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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化，很多打工者，尤其是第二代打工者的文化素质的提升，网络文化对打工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由于打工者自身条件的限制与当时科技水平的不够，他们对网络不甚了解，或者根本无条件去了解。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打工者而言，文化素质的提高，互联网使用的基本普及，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众多打工文学作者生命的—部分。其中，打工文学联网、打工文学网、红袖添香、榕树下和起点中文小说网，各种文学论坛，甚至包括一些打工作者的博客等载体，成为打工文学传承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接通传统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平民化载体。它在泄导人情的同时，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社会效应与美学制高点。
本质上，网络文化并非仅仅为打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文学思维的根本变化。张抗抗认为：“网络文学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0网络文化的即时消费性质彻底打破了艺术审美的永叵追求，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打工文学的忧患与责任。打工生活经验往往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进入网络这个亦真亦幻的平台，换取读者点击率的筹码。戴锦华认为：“网络文学，便成了一种悖论式生存：网络，即时性消费的此刻，文学，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先在地指向着永恒。”⑦对于网络环境下的打工文学而言，这一“悖论性的生存”具体表现为一系列悖论关系，既相互认同又彼此制约。
首先，打工文学的草根特征与网络文化的非平民欲求。打工作者大多来自于农村，或者说是来自异地的闯入者，他们大都出身卑微、贫穷，没有很好的文学理论基础和经济条件背景。因此，打工文学书写的往往是他们自身的打工经验和体验。这种草根特征正好与网络的大众化达成一致。然而，网络文化的大众化，尽管要进入的门槛很低，不需要有很强的文学素养或经济条件，但它的目标却是非平民化的欲求。所谓非平民化的欲求，就是广大网络写手或者网络作者往往希望通过各个网络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之名，获取文学之利，一句话就是一条通往文学明星的路径。这是探讨二者关系的基础。
其次，打工文学的孤独情绪与网络文化表面的喧闹氛围。因为打工文学作者大都是年轻人，而且是来自异地农村的城市闯入者，他们与城市之间在文化上总有一定的隔阂，人情上总是感觉缺少关爱，内心情绪是孤独、自卑的。《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中，刘元在生活最拮据的时候没人理他，在最需要帮助和关心的时候，刘元有的只是凄凉和孤单，而在他被人陷害以嫖娼之罪关进收容所时仍然没有人帮他，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世上谁都靠不住，落难的人没有朋友”。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叙述主人公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弥散于文本中令人几近绝望的孤独。打工作者以其真诚和坦荡，书写他们自己的孤独和寂寞，无疑是一种最真实的人生状态。相反网络场域内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年轻的浮躁与喧闹。每一个孤独却又躁动的个体，以其尚未经过美学“升华”的独特方式，在描写孤独个体的孤独情绪上展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角，带来了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往往未必能得到的审美体验。
最后，打工文学的个体书写与市场一体化的制约。正如网络文化是一种无忌度的文化，打工文学的书写也是一种打工私人经验的表达和个人情绪的渲泄。这种打工者的私人话语在网络及其他媒介空间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无论打工者自身的创作，还是网络文化本身，都体现了一种文学所需的自由度。打工者需要呼喊出沉积在心中的怨恨之气，需要抒写自己独有的打工感受。于是，他们把网络当作自我表达、自我呐喊、自我消解、自我更新的文化空间和生命空间，在网络中尽情抒写自己的个性与情感。然而，网络文化又是一种消费文化。一切网络书写的个体自由与隋绪渲泄，最终都必须经过消费话语的检验。读者点击率的衡量直接影响了打工文学本身的市场价值，也间接影响了网络作者的文学审美价值，甚至影响其能否闯人文学主流。这是探讨网络文化语境下打工文学未来发展的关键。
