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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实质，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高度来理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来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通过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分析视角，可以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进一步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4-0007-05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民族历史阶段逐渐向世界历史阶段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综合性精神产品。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完成了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变革，形成了他自称的“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向的理论成果，实质上这三个部分中每个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我们需要从整体上对它进行把握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马克思主义先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时期的政策理论提供指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了很多困难和众多误解，以下从三个方面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笔者在本文开篇提到的“世界历史”，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特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是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正在逐步走进一个各领域、全方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让全世界逐步“一体化”的历史，也称“全球化”的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论证了四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从西欧地区向全世界传播和渗透；二是在这一进程中，各种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也会像物质产品一样向全世界传播和渗透；三是在这一进程中，区域之间的民族生产力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之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为每个地区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和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全球化，更便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压迫和剥削中提高革命觉悟，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从而运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去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应该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高度来看待。
（二）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全球化在今天来看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全球化的趋势也是难以改变的，不会因个别国家的抗拒就能逃避的，这是一种世界大势。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历史趋势，并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提法明确指认了这一历史趋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再次提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理论。正是资产阶级进行的开拓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行为，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而在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从属关系的形成，即“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双重剥削的形成，即他们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还剥削别国的“农民的民族”；三是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苦难的形成，即“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从上述三种情况可以明显地透视出，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把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世界化了，而且同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广、外化成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与“农民的民族”之间的矛盾。
（三）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西欧向全世界扩展的状况和趋势，对于今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具有重要的时代背景参考意义。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多部著作中的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19世纪中叶至今，一直在不断地向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扩张，中国也无法躲开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渗透。20世纪初期，正是在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渗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下，我国部分沿海地区也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并产生了初具规模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当时我国不发达的国家状况决定了我国人民必然遭受“双重苦难”。
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全世界的精神产品也在相互渗透和传播。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纷纷向西方寻找救国良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这种革命性思想传入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具体实际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思想指导，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彻底地改变了中国。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曾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3]。可见，精神产品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契机，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第三层意思，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体制，把它当作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来运用。以市场的手段来配置资源，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使我国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我国物质产品从贫瘠到丰富的发展过程，接下来要继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更加丰富、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继续提高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丰富程度，向马克思所设想的“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二、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反对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措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就是反对教条化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恩格期曾经多次强调，不要把他们的学说变成“不变的教条”和“现成的真理”，他们的理论是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继承的正是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样一种根据时代发展、针对时代需求、回答时代问题的不断自我更新和丰富完善的辩证求实态度。
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死敌，唯物辩证法是用来解决教条化问题的重要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征程上，曾多次出现教条主义盛行的局面，导致革命和建设道路遇到过几次重大失败和曲折。无论是建国前的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是建国后的反右扩大化、文革动乱，都与教条主义盛行有关。屡次教训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好主义、好思想，关键是我们如何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我们不能看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来判断应不应该做或者怎样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看待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要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都是不可取的，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说过改革开放，就不敢搞改革开放；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过“阶级斗争是革命的火车头”就一直搞阶级斗争。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历史眼光来看待现实中所面对的问题，用发展的、联系的、历史的眼光来剖析问题、对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用辩证的态度分析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找到遇到的问题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各个击破、妥善解决。反对教条化还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能力。我们在运用时切不可墨守成规，要把自然科学的最近理论成果、人类世界的精神成果和实践中提炼的理论经验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不断创新。
（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时期形成了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的众多理论成果。共性具体表现为，虽然这些成果诞生的时代背景不同、针对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的具体方法也不同，但这些成果中始终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原则。正是以这样的原则为依据，我们的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都具有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在特定时代、特定阶段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共性还表现为，在所有理论成果中都内含一个崇高的价值指向，那就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价值指向，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以这个终极目标为价值指向、为理论追求的。个性具体表现为，每个具体的理论成果都是针对一定阶段的特殊情况、为了回答一定时代、一定历史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具有个性或特殊性的相关理论成果或理论解答。
