他念兹在兹的是与女友的这一场无望的爱情。可是，当“女朋友的父亲将他过去给他们家弄的木材，折成人民币寄还给他”（引自詹黎平《怀念方向》）的时候，他觉得此生的爱情已经绝望。他就用这一笔退款，慷慨地請几个朋友吃了一顿酒。也就这一次，詹黎平送他回红楼单身宿舍的路上，曾听得方向喃喃自语：“她和我分手了，她和我分手了……”现在想来，方向那一晚的心里一定出现了巨大的情感波动。詹黎平的回忆没有错，一个人，真正的内心冲突，越是波澜起伏，越是需要他平静地道出。这种风暴中心的平静似乎在表明：方向死意已决。正是与女友的这场无望的爱情，加上其他，也即沈先生回答方向之死的那个精辟的比喻：“假如死因是箭，生命是箭靶，那末没有哪支箭能单独射穿方向；但当万箭齐发，一一命中靶心时，最后一支箭就可能把他射穿”。沈先生这段话也没错，失恋就是射向他的最后一支箭。当爱情消失的时候，死亡的箭矢，目的性单一，而且突然就明确起来，咄咄逼人的箭矢，带着寒冷的速度，就毫不妥协地射将出来了。
　　方向太年轻了，他以为爱情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吧。

三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方向自杀第二十七个年头，我因为参加浙江作协组织的浙江作家服务营赴淳安点评及讲课，有机会与方向生前友人、中学同学相聚。下午三点半，我的点评一结束，即在淳安文友詹黎平、王丰两兄的陪伴下，沿着千岛湖镇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开车去安妥诗人灵魂的湖山公墓寻访。方向墓在镇的东北角，也就十来分钟车程。显然，这个背山面湖的公墓，方向是最早入住的一批老住户。可是，诗人离世既久，数十年间，阴间的地产业与人间的房地产业一样，都有了长足、空前的发展。正是这个原因，连当初护送方向灵魂来归此处的詹黎平，也记不得诗人长眠之地的确切方位了。
　　湖山公墓选址在一个背山面湖的山谷。满山坡上全是坟墓，像码字一样码在翠绿的山坡上。眼前所见，每一条墓碑都大同小异，分排有序，无声地向着天空矗立着，真要是一座一座地找过去，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那一天，冥冥之中似有诗人的灵魂在导引。我们来到公墓管理处，正要开口相询，办公桌后的管理员抬起头来，与王丰眼光相触，原来是王丰的老相识，一位曾经的小学校长。熟人好办事，管理员二话不说，取来两大本颜色已经焦黄的名册。这是两本较早入住这个公墓的死亡花名册，迫不及待地翻开，从每一页的左首开始，手指头点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由上而下，一一查找，死者的名字后面，写着死者的世寿和亡故的缘由。这样一本死亡的花名册，拿在手里，翻动它，谁的胸口不翻腾？不用说，谁都会心情沉重，哑口无言的。册页上的每个名字，都曾是淳安地面上一条鲜活的生命，但现在，它们只是一个个过往的姓名，一连串死亡冷冰冰的汉字符号。名册上，一个个方姓，不时掠过，触目惊心。淳安县，方姓实为第一大姓。但死者中，方姓的单名并不多见。随着纸页的翻动，灵魂刷刷有声。我们屏住气，目不转睛，眼光快速扫瞄。突然，在公墓的一区四排三十八号，三个人几乎同时看到了方向的名字。在亡故的缘由一栏上，当年填写的，正是触目惊心的“自杀”二字。
　　知道了方向墓的编号，找起来就相对方便了。走下一区不多的几个台阶，左首一瞥，方向墓碑赫然在目。黑色的墓碑，由上而下，是一行熟悉的墓志铭“想写一首诗”。这五字，字字惊心，曾经轰响在年轻诗人最后一晚的灵魂里。五字草体，竖写，“想”的草体，要不是我早知道方向临终的这一行绝笔，很容易看成“怒”字；“诗”字的填色，经过二十七年的风剥雨蚀，颜色已经消磨掉相当一部分，变得晦暗难辨。墓碑实在不大，也斑驳得很，这五字的墓志铭，也须凝神才能辨认。碑文非电脑字体，应是本地书家的手笔吧。墓碑上端，从左到右四字：方向之墓。右侧书写着方向的生卒年，左侧是立碑时间及他的单位：淳安县文联。 　　我们来得匆忙，尽管一路上我总想着买一束鲜花献给方向，可一路无有鲜花店，这未免让我心有那么一点不安。幸好，墓地的一侧，有一簇洁白的野草莓花开得正旺，轻轻地摘下三朵，我自己给出的一个理由——也就是“三生万物”之意吧。走近，庄敬地放在诗人的墓前。我知道方向喜欢这些自然的野花。其实诗人的墓碑下，早已安放着一束不凋的塑料花。不知献花者何人，想来是喜爱方向诗的读者、同行，抑或诗人的亲友吧。