打工文学和网络文化之间的上述这三个悖论组合关系，直接将打工文学带人了市场与审美相互绞缠的境地，决定了打工文学将出现一系列新的走向。
(一)网络环境的普及化，进一步促进了打工者参与文学的积极陛。对于许多打工者而言，尤其是Z--{t、第三代打工者，他们玩电脑已经不在话下，书写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是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打工生活体验，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撞击，爱情、事业等形成自己的文章，放入网络平台与其他打工者共享，甚至与其他文学消费者分享。因为网络技术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不像第一代打工文学创作者那样，通过各种文学期刊而刊发出来。因为纸版媒体曾经是精英文学的神圣殿堂，过去，有多少做作家梦的文学青年，因为通不过编辑的严格审读而梦想幻灭。而在互联网上，苛刻的编辑下岗了，发表出版的门槛消失了，文学迷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发表。做“作家”太容易，从理论上讲，只要会“码字儿”就是网络作家。
网络模糊了精英意识，原有的精英文学评判标准不适应网络文学，作品的好坏也用不着精英批评家品头论足。网络崇拜的是点击率，点击率越高，证明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越高。网络文学的出现，对于打破僵化的文学体制无疑是有着积极贡献的。网络写作扩大了写作的群体，由于网络写作的低门槛，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写作的队伍中来。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更近似于文学爱好者，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网上“随心所欲”地涂鸦和尽情地书写让他们获得了写作的快乐。输入“打工”字样在起点中文网，总共有1808个作品属于打工主题。同样，在榕树下原创文学网中有711篇，红袖小说网中有28篇、小说阅读网中有27篇关于打工题材的作品，可以看出网民参与打工文学创作的积极性。而在打工文学联网中，更是细分出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报告文学等栏目，为各个打工文学作者提供了相应的平台。
这样，只要打工者愿意参与，作家的头衔很容易就能落于他的头上。这种网络环境带来的是个性书写的自由，打工者能够随意将自己日常的打工经验和体验书写出来，贴到网上，成就他们网络写作的梦想。作为农民工的欧阳杏蓬写过散文、小说及诗歌。在散文在线网上，从2009年5月开始一并贴出98篇打工生活散文。其中写湘南乡下的代表作品有《我怀念里的乡村如一只干瘪的乳房》、《生命里的黄水寺》、《乡村六月雨》、《天高路晴》、《老房子》等一批作品，以一事一物和连续挖掘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乡表达得生动多彩而又诗意盎然。在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湘南。笔调恬静而朴素，情感细腻自由，清新雅致。写城市的代表性作品有《那些繁华里最坚硬的部分》、《冬日下午的城市》、《灯晃眼》等作品，从一个外来工的视角，描写了城市生活状态，带给读者 一种新鲜的感受。阅读欧阳杏蓬的作品，我们时常能体会到一种阅读的温暖，种种叙述过后，他带给我们的是希望。从他近期的《爸爸的村庄》、《爸爸的流浪》中可以品味到农民工父亲的辛酸和向上的精神状态。这在网络散文中，是比较罕见的。这些网络写作的成果，获得了读者的喜爱，让他从众多的写手中脱颖而出。
因此，凭借网络i文个没有任何来自里想和体制的各种禁锢的平台，打工作者可以随意友泄自己的情感情绪，而不需要考虑各级期刊的审核和筛选，这些创作从整体上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城市打工生活的本相，反映特定时段的城乡状态和精神状貌。他们沿着自己的情绪流动，无功利地“我手写我心”，无疑比那些关在书斋里书写贵族式的中产阶级生活要鲜活和真切，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的批判性。
