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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援华航空志愿队，国人比较熟悉的是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
其实早在“飞虎队”来华之前，苏联航空志愿队就参加了中国抗战。“飞虎队”大本营、抗日战争胜利受降地芷江，就驻扎过一个航空大队。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贡献与“飞虎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背后那段熠熠生辉的历史鲜为人知。
2015年5月6日，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湖南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公布了部分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帮助中国抗战的视频，掀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到芷江机场
1938年，我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年，作为前线机场的芷江机场修建进入扫尾阶段。
由于前方战事趋紧，国民政府航委会航空第二修理厂、航空第九总站、第二油弹库等与机场相配套的军事设施提前进驻芷江。
10月初的一天拂晓，航空第九总站站长侯拔伦被值班参谋叫醒，告之重庆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有重要电话找他。侯拔伦感到事情紧急，速往值班室跑去。
“为加强对长沙、南昌等城市的防卫，今天苏联航空志愿队有21架飞机进驻芷江机场，你要确保飞机安全降落。”周至柔在电话那头下达命令。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侯拔伦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新修的机场将迎来首批战鹰，湘西的蓝天将有了一支惩罚日寇的“天兵”。忧虑的是机场还未完全竣工，万一出现事故，自己脑袋将不保。
想到这里，侯拔伦睡意全无，连忙找来机场负责设计、施工的工程师林泽群，详细了解机场跑道的质量问题，又带领站场人员将跑道上的杂物清扫干净，一切准备妥当后，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下午5时许，从正北面的西晃山方向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不一会儿，21架成7个品字队形的苏制N-15和N-16战斗机飞抵县城上空。芷江百姓纷纷拥上街头，翘首仰望这些“天外来客”。苏联机群在县城上空绕行一圈，表示向古城人民致意，然后依次由南向北徐徐降落。
这支苏联航空志愿队代号为“正义之剑”。他们在队长伊凡诺夫斯基的率领下，从苏联阿拉木图起飞后，沿着一条缺乏机场和导航设施的航线飞往中国，经伊宁、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到达兰州，在兰州进行检修和加油后，经成都、重庆又匆匆直飞芷江。
当年12月，从芷江机场起飞的4名苏联飞行员在远程作战中，遭到日机突袭，壮烈牺牲，把一腔青春热血抛洒在中国的碧空上。1949年10月17日《解放日报》刊载的文章评价：“他们以自己的无畏行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洒下的鲜血同中国人民洒下的鲜血融合在一起。” 苏联飞行员在芷江纪律严明
在芷江县城南端的体育场旁的“环球大旅社”，当年是苏联航空志愿队的驻地。曾在芷江机场参加抗战的老兵刘道民回忆道，苏联飞行员穿着简朴，为人和气。
当时驻芷江的苏联航空志愿队队员总共50余人。每天清晨6时，他们准时起床，沿着公路朝4公里外的七里桥等处做长距离的跑步锻炼。晚饭后，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便脱光上衣，在操坪中踢足球或打篮球。
遇上阴雨天，偶尔也可以看到他们溜溜街，逛逛商店。有时为了猎奇，他们也买一点土特产。一次，有一位苏联飞行员买了把铜制的水烟袋，学着抽丝烟，由于没有掌握好吸吮技术，结果把铜管中带有烟味的水吸进喉中，呛得直流眼泪，惹得同伴和周围的群众哄然大笑。
他们对本地产的小鞭炮很感兴趣，1939年过年时，他们买来一封封小鞭炮边走边燃放，或送给跟随的小孩一起燃放，大家玩得十分开心。当地舞灯队到他们住地门前舞龙耍狮，他们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小鞭炮一封接一封地放个不停。
驻地旁的水河，也是他们很爱去的地方，盛夏每当征战归来或球赛之后，他们常三五成群地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中追逐戏耍。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均来自有建制的正规苏军，作战勇敢，且纪律严明，在芷江期间，从未涉足茶楼酒馆、舞厅戏院，甚至向中方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1939年2月，驻扎在芷江机场的苏联航空志愿大队奉命换防，从芷江撤至重庆，加入到拱卫陪都的空战。
他们为何鲜为人知
在中国，在芷江，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却是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介绍，根据解密档案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认为主要是出于苏联的战略考虑，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Z作战，除军事人员外，一些党务人员也一同派遣过来，为掩饰这些政工人员的身份，苏联采用“首席领航员”等多种头衔掩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员也非常低调，对家人也保密。
后在重庆万县牺牲的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在中国执行命令期间，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也都对中方保密，飞机也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
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以1938年的一场空战为例，战事结束后，中央社报道时只强调了“我空军将士 ”建了奇功；《新华日报》同样没有提及苏联空军战士，“这几天来，武汉市面不论穷街僻巷，都在议论着18日我国空军击落敌机16架伟大胜利的情形”。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后就不需要伪装了，可以正面宣传。
