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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盟军有多架飞机在我国战场上失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成功营救了120多位美国飞行员。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飞行员，是通过太行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的长凝机场转送的。而长凝机场的修建与使用，又与1944年坠落在平顺县阳高乡榔树园村的美军B-29轰炸机机组人员有着密切关联。
也许正是由于它的特殊重要性，对于这次坠机事件，前人有不少记载。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太行军区通信队队长何雨农，以及一二九师司令部管理科长郭瑾、一二九师情报部参谋许剑、一二九师政治部刘备耕等人，对此事都有过回忆。曾长期担任李达将军秘书、撰写了《李达参谋长》一书的谢武申同志，在走访大量当事人的基础上，对这次坠机事件作了更为详尽的描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对于这次坠机事件的一些细节，这些回忆还有着彼此不相吻合之处。我们试图结合近年来新面世的史料，以及对榔树园村亲身经历者的采访，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关于B-29轰炸机坠落的时间、地点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回忆中，都称这次坠机事件发生在“秋后”，地点是在平顺县境内的榔树园村附近，而没有更为准确的时间、地点记载。
2008年，美国学者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一书在我国出版。这本书在查阅档案的基础上，详细记载了跌落在榔树园的这架飞机，写明它是在由沈阳返回基地途中坠落，时间是1944年12月7日下午1时左右，飞机编号为3363，而且写出了“石城”乡和“朗树园”村（此处“朗”应为“榔”，此误由翻译所致）的准确地名。无独有偶，在另一篇名为《二战日美首次沈阳航空作战始末》的文章里，作者在参阅日方史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情况，说它隶属第58重轰炸机联队第40轰炸机大队，编号为42-63363。在沈阳空战结束后返程途中遇到意外而失事，机组人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救援。
由此看来，坠机事件的准确时间应在1944年12月7日。那为什么众多的回忆材料都说是“秋后”呢？我们走访了榔树园村的群众。他们告诉我们，当地的秋收是以摘柿子为结束的，而摘柿子是在立冬前三天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初冬时节，也被称作“秋后”。在大家的回忆中，都有飞行员吃软柿、柿饼的细节，这些东西也只有在秋收都结束以后的初冬才有。有两位老人回忆说，他们是在山上拾柴时看到飞机“掉下来的”。按照当地的习俗，拾柴也是在秋收结束、入冬以后才做的农活。而且，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李达参谋长与机组人员的合影来看，他们都已经穿上了棉服，但所戴帽子是单的。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当时的节令应在初冬。
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1945年5月对这次营救行动进行了表彰。2006年12月27日，由福建石狮日报社主办的《收藏快报》对这份布告的内容作了披露：“过去数月中，我根据地全体军民，对于盟国战友的热烈欢迎与招待，曾给国际上以极大影响。当去年十二月初旬，盟机因失事降落平顺地区时，我石城及榔树园附近军民，不分深更半夜、高山大雪，积极自动救护十一位航空员脱险，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不仅予国际上以深刻良好的印象，而且也增进了中美两大民族的友谊，除已由边府及军区派人前赴该处慰问救护盟友的民众外，兹特布告全区，予以表扬……”如这份布告内容属实，关于飞机坠落的时间，就可以有更为确定的答案了。
至于飞机坠落的更为具体的时间，无论是档案史料还是人们的回忆，都是一致的，即午后时分。魏巩是榔树园村二里外的东坪村人。他记得飞机跌落时，自己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架飞机上掉下一个东西，上边大下边小（后来知道是飞行员乘降落伞降落）。飞机掉下来以后，附近四个村子的民兵都来寻找。当时任一二九师师部警卫员的黄凤麟也回忆说，飞机坠落时是下午，军区首长们正在作战室开会。