(二)网络文化改变了打工文学的运作方式，带来了文学思维的巨大影响。众多网络写作者的参与，在网上写作不仅仅是娱乐，还可以卖钱，甚至还能致富。在“起点中文网”的VIP制度成功之后，网上阅读收费已经成为各大文学网站通行的方式，为了激发写作者的写作积极性，网站组织者设立了各种奖励措施，促使作者们不断勤奋习作，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网络文学的这种环境刺激更多打工者参与打工文学的创作。从搜狐散文论坛、网易散文论坛、中国作家网散文栏目、天涯社区散文随笔、榕树下及红袖添香等网站考察中发现，很多关于打工题材的散文、小说、诗歌出现，而且出现很多赞赏的跟帖，这些网络写手一方面满足了自己情感欲望的发泄，将自己在打工生活中的各种情状与诉求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自己创作的市场价值。起点中文小说网1808个打工主题的作品，网站将其分出大概属于下面的类型，这些小说类型一方面体现了在网络环境下打工文学创作的模式化、类型化倾向，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创作者与网络管理者明显的市场意图。
作者在获得到点击率之后，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稿酬，并被推荐出版，甚至改变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和命运。网络环境的运作又以功利性的方式，潜在地主宰着打工作者的文学思维，极大地影响了打工文学的审美性和批判性。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网络空间能够用不抵抗的符咒镇住人们的生活。人们与系统交谈，告诉它做些什么，但系统的语言和过程也会反过来支配人的心理。我们开始时患有窥淫癖狂症，结束时则我们放弃参与其中的那个迷人系统而不顾身份。召唤我们上网的任务使我们在过程中忘记了自然力的丧失。”一些网络写手打着打工文学的旗号，兜售各种发生在发廊、出租屋、歌舞厅等的关于打工者的或猎艳或血腥的故事：三角恋，偷情，当二奶，做三陪，“当鸡做鸭”；或暴力，凶杀，抢劫，潜逃…．一事实上，这些渲染暴力、血腥、色情的地摊文学，只是将打工者的生活设置为一个虚拟的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上肆意填满猎艳或血腥的故事，以招徕读者。它们不可能反映打工者的主体意识，也不能揭示打工者的生存现实。一些打工作家已经转向了以迎合市场、取媚读者为目的的写作。如缪永与影视公司签约，批量化编写电视剧本；周崇贤后期转向都市传奇的写作。无论是《午夜狂奔》、《纯情时代》还是《南国迷情》等作品，周崇贤笔下的场景都不仅仅在写打工者的苦难，而是大书特书大都会光怪陆离的灯红酒绿，躁动不安甚至充满疯狂的人欲等。他在玄幻小说网中贴出的《我流浪，因为我悲伤》，借一个游戏人生的流浪汉王二之口，对现实阴暗面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嘲讽和无情揭露；粗言俚语直逼现实的心脏，嘻笑怒骂中饱含着底层小人物内心的屈辱和沧桑。但小说更多的停留在小丽、西篱、阿红、阿云，这些美丽可爱的女子无—例外地被权贵和残酷的现实活活糟蹋的情境中。而其中的情感升华则集中在一种单一的情绪发泄。文中写道：“我们这些打工仔，哪—个不是在痛苦中挣扎?我们对这个城市付出了那么多，可是这个狗日的城市却从来没有感动过。不但没有感动过，还把我们当‘三无’，当盲流，还怪我们把社会治安搞坏了，处处防贼般提防我们，动不动就骂我们是山仔。我们付出十倍的努力做出百倍的贡献，可我们收获的是什么?我们收获的是白眼、鄙视和咒骂。我操他妈的城市!”“城市对我们太他妈的过分了!但我们会忍，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现有的城市秩序，然后主宰城市!”这些对城市的仇恨和性、暴力的书写带着明显的情绪化煽动性，迎合了消费主义文学话语。这样，网络陷阱的存在，是导致打工文学自我毁灭的最大危险。正如孟繁华指出，“面对网络，我们拥有了狂欢和狂奔的空间和可能，可以像游牧者一样自由地向四方奔走，但是这一自由对于有过历史的人来说真的是福音吗?曾有过的文化地图消失了，再也没有方位，没有目标，没有人告诉你前方在哪里、是什么。当我们想象和神话的自由降临后，当短暂的解放和幸福的体验已经成为过去，被告知的却是‘千座高原’的巨大空旷给我们造成的恐惧和迷失感。”
(三)网络评价对打工文学的双面影响。一方面，当一个网络作者的作品出来之后，迅速有人跟帖，造成打工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产生一些具有一定的热点话题，然后逐渐引起众多写手，包括很多作家的、批评家的介入，从而扩大打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的空间。如打工文学的乡愁叙事，很快就容易引起众多网民，尤其是一些在异乡打工的网民共鸣。以新版的打工文学联网为例，打工散文一栏目中，差不多有一半的内容都与乡愁有关，这些涉及家乡的桥、竹林、记忆中的村戏、童年的野芹菜等意象，大都受到网民读者的喜欢，也是网站带三星以上的推荐。因此打工文学的乡愁话题必然引起文坛、作者的关注，他们勾起的不仅仅是每一个网民的远在异乡的乡愁，重要的是一种在城市现代化日新月异的语境下人类共通的集体无意识。
