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长子，罗箭少将和他的父辈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罗箭出生在战争年代，和许多新中国开国元勋在那时出生的子女一样，在颠沛流离中成长，在自我约束与激励中成才。作为哈军工第一届核物理专业的毕业生，他一生致力国防科技研究工作， 1964年、1965年曾两度亲身参加了我国第一、第二次核试验。他看上去不如他父亲罗瑞卿高大魁梧，同样是将军，他比父亲少了些威严，多了些儒雅。和诸多将门之后一样，他和家人生活低调，不太愿意和媒体接触。对于罗箭以及有着与他一样烦恼的人来讲，任他们如何努力，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先辈的身影之下。对于先辈，他们的情感是深沉的。他说：能理解群众对我们的关注，因为老百姓想念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我们的父辈、热爱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老百姓关心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使我们时时刻刻想着不能放松自己、不能作对不起老百姓的事，不能给父辈丢脸，给中国共产党丢人。
　　每一个男人的内心都不乏“英雄情结”，英雄的儿女尤其如此。在罗箭这一代人心中，父辈们永远是他们的偶像。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任来临，只有优秀的学习成绩、工作成绩和道德品质才能成为和平时期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一点上，罗箭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和父亲有了交集。出于新生政权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半生沙场御敌的罗瑞卿毅然放弃自己熟悉的战场，转而进入更为复杂多变的陌生领域，以他从不畏缩、勇挑重担的一贯作风，出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之职。他的生命力和正义感都特别旺盛和顽强。对于罗瑞卿的性情与为人，毛泽东委婉点拔：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罗瑞卿一生追求光明、坚贞无惧，正直刚烈，或有公敌，却无私仇，罗箭在这一点上，大有乃父之风。
　　 “记得有一年八月十五，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我和刘太行等几个孩子坐在院子里，听朱老总打扬琴。那时候虽然艰苦，但大家都感觉很快乐”
　　罗箭1938年出生于延安，生母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分子，1936年来延安后与其父相识结婚，生下罗箭。
　　“红军经过长征，于1936年到达延安，延安一时间成为革命圣地，全国各地有许多革命青年辗转来到这里。许多革命女青年的到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许多革命军人的婚姻问题得到了解决，1937年以后延安出生的孩子数量直线上升。”罗箭最近得知，从1939年起到1946年，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的孩子就达3800多人。至于外地和前线出生的孩子，就更加多了。
　　延安地处陕北，一亩地在当时条件下仅有几十斤的收成，地贫人瘠加上人口骤增，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艰苦。红军一下子全聚集在那里，给当地群众带来很大压力。后来，中央指示滕代远带领一部分抗大学生留驻，而大部分人则由罗瑞卿带领前往太行山区驻扎，再分配到全国各解放区。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罗箭出生后，不得不被交给当地老乡寄养。“当时因为环境所迫，有许多革命后代一出生就寄养在老乡家里，据说收养我的是家卖豆腐的，在当地算中等富裕家庭，又刚刚生了一个女儿。我在这个家里只生活了一小段时间，不久就回到延安保育院和抗日军政干部子弟小学（简称“抗小”）的集体生活中。尽管这样，由于兵荒马乱的，我们那时候出生的孩子，普遍都营养不良，我父亲长着1米82的大高个儿，但直到成年，我身高也没超过1米75。”罗箭笑称自己并不是惟一的特例，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或其它原因，好多身高都不及自己的父辈。
　　罗瑞卿离开延安时，罗箭还只有1岁多，因此对父亲没有印象，等到他从太行山前线返回延安，父子再度相见，罗箭已经５岁了。“记得那次见到父亲，他又高又瘦，很威严，我对他很陌生。当时父亲坐着卡车来保育院接我回家，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这在延安也是很少有的了。”虽然事隔多年，但对于那次相见，罗箭至今历历在目。
　　


　　由于战乱，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宋庆龄、邓颖超和社会活动家史良等人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延安积极响应，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延安保育院”，这样一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些捐助，生活条件略为改善。
　　与父亲聚少离多，罗箭显然对经常照顾他的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妈妈更亲一些，当时在朱老总身边有好几家的孩子，父母上前线了，就把小一点的留给康妈妈，大的送进学校。周围留下来的孩子们按四川话都叫朱德“爹爹”（爸爸的意思），因为当时朱德夫妇身边没有孩子，每到星期天，朱德就派人到保育院把那些父母在前线不能回家的孩子接到他家里。
