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门德斯护送伊朗人质危机中趁乱逃脱的6个美国驻华使馆美国工作人员，伪装成一个电影摄制组安全通过机场层层关卡，顺利回到美国。这是电影《逃离德黑兰》所讲述的故事。
不得不说这部电影上映时间的选择实在很巧妙，2012年美国大使馆在中东遭遇一系列遇袭事件，令美国人惶恐、困惑、愤怒，《逃离德黑兰》几乎真实再现了历史上的类似事件，这次好莱坞老套的煽情和完美个人英雄主义塑造显得很合时宜，虽然真相有点不一样，但依然和电影一样惊心动魄。
人质危机爆发
伊朗一直是帝制国家，直到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莫沙德哈当选上伊朗首相。他坚持石油国有化，严重损害了美国英国的利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帮助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推翻了莫沙德哈。并且前后八位美国总统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以换取伊朗的石油供应，以及在中东的战略存在。
但巴列维国王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不遵守伊斯兰教义，实现社会西化；二生活极其奢侈；三是联合美英损害伊朗石油利益。他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宗教保守人士的不满。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被推翻，流亡美国。
1979年11月1日，新的伊朗领导人，阿亚图拉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霍梅尼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这一口号极富号召力，千余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活动。
11月4日，大约500名自称“伊玛目的门徒”的伊朗学生（这一数字在不同的报道中都有不同，具体数字在300至2000之间），在又一次的骚动中占领了使馆的主体建筑。使馆的陆战队守卫只进行了象征性抵抗，而使馆职员不得不破坏通讯设备并将敏感的文件予以销毁。在90名使馆人员中，有66名被扣，其中有3人是在伊朗外交部被俘的。
此时，在领事办公楼，领事官员约瑟夫·斯塔福德和妻子凯思琳、签证官罗伯特·安德斯和里杰克夫妇趁乱从领事办公楼后门溜出去。正好下着大雨，街上人不多，他们避开了好几拨示威的人群，跑入安德斯的公寓，悄悄与别国使馆人员取得联络，让美国人知道他们已经逃脱。5个人躲到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官邸。
多日之后，另一名逃出来的使馆工作人员亨利·李·沙茨也偷偷溜进泰勒家。他原先躲在瑞典外交官家中，没有人问为什么，事实是那位瑞典大使自己逃跑了，当然这个时候没人有义务收留他们，除了老好的加拿大人！
此时轮到美国CIA出场了，毕竟他们落到该种田地有大半原因要归罪于他们，不但直接导致伊朗民怨沸腾，还完全忽视了革命前的种种迹象，CIA之前一直坚称“伊朗不会发生革命，因为不存在革命爆发的一般条件贫穷、饥饿、失业”。
营救行动
电影中的主角——前中情局伪装部门负责人、现制图与甄别部门主管托尼·门德斯接受了该项任务，门德斯曾在中情局技术部门担任“身份转换师”14年之久。这个部门在美国情报界可是赫赫有名。该部门曾想用“炸弹雪茄”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但没有成功。门德斯的使命是利用“身份转换”，使相关人员摆脱困境。门德斯的身份“易容术”技艺高超，曾多次帮助美国情报人员成功逃离。
门德斯和他的团队开始寻找“黑色”的逃离德黑兰路线，门德斯的结论是：“使用准军事手段”营救人质“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年后，“鹰爪行动”的惨败证明了他的正确，该军事营救行动8名美国军人阵亡而告终。）
但CIA并没有立即执行“电影制作”这一计划，最开始他们想用别的伪装身份，如“食品经济学家”或“失业学校教师”。只是不论用何种伪装身份，美国人都需要加拿大人的帮助。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加拿大人同意提供6本护照给被困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伊朗政府当时正积极鼓励外国公司在其国内开展商务活动。他们需要美元，拍摄一部影片意味着会有数百万美元流进伊朗的腰包。于是这个团队在好莱坞开设了一个叫做Studio Six的电影制作工作室并开始营业，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制作《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时使用过这个办公室。
