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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中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经典小说，“套中人”这一形象也因其个性鲜明而复杂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形象，便可以读出不同“套中人”，他可笑、可恶、可怜、可思，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可笑的胆小鬼
小说中，别里科夫一出场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胆小、可笑。
他有着可笑的外貌，“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堵住耳朵”。他说着可笑的话语，无论是“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还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要一个劲儿地说“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他住着可笑的房间，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小箱子，床上挂着帐子”“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他做着可笑的事情，他坐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面对一个促狭鬼画他的漫画时，“脸色发青”“嘴唇发抖”地说“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看到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自行车而来，“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认为“这完全不成体统”“太可怕”……
别里科夫可笑的背后是他内心的恐惧，可以说他什么都怕，他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的笑声，他害怕自己遇到的事情，甚至害怕别人做的本与他无关的事情，总怕闹出什么乱子。他总是“六神不安”，他總会“通宵做噩梦”，他总是“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二、可恶的刽子手
让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可笑的胆小鬼，却“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降伏了周围的人，使得两个学生被减分，关禁闭，直至开除。更甚者，“（他）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全城的人变得什么事都怕，太太们礼拜六不敢办家庭戏剧晚会，教士们在斋期不敢吃荤、打牌，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究竟原因何在？
一是，告密。文章借别里科夫或他人之口不止一次提到告密。柯瓦连科称别里科夫是“告密的人”“告密的家伙”，别里科夫在和柯瓦连科发生争吵时，自己也说要把他们谈话的内容“报告校长先生”。
二是，别里科夫是一个超越个体范畴的存在。如果说别里科夫告密的行径能够辖制整个中学，可以理解;但是，凭他一己之力辖制全城，显然讲不通。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别里科夫这一形象其实早已超越了个体的范畴，在当时有无数个“别里科夫”存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及：“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三是，当时病态的社会。大声说话、发信、交朋友、看书、周济穷人、教人念书写字，这些本是极普通的日常行为，人们却在“别里科夫们”的辖制下不敢去做。文中反复强调一个时间段——“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那么，在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此时，受欧洲进步文明潮流的影响，俄国也兴起变革之风。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进行镇压，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契诃夫传》中曾提到：“其（沙皇）目的就是千方百计铲除能够产生自由思想的一切条件”“谁不肯屈从于这种精神僵化和抹煞个性的制度，那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掉”。因此，全国警探密布，告密者横行。这篇小说创作于1898年。文中提到的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正是在影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恐怖统治的十年至十五年，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毫无言论自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十年至十五年里”，得有多少学生的被开除，有多少人受到了“别里科夫们”的伤害。《契诃夫传》还提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在契诃夫就读的塔甘罗格中学，四年级本来有四十二名学生，经过两年只剩下十六名了。用契诃夫的话说，“（学校）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散发警察岗楼里那种酸臭味的教养院，人们稍许超出囚徒应有的水准，就被无情地惩罚，就被如同把油从水中排去寄出去一样除掉”。学校本应是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尚且如此，社会之病态可想而知。
站在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再去审视别里科夫为代表的这类人，他们的言行、思想都与沙皇专制制度保持高度一致，他们已然成了自觉维护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可恶的卫道士和刽子手。
三、可怜的牺牲品
像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坚守着旧的制度、旧的思想，成天将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他的兴趣。然而，在小说中有一句话却颇耐人寻味“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对过去的称赞是因为“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是“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由此可见，别里科夫称赞的过去一定不是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而应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前。