　　“朱老总很慈祥，他和康妈妈都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小时候我跟康妈妈的感情更深一些。”说起这段岁月，罗箭不知不觉又沉浸到对往事的回忆中。2006年，罗箭和许多革命前辈的后代相约重走长征路，他再一次来到延安枣园当年朱总司令的窑洞前，当他看到院中那副石棋盘时，和爹爹、康妈妈在一起的往事骤然涌上心头。
　　“记得有一年八月十五，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我和刘伯承的大儿子刘太行等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围坐在爹爹身边，朱老总在打扬琴。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乐器，直到解放后看文艺表演，才想起爹爹打的叫扬琴。悠扬的琴声十分悦耳，我们几个几岁大的顽皮孩子都老老实实坐在石凳上，沉浸在爹爹的琴声中。康妈妈在一旁笑着看着我们。那时候虽然艰苦，但大家都感觉很快乐。多少年来，耳边总有爹爹那悠扬的琴声。”
　　抗战胜利后，罗箭随父亲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河北阜平县。进入以聂荣臻名字命名的“荣臻小学”，后来这所小学又随部队进了北京，改为八一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八一中学。学校里，老师、学生都是部队编制，供给制，吃大灶，我们都睡大通铺和大炕。记得小时候我们穿的背心，还是用缴获的日本太阳旗，就在红蛋蛋中间挖一个洞缝制的。对于我们这些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尽管得到爸爸妈妈的看顾少一些，但并不缺少爱。学校的保育员、老师，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对我们呵护备至。而从前线回来的叔叔阿姨们，来看自己的孩子，总是把前方战友的孩子也带在身边，一起团圆，见到他们，我们和他们的孩子同样高兴。父亲多数时间在前线，他心里是很疼我的，很爱儿子，这我都知道、都清楚，但他没办法顾我，我曾被长时间交给赵尔陆夫人郭志瑞妈妈照看。我还跟过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妈妈、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妈妈，谭政的夫人王常德妈妈。我还吃过王宗槐的夫人小范（范景明）阿姨的奶。更多时间是在部队的学校，学校走到哪里我就到哪里。那时学校里有许多和我同命运的孩子，父母在前线生死不明，我们长期跟着学校，和这些同学在一起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感情比家里人还深。我是真正的革命队伍里的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养大的孩子。”
　　当时我们被分到新疆基地的人都兴高采烈，记得当时我们班两个学员被分到了北京总部机关里工作，他们回到宿舍就委屈的哭了，说领导不信任他们。
　　1952年，罗箭入读101中学，尽管还是住校，但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多些了。“当时，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很多在这所学校。上初中时，曾庆红、洪虎和我都在一个班。建国初期这些孩子选择这所学校，其实是有原因、有时代背景的。当时我们还属于供给制，而北京的其它学校是要收费的。101中学前身是从解放区迁来的，老师大都是随学校进城，进京后又从本地适当补充了一些。我们没有钱，部队每个月按若干斤小米的标准供给我们吃穿用，就是我们的供给待遇。所以吃、穿、住大人小孩都差不多。”当时，大一点的孩子，像李铁映、阮崇武等，几乎都走了彭士禄（彭湃烈士之子）的路子，赴苏留学。而稍小一点的，像罗箭这一拨，因为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毕业后基本都留国内了。
　　


　　在101中学，罗箭的功课一直很好，尤其是理科。罗箭永远记得父亲说过的话：要上理工科，学好科学知识，今后好建设国家。罗箭说：“我们那时高考，功课好的都报考了理工科。由于父亲鼓励我学好数理化，加上当时我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我又是物理课代表，因此我物理学得特别好，不论大考小考都是５分（满分）。那时经常宣传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电能中最先进的是原子能，所以，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学原子能，而且目标直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由陈赓大将主政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时可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圣殿。我跑去看陈赓伯伯。“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陈伯伯刚起床，他一边坐在沙发上穿裤子一边问我找他干嘛？我说我要考哈军工。他问我想学什么？我说想学最尖端的原子能专业。陈伯伯告诉我当时哈军工没有这个专业，就推荐我去考中国科技大学。当时中科大在北京刚成立，被称为聂荣臻元帅的‘试验田’。为了发挥中科院专家的作用，中科大的每个系的设置都与中科院的每个所相对应。后来我就放弃了被保送北京理工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的机会，凭自己的本事，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进入中科大。”罗箭在北京科技大学原子能系上到大学三年级第一个学期结束， 1961年初，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了核物理系，并在全国主要高校招插班生。原因是当时毛主席、中央军委下决心加快把我国核武器搞上去，有关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在加强，初步预定第一次核试验在1964年到1965年进行。由此，为加快培养人材，缩短科技干部成材的时间，专门把已学完基础课的在校生，择优集中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转学到了哈军工二系。此时罗瑞卿正协助周恩来和聂荣臻主抓“两弹一星”工程，他很支持罗箭的想法。