飞机坠落的地点，我们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是在榔树园村后一个叫驴脚峧的山沟里。村里的老人陈二则说，这里原来叫雷家峧，很早以前是一户姓雷的人家开荒种田的地方，因此得名。后来这家人消亡了，年长日久，村里人按照方言叫这个地方 “驴脚峧”。
关于机组人员的情况
这架飞机上有多少飞行员，现有的回忆史料并不一致，大致有9位与11位两种说法。何雨农及当地村民的回忆说当时被救起的飞行员共9人，但李达将军的回忆和卡特的书中都记载说是11人，前文所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表彰文告也说到，获救的飞行员是11人。何雨农是最早参与营救的我方正规军事人员，当地村民的亲身经历也不容忽视。那么，这架飞机上当时究竟有几个人呢？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救援工作并非只在榔树园一个村里进行。在飞机掉落下来的当天下午，榔树园村就“捡”到两位飞行员，把他们安顿在村里一所大院的堂屋。还有七位飞行员是在第二天。但这还不是全部，石城镇老申峧村的岳冲霄在《太行悲歌》中有一段回忆，说当时有一名飞行员在降落时，降落伞被挂在悬崖上的一棵树上。他等了许久，不见有人来搭救，便掏出手枪连放三枪，民兵们听到枪声循声而来，把他找到，他的脸被砾石荆棘扎伤了。卡特的书中说这位飞行员“三天水米未进”。这说明，飞行员散落在周边多个村庄，这些村庄的军民，都参与了救援行动。
我们还查阅了B-29轰炸机的相关资料。资料表明，这种轰炸机的机组人员配备通常在10-14人。11人是较为常规的配备，包括在12月7日的空战中其他同行飞机的机组人员，也是同样的配备。加上上述史料支撑，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架跌落在榔树园村附近的飞机上的飞行员人数应该是11人。
关于机组人员的姓名，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有一位，就是美国学者卡特的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机组的机长是乔治·瓦洛夫（George Varoff）。黄华同志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说，在美军观察组造访延安期间，他曾经在延安接待过获救的飞行员，其中就有飞机机长“乔治·瓦洛夫上尉”。而谢武申同志在他所著的《李达参谋长》一书中曾提到，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访美时，这些飞行员中的幸存者还闻讯去看望他，对四十多年前的救护和接待表示感谢。但是，在公开的材料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这些飞行员的姓名和其他情况介绍，颇为遗憾。 关于飞机的基本情况
有不少回忆史料说，坠落在平顺的这架飞机属于美国援华飞行队即飞虎队。事实上，飞虎队在1942年7月即告解散，成立了新的第14航空队，陈纳德为司令官。但即使是第14航空队，也从未拥有过B-29这样的“超级空中堡垒”。它下属的第308重型轰炸机大队，主要使用B-24重型轰炸机。而当时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B-29于1944年4月到达中国，全部隶属第20轰炸机司令部，由阿诺德将军直接领导。与飞虎队主要执行空中战斗任务不同，它所担负的是对日本本土及日本在中国的工业基地进行战略轰炸的任务。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这架飞机是B-29型轰炸机是无疑义的，那么，它就不应该受陈纳德指挥。这一点，也被美、日方面的史料所证实。也就是说，坠落在平顺的这架美国飞机，与飞虎队及其之后的第14航空队，并无关联。
至于这架飞机是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人们的记忆彼此也有较大出入。据何雨农的回忆，该机是从我国西南大后方起飞去东北执行轰炸日军的任务，返回时在天津一带上空遭到日军飞机拦截，中弹受伤。飞临平顺县境时，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郭瑾则说，这架轰炸机是从四川起飞，、到东北营口一带执行轰炸任务，在返程途中被日本军队炮火所伤。基地指示让他们跳伞，“往太行山上跳，越高的山越跳，越高的山越有八路军，八路军不害你，会救你。”而许剑的回忆是，这架飞机是从盟军在缅甸的空军基地起飞，轰炸东北小丰满水电站，在回程中受伤的。也有的回忆说这架飞机是从中国西南某地起飞，任务是轰炸鞍山钢铁厂。