除了容易形成话题之外，网络写作与网络评价之间的对话来得直接便捷。很多情况下，打工作者的作品与读者的关注几乎是同时性的，完全改变了传统文学批评和作者之间的影响方式，不需要通过书信的流动或刊物发表的方式，而是直接在同一个网域内进行。有些甚至以“楼”的方式直接对话或影响。网络作家将自己的打工心得或情感情绪传至网上，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网友的支持、赞赏，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创作的信心。同时在不断指出不足的中，看到自己创作的今后努力方向。可以说，网络平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真正实现了“以文会友”，让这些本身处于底层的打工者共同搀扶着分享文学的快乐。
同时，由于大部分打工文学以原生态的经验书写和愤怒的情绪倾下为主，与广大网民的审美期待达成一致。广大网民的学术素养一般较低，大都在消费阅读中以情绪体验的发泄为主，这些网络评价主要呈现二元对立的状态：捧杀和棒杀。受众对网络文本的接受多取决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媒体接触习惯，而非艺术品本身。“大众的辨识力所关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质，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潜力。”0故而，网络评价整体呈现出“情绪大于内容”的现象。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都缺乏理性的审美分析，很大程度上并非真正的文学评价，而是情绪的倾诉和发泄而已。一些朋友、文友，或者有着相似打工经历的人往往持赞赏态度，但溢美之词往往过于简单，而很多无关的人，或者一些城市网民，往往由于缺少相似的经历和情感体验，而给予一些过于苛刻的批评。这两种批评都无法真正从学理上、审美层面上给打工作者以文学素养的指导和建议，最终导致打工文学在网络环境下很难得到提升。
整个庞大网络评价体系的形成，构建了主要以读者尤其是付费读者决定的作品价值评价模式，也真正颠覆了网络文学的“自由写作”意涵，将打工文学本该具有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变成了消费话语的产物。正如陈奇佳所言，“商业网站通过一系列貌似客观但实质是基于商业逻辑法则的文学评价体系，将文学作品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消费品，还敦促文学读者默认自己成为单纯的商品消费者。只要这样的读者进入到‘Web2.0’写作模式中，只要写作者身处在商业网络文学的大环境中，他便很难让自己的创作游离‘生产’的逻辑了。”当字数和订阅数意味着金钱的时候，这种生产逻辑产生的效力便显得尤为巨大，意味着打工文学的精神性价值也成为了一种消费逻辑。这将对网络文化语境下的打工文学发展造成致命的、却又无形的打击。
当然，这些网络评价的直接呈现，也直接推出了一些打工作家。话题的焦点人物，写手的突出点击率，都在网络平台中，从写作的个人话语逐渐走向公共话语的视野中，甚至引起了主流体制的关注。众多网络平台和文学期刊(各种文学期刊都有网络版)一起培养了一批轰轰烈烈的打工写作者，也营造了打工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局面。郑小琼、汪雪英、周崇贤、王十月等人的创作，都在不同层面上通过网络期刊、文学联网等平台，先后获奖和进入作协。郑小琼的个人文集自2005年在“红袖添香”推出后，点击率一直攀升，受到众多网民的赞赏和跟帖。2007年人民文学奖评委给她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评价是：“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敏感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细腻幽微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比较成功地揭示了铁和塑料的现实与隐喻，为我们现代工业制度进行反思提供了个人的例证。”最终，郑小琼受到主流文坛的关注和吸收，加入广东省作协。对于这些作家而言，面临的将是—个重大的考验。一些“打工作家”被“收编”以后，有了基本创作的保障后，反而没有了创作的源泉与动力。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失去了一些鲜活的打工体验而写不出好作品，连刊物也在慢慢失去生机。同时，这对于提升打工文学的文学品味又是一个好的机遇。这些作家逐渐从繁重的打工现场脱身出来，确保他们与打工现场有了一个美学咀嚼的时间和距离。他们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磨自己的创作，散去太多的愤怒、不满的底层情绪，保证他们能够在一个平和的心态下打造出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哲思蕴味的重要作品。无疑，这又将是对当代文坛的一个促进。
注释
①张抗抗：《网络文学杂感》，《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日。
②戴锦华：《网络文学?》，《莽原》2000年第3期。
③[美]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④孟繁华：《现代性与未曾消逝的过去》，《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30日。