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可以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思和重大作用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被历史、被实践证明了的回答那个时代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在多重角度和方面，以獨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中国革命、中国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和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科学发展观，它是中国跨越新世纪所遇到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发展中遇到的不平衡不和谐问题的科学解答，回答和解决了“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妥善面对和解决国内国外遇到的多重矛盾和挑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成果，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各具特点，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与时俱进地、辩证地发展完善的每个阶段、每个时代的理论与实践的结果，坚持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大地上可以生生不息、不断向前发展。
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来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西欧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继承了前人的理论精华，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吸收借鉴了古典经济学、英国经典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吸收借鉴和批判发展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思想渊源主要来源于西欧思想界，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中得到发展和完善，一定会遇到民族化、本土化的问题。恩格斯曾经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提出了工人阶级纲领需要“美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本土化的必要前提，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先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逐渐成为了目标一致的同一任务。但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仍需注意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本土化的任务二重性，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与不同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关注到国家的特点和民族的特点，既要考虑到国家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又要体察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历史渊源。只有这样，才能在其国家和民族中真正得到落地开花、开花结果的目的，才能起到唤醒当地人民改造世界的意识。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具体情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科学理论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完成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必须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必须认真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提炼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解决好这一问题的第二个要点在于结合的方法问题。在这一结合过程中，需要警惕和反对现今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两种错误观念：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去一味地简单地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二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化”、来“解”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得“空心化”“空洞化”只剩下形式失去了内容，成为不伦不类的“儒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的、庸俗地转换范畴的游戏，把“物质”变做“气”、把“矛盾”变做“阴阳”、把“规律”变做“道”或者“理”、把“共产主义社会”变做“大同社会”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实质，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直面中国现时代的态势、情况、问题、环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把现实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给出理论归纳、理论提炼、理论总结，找到现实问题表象下的本质原因，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主要因素、主要制约，用中国式的问题和问题的科学解答来不断地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科学地、辩证地分析、批判、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精华更精、弃其糟粕，使之得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去，从而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本土化。
（三）认清传统文化的实质
传统文化的实质是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逐渐形成的、在现实中依然发挥作用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理念的集合体，它们既古老又为当代人所认同。传统文化是把“双刃剑”，要继承传统文化，首先明确要继承的必须是优秀传统文化，即符合人类发展大势所需要的文化。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说，则更要求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要把传统文化当中与现今的时代精神所契合的那些文化精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加以弘扬和传播，使其潜移默化地成为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和智慧都凝聚在传统文化中，继承、转换、发展和传承传统文化，必须把握时代的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引领时代的精神，使民族与时代一同前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面向时代的一种新的创造，是在创造中不断地继承和不断地创新的过程。一方面要将新的时代内容注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古鉴今；另一方面要关注世界文化发展方向进行创新，革故鼎新。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背景下的思想产物，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背景下的思想产物，二者具有完成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儒家为中心、法道释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古代农耕文明形成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否定个人利益、个人独立性、个性的观念，而这些恰恰是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我们要历史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在封建时代确实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要知道时代是随着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的，当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时候，不是儒家学说、也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同样地，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中国，才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同旧中国一道走向没落；不是儒家学说、也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如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的中国，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重振雄风成为可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借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明确的“全球化”过程的东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的反对教条、打倒权威，与中国现实情况相结合来坚持和发展的。绝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去“解”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逆历史发展潮流地去一味尊孔、读经和復古。不应该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之上，硬性地嫁接一个封建田园味道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仍然恪守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提出所谓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用”。这种提法实际上一方面偷换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企图复古、企图复辟；另一方面，这种“体”与“用”的思维方式恰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没用有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的表现。面对传统文化，每一代人都一定会遇到继承什么与拒绝什么的问题。其实继承与拒绝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取决于具体时代遇到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参照，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做到反对教条主义、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而更好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认真鉴别社会思潮和理论动态，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自信。当代中国最直接最重要的现实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把现代化建设、市场化运行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项重大的社会变革高度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形成了一种共时态多层次的发展改革格局，并由此构成了一次空前绝后、异常复杂的社会变迁，这一社会变迁正在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和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5.