　　看得出，詹黎平对于老友方向的感情之真挚，他大步向前，鞠出一躬，对着另一个世界的老朋友小声地喊：“方向，我们来看你了。嘉兴的邹汉明来看你了！”他声音凄楚。闻听此语，我感慨万千。摘下帽子，上前一步，向着这位同门师兄的墓碑深鞠一躬，同时，我口中喃喃自语：“方向，这么多年过去，直到今天，我终于有机会来看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喉头哽咽，为年轻的方向、未完成的方向难过。
　　在方向墓前，我们盘桓了一会儿。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沉默着。时间，在这里就是一块寒冷的黑色大理石墓碑。这里的时间是凝滞不动的。我相信，诗人的灵魂就在我们彼此的沉默里漂浮着。也就是前年吧，我读到一条微信，说物理学已经证实，人的灵魂就是所谓的微中子，而微中子是确实存在的。那么，人的灵魂，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灵魂真的存在，那该多好。
　　但，灵魂不说话。诗人的这一颗灵魂也始终沉默着，像一朵白得耀眼的野草莓花——只白白地开花，摇曳，甚至点头，但不说话。
　　可是，诗人的墓碑在嘿嘿地说话。这墓碑，就是诗人的一条舌头，它固执己见，它吐字清晰：“想写一首诗。”它语气诚恳，一字一顿，渴望，遗憾，迫切，以及不甘……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身为诗人的同行，我完全揣摩得到诗人灵魂翕动的那个出神的时刻。
　　从乱云飞渡的思绪里猛然回顾头来，走出这整饬有序的死亡的领地，一路无话。
　　回头远望，山口处，白水点点，山谷里有蓝色的烟雾正在缓缓升腾。是的，六天后，梨花风起正清明。清明节前后，按中国人的习俗，原就是上坟的时节。那么，我这次来淳安，是给诗人来上坟的。
　　今天的阳光真好，温暖，但有骨子。千岛湖镇因三面环水，空气也格外地好。我想象中的诗人烫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一头卷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面对远方的同行、校友，我们这位热情好客的诗人，他的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摸出了一根香烟，啊，他正要递给你。方向脸上一抹阳光般灿烂的微笑，连同他满脸晃动的青春痘，他滔滔不绝的淳安普通话，似乎正扑面而来……
　　时令正是杨柳吐翠的暮春，山水清亮。而诗人，总相信春天是一个复生的季节。

四

　　如果死亡是诗人的最后一行诗，那么，方向的这一行诗，我谈论的篇幅已经不少。这么多年过去，诗歌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延续着，可是，诗的如火如荼的纯粹精神不复再有了，语言的精粹被语言普遍的粗鄙所覆盖。方向也几乎被淹没在一种平庸的喧嚣中。
　　我們是不是应该客观地来谈一谈方向的作品，也即他如火如荼写下的那些诗歌文本。谈一谈他留给我们的那册《挽留》。
　　谈论的方式，当然得遵循诗人生前定下的规矩：
　　……不骄傲
　　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
　　方向写诗很早。根据胥弋编选的《挽留》后面所附的“方向生平年表”，可知诗人“上中学期间，偶然读到艾青的诗，从此便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他真正开始现代诗创作，是在一九八一年考入湖州师专中文科之后。方向开始写诗的那会儿，正是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今天派诗歌引人注目的一个时期。种种现象表明，朦胧诗群体中，方向独喜北岛。他对北岛诗还做过专门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就是北岛创作中醒目的“忧患意识”，这种合乎时代主潮的诗与思虽然得自导师沈泽宜先生的启发，但大体也可以看出方向自己的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有着浓重而珍贵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考察方向留下的诗作，“国家”这个词，就曾多次出现在他的诗行中：
　　劳动，创造，破坏
　　他们把这一切称做国家