⑤[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等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⑥陈奇佳：《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09BJY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九江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本质上，网络文化并非仅仅为打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文学思维的根本变化。张抗抗认为：“网络文学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0网络文化的即时消费性质彻底打破了艺术审美的永叵追求，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打工文学的忧患与责任。打工生活经验往往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进入网络这个亦真亦幻的平台，换取读者点击率的筹码。戴锦华认为：“网络文学，便成了一种悖论式生存：网络，即时性消费的此刻，文学，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先在地指向着永恒。”⑦对于网络环境下的打工文学而言，这一“悖论性的生存”具体表现为一系列悖论关系，既相互认同又彼此制约。
首先，打工文学的草根特征与网络文化的非平民欲求。打工作者大多来自于农村，或者说是来自异地的闯入者，他们大都出身卑微、贫穷，没有很好的文学理论基础和经济条件背景。因此，打工文学书写的往往是他们自身的打工经验和体验。这种草根特征正好与网络的大众化达成一致。然而，网络文化的大众化，尽管要进入的门槛很低，不需要有很强的文学素养或经济条件，但它的目标却是非平民化的欲求。所谓非平民化的欲求，就是广大网络写手或者网络作者往往希望通过各个网络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之名，获取文学之利，一句话就是一条通往文学明星的路径。这是探讨二者关系的基础。
其次，打工文学的孤独情绪与网络文化表面的喧闹氛围。因为打工文学作者大都是年轻人，而且是来自异地农村的城市闯入者，他们与城市之间在文化上总有一定的隔阂，人情上总是感觉缺少关爱，内心情绪是孤独、自卑的。《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中，刘元在生活最拮据的时候没人理他，在最需要帮助和关心的时候，刘元有的只是凄凉和孤单，而在他被人陷害以嫖娼之罪关进收容所时仍然没有人帮他，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世上谁都靠不住，落难的人没有朋友”。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叙述主人公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弥散于文本中令人几近绝望的孤独。打工作者以其真诚和坦荡，书写他们自己的孤独和寂寞，无疑是一种最真实的人生状态。相反网络场域内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年轻的浮躁与喧闹。每一个孤独却又躁动的个体，以其尚未经过美学“升华”的独特方式，在描写孤独个体的孤独情绪上展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角，带来了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往往未必能得到的审美体验。
最后，打工文学的个体书写与市场一体化的制约。正如网络文化是一种无忌度的文化，打工文学的书写也是一种打工私人经验的表达和个人情绪的渲泄。这种打工者的私人话语在网络及其他媒介空间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无论打工者自身的创作，还是网络文化本身，都体现了一种文学所需的自由度。打工者需要呼喊出沉积在心中的怨恨之气，需要抒写自己独有的打工感受。于是，他们把网络当作自我表达、自我呐喊、自我消解、自我更新的文化空间和生命空间，在网络中尽情抒写自己的个性与情感。然而，网络文化又是一种消费文化。一切网络书写的个体自由与隋绪渲泄，最终都必须经过消费话语的检验。读者点击率的衡量直接影响了打工文学本身的市场价值，也间接影响了网络作者的文学审美价值，甚至影响其能否闯人文学主流。这是探讨网络文化语境下打工文学未来发展的关键。
打工文学和网络文化之间的上述这三个悖论组合关系，直接将打工文学带人了市场与审美相互绞缠的境地，决定了打工文学将出现一系列新的走向。