责任编辑：郭丽娟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4-0007-05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民族历史阶段逐渐向世界历史阶段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综合性精神产品。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完成了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变革，形成了他自称的“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向的理论成果，实质上这三个部分中每个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我们需要从整体上对它进行把握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马克思主义先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时期的政策理论提供指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了很多困难和众多误解，以下从三个方面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笔者在本文开篇提到的“世界历史”，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特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是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正在逐步走进一个各领域、全方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让全世界逐步“一体化”的历史，也称“全球化”的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论证了四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从西欧地区向全世界传播和渗透；二是在这一进程中，各种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也会像物质产品一样向全世界传播和渗透；三是在这一进程中，区域之间的民族生产力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之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为每个地区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和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全球化，更便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压迫和剥削中提高革命觉悟，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从而运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去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应该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高度来看待。
（二）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全球化在今天来看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全球化的趋势也是难以改变的，不会因个别国家的抗拒就能逃避的，这是一种世界大势。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历史趋势，并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提法明确指认了这一历史趋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再次提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理论。正是资产阶级进行的开拓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行为，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而在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从属关系的形成，即“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双重剥削的形成，即他们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还剥削别国的“农民的民族”；三是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苦难的形成，即“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从上述三种情况可以明显地透视出，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把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世界化了，而且同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广、外化成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与“农民的民族”之间的矛盾。
（三）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西欧向全世界扩展的状况和趋势，对于今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具有重要的时代背景参考意义。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多部著作中的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19世纪中叶至今，一直在不断地向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扩张，中国也无法躲开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渗透。20世纪初期，正是在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渗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下，我国部分沿海地区也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并产生了初具规模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当时我国不发达的国家状况决定了我国人民必然遭受“双重苦难”。
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全世界的精神产品也在相互渗透和传播。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纷纷向西方寻找救国良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这种革命性思想传入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具体实际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思想指导，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彻底地改变了中国。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曾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3]。可见，精神产品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契机，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第三层意思，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体制，把它当作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来运用。以市场的手段来配置资源，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使我国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我国物质产品从贫瘠到丰富的发展过程，接下来要继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更加丰富、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继续提高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丰富程度，向马克思所设想的“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二、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反对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措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就是反对教条化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恩格期曾经多次强调，不要把他们的学说变成“不变的教条”和“现成的真理”，他们的理论是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继承的正是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样一种根据时代发展、针对时代需求、回答时代问题的不断自我更新和丰富完善的辩证求实态度。
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死敌，唯物辩证法是用来解决教条化问题的重要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征程上，曾多次出现教条主义盛行的局面，导致革命和建设道路遇到过几次重大失败和曲折。无论是建国前的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是建国后的反右扩大化、文革动乱，都与教条主义盛行有关。屡次教训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好主义、好思想，关键是我们如何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我们不能看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来判断应不应该做或者怎样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看待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要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都是不可取的，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说过改革开放，就不敢搞改革开放；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过“阶级斗争是革命的火车头”就一直搞阶级斗争。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历史眼光来看待现实中所面对的问题，用发展的、联系的、历史的眼光来剖析问题、对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用辩证的态度分析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找到遇到的问题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各个击破、妥善解决。反对教条化还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能力。我们在运用时切不可墨守成规，要把自然科学的最近理论成果、人类世界的精神成果和实践中提炼的理论经验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不断创新。
（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时期形成了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的众多理论成果。共性具体表现为，虽然这些成果诞生的时代背景不同、针对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的具体方法也不同，但这些成果中始终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原则。正是以这样的原则为依据，我们的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都具有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在特定时代、特定阶段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共性还表现为，在所有理论成果中都内含一个崇高的价值指向，那就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价值指向，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以这个终极目标为价值指向、为理论追求的。个性具体表现为，每个具体的理论成果都是针对一定阶段的特殊情况、为了回答一定时代、一定历史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具有个性或特殊性的相关理论成果或理论解答。