　　——《蓝天之下，海水之上》
　　为寻找一个国家
　　我翻破十万大山
　　奉献过寒夜、铁砧，坚强的火焰和褴褛的思想
　　——《热爱诗歌》
　　一个自由的国家使远道而来的公民流泪
　　——同上
　　方向甚至还多次使用“伟大国家”的概念：
　　一个伟大国家的骨头
　　就是一个农民刀耕火种的一生！
　　——《青草》
　　穿过长长的、寒冷的冬天
　　直抵一个伟大国家的胸前
　　——《一把木剑带来的消息》
　　这种家国情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一种典型的高调表达。这是时代的担当，当然也是来自今天派传统的担当，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对北岛诗歌精神的继承。
　　但是，方向的诗歌中还有一个词非常醒目，那就是中性却不乏戏谑的“布衣”一词。“重要的是这点：布衣。”这是方向自己的表述，见于他的创作谈《我观今日诗坛中的自己》。他拈出今天看来略有陈腐之感的“布衣”一词，以区别于泛政治化的“人民”。可见诗人是喜欢“布衣”这个词的。他在《我读韩东》中直呼“布衣韩东”；在《高声流泪》中直言自己流下的是“布衣之泪”。方向提倡“布衣之诗”，也确乎以“布衣”的思维写下了不少“布衣之诗”，但我不认为这是他的先知先觉，而是朦胧诗之后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平民化提倡遥相呼应的一次有意味的趋光行为。至于布衣的身份，也未必是他彻底认同的。我倒愿意看成是他的一个身份自嘲。尽管诗人不时要自嘲一下，但布衣的命运几乎是命定的。方向的布衣意识，大抵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身份所处阶层的敏感。
　　朦胧诗之后，出现了以口语化为标识的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与时代的主潮相吻合，方向有一个相对口语化的创作阶段。就诗的技艺来说，他这是受到了来自韩东口语诗的启发。《挽留》的第一辑《一条虫子》，口语化不是一点点，而是相当严重，诗的语调，无可怀疑地有着韩东的影响。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方向为韩东写了一首诗。这并非无缘无故，这是一种同行之间的致敬行为。很明显，方向这个时期主要的探索方向在于诗的语调。当然，他创作的这个初阶阶段，语调和语言中还没有剔除杂质，但他对于语调上的努力方向是清晰的。不过，他仍需要在诗学上解决不少问题。方向诗的个性此时也尚未显现。题材呢，也还在艰难探寻之中。这个时期，他写诗，主要凭借着天赋的灵感，凭一个诗人敏锐的直觉来写。换言之，诗人一把抓住闪烁的灵感，立刻写下。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即兴式的写作。这可谓方向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海子的死震动了方向。诗人为此写下了献给海子的一首诗《绝响——悼海子》。悼念海子的同时，海子诗的核心意象也在方向的诗中出现了，那就是麦子以及麦子的变种玉米、红薯或广义的庄稼。大抵这个原因，诗人公刘在评述方向的时候才有了这样一个审慎的判断：“在当代诗歌生命意识的大觉醒中，方向也许是最早发现‘麦地’和‘麦子’的诗人之一，回归大地，回归生命的本原……”
　　方向是敏感的。方向的過人之处是，他没有照搬海子过于耀眼的意象。他以“青草”取代“麦芒”，以南方的玉米、红薯、高粱等意象代出了海子的“麦地”和“麦子”。方向对海子的评介相当高，他甚至有当代诗昌耀第一，海子第二的看法。不过，海子诗去修辞、直见性命的抒情方式，给方向的影响并没有留有多长的时间。海子教给方向的，主要是让他从多年来茫无头绪的创作中，部分地找到了自己的意象。至于昌耀，方向晚期诗内在的硬朗，我以为与这位西北诗人有那么一点关联。但昌耀在语言或修辞上直接给予他的影响也不明显（这也是昌耀的卓然孤绝之处），如果仔细地透析方向的文本，那么《挽留》第六辑诗以“慈航”命名，无疑来自昌耀的照拂。“慈航”本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佛教语汇——佛教以慈悲之心救度众生出离苦海，其过程，有如舟航。但这个词更多地与观世音菩萨有关。昌耀的《慈航》，是一九八一年完成的一个大型组诗，与藏传佛教可能有那么一点关系，可是，从根本上说，这一组名作并非代言宗教。昌耀的《慈航》说到底是诗人写给他的土伯特女人的一组情诗。而方向的“慈航”，根本就没有佛教的用意在。他可能直接从昌耀那里取来这个诗人心目中类似于女神的形象，以此来书写他自己的爱情。方向的这一辑《慈航》，细心的读者会觉出，那是他实实在在写给女友的一个爱情诗小辑。