挑选一个合适的剧本确实有点棘手。他们决定，“我们需要一个剧本，包含科幻，中东，和神话元素。如果有一些关于伊斯兰的荣耀，那就更好了。”他们在一堆剧本的最下面发现一部合适的，它基于“一本获奖的科幻小说”（Roger Zelazny的Lord of Light）改编。他们设计了一些LOGO和海报，还买下了《名利场》和《好莱坞报道》的整版广告，所有人都相信这部即将拍摄的《Argo》绝对是大制作的电影。
此后的真实逃离行动就没那么传奇性了，据1999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解禁的内部资料显示，当门德斯拿着“6个加拿大人，一个欧洲人，和一个拉美人”的假护照和签证逃离伊朗登上瑞士航空的SR-363航班时，伊朗的海关官员对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护照加盖印章“关心地很少”。当然更不会出现电影的最后伊朗革命卫队驱车追赶的情况，再傻的人也知道给塔台打电话。
真实的磨难
尽管逃离德黑兰的计划最终成功了，但是整个行动过程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加拿大人发现，中情局伪造的伊朗签证中，有一个出了岔子——他们的伪造人员“搞错了波斯日历”。伊朗与加拿大政府的关系也开始紧张了，
门德斯回忆说，那些由美国人伪造加拿大的护照“非常低劣”。中情局的地图也把加拿大大使馆的位置搞错了，本来门德斯要和加拿大的线人在那里接头的。当他们走入了其实是瑞士大使馆之后，两名中情局特工就像普通迷路的游客一样在大街上询问伊朗人加拿大使馆的位置。最后一个错误发生在逃走的前一天黎明。门德斯被凌晨3点的电话呼叫吵醒了，按照计划他的闹铃应该在2时15分将他吵醒，他睡过头了。
他们八个人（另一个CIA特工没有出现在电影里），通过加拿大使馆的汽车前往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使馆已经编造了一份假的电报，表示电影的拍摄人员要去别地取景）。门德斯一行人打扮的很有好莱坞范，溜溜达达地通过机场，每个人都被仔细的询问了日期和他们拍摄的“传奇电影”。有一个人理了一个“摇滚歌手范”的发型...没有口袋的紧身裤和敞开的蓝色丝绸衬衫露出一条明晃晃的金链，纪念章，还有胸毛......他的大衣随意的搭在肩膀上。“就像一个要上T型台的模特。在他们的假签证和护照被盖上伊朗海关的印章之后，八个人登上了飞机，飞机因为小小的机械故障延迟了一会起飞。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等到飞机离开伊朗领空才点了血腥玛丽来庆祝。
剩余的人质则没有这么幸运了，被关了444天，期间绝食、自杀（未遂）不断。更倒霉的人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许多人认为人质事件直接导致了他连任失败。从历史上看，像一个影评家说的，我们发现，所有人的手都是脏的，除了加拿大。
不得不说这部电影上映时间的选择实在很巧妙，2012年美国大使馆在中东遭遇一系列遇袭事件，令美国人惶恐、困惑、愤怒，《逃离德黑兰》几乎真实再现了历史上的类似事件，这次好莱坞老套的煽情和完美个人英雄主义塑造显得很合时宜，虽然真相有点不一样，但依然和电影一样惊心动魄。
人质危机爆发
伊朗一直是帝制国家，直到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莫沙德哈当选上伊朗首相。他坚持石油国有化，严重损害了美国英国的利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帮助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推翻了莫沙德哈。并且前后八位美国总统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以换取伊朗的石油供应，以及在中东的战略存在。
但巴列维国王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不遵守伊斯兰教义，实现社会西化；二生活极其奢侈；三是联合美英损害伊朗石油利益。他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宗教保守人士的不满。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被推翻，流亡美国。
1979年11月1日，新的伊朗领导人，阿亚图拉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霍梅尼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这一口号极富号召力，千余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活动。
11月4日，大约500名自称“伊玛目的门徒”的伊朗学生（这一数字在不同的报道中都有不同，具体数字在300至2000之间），在又一次的骚动中占领了使馆的主体建筑。使馆的陆战队守卫只进行了象征性抵抗，而使馆职员不得不破坏通讯设备并将敏感的文件予以销毁。在90名使馆人员中，有66名被扣，其中有3人是在伊朗外交部被俘的。
此时，在领事办公楼，领事官员约瑟夫·斯塔福德和妻子凯思琳、签证官罗伯特·安德斯和里杰克夫妇趁乱从领事办公楼后门溜出去。正好下着大雨，街上人不多，他们避开了好几拨示威的人群，跑入安德斯的公寓，悄悄与别国使馆人员取得联络，让美国人知道他们已经逃脱。5个人躲到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官邸。