(一)网络环境的普及化，进一步促进了打工者参与文学的积极陛。对于许多打工者而言，尤其是Z--{t、第三代打工者，他们玩电脑已经不在话下，书写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是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打工生活体验，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撞击，爱情、事业等形成自己的文章，放入网络平台与其他打工者共享，甚至与其他文学消费者分享。因为网络技术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不像第一代打工文学创作者那样，通过各种文学期刊而刊发出来。因为纸版媒体曾经是精英文学的神圣殿堂，过去，有多少做作家梦的文学青年，因为通不过编辑的严格审读而梦想幻灭。而在互联网上，苛刻的编辑下岗了，发表出版的门槛消失了，文学迷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发表。做“作家”太容易，从理论上讲，只要会“码字儿”就是网络作家。
网络模糊了精英意识，原有的精英文学评判标准不适应网络文学，作品的好坏也用不着精英批评家品头论足。网络崇拜的是点击率，点击率越高，证明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越高。网络文学的出现，对于打破僵化的文学体制无疑是有着积极贡献的。网络写作扩大了写作的群体，由于网络写作的低门槛，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写作的队伍中来。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更近似于文学爱好者，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网上“随心所欲”地涂鸦和尽情地书写让他们获得了写作的快乐。输入“打工”字样在起点中文网，总共有1808个作品属于打工主题。同样，在榕树下原创文学网中有711篇，红袖小说网中有28篇、小说阅读网中有27篇关于打工题材的作品，可以看出网民参与打工文学创作的积极性。而在打工文学联网中，更是细分出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报告文学等栏目，为各个打工文学作者提供了相应的平台。
这样，只要打工者愿意参与，作家的头衔很容易就能落于他的头上。这种网络环境带来的是个性书写的自由，打工者能够随意将自己日常的打工经验和体验书写出来，贴到网上，成就他们网络写作的梦想。作为农民工的欧阳杏蓬写过散文、小说及诗歌。在散文在线网上，从2009年5月开始一并贴出98篇打工生活散文。其中写湘南乡下的代表作品有《我怀念里的乡村如一只干瘪的乳房》、《生命里的黄水寺》、《乡村六月雨》、《天高路晴》、《老房子》等一批作品，以一事一物和连续挖掘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乡表达得生动多彩而又诗意盎然。在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湘南。笔调恬静而朴素，情感细腻自由，清新雅致。写城市的代表性作品有《那些繁华里最坚硬的部分》、《冬日下午的城市》、《灯晃眼》等作品，从一个外来工的视角，描写了城市生活状态，带给读者 一种新鲜的感受。阅读欧阳杏蓬的作品，我们时常能体会到一种阅读的温暖，种种叙述过后，他带给我们的是希望。从他近期的《爸爸的村庄》、《爸爸的流浪》中可以品味到农民工父亲的辛酸和向上的精神状态。这在网络散文中，是比较罕见的。这些网络写作的成果，获得了读者的喜爱，让他从众多的写手中脱颖而出。
因此，凭借网络i文个没有任何来自里想和体制的各种禁锢的平台，打工作者可以随意友泄自己的情感情绪，而不需要考虑各级期刊的审核和筛选，这些创作从整体上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城市打工生活的本相，反映特定时段的城乡状态和精神状貌。他们沿着自己的情绪流动，无功利地“我手写我心”，无疑比那些关在书斋里书写贵族式的中产阶级生活要鲜活和真切，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的批判性。
(二)网络文化改变了打工文学的运作方式，带来了文学思维的巨大影响。众多网络写作者的参与，在网上写作不仅仅是娱乐，还可以卖钱，甚至还能致富。在“起点中文网”的VIP制度成功之后，网上阅读收费已经成为各大文学网站通行的方式，为了激发写作者的写作积极性，网站组织者设立了各种奖励措施，促使作者们不断勤奋习作，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网络文学的这种环境刺激更多打工者参与打工文学的创作。从搜狐散文论坛、网易散文论坛、中国作家网散文栏目、天涯社区散文随笔、榕树下及红袖添香等网站考察中发现，很多关于打工题材的散文、小说、诗歌出现，而且出现很多赞赏的跟帖，这些网络写手一方面满足了自己情感欲望的发泄，将自己在打工生活中的各种情状与诉求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自己创作的市场价值。起点中文小说网1808个打工主题的作品，网站将其分出大概属于下面的类型，这些小说类型一方面体现了在网络环境下打工文学创作的模式化、类型化倾向，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创作者与网络管理者明显的市场意图。