　　很有意思，方向从昌耀那里取来总体的“慈航”，可是，在诗的技术层面，却完全倒向了海子。不要说“麦子”“麦芒”“麦田”“村庄”“镰刀”“新娘”“少女”“骸骨”“火”“灼伤”这一类海子的词汇表里常见的常用语汇。语调上，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的句子因此有了速度，开始变得干脆而直接。早年轻浮的幽默和夸张不见了，原先迟滞的句子这时候开始了奔跑。他甚至像海子那样扑出性命地高喊了一句“我爱你”（《求婚》）。这一声“我爱你”，在诗学的意义上，几乎可以看成是对海子“我爱你，花揪树”（《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揪树》）的一个南方回应。要知道，面对爱情，方向很少像海子那样直接倾诉，《求婚》这样的诗，在留下来的诗集《挽留》里，不会找到很多。方向其实很愿意细微地把自己的爱分散在自然的物象比如“一棵青草”“一株麦苗”或者“屋顶上的月亮”里。他在“为青草流泪”的同时，顺顺当当地也为自己的爱情流过一次泪，而后者，正是“出神”的最好对象。在诗的修辞术上，这些都是一个诗人的狡黠。
　　这大致就是方向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时期。这其实是一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尴尬时期，是一个广受博取却被一条天山上流下来的溪流突然吸引过去并加以凝神专注的那么一个时期。海子曾经说：“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见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此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这次所谓“伟大的诗歌行动”，其实就是海子自己的殉诗之道。海子最后的“行动之诗”，可以说波及了整整一代诗人。太多的中国诗人在海子的麦田里再也走不出来；太多的诗人的眼睛，被海子的麦芒给刺瞎了。除了少数强有力的诗人，近乎一代诗歌的作者，淹死在海子滚滚的金黄色麦浪里。
　　也许方向意识到了什么。无论如何，他不能“只在别人的麦田里/收获自己”，这是方向在《保持激情的写作》一诗里对自己的告诫。好吧，那么我们直接越过诗集《挽留》的第七辑，来细细地分析诗人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辑诗：包括《挽留》在内的八首方向的绝笔。这一个阶段——多么可惜，诗人的变化尚未完成，却突然自己掐断了自己的骄傲的嗓子。
　　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
　　听从一只鸟的教导
　　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
　　美的口粮、精神的祭品
　　就像一些自由的野花，孤独生长，凋落
　　我在内心里等待日出，像老人的初恋
　　夕阳西下。众多的鱼儿从海里跳出
　　我看它们舞蹈
　　像一阵风，吹响森林迷人的竖琴
　　我留心不让自己在歌声里站得太久
　　我就这样四处漂流，扎根泥土
　　呈现为大地上另一种风景
　　我看到好的雨落到秧田里
　　我就赞美；看到石头
　　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
　　我说话，我干活，我行走，劳动生产
　　热爱诗歌。不骄傲
　　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
　　向空中撒种，在地上收获
　　在农闲季节埋头写作，看窗外的风景
　　痴痴地出神。
　　《挽留》的第一首即是这一首出色的《出神》。
　　方向去世后，一些我熟悉的诗人，偶然谈起他，必推许他的这一首《出神》。沈先生甚至这样高调评价方向：“在一个不可企及的顶点光芒四射。……千般万般的人生体验在急急旋转之后成了一片君临一切的纯白。”（见沈泽宜《哀方向》一文）沈先生的判断，也是源于这首诗。这首诗，的确是一个诗人一片出神的纯白。方向如禅宗公案中修得一个体歇处后的老和尚，他忽然走到了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第三阶段。