而从现在已经公开的史料记载可知，为了配合B-29在中国作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专门为它在成都附近修建了广汉、新津、邛崃、彭山等机场，因而，要轰炸中国东北，B-29无须从缅甸起飞。在所能见到的材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B-29从1944年进驻中国以后，曾多次对东北的鞍山、本溪、沈阳、旅顺、大连进行过轰炸，目的是为了摧毁、削弱日本的钢铁与飞机制造工业。但在1944年12月7日，有明确记载的轰炸任务，就是对沈阳日军的飞机株式会社和造兵所进行打击。发生在沈阳上空的这场空战，已经有不少记载面世，为人熟知。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卡特的书和涂君的文章所持说法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本文前述关于飞机坠落时间、地点及机型都无误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从成都基地起飞，到沈阳执行轰炸任务，在返航途中迫降。
至于飞机发生的意外，是由于日机的击伤，还是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所致，人们的回忆都是前者。涂君的文章则称这架B-29是被日机“撞”伤，而后意外失事的。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有不少材料说，这架飞机受到了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攻击。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知道，参与这场空战的日方军队是飞行第104战队、独立飞行第25中队、独立飞行第81中队及伪满陆军航空队，他们使用的主要是一式、二式、四式及九七式战斗机。作为当时日本海军的主力零式战斗机，是否也参与进来，现在还缺乏更多的史料支撑。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细节是，飞机坠落之前，机组人员试图带伤返航。据榔树园村的老人们回忆，当时有几十架飞机从空中飞过。他们看到有两架飞机用机翼“架”着中间一架在飞，都感到很好奇。但是飞过眼前的山头，就看到那两架飞机独自飞走了，中间的飞机摇摇晃晃落了下来，不久就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这个情况，在黄凤麟给谢武申同志的信中也提到过。这种奇异的舍生互助的情况，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关于长凝机场的修建
对于抗日战争中的太行根据地来说，坠落在榔树园山沟的这架飞机最大的意义是，让太行山里修建起了飞机场。如前所述，这个简易飞机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这个机场的修建过程，人们的回忆较为一致。被榔树园村及其附近村庄的军民救起的这些飞行员，在被送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的路上，看到师部以西三十多华里的长凝附近有一片开阔地，误认为是飞机场。到达师部以后，他们向李达参谋长建议，可以把此地稍加修建，作为简易机场。后来，在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等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时，他们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样，在机组人员返回一二九师师部以后，就正式开始在太行山长凝修建第一个简易机场。这个机场后来不仅成为美军观察组飞往延安的中转站，而且成为我们运送物资、人员的重要枢纽。
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从延安乘飞机返太行山指挥打上党战役，所乘飞机就降落在长凝机场。这个机场还承担了许多其他重要职责。李达将军说：“我们的同志去延安开会、运物资、送文件，都是从这里搭乘美国飞机。”我党我军的许多领导同志，还有不少参加“七大”的代表，都是从这里搭飞机到延安的。刘少奇、陈毅等同志就曾数次作为“押运物资人员”搭乘飞机往返，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谢武申同志在《李达参谋长》一书中还披露说，在对日军发起全面反攻的前夕，一二九师机要室所有电报档案，也是通过这个渠道安全送到延安的。
在考察长凝机场修建时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944年8月20日，毛泽东曾有一份发给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的一份电报。电报明确指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拟乘飞机到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而长凝机场正是太行根据地唯一的临时机场。无独有偶，有文章根据当地村民的回忆说，机场修建的时间，是在1944年八、九月份。