十年至十五年之前，别里科夫会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卢梭曾说，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想象的世界是无涯际的。尽管文中没有直接提及别里科夫的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放下文本这个“套子”，大胆地想象一下：他或许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他或许有过自己的理想，并曾经努力追求过;他或许曾经生活得非常幸福，有自己的家人陪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这并非主观的臆测和空想，契诃夫已经将别里科夫的遭遇隐藏于字里行间。文中描写别里科夫告密的行径时有这样一段文字：“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从常理而言，告密是为了邀功请赏，获得利益，或者是打击报复。别里科夫告密的目的却超出常理，他只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他为什么怕别人误解呢？为什么怕闹出什么乱子？他一定被误解过，一定闹出过什么乱子，而且是很多次，一定因此而被伤害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别里科夫告密只求自保，因此，才会怀着紧张的、恐惧的、谨慎的、急切的心情说出这样的话。 对于这样一个整天担惊受怕、提心吊胆的人来说，或许只有死才是最好的结局，小说中对于他的死的描写更加耐人寻味：“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曹文轩曾说，契诃夫的思想如同他的手术刀一样锋利，比所有的作家都锋利，锋利到能够轻而易举地穿透你的身体，让你感到彻骨的寒意。的确是这样！人死了，反倒有了神采，温和、愉快甚至是高兴！死反倒成了理想的实现！这何等的讽刺啊！我们可以想象，别里科夫活着的时候内心和灵魂是多么的孤独和绝望啊。
曾经的别里科夫一定也拥有过无数美丽的梦想;然而，在多少次尝试，多少次碰壁，多少次被扼杀之后，他开始变得谨小慎微，开始把自己装进套子里。四十年来，他一层一层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这是一种何等的痛苦与无奈。在无人知晓的寒冷深夜，蜷缩在套中的别里科夫一定也有过许多泪水和挣扎，直到最后一滴眼泪流干，成为一个“干枯”的人，再也没有了血性，没有了情感，没有了欢笑，没有了生活乐趣，没有了灵魂，连最动人的爱情也无法将他滋润。于是，他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成了一个社会的傀儡，成了一个时代的符號。我们应该感受到别里科夫灵魂最深处的疼痛与震颤！
可见，别里科夫又是当时病态社会下的可怜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沙皇的专制统治，正是沙皇统治下的病态社会才导致了人性的多重性、灵魂的畸形，使得很多人成为别里科夫一样的可笑、可恶、可怜的肉体和灵魂上的囚徒。
四、可思的“套中人”
每部作品都是有温度的，每个形象都是有灵魂的，契诃夫塑造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性的形象的用意何在？小说的目的一定不仅仅是把罪恶和丑陋展现给我们看，更重要是渴望寻求一种消除丑陋和罪恶的路径。因此，契诃夫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沙皇的专制统治，更是在寻求一种突围的方法。
小说中还写到了一个始终伴随别里科夫存在并见证了他的一生的群体，这个群体叫“我们”。“我们”是“有思想的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谢德林等思想的教育。屠格涅夫、谢德林等都反对专制统治，都有着进步的思想。小说中一个着墨不多人物伊凡·伊凡尼奇对“我们”这类人有一段饱含深意的评价：“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问题就在这儿”，到底什么的问题就在这儿？是思想的问题，正是由于人们保守的思想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套中人”;是人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受过先进的教育，但是人性的软弱使得这些人不敢去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甘愿屈服和容忍;是社会的问题，“我们”的屈服和忍受正是沙皇专制统治得以维系、当时社会充满病态、停滞不前的根源。
“我们”接受过先进的思想，是一种新生力量的代表，本应选择战斗，却选择了沉默和屈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何尝不是“套中人”呢？因此，契诃夫借伊凡·伊凡尼奇之口说道：“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恶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套中人”不仅仅是指别里科夫，他指向了所有在当时的专制统治下选择了沉默和屈服的人。契诃夫意在借助这一形象唤醒当时的人们：“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才是契诃夫最深沉的思索、最热切的渴望，最焦急的呼喊。契诃夫希望见到、渴望去描写人们“怎样从身上一滴一滴地挤出奴性，怎样终于有一天苏醒过来，感到在自己血管中流动的不是奴性的血液，而是真正的人的血液”。这才是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所在。
“套中人”是一个耐人揣摩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深意、呼唤人们警醒、引发我们深思。契诃夫希望借自己的作品，借对“套中人”的批判和反思，借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唤醒一群人，唤醒他们沉睡的人性和斗志，唤醒他们畸形的灵魂，唤醒整个病态的社会，从而找寻一把打开这个囚笼的钥匙。
契诃夫在“套中人”这个形象身上寄寓了太多太多。“套中人”身上蕴含着作者由表层到深层、由现象到本质、由个体到群体、由对个人命运讲述到对社会根源关照的深刻的思考，折射出了契诃夫孤独而又伟大的灵魂。契诃夫一直用他那双忧郁而深邃的眼睛在无尽的黑暗里、在无边迷途中找寻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径，正如文中所说，“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