　　很奇怪，北方的海子与南方的方向，他们在告别人世前，都回光返照般地写下了他们诗歌生涯中各自平静的一首诗——海子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方向则是《出神》。难道这一刻诗人灵魂的撕扯与搏斗，在最后的诗面前，忽然停歇下来了吗？也或者，诗人的心脏，恰如一个风暴眼，在高速运动的风暴中心，其实是可以岿然不动的。
　　如同我不相信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一首温暖的诗歌一样，我也从不相信方向的这首《出神》真的可以在一个渺无人迹的山谷里淡定到对人世视若无物。绝不会这样简单。但正如这首诗的标题所暗示，它首先是诗人梦寐以求的一次出神。 　　这一次，诗人的想象力圈定了一个山谷。往“山谷”这个词的隐喻里说，恰恰反证着另一个词——“山峰”的存在。山谷与山峰，本来就可以指正诗人内心两种极致的情感。
　　因为山谷，诗的想象力有了一个收束的皈依之处。于是，读者投注在这首诗上的想象力也会被这个词所框定。
　　诗，第一行最难写，那是无中生有，是天光乍现，甚至就是某种天启。第一行形成了一个方向。接下来，就好办了，诗的书写变得相对容易起来。接下来，“鸟的教导”的意象与“自由的野花”的比喻，都是想象力水到渠成的结果。
　　方向在两节六行之后，换了一个出神的向度。这会儿他从面向山谷背过身来，变成了面朝大海（“大海”在他的诗歌里不过是一个想象之词），时间的设想上也从“等待日出”的早晨转化到“夕阳西下”的暮晚。视角起了变化，诗人淡定的面容却一直没有变化——他仍处于出神的状态。那么，接下来，他会有什么表示呢：
　　看见
　　说出
　　这是方向随后写下的另一首诗《质朴即绝对》中的第一行和第二行。我把这两行自顾自截来。我要证实的正是诗人“看见”之后的“说出”。
　　我们知道，方向不仅仅拥有诗人的感性思维，他还具有相当出色的理性思维。他的这一次“出神”，根本没有放任自己的感性。相反，他这会儿实在理性得很。理性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牢牢地控制着一首诗的生长。他对这首诗将会落实的方向感是有把握的。在路上，他甚至在“看到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这一行里，忍不住涌上一阵他这一代诗人无可救药的忧患意识。
　　实际上，一首好的诗，就是一次出神的结果。方向的《出神》，从核心的一点来讲，仍是一首关于诗的诗。方向对于诗的痴迷，于此略见一斑。我们没有忘记，方向的墓碑上，镌刻着“想写一首诗”；方向另有一句诗的箴言应该是“热爱诗歌，如火如荼”。而就在这首《出神》里，他再一次写下了“热爱诗歌，不骄傲，也不谦虚；不平靜，也不喧哗”的句子。
　　但，我看到的，恰恰是一个年轻诗人不平静的骄傲。如同我们在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看出了诗人旷世的孤独和绝望。我们也在方向平静的语调（这首诗的语调相当出色）里，看到了随之而来的狂风怒号——一种将诗人抛向山巅的情感狂澜，如此孤苦无援，如此光芒夺目。
　　毫不怀疑，诗人这一次非同寻常的“出神”，因为“说出”，而且说得那么“绝无仅有”，他注定要“呈现为大地上另一种风景”。
　　《出神》的成功在于它的通透。这也意味着，方向的很多诗并非通透。方向的后期诗歌，并不那么容易把握，它们甚至很难解析，也根本拒绝来自文本的解析。而任何过度阐释，总归是不恰当的。
　　《挽留》一辑其他七首，都没有达到《出神》的那么一种通透的效果。但是，诗人对于诗歌语调的探索仍相当成功，可以说，它们首首都有一种独特的语调，一种绝望的语调，被死亡抓住的必死者的语调。在苦苦“挽留”的最后时日，很遗憾，方向没有写出一首“和解之诗”，而是过多地沉醉在罩临头顶的那种时代的死亡意识里，他被那种不断加深的死亡的浓度整个儿笼罩了，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空山如雷的淳安县，尚来不及完成自己的方向，“他比别人更快活地/应声倒在自己的错觉里”。
　　最后，我要补充一句，《出神》三行一节，非口语，有整饬的形式感。三行一节的诗，就我的观察与经验，说到底，具有一种稳定而庄重的仪式感。
　　而死亡正是一种仪式，一种在时间中开始远行的仪式。死亡有一种冷冽的仪式感。

五