作者在获得到点击率之后，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稿酬，并被推荐出版，甚至改变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和命运。网络环境的运作又以功利性的方式，潜在地主宰着打工作者的文学思维，极大地影响了打工文学的审美性和批判性。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网络空间能够用不抵抗的符咒镇住人们的生活。人们与系统交谈，告诉它做些什么，但系统的语言和过程也会反过来支配人的心理。我们开始时患有窥淫癖狂症，结束时则我们放弃参与其中的那个迷人系统而不顾身份。召唤我们上网的任务使我们在过程中忘记了自然力的丧失。”一些网络写手打着打工文学的旗号，兜售各种发生在发廊、出租屋、歌舞厅等的关于打工者的或猎艳或血腥的故事：三角恋，偷情，当二奶，做三陪，“当鸡做鸭”；或暴力，凶杀，抢劫，潜逃…．一事实上，这些渲染暴力、血腥、色情的地摊文学，只是将打工者的生活设置为一个虚拟的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上肆意填满猎艳或血腥的故事，以招徕读者。它们不可能反映打工者的主体意识，也不能揭示打工者的生存现实。一些打工作家已经转向了以迎合市场、取媚读者为目的的写作。如缪永与影视公司签约，批量化编写电视剧本；周崇贤后期转向都市传奇的写作。无论是《午夜狂奔》、《纯情时代》还是《南国迷情》等作品，周崇贤笔下的场景都不仅仅在写打工者的苦难，而是大书特书大都会光怪陆离的灯红酒绿，躁动不安甚至充满疯狂的人欲等。他在玄幻小说网中贴出的《我流浪，因为我悲伤》，借一个游戏人生的流浪汉王二之口，对现实阴暗面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嘲讽和无情揭露；粗言俚语直逼现实的心脏，嘻笑怒骂中饱含着底层小人物内心的屈辱和沧桑。但小说更多的停留在小丽、西篱、阿红、阿云，这些美丽可爱的女子无—例外地被权贵和残酷的现实活活糟蹋的情境中。而其中的情感升华则集中在一种单一的情绪发泄。文中写道：“我们这些打工仔，哪—个不是在痛苦中挣扎?我们对这个城市付出了那么多，可是这个狗日的城市却从来没有感动过。不但没有感动过，还把我们当‘三无’，当盲流，还怪我们把社会治安搞坏了，处处防贼般提防我们，动不动就骂我们是山仔。我们付出十倍的努力做出百倍的贡献，可我们收获的是什么?我们收获的是白眼、鄙视和咒骂。我操他妈的城市!”“城市对我们太他妈的过分了!但我们会忍，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现有的城市秩序，然后主宰城市!”这些对城市的仇恨和性、暴力的书写带着明显的情绪化煽动性，迎合了消费主义文学话语。这样，网络陷阱的存在，是导致打工文学自我毁灭的最大危险。正如孟繁华指出，“面对网络，我们拥有了狂欢和狂奔的空间和可能，可以像游牧者一样自由地向四方奔走，但是这一自由对于有过历史的人来说真的是福音吗?曾有过的文化地图消失了，再也没有方位，没有目标，没有人告诉你前方在哪里、是什么。当我们想象和神话的自由降临后，当短暂的解放和幸福的体验已经成为过去，被告知的却是‘千座高原’的巨大空旷给我们造成的恐惧和迷失感。”
(三)网络评价对打工文学的双面影响。一方面，当一个网络作者的作品出来之后，迅速有人跟帖，造成打工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产生一些具有一定的热点话题，然后逐渐引起众多写手，包括很多作家的、批评家的介入，从而扩大打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的空间。如打工文学的乡愁叙事，很快就容易引起众多网民，尤其是一些在异乡打工的网民共鸣。以新版的打工文学联网为例，打工散文一栏目中，差不多有一半的内容都与乡愁有关，这些涉及家乡的桥、竹林、记忆中的村戏、童年的野芹菜等意象，大都受到网民读者的喜欢，也是网站带三星以上的推荐。因此打工文学的乡愁话题必然引起文坛、作者的关注，他们勾起的不仅仅是每一个网民的远在异乡的乡愁，重要的是一种在城市现代化日新月异的语境下人类共通的集体无意识。
除了容易形成话题之外，网络写作与网络评价之间的对话来得直接便捷。很多情况下，打工作者的作品与读者的关注几乎是同时性的，完全改变了传统文学批评和作者之间的影响方式，不需要通过书信的流动或刊物发表的方式，而是直接在同一个网域内进行。有些甚至以“楼”的方式直接对话或影响。网络作家将自己的打工心得或情感情绪传至网上，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网友的支持、赞赏，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创作的信心。同时在不断指出不足的中，看到自己创作的今后努力方向。可以说，网络平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真正实现了“以文会友”，让这些本身处于底层的打工者共同搀扶着分享文学的快乐。