为了弄清楚修建机场的时间，我们特意走访了谢武申同志。他将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采访记录提供给我们。其中记录有一位叫李树勋的当地人说，飞机场是在1944年秋天修建，当年冬第一次有飞机落下来。其他村民的回忆也证实，飞机场是在1944年秋天开始修，但是只修了个大概，1945年春天正式修成。当时任长凝区区长的李习龙说，当地动员了一千余人参加修建机场，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修成了。
将这些资料与李达同志的回忆对照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一个合理的时间顺序：飞机场的正式修建是在1944年12月7日以后。在这之前，李达同志就已经想过，这片开阔地是修建机场的理想地点，所以有意识地让七六九团在上面跑步、训练，把它踏得平平的，以备不时之需 。当地村民所说“修了个大概”，应当就是指这段时间的准备工作。而美军飞行员的建议，恰恰与这一设想不谋而合，最终促成了机场的修建。因为提前已经有所安排，所以很快就修好了。 若干细节的补充
关于这次救援行动，我们还从当地人们的记忆中，找到更多的细节。
张守成老人讲，他当时在榔树园村后的葛沟凹山上，看到飞机上一个东西掉到了不远处的地上，于是跑去看稀罕。没有想到，那团布下面钻出来一个人。这个大鼻子“洋人”掏出一支手枪，老人非常害怕，准备跑走，却看见他是用枪把对着自己。于是，他大着胆子向前走去，“洋人”说了一句“黑骡”（即英语的“hello”）。老人听不明白，但看他并无恶意，寻思着“不管黑骡白骡，先抓住他再说”。于是，这个“洋人”被送到了6里山路外的榔树园村。
当时榔树园村的武装委员会副主任是魏光策。这位老人告诉笔者，飞机跌落那天，他正带着民兵在县里参加阅兵。下午，他接到驻扎在寺头村的太行四分区首长的电话，要求他带领村民兵立即赶回榔树园，营救美军飞行员。他和村里的十多个民兵跑步从县城往村里赶，抄近路走老马岭山路，回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回到村里时，发现被找到的飞行员已经被集中到村里的大院里吃上饭了。这应该是在何雨农之前最早赶到的地方武装了。
飞行员找到以后，村里人把他们安顿在一个大院里，并把堂屋房子腾出来给这些“天外来客”居住。因为“洋人”个子大，村里人只好用板凳和椅子把土炕接出一截，才能让他们躺下休息。当时生活很艰苦，加上还有一个八路军兵工厂驻扎在村里，大家都没有细粮，“洋人”的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但质朴的老区人民知道这是帮我们打日本鬼子的“自己人”，就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其中包括煮熟的鸡蛋。“洋人”对其他东西不大感兴趣，只吃鸡蛋，而且是用叉子一块一块叉起来送进嘴里。这让村里人很开眼界。
陈二则老人回忆说，由于榔树园村有兵工厂，驻扎有部队，所以附近村找到的飞行员都集中在这里。之后，在村民们的帮助下，八路军用牲口把飞行员送到了位于河北涉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走时，村里人还为他们开了一个欢送会。
飞行员走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收拾飞机残骸。村里人记得，前后几个村庄的劳力用肩膀扛、骡子驮的办法，把飞机残骸送到了河北涉县的一二九师军务部第三兵工厂（即今天涉县西达村），前前后后运了一个多月才送完。可以说，能够送走的东西都送走了。但飞机对这个小山村来说实在是庞然大物。以后的多年里，村民们还陆续在飞机坠落地附近捡拾到一些铁块、降落伞上的布片等东西。据说，村里老人用的旱烟袋的铁嘴，家里用的铝铁锅，有的就是用捡来的飞机残骸熔铸成的。
飞行员送走以后，村里附近的山沟里，还有盟军飞机抛撒过各种外国糖块，许多小孩子当时都吃到过。老人们都认为，这是那几个被救起的“洋人”送来感谢大家的。
当然，在这场大营救中，当地人民救助飞行员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在护送飞行员向一二九师师部转移过程中，沿途其他村庄的老百姓克服困难，为飞行员做鸡汤，让新媳妇为他们做面条（按当地风俗，新媳妇做的面条是最好吃的），把家里娶媳妇的新棉被拿出来给飞行员用；等等。从留下的其他文字资料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超越语言障碍的浓郁情感。正如卡特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段“好莱坞式”的历史。
后来，太行山里的人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些飞行员的信息。今天，在榔树园村里，在附近的山村，参与过营救美军飞行员的老人大都已经过世了。本文所论，也只是想为尽可能真实地保留、还原这段历史做一点努力。关于这场营救，还有一些关键的“点”，由于条件所限，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比如，这些飞行员的姓名，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呆了多久，是怎样返回美军基地的，后来的境况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恐怕要留待更多的档案史料的公开，才能解决了。相信这段见证着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和中美两国人民真挚友谊的历史，会被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责编 雷蕾）