　　方向去世后，就我所知，很多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同行都写下了悼念的诗文。沈泽宜一九九三年七月写了《哀方向》一文，他认为方向性格中“有一种质朴的刚强”。与此同时，也觉得“方向用情独专，毕业未能留校，致使爱情陷入两难境地”，而最终无法自拔。沈先生对方向在创作上好不容易“开辟了入山之路”而骤然离世深为悲痛。此文后来作为序文置于诗集《挽留》的卷首。二〇〇〇年十月，在方向逝世十周年之际，沈先生又写出了《一个诗人走了》的追悼之诗，“一个诗人走了/山没有挽留/水没有挽留/我们没能挽留”，这是怎样的一种悲伤和自责。伊甸写了一首篇幅超过百行的长诗《横卧山野的红玉米》，以此怀念故友，寄托哀思。柯平于一九九五年，有鉴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写下了长达七十六行的诗——《丧失的方向》，哀悼老友。柯平成名早，方向活着的时候，与他的联系也多。方向死后，他们的交往成为柯平的一个太息的话题。我记得二〇一六年我与柯平在永康参加诗会，会后，主办方带我们去方岩游赏，路过岩下一个山洞的时候，老柯忽然神情严肃而落寞，快步走在了一行人的最前头。看他有心事的样子，我追上去，待要追上他的时候，老柯回顾头来，指指那个木门紧闭的小山洞，叹了一口气——他这才跟我说到了方向与方岩的往事。原来，一九九〇年，本省的一次文学笔会在方岩召开，他与方向在刚才走过的这个山洞里一连住了六天。这是谈诗论文的六天，也是老朋友交心的六天，两位诗人的人生里，有那么珍贵的六天时间，远离尘嚣，一同在此渴饮清幽与孤寂。谁知五个月后，方向就在老家淳安自杀了。很多年过去，我与柯平一同路过五峰山下这个早已紧闭的洞穴，我们相信，此处仍储存有方向的一连串生命的信息。
　　记得柯平写给方向的悼诗中有这样的追问：
　　淳安县，你永远失去了你精神的行者
　　他是你的儿子，还是慈爱的父亲？
　　儿子与父亲，或者两种角色兼具吧，因为诗人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可是，根本没有人能够回答。
　　那么其他呢，詹黎平以朋友的身份写了一篇《怀念方向》的长文。山东的胥弋一九九二年写了《诗人之死》一诗。这位热爱方向诗歌的朋友，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凭着一股由衷的热情，编辑并自费出版了方向迄今唯一的一部诗集《挽留》。因难于应付内地昂贵的书号费，诗集不得不交付香港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职是之故，方向诗集的流布，其实极为稀少。绍兴诗人蒋立波在时隔多年的二〇一五年，也写来了《清晨醒来，读一本借来的诗集》这样一首追念同行之作。我本人在一九九二年写下《献给一位不幸去世的诗人》以哀悼这位同门师兄。整整十五年过去，藉着这一次淳安之行，在祭扫完诗人的墓庐之后，我再一次写下追念之作——《我来寻找的是高贵的朋友》：
　　房地产业始终是
　　阴阳两界的显业
　　这些年
　　那边的高涨与这边无异
　　我说的是一九九〇年以来淳安县的情况
　　翻开焦黄的花名册
　　满坡的墓碑呐喊着铺排开来
　　翻到死亡这一页
　　一个久违的名字：方向
　　左口乡显后村人，二十九岁
　　死因：自杀
　　名字与年龄非常显眼
　　一区四排第三十八号
　　靠台阶横站的一个位置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九日以来
　　墓碑照例以满脸的疙瘩
　　以不甘的语气告诉我
　　种一片自己喜欢的庄稼
　　梦想一棵玉米大树般倒下
　　还有，是对于一个红薯的渴望
　　出神，感谢，挽留……简洁的诗题
　　出于一些骨头的考虑
　　出于“想写一首诗”
　　这个绿色多毛的山地灵魂
　　带着未完成的水和可惜
　　人世就是一首矛盾的诗
　　是一首甜蜜夹杂痛楚的诗
　　上一行是四十一度的老虎酒
　　那么下一行，谁能料想
　　是剧毒农药甲胺磷的骷髅头
　　诗与友，同一个源头
　　可惜我们缘悭一面
　　却无数次谈起
　　多年后我找来
　　我来寻找的是高贵的朋友
　　我这次的诗题辑自木心诗《锦绣前程》（见《伪所罗门书》），原诗的末四行是“我的耳朵能听出里面壁钟的滴答/确实有人在屏息估量着来者是谁/我喉咙干燥，也不愿发声，听天由命/我来寻找的是高贵的朋友，锦绣的前程”。
　　锦绣的前程，不就是方向自己对于诗的一种愿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