参考文献：
[1]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M].陈玉增，邢淑华，傅韵秋，译.高文风，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一、可笑的胆小鬼
小说中，别里科夫一出场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胆小、可笑。
他有着可笑的外貌，“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堵住耳朵”。他说着可笑的话语，无论是“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还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要一个劲儿地说“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他住着可笑的房间，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小箱子，床上挂着帐子”“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他做着可笑的事情，他坐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面对一个促狭鬼画他的漫画时，“脸色发青”“嘴唇发抖”地说“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看到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自行车而来，“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认为“这完全不成体统”“太可怕”……
别里科夫可笑的背后是他内心的恐惧，可以说他什么都怕，他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的笑声，他害怕自己遇到的事情，甚至害怕别人做的本与他无关的事情，总怕闹出什么乱子。他总是“六神不安”，他總会“通宵做噩梦”，他总是“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二、可恶的刽子手
让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可笑的胆小鬼，却“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降伏了周围的人，使得两个学生被减分，关禁闭，直至开除。更甚者，“（他）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全城的人变得什么事都怕，太太们礼拜六不敢办家庭戏剧晚会，教士们在斋期不敢吃荤、打牌，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究竟原因何在？
一是，告密。文章借别里科夫或他人之口不止一次提到告密。柯瓦连科称别里科夫是“告密的人”“告密的家伙”，别里科夫在和柯瓦连科发生争吵时，自己也说要把他们谈话的内容“报告校长先生”。
二是，别里科夫是一个超越个体范畴的存在。如果说别里科夫告密的行径能够辖制整个中学，可以理解;但是，凭他一己之力辖制全城，显然讲不通。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别里科夫这一形象其实早已超越了个体的范畴，在当时有无数个“别里科夫”存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及：“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三是，当时病态的社会。大声说话、发信、交朋友、看书、周济穷人、教人念书写字，这些本是极普通的日常行为，人们却在“别里科夫们”的辖制下不敢去做。文中反复强调一个时间段——“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那么，在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此时，受欧洲进步文明潮流的影响，俄国也兴起变革之风。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进行镇压，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契诃夫传》中曾提到：“其（沙皇）目的就是千方百计铲除能够产生自由思想的一切条件”“谁不肯屈从于这种精神僵化和抹煞个性的制度，那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掉”。因此，全国警探密布，告密者横行。这篇小说创作于1898年。文中提到的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正是在影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恐怖统治的十年至十五年，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毫无言论自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十年至十五年里”，得有多少学生的被开除，有多少人受到了“别里科夫们”的伤害。《契诃夫传》还提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在契诃夫就读的塔甘罗格中学，四年级本来有四十二名学生，经过两年只剩下十六名了。用契诃夫的话说，“（学校）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散发警察岗楼里那种酸臭味的教养院，人们稍许超出囚徒应有的水准，就被无情地惩罚，就被如同把油从水中排去寄出去一样除掉”。学校本应是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尚且如此，社会之病态可想而知。
站在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再去审视别里科夫为代表的这类人，他们的言行、思想都与沙皇专制制度保持高度一致，他们已然成了自觉维护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可恶的卫道士和刽子手。
三、可怜的牺牲品
像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坚守着旧的制度、旧的思想，成天将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他的兴趣。然而，在小说中有一句话却颇耐人寻味“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对过去的称赞是因为“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是“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由此可见，别里科夫称赞的过去一定不是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而应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前。