也许正是由于它的特殊重要性，对于这次坠机事件，前人有不少记载。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太行军区通信队队长何雨农，以及一二九师司令部管理科长郭瑾、一二九师情报部参谋许剑、一二九师政治部刘备耕等人，对此事都有过回忆。曾长期担任李达将军秘书、撰写了《李达参谋长》一书的谢武申同志，在走访大量当事人的基础上，对这次坠机事件作了更为详尽的描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对于这次坠机事件的一些细节，这些回忆还有着彼此不相吻合之处。我们试图结合近年来新面世的史料，以及对榔树园村亲身经历者的采访，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关于B-29轰炸机坠落的时间、地点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回忆中，都称这次坠机事件发生在“秋后”，地点是在平顺县境内的榔树园村附近，而没有更为准确的时间、地点记载。
2008年，美国学者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一书在我国出版。这本书在查阅档案的基础上，详细记载了跌落在榔树园的这架飞机，写明它是在由沈阳返回基地途中坠落，时间是1944年12月7日下午1时左右，飞机编号为3363，而且写出了“石城”乡和“朗树园”村（此处“朗”应为“榔”，此误由翻译所致）的准确地名。无独有偶，在另一篇名为《二战日美首次沈阳航空作战始末》的文章里，作者在参阅日方史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情况，说它隶属第58重轰炸机联队第40轰炸机大队，编号为42-63363。在沈阳空战结束后返程途中遇到意外而失事，机组人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救援。
由此看来，坠机事件的准确时间应在1944年12月7日。那为什么众多的回忆材料都说是“秋后”呢？我们走访了榔树园村的群众。他们告诉我们，当地的秋收是以摘柿子为结束的，而摘柿子是在立冬前三天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初冬时节，也被称作“秋后”。在大家的回忆中，都有飞行员吃软柿、柿饼的细节，这些东西也只有在秋收都结束以后的初冬才有。有两位老人回忆说，他们是在山上拾柴时看到飞机“掉下来的”。按照当地的习俗，拾柴也是在秋收结束、入冬以后才做的农活。而且，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李达参谋长与机组人员的合影来看，他们都已经穿上了棉服，但所戴帽子是单的。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当时的节令应在初冬。
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1945年5月对这次营救行动进行了表彰。2006年12月27日，由福建石狮日报社主办的《收藏快报》对这份布告的内容作了披露：“过去数月中，我根据地全体军民，对于盟国战友的热烈欢迎与招待，曾给国际上以极大影响。当去年十二月初旬，盟机因失事降落平顺地区时，我石城及榔树园附近军民，不分深更半夜、高山大雪，积极自动救护十一位航空员脱险，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不仅予国际上以深刻良好的印象，而且也增进了中美两大民族的友谊，除已由边府及军区派人前赴该处慰问救护盟友的民众外，兹特布告全区，予以表扬……”如这份布告内容属实，关于飞机坠落的时间，就可以有更为确定的答案了。
至于飞机坠落的更为具体的时间，无论是档案史料还是人们的回忆，都是一致的，即午后时分。魏巩是榔树园村二里外的东坪村人。他记得飞机跌落时，自己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架飞机上掉下一个东西，上边大下边小（后来知道是飞行员乘降落伞降落）。飞机掉下来以后，附近四个村子的民兵都来寻找。当时任一二九师师部警卫员的黄凤麟也回忆说，飞机坠落时是下午，军区首长们正在作战室开会。
飞机坠落的地点，我们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是在榔树园村后一个叫驴脚峧的山沟里。村里的老人陈二则说，这里原来叫雷家峧，很早以前是一户姓雷的人家开荒种田的地方，因此得名。后来这家人消亡了，年长日久，村里人按照方言叫这个地方 “驴脚峧”。
关于机组人员的情况