同时，由于大部分打工文学以原生态的经验书写和愤怒的情绪倾下为主，与广大网民的审美期待达成一致。广大网民的学术素养一般较低，大都在消费阅读中以情绪体验的发泄为主，这些网络评价主要呈现二元对立的状态：捧杀和棒杀。受众对网络文本的接受多取决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媒体接触习惯，而非艺术品本身。“大众的辨识力所关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质，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潜力。”0故而，网络评价整体呈现出“情绪大于内容”的现象。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都缺乏理性的审美分析，很大程度上并非真正的文学评价，而是情绪的倾诉和发泄而已。一些朋友、文友，或者有着相似打工经历的人往往持赞赏态度，但溢美之词往往过于简单，而很多无关的人，或者一些城市网民，往往由于缺少相似的经历和情感体验，而给予一些过于苛刻的批评。这两种批评都无法真正从学理上、审美层面上给打工作者以文学素养的指导和建议，最终导致打工文学在网络环境下很难得到提升。
整个庞大网络评价体系的形成，构建了主要以读者尤其是付费读者决定的作品价值评价模式，也真正颠覆了网络文学的“自由写作”意涵，将打工文学本该具有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变成了消费话语的产物。正如陈奇佳所言，“商业网站通过一系列貌似客观但实质是基于商业逻辑法则的文学评价体系，将文学作品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消费品，还敦促文学读者默认自己成为单纯的商品消费者。只要这样的读者进入到‘Web2.0’写作模式中，只要写作者身处在商业网络文学的大环境中，他便很难让自己的创作游离‘生产’的逻辑了。”当字数和订阅数意味着金钱的时候，这种生产逻辑产生的效力便显得尤为巨大，意味着打工文学的精神性价值也成为了一种消费逻辑。这将对网络文化语境下的打工文学发展造成致命的、却又无形的打击。
当然，这些网络评价的直接呈现，也直接推出了一些打工作家。话题的焦点人物，写手的突出点击率，都在网络平台中，从写作的个人话语逐渐走向公共话语的视野中，甚至引起了主流体制的关注。众多网络平台和文学期刊(各种文学期刊都有网络版)一起培养了一批轰轰烈烈的打工写作者，也营造了打工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局面。郑小琼、汪雪英、周崇贤、王十月等人的创作，都在不同层面上通过网络期刊、文学联网等平台，先后获奖和进入作协。郑小琼的个人文集自2005年在“红袖添香”推出后，点击率一直攀升，受到众多网民的赞赏和跟帖。2007年人民文学奖评委给她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评价是：“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敏感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细腻幽微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比较成功地揭示了铁和塑料的现实与隐喻，为我们现代工业制度进行反思提供了个人的例证。”最终，郑小琼受到主流文坛的关注和吸收，加入广东省作协。对于这些作家而言，面临的将是—个重大的考验。一些“打工作家”被“收编”以后，有了基本创作的保障后，反而没有了创作的源泉与动力。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失去了一些鲜活的打工体验而写不出好作品，连刊物也在慢慢失去生机。同时，这对于提升打工文学的文学品味又是一个好的机遇。这些作家逐渐从繁重的打工现场脱身出来，确保他们与打工现场有了一个美学咀嚼的时间和距离。他们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磨自己的创作，散去太多的愤怒、不满的底层情绪，保证他们能够在一个平和的心态下打造出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哲思蕴味的重要作品。无疑，这又将是对当代文坛的一个促进。
注释
①张抗抗：《网络文学杂感》，《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日。
②戴锦华：《网络文学?》，《莽原》2000年第3期。
③[美]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④孟繁华：《现代性与未曾消逝的过去》，《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30日。
⑤[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等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⑥陈奇佳：《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09BJY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九江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