“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航空志愿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吴建宏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中国、在芷江留下的遗迹和文献资料极少，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其实早在“飞虎队”来华之前，苏联航空志愿队就参加了中国抗战。“飞虎队”大本营、抗日战争胜利受降地芷江，就驻扎过一个航空大队。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贡献与“飞虎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背后那段熠熠生辉的历史鲜为人知。
2015年5月6日，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湖南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公布了部分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帮助中国抗战的视频，掀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到芷江机场
1938年，我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年，作为前线机场的芷江机场修建进入扫尾阶段。
由于前方战事趋紧，国民政府航委会航空第二修理厂、航空第九总站、第二油弹库等与机场相配套的军事设施提前进驻芷江。
10月初的一天拂晓，航空第九总站站长侯拔伦被值班参谋叫醒，告之重庆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有重要电话找他。侯拔伦感到事情紧急，速往值班室跑去。
“为加强对长沙、南昌等城市的防卫，今天苏联航空志愿队有21架飞机进驻芷江机场，你要确保飞机安全降落。”周至柔在电话那头下达命令。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侯拔伦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新修的机场将迎来首批战鹰，湘西的蓝天将有了一支惩罚日寇的“天兵”。忧虑的是机场还未完全竣工，万一出现事故，自己脑袋将不保。
想到这里，侯拔伦睡意全无，连忙找来机场负责设计、施工的工程师林泽群，详细了解机场跑道的质量问题，又带领站场人员将跑道上的杂物清扫干净，一切准备妥当后，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下午5时许，从正北面的西晃山方向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不一会儿，21架成7个品字队形的苏制N-15和N-16战斗机飞抵县城上空。芷江百姓纷纷拥上街头，翘首仰望这些“天外来客”。苏联机群在县城上空绕行一圈，表示向古城人民致意，然后依次由南向北徐徐降落。
这支苏联航空志愿队代号为“正义之剑”。他们在队长伊凡诺夫斯基的率领下，从苏联阿拉木图起飞后，沿着一条缺乏机场和导航设施的航线飞往中国，经伊宁、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到达兰州，在兰州进行检修和加油后，经成都、重庆又匆匆直飞芷江。
当年12月，从芷江机场起飞的4名苏联飞行员在远程作战中，遭到日机突袭，壮烈牺牲，把一腔青春热血抛洒在中国的碧空上。1949年10月17日《解放日报》刊载的文章评价：“他们以自己的无畏行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洒下的鲜血同中国人民洒下的鲜血融合在一起。” 苏联飞行员在芷江纪律严明
在芷江县城南端的体育场旁的“环球大旅社”，当年是苏联航空志愿队的驻地。曾在芷江机场参加抗战的老兵刘道民回忆道，苏联飞行员穿着简朴，为人和气。
当时驻芷江的苏联航空志愿队队员总共50余人。每天清晨6时，他们准时起床，沿着公路朝4公里外的七里桥等处做长距离的跑步锻炼。晚饭后，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便脱光上衣，在操坪中踢足球或打篮球。
遇上阴雨天，偶尔也可以看到他们溜溜街，逛逛商店。有时为了猎奇，他们也买一点土特产。一次，有一位苏联飞行员买了把铜制的水烟袋，学着抽丝烟，由于没有掌握好吸吮技术，结果把铜管中带有烟味的水吸进喉中，呛得直流眼泪，惹得同伴和周围的群众哄然大笑。
他们对本地产的小鞭炮很感兴趣，1939年过年时，他们买来一封封小鞭炮边走边燃放，或送给跟随的小孩一起燃放，大家玩得十分开心。当地舞灯队到他们住地门前舞龙耍狮，他们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小鞭炮一封接一封地放个不停。
驻地旁的水河，也是他们很爱去的地方，盛夏每当征战归来或球赛之后，他们常三五成群地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中追逐戏耍。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均来自有建制的正规苏军，作战勇敢，且纪律严明，在芷江期间，从未涉足茶楼酒馆、舞厅戏院，甚至向中方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1939年2月，驻扎在芷江机场的苏联航空志愿大队奉命换防，从芷江撤至重庆，加入到拱卫陪都的空战。
他们为何鲜为人知
在中国，在芷江，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却是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介绍，根据解密档案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认为主要是出于苏联的战略考虑，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Z作战，除军事人员外，一些党务人员也一同派遣过来，为掩饰这些政工人员的身份，苏联采用“首席领航员”等多种头衔掩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员也非常低调，对家人也保密。
后在重庆万县牺牲的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在中国执行命令期间，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也都对中方保密，飞机也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
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以1938年的一场空战为例，战事结束后，中央社报道时只强调了“我空军将士 ”建了奇功；《新华日报》同样没有提及苏联空军战士，“这几天来，武汉市面不论穷街僻巷，都在议论着18日我国空军击落敌机16架伟大胜利的情形”。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后就不需要伪装了，可以正面宣传。
“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航空志愿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吴建宏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中国、在芷江留下的遗迹和文献资料极少，这确实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