这架飞机上有多少飞行员，现有的回忆史料并不一致，大致有9位与11位两种说法。何雨农及当地村民的回忆说当时被救起的飞行员共9人，但李达将军的回忆和卡特的书中都记载说是11人，前文所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表彰文告也说到，获救的飞行员是11人。何雨农是最早参与营救的我方正规军事人员，当地村民的亲身经历也不容忽视。那么，这架飞机上当时究竟有几个人呢？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救援工作并非只在榔树园一个村里进行。在飞机掉落下来的当天下午，榔树园村就“捡”到两位飞行员，把他们安顿在村里一所大院的堂屋。还有七位飞行员是在第二天。但这还不是全部，石城镇老申峧村的岳冲霄在《太行悲歌》中有一段回忆，说当时有一名飞行员在降落时，降落伞被挂在悬崖上的一棵树上。他等了许久，不见有人来搭救，便掏出手枪连放三枪，民兵们听到枪声循声而来，把他找到，他的脸被砾石荆棘扎伤了。卡特的书中说这位飞行员“三天水米未进”。这说明，飞行员散落在周边多个村庄，这些村庄的军民，都参与了救援行动。
我们还查阅了B-29轰炸机的相关资料。资料表明，这种轰炸机的机组人员配备通常在10-14人。11人是较为常规的配备，包括在12月7日的空战中其他同行飞机的机组人员，也是同样的配备。加上上述史料支撑，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架跌落在榔树园村附近的飞机上的飞行员人数应该是11人。
关于机组人员的姓名，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有一位，就是美国学者卡特的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机组的机长是乔治·瓦洛夫（George Varoff）。黄华同志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说，在美军观察组造访延安期间，他曾经在延安接待过获救的飞行员，其中就有飞机机长“乔治·瓦洛夫上尉”。而谢武申同志在他所著的《李达参谋长》一书中曾提到，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访美时，这些飞行员中的幸存者还闻讯去看望他，对四十多年前的救护和接待表示感谢。但是，在公开的材料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这些飞行员的姓名和其他情况介绍，颇为遗憾。 关于飞机的基本情况
有不少回忆史料说，坠落在平顺的这架飞机属于美国援华飞行队即飞虎队。事实上，飞虎队在1942年7月即告解散，成立了新的第14航空队，陈纳德为司令官。但即使是第14航空队，也从未拥有过B-29这样的“超级空中堡垒”。它下属的第308重型轰炸机大队，主要使用B-24重型轰炸机。而当时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B-29于1944年4月到达中国，全部隶属第20轰炸机司令部，由阿诺德将军直接领导。与飞虎队主要执行空中战斗任务不同，它所担负的是对日本本土及日本在中国的工业基地进行战略轰炸的任务。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这架飞机是B-29型轰炸机是无疑义的，那么，它就不应该受陈纳德指挥。这一点，也被美、日方面的史料所证实。也就是说，坠落在平顺的这架美国飞机，与飞虎队及其之后的第14航空队，并无关联。
至于这架飞机是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人们的记忆彼此也有较大出入。据何雨农的回忆，该机是从我国西南大后方起飞去东北执行轰炸日军的任务，返回时在天津一带上空遭到日军飞机拦截，中弹受伤。飞临平顺县境时，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郭瑾则说，这架轰炸机是从四川起飞，、到东北营口一带执行轰炸任务，在返程途中被日本军队炮火所伤。基地指示让他们跳伞，“往太行山上跳，越高的山越跳，越高的山越有八路军，八路军不害你，会救你。”而许剑的回忆是，这架飞机是从盟军在缅甸的空军基地起飞，轰炸东北小丰满水电站，在回程中受伤的。也有的回忆说这架飞机是从中国西南某地起飞，任务是轰炸鞍山钢铁厂。
而从现在已经公开的史料记载可知，为了配合B-29在中国作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专门为它在成都附近修建了广汉、新津、邛崃、彭山等机场，因而，要轰炸中国东北，B-29无须从缅甸起飞。在所能见到的材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B-29从1944年进驻中国以后，曾多次对东北的鞍山、本溪、沈阳、旅顺、大连进行过轰炸，目的是为了摧毁、削弱日本的钢铁与飞机制造工业。但在1944年12月7日，有明确记载的轰炸任务，就是对沈阳日军的飞机株式会社和造兵所进行打击。发生在沈阳上空的这场空战，已经有不少记载面世，为人熟知。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卡特的书和涂君的文章所持说法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本文前述关于飞机坠落时间、地点及机型都无误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从成都基地起飞，到沈阳执行轰炸任务，在返航途中迫降。
