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梦龙《古今笑史》,方知华亭公乃明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虽然董其昌是个读书的种子,但他在松江华亭时,对他人的田产喜欢得说拿来就拿来。这事儿被百姓捅到海瑞那里,被海瑞狠狠处罚了一通,把董其昌心疼得直跺脚。有缙绅出来说情,劝告海瑞说圣人不做过份的事,海瑞是何等刚烈的人呀,勃然训斥道:“诸公岂不知海瑞非圣人耶!”
　　海瑞敢死谏,缘何为一书画家动怒呢?因为,这董其昌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原来,董其昌在官场上可算得上老油条了。他幼年勤读,少负文名,万历十七年(1589)举进士,从此于宦海沉浮多年,善于看风使舵,几次辞官又几次复出,曾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崇祯六年(1633)以太子太保衔告老还乡,崇祯九年病逝于故里。按说,在那个砍杀声震天响的明王朝,能够保全身家性命下来,做京官做到董其昌这份上的并不多见,海瑞那样的铮铮铁骨的清官就差一点被明世宗朱厚熜揪掉脑袋。但董其昌成为名人倒不是借光于在官场上混得明白,而是他在书画和人品上的“造诣”——书画自成一家,而人品却异常卑劣。
　　中国书画进入明朝似显颓势,但在董其昌手下小有波澜。当时书法上曾有“邢张米董”之称,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在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即使喜欢自吹自擂的清康熙、乾隆帝也捧起了董其昌的书法,弄出来一堆溢美之词。据说,1989年6月纽约拍卖过一幅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价格卖到了165万美元。只是,康有为不买他的帐,说他的字“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我想,这只是康有为个人的一个看法。他看满清不顺眼,看董其昌的书法不顺眼也在情理中,毕竟老康看上眼的不多矣。或许是“恨屋及乌”,康有为鄙视的是董其昌的人品,以致殃及到了他的书法。
　　知书达理、文如其人,这只是善良人的一种愿望,其实不然。读书或许能修正一个人的人品,但以为就此塑造全新的人格,我看难。董其昌才高八斗,但有才无德外加阴损。按说,辞京官而不做,做乡绅,就应该懂点规矩,为乡里做些功德,修条路呀,建一个学堂什么的,就连辫帅军阀张勋对江西人都高看一眼。但董其昌对这些一概说“不”,大吃起“窝边草”来,巧取豪夺,仗势侵财,不消几年,便成为拥有良田万顷、华屋百间的首富土豪劣绅。这还不打紧,艺术家温饱思淫欲,招方士,专研房中术,采阴补阳,日夜操练。估计此公大补没少消受,以致“性”趣盎然,到六十岁了仍“宝刀不老”,竟唆使次子强抢民女绿英。董其昌的臭名昭著由此而生,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欲纳妾,儿子便抢美,俨然双簧,以致逼死人命,终引发民怨沸腾,可怜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付之一炬。这就是古中国一些文人糜烂至极的一个缩影。好在更多文人只是沉湎女色,像白乐天白居易,都老得掉碴了,还哼哼唧唧地念叨“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老牛吃嫩草,摩挲人家十八九的小姑娘,只是恶心罢了,而董其昌的丑态更多的是让人切齿。
　　董其昌的卑劣行径是堕落文人的一个写照,在之后的明末清初,还有个叶德辉与其俨然伯仲。叶德辉中过进士,后来弃官回乡做起乡绅,但他也有两个臭毛病,一是琢磨房中术、淫女童;再就是善骂,看谁不顺眼就开骂,骂新政,骂康党,骂督军,骂得顺流了,连农民协会都没能幸免。你道他骂的是什么?文人自有文人的骂法:“农运宏开,稻梁粟麦黍稷,无非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尽是畜生”这是一副对联,横批是“斌尖卡傀”。直指农会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这次第,叶德辉可就没有董其昌那般幸运了,他吃了农会的子弹。
　　恶,或许是每个人骨子里存有的因子,但不是人人都显现出恶来。历来,文人之恶尤见得恶毒,只是,他们的恶往往被道貌岸然、之乎者也所掩饰了。董其昌只是这类人中彰显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