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可以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思和重大作用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被历史、被实践证明了的回答那个时代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在多重角度和方面，以獨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中国革命、中国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和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科学发展观，它是中国跨越新世纪所遇到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发展中遇到的不平衡不和谐问题的科学解答，回答和解决了“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妥善面对和解决国内国外遇到的多重矛盾和挑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成果，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各具特点，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与时俱进地、辩证地发展完善的每个阶段、每个时代的理论与实践的结果，坚持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大地上可以生生不息、不断向前发展。
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来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西欧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继承了前人的理论精华，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吸收借鉴了古典经济学、英国经典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吸收借鉴和批判发展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思想渊源主要来源于西欧思想界，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中得到发展和完善，一定会遇到民族化、本土化的问题。恩格斯曾经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提出了工人阶级纲领需要“美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本土化的必要前提，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先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逐渐成为了目标一致的同一任务。但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仍需注意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本土化的任务二重性，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与不同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关注到国家的特点和民族的特点，既要考虑到国家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又要体察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历史渊源。只有这样，才能在其国家和民族中真正得到落地开花、开花结果的目的，才能起到唤醒当地人民改造世界的意识。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具体情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科学理论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完成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必须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必须认真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提炼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解决好这一问题的第二个要点在于结合的方法问题。在这一结合过程中，需要警惕和反对现今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两种错误观念：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去一味地简单地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二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化”、来“解”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得“空心化”“空洞化”只剩下形式失去了内容，成为不伦不类的“儒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的、庸俗地转换范畴的游戏，把“物质”变做“气”、把“矛盾”变做“阴阳”、把“规律”变做“道”或者“理”、把“共产主义社会”变做“大同社会”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实质，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直面中国现时代的态势、情况、问题、环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把现实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给出理论归纳、理论提炼、理论总结，找到现实问题表象下的本质原因，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主要因素、主要制约，用中国式的问题和问题的科学解答来不断地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科学地、辩证地分析、批判、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精华更精、弃其糟粕，使之得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去，从而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本土化。
（三）认清传统文化的实质
传统文化的实质是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逐渐形成的、在现实中依然发挥作用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理念的集合体，它们既古老又为当代人所认同。传统文化是把“双刃剑”，要继承传统文化，首先明确要继承的必须是优秀传统文化，即符合人类发展大势所需要的文化。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说，则更要求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要把传统文化当中与现今的时代精神所契合的那些文化精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加以弘扬和传播，使其潜移默化地成为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和智慧都凝聚在传统文化中，继承、转换、发展和传承传统文化，必须把握时代的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引领时代的精神，使民族与时代一同前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面向时代的一种新的创造，是在创造中不断地继承和不断地创新的过程。一方面要将新的时代内容注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古鉴今；另一方面要关注世界文化发展方向进行创新，革故鼎新。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背景下的思想产物，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背景下的思想产物，二者具有完成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儒家为中心、法道释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古代农耕文明形成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否定个人利益、个人独立性、个性的观念，而这些恰恰是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我们要历史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在封建时代确实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要知道时代是随着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的，当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时候，不是儒家学说、也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同样地，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中国，才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同旧中国一道走向没落；不是儒家学说、也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如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的中国，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重振雄风成为可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借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明确的“全球化”过程的东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的反对教条、打倒权威，与中国现实情况相结合来坚持和发展的。绝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去“解”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逆历史发展潮流地去一味尊孔、读经和復古。不应该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之上，硬性地嫁接一个封建田园味道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仍然恪守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提出所谓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用”。这种提法实际上一方面偷换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企图复古、企图复辟；另一方面，这种“体”与“用”的思维方式恰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没用有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的表现。面对传统文化，每一代人都一定会遇到继承什么与拒绝什么的问题。其实继承与拒绝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取决于具体时代遇到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参照，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做到反对教条主义、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而更好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认真鉴别社会思潮和理论动态，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自信。当代中国最直接最重要的现实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把现代化建设、市场化运行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项重大的社会变革高度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形成了一种共时态多层次的发展改革格局，并由此构成了一次空前绝后、异常复杂的社会变迁，这一社会变迁正在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和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5.
责任编辑：郭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