至于飞机发生的意外，是由于日机的击伤，还是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所致，人们的回忆都是前者。涂君的文章则称这架B-29是被日机“撞”伤，而后意外失事的。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有不少材料说，这架飞机受到了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攻击。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知道，参与这场空战的日方军队是飞行第104战队、独立飞行第25中队、独立飞行第81中队及伪满陆军航空队，他们使用的主要是一式、二式、四式及九七式战斗机。作为当时日本海军的主力零式战斗机，是否也参与进来，现在还缺乏更多的史料支撑。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细节是，飞机坠落之前，机组人员试图带伤返航。据榔树园村的老人们回忆，当时有几十架飞机从空中飞过。他们看到有两架飞机用机翼“架”着中间一架在飞，都感到很好奇。但是飞过眼前的山头，就看到那两架飞机独自飞走了，中间的飞机摇摇晃晃落了下来，不久就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这个情况，在黄凤麟给谢武申同志的信中也提到过。这种奇异的舍生互助的情况，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关于长凝机场的修建
对于抗日战争中的太行根据地来说，坠落在榔树园山沟的这架飞机最大的意义是，让太行山里修建起了飞机场。如前所述，这个简易飞机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这个机场的修建过程，人们的回忆较为一致。被榔树园村及其附近村庄的军民救起的这些飞行员，在被送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的路上，看到师部以西三十多华里的长凝附近有一片开阔地，误认为是飞机场。到达师部以后，他们向李达参谋长建议，可以把此地稍加修建，作为简易机场。后来，在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等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时，他们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样，在机组人员返回一二九师师部以后，就正式开始在太行山长凝修建第一个简易机场。这个机场后来不仅成为美军观察组飞往延安的中转站，而且成为我们运送物资、人员的重要枢纽。
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从延安乘飞机返太行山指挥打上党战役，所乘飞机就降落在长凝机场。这个机场还承担了许多其他重要职责。李达将军说：“我们的同志去延安开会、运物资、送文件，都是从这里搭乘美国飞机。”我党我军的许多领导同志，还有不少参加“七大”的代表，都是从这里搭飞机到延安的。刘少奇、陈毅等同志就曾数次作为“押运物资人员”搭乘飞机往返，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谢武申同志在《李达参谋长》一书中还披露说，在对日军发起全面反攻的前夕，一二九师机要室所有电报档案，也是通过这个渠道安全送到延安的。
在考察长凝机场修建时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944年8月20日，毛泽东曾有一份发给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的一份电报。电报明确指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拟乘飞机到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而长凝机场正是太行根据地唯一的临时机场。无独有偶，有文章根据当地村民的回忆说，机场修建的时间，是在1944年八、九月份。
为了弄清楚修建机场的时间，我们特意走访了谢武申同志。他将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采访记录提供给我们。其中记录有一位叫李树勋的当地人说，飞机场是在1944年秋天修建，当年冬第一次有飞机落下来。其他村民的回忆也证实，飞机场是在1944年秋天开始修，但是只修了个大概，1945年春天正式修成。当时任长凝区区长的李习龙说，当地动员了一千余人参加修建机场，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修成了。