十年至十五年之前，别里科夫会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卢梭曾说，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想象的世界是无涯际的。尽管文中没有直接提及别里科夫的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放下文本这个“套子”，大胆地想象一下：他或许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他或许有过自己的理想，并曾经努力追求过;他或许曾经生活得非常幸福，有自己的家人陪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这并非主观的臆测和空想，契诃夫已经将别里科夫的遭遇隐藏于字里行间。文中描写别里科夫告密的行径时有这样一段文字：“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从常理而言，告密是为了邀功请赏，获得利益，或者是打击报复。别里科夫告密的目的却超出常理，他只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他为什么怕别人误解呢？为什么怕闹出什么乱子？他一定被误解过，一定闹出过什么乱子，而且是很多次，一定因此而被伤害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别里科夫告密只求自保，因此，才会怀着紧张的、恐惧的、谨慎的、急切的心情说出这样的话。 对于这样一个整天担惊受怕、提心吊胆的人来说，或许只有死才是最好的结局，小说中对于他的死的描写更加耐人寻味：“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曹文轩曾说，契诃夫的思想如同他的手术刀一样锋利，比所有的作家都锋利，锋利到能够轻而易举地穿透你的身体，让你感到彻骨的寒意。的确是这样！人死了，反倒有了神采，温和、愉快甚至是高兴！死反倒成了理想的实现！这何等的讽刺啊！我们可以想象，别里科夫活着的时候内心和灵魂是多么的孤独和绝望啊。
曾经的别里科夫一定也拥有过无数美丽的梦想;然而，在多少次尝试，多少次碰壁，多少次被扼杀之后，他开始变得谨小慎微，开始把自己装进套子里。四十年来，他一层一层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这是一种何等的痛苦与无奈。在无人知晓的寒冷深夜，蜷缩在套中的别里科夫一定也有过许多泪水和挣扎，直到最后一滴眼泪流干，成为一个“干枯”的人，再也没有了血性，没有了情感，没有了欢笑，没有了生活乐趣，没有了灵魂，连最动人的爱情也无法将他滋润。于是，他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成了一个社会的傀儡，成了一个时代的符號。我们应该感受到别里科夫灵魂最深处的疼痛与震颤！
可见，别里科夫又是当时病态社会下的可怜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沙皇的专制统治，正是沙皇统治下的病态社会才导致了人性的多重性、灵魂的畸形，使得很多人成为别里科夫一样的可笑、可恶、可怜的肉体和灵魂上的囚徒。
四、可思的“套中人”
每部作品都是有温度的，每个形象都是有灵魂的，契诃夫塑造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性的形象的用意何在？小说的目的一定不仅仅是把罪恶和丑陋展现给我们看，更重要是渴望寻求一种消除丑陋和罪恶的路径。因此，契诃夫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沙皇的专制统治，更是在寻求一种突围的方法。
小说中还写到了一个始终伴随别里科夫存在并见证了他的一生的群体，这个群体叫“我们”。“我们”是“有思想的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谢德林等思想的教育。屠格涅夫、谢德林等都反对专制统治，都有着进步的思想。小说中一个着墨不多人物伊凡·伊凡尼奇对“我们”这类人有一段饱含深意的评价：“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问题就在这儿”，到底什么的问题就在这儿？是思想的问题，正是由于人们保守的思想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套中人”;是人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受过先进的教育，但是人性的软弱使得这些人不敢去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甘愿屈服和容忍;是社会的问题，“我们”的屈服和忍受正是沙皇专制统治得以维系、当时社会充满病态、停滞不前的根源。
“我们”接受过先进的思想，是一种新生力量的代表，本应选择战斗，却选择了沉默和屈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何尝不是“套中人”呢？因此，契诃夫借伊凡·伊凡尼奇之口说道：“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恶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套中人”不仅仅是指别里科夫，他指向了所有在当时的专制统治下选择了沉默和屈服的人。契诃夫意在借助这一形象唤醒当时的人们：“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才是契诃夫最深沉的思索、最热切的渴望，最焦急的呼喊。契诃夫希望见到、渴望去描写人们“怎样从身上一滴一滴地挤出奴性，怎样终于有一天苏醒过来，感到在自己血管中流动的不是奴性的血液，而是真正的人的血液”。这才是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所在。
“套中人”是一个耐人揣摩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深意、呼唤人们警醒、引发我们深思。契诃夫希望借自己的作品，借对“套中人”的批判和反思，借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唤醒一群人，唤醒他们沉睡的人性和斗志，唤醒他们畸形的灵魂，唤醒整个病态的社会，从而找寻一把打开这个囚笼的钥匙。
契诃夫在“套中人”这个形象身上寄寓了太多太多。“套中人”身上蕴含着作者由表层到深层、由现象到本质、由个体到群体、由对个人命运讲述到对社会根源关照的深刻的思考，折射出了契诃夫孤独而又伟大的灵魂。契诃夫一直用他那双忧郁而深邃的眼睛在无尽的黑暗里、在无边迷途中找寻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径，正如文中所说，“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
参考文献：
[1]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M].陈玉增，邢淑华，傅韵秋，译.高文风，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