多日之后，另一名逃出来的使馆工作人员亨利·李·沙茨也偷偷溜进泰勒家。他原先躲在瑞典外交官家中，没有人问为什么，事实是那位瑞典大使自己逃跑了，当然这个时候没人有义务收留他们，除了老好的加拿大人！
此时轮到美国CIA出场了，毕竟他们落到该种田地有大半原因要归罪于他们，不但直接导致伊朗民怨沸腾，还完全忽视了革命前的种种迹象，CIA之前一直坚称“伊朗不会发生革命，因为不存在革命爆发的一般条件贫穷、饥饿、失业”。
营救行动
电影中的主角——前中情局伪装部门负责人、现制图与甄别部门主管托尼·门德斯接受了该项任务，门德斯曾在中情局技术部门担任“身份转换师”14年之久。这个部门在美国情报界可是赫赫有名。该部门曾想用“炸弹雪茄”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但没有成功。门德斯的使命是利用“身份转换”，使相关人员摆脱困境。门德斯的身份“易容术”技艺高超，曾多次帮助美国情报人员成功逃离。
门德斯和他的团队开始寻找“黑色”的逃离德黑兰路线，门德斯的结论是：“使用准军事手段”营救人质“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年后，“鹰爪行动”的惨败证明了他的正确，该军事营救行动8名美国军人阵亡而告终。）
但CIA并没有立即执行“电影制作”这一计划，最开始他们想用别的伪装身份，如“食品经济学家”或“失业学校教师”。只是不论用何种伪装身份，美国人都需要加拿大人的帮助。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加拿大人同意提供6本护照给被困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伊朗政府当时正积极鼓励外国公司在其国内开展商务活动。他们需要美元，拍摄一部影片意味着会有数百万美元流进伊朗的腰包。于是这个团队在好莱坞开设了一个叫做Studio Six的电影制作工作室并开始营业，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制作《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时使用过这个办公室。
挑选一个合适的剧本确实有点棘手。他们决定，“我们需要一个剧本，包含科幻，中东，和神话元素。如果有一些关于伊斯兰的荣耀，那就更好了。”他们在一堆剧本的最下面发现一部合适的，它基于“一本获奖的科幻小说”（Roger Zelazny的Lord of Light）改编。他们设计了一些LOGO和海报，还买下了《名利场》和《好莱坞报道》的整版广告，所有人都相信这部即将拍摄的《Argo》绝对是大制作的电影。
此后的真实逃离行动就没那么传奇性了，据1999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解禁的内部资料显示，当门德斯拿着“6个加拿大人，一个欧洲人，和一个拉美人”的假护照和签证逃离伊朗登上瑞士航空的SR-363航班时，伊朗的海关官员对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护照加盖印章“关心地很少”。当然更不会出现电影的最后伊朗革命卫队驱车追赶的情况，再傻的人也知道给塔台打电话。
真实的磨难
尽管逃离德黑兰的计划最终成功了，但是整个行动过程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加拿大人发现，中情局伪造的伊朗签证中，有一个出了岔子——他们的伪造人员“搞错了波斯日历”。伊朗与加拿大政府的关系也开始紧张了，
门德斯回忆说，那些由美国人伪造加拿大的护照“非常低劣”。中情局的地图也把加拿大大使馆的位置搞错了，本来门德斯要和加拿大的线人在那里接头的。当他们走入了其实是瑞士大使馆之后，两名中情局特工就像普通迷路的游客一样在大街上询问伊朗人加拿大使馆的位置。最后一个错误发生在逃走的前一天黎明。门德斯被凌晨3点的电话呼叫吵醒了，按照计划他的闹铃应该在2时15分将他吵醒，他睡过头了。
他们八个人（另一个CIA特工没有出现在电影里），通过加拿大使馆的汽车前往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使馆已经编造了一份假的电报，表示电影的拍摄人员要去别地取景）。门德斯一行人打扮的很有好莱坞范，溜溜达达地通过机场，每个人都被仔细的询问了日期和他们拍摄的“传奇电影”。有一个人理了一个“摇滚歌手范”的发型...没有口袋的紧身裤和敞开的蓝色丝绸衬衫露出一条明晃晃的金链，纪念章，还有胸毛......他的大衣随意的搭在肩膀上。“就像一个要上T型台的模特。在他们的假签证和护照被盖上伊朗海关的印章之后，八个人登上了飞机，飞机因为小小的机械故障延迟了一会起飞。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等到飞机离开伊朗领空才点了血腥玛丽来庆祝。
剩余的人质则没有这么幸运了，被关了444天，期间绝食、自杀（未遂）不断。更倒霉的人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许多人认为人质事件直接导致了他连任失败。从历史上看，像一个影评家说的，我们发现，所有人的手都是脏的，除了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