将这些资料与李达同志的回忆对照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一个合理的时间顺序：飞机场的正式修建是在1944年12月7日以后。在这之前，李达同志就已经想过，这片开阔地是修建机场的理想地点，所以有意识地让七六九团在上面跑步、训练，把它踏得平平的，以备不时之需 。当地村民所说“修了个大概”，应当就是指这段时间的准备工作。而美军飞行员的建议，恰恰与这一设想不谋而合，最终促成了机场的修建。因为提前已经有所安排，所以很快就修好了。 若干细节的补充
关于这次救援行动，我们还从当地人们的记忆中，找到更多的细节。
张守成老人讲，他当时在榔树园村后的葛沟凹山上，看到飞机上一个东西掉到了不远处的地上，于是跑去看稀罕。没有想到，那团布下面钻出来一个人。这个大鼻子“洋人”掏出一支手枪，老人非常害怕，准备跑走，却看见他是用枪把对着自己。于是，他大着胆子向前走去，“洋人”说了一句“黑骡”（即英语的“hello”）。老人听不明白，但看他并无恶意，寻思着“不管黑骡白骡，先抓住他再说”。于是，这个“洋人”被送到了6里山路外的榔树园村。
当时榔树园村的武装委员会副主任是魏光策。这位老人告诉笔者，飞机跌落那天，他正带着民兵在县里参加阅兵。下午，他接到驻扎在寺头村的太行四分区首长的电话，要求他带领村民兵立即赶回榔树园，营救美军飞行员。他和村里的十多个民兵跑步从县城往村里赶，抄近路走老马岭山路，回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回到村里时，发现被找到的飞行员已经被集中到村里的大院里吃上饭了。这应该是在何雨农之前最早赶到的地方武装了。
飞行员找到以后，村里人把他们安顿在一个大院里，并把堂屋房子腾出来给这些“天外来客”居住。因为“洋人”个子大，村里人只好用板凳和椅子把土炕接出一截，才能让他们躺下休息。当时生活很艰苦，加上还有一个八路军兵工厂驻扎在村里，大家都没有细粮，“洋人”的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但质朴的老区人民知道这是帮我们打日本鬼子的“自己人”，就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其中包括煮熟的鸡蛋。“洋人”对其他东西不大感兴趣，只吃鸡蛋，而且是用叉子一块一块叉起来送进嘴里。这让村里人很开眼界。
陈二则老人回忆说，由于榔树园村有兵工厂，驻扎有部队，所以附近村找到的飞行员都集中在这里。之后，在村民们的帮助下，八路军用牲口把飞行员送到了位于河北涉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走时，村里人还为他们开了一个欢送会。
飞行员走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收拾飞机残骸。村里人记得，前后几个村庄的劳力用肩膀扛、骡子驮的办法，把飞机残骸送到了河北涉县的一二九师军务部第三兵工厂（即今天涉县西达村），前前后后运了一个多月才送完。可以说，能够送走的东西都送走了。但飞机对这个小山村来说实在是庞然大物。以后的多年里，村民们还陆续在飞机坠落地附近捡拾到一些铁块、降落伞上的布片等东西。据说，村里老人用的旱烟袋的铁嘴，家里用的铝铁锅，有的就是用捡来的飞机残骸熔铸成的。
飞行员送走以后，村里附近的山沟里，还有盟军飞机抛撒过各种外国糖块，许多小孩子当时都吃到过。老人们都认为，这是那几个被救起的“洋人”送来感谢大家的。
当然，在这场大营救中，当地人民救助飞行员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在护送飞行员向一二九师师部转移过程中，沿途其他村庄的老百姓克服困难，为飞行员做鸡汤，让新媳妇为他们做面条（按当地风俗，新媳妇做的面条是最好吃的），把家里娶媳妇的新棉被拿出来给飞行员用；等等。从留下的其他文字资料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超越语言障碍的浓郁情感。正如卡特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段“好莱坞式”的历史。
后来，太行山里的人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些飞行员的信息。今天，在榔树园村里，在附近的山村，参与过营救美军飞行员的老人大都已经过世了。本文所论，也只是想为尽可能真实地保留、还原这段历史做一点努力。关于这场营救，还有一些关键的“点”，由于条件所限，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比如，这些飞行员的姓名，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呆了多久，是怎样返回美军基地的，后来的境况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恐怕要留待更多的档案史料的公开，才能解决了。相信这段见证着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和中美两国人民真挚友谊的历史，会被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