　　“我出生后，父亲的同乡、同学、同志任白戈叔叔为我取名小卿。小时候，因为卿字笔划很多、难写，就总把卿字写成青，因此，上哈军工前一直叫罗小青。我转学上哈军工时，我爸特地建议我们３个男孩子改名。他在纸上写下‘箭’、‘宇’、‘原’ 3个字，他说‘箭’代表火箭、‘宇’代表宇宙飞船，‘原’代表原子弹、让我们各选一字作名字。我选了第一个字‘箭’”。父亲一直在亲抓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给三个儿子改名，寄托了父亲对我们的期望，也寄托了他的最大心愿。在当时我们还不太理解其中之意。所以，为了富国强兵、再不受任何人的欺侮，老一辈革命家把自己的骨血送进哈军工，努力攀登科技珠穆朗玛峰，是要再一次付出生命的代价，换回中华民族的尊严。哈军工的学生负重致远，我的生命之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安排下走过来的。”
　　和罗箭一样，当年清华、北大、复旦等名牌大学有很多优秀学生都被选拔半路转学到哈军工，哈军工核物理系也由原来的两个班增加到７个班。
　　由于当年哈军工学生中，党内高级干部的子女多一些，外界很多人称哈军工是贵族学校，其实这是一个很大误解。“哈军工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防工业，1953年成立之初，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毛主席和陈赓大将谈到朝鲜战场的形势，当时有一组数据：美军伤亡39万多，我方伤亡36万多，但美军伤多亡少，而我军伤少亡多。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小米加步枪和美式装备比起来，的确是吃亏了。因此，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着手建设我们自己的军事工程院校。当时中央开会，陈毅伯伯就跟大家拱手相约：‘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要带头把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当时，到哈军工上学就意味着准备上前线，走毛岸英的道路，为国献身。当年哈军工的学员毕业时，无论工农后代，还是高干子弟，都纷纷给党支部写信，要求到基层、到前线、到祖国最偏远的地方去。1963年我们毕业了，被分到新疆基地的人都兴高采烈，而我们班有两名学员被分到了北京总部机关工作，他们回到宿舍就哭了，说领导不信任他们。我们入哈军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国防科研献身，国家的利益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在中国两弹一星的事业中，哈军工的毕业生占了大多数。”“进入哈军工后，不许恋爱，更不许结婚，一切为了学业，写的信必须经由第二个人审查，学习很苦也很紧张，但我们都是心甘情愿接受这些铁的纪律。”1963年毕业后，罗箭被分到了核试验基地研究所。
　　“我们这一代人受父母那一代影响太大啦。我及我身边的所谓高干子弟，尤其是哈军工的校友，无一例外都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这都是与父辈的耳濡目染，以及哈军工当年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分不开的”
　　和许多共产党的杰出将领一样，罗瑞卿也是黄埔出身。身高1米82的他魁梧伟岸、气度不凡。毛主席曾说：罗瑞卿在旁边一站，我就觉得十分放心。
　　“其实，长征前，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我父亲已经是一军团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的环境很险恶，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锄奸、防止逃兵，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派很多特务打进红军队伍中来。从他在一方面军做保卫局长，一直到长征胜利，到延安都是做保卫工作，他长期追随毛主席，毛主席对他比较了解。所以1949年，我父亲正在解放太原的前线，毛主席一纸电文让他“速到北京一叙”。他到北京后，周恩来跟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要成立了，公安部长的人选点到你了。我父亲回答：“我还是回前方打仗吧。”周恩来说：你不要再提了，主席亲自点的将。主席亲自找他谈：‘听说你不想来，还想打仗，咱们国家马上要成立了，都想打仗怎么行！’我父亲不好再说什么，于是着手组建公安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从此，他把中央领导的安全时刻放在心上。每次毛主席出行，他都不离左右。50岁时，还学会了游泳，为的就是毛主席游泳时，能亲自在毛主席身边保护他的安全。”
　　由于林彪的诬陷，“文革”第一个受到冲击和迫害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夫妇被抓进监狱，受到残酷迫害，使他的左腿致残。罗箭和弟妹们也被赶出了北京。兄弟姐妹七人分在六个地方，且６年中从未没见到父亲。事发之初，尚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负责核试验测试的罗箭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1966年2月，第三次核试验即将开始，罗箭已经准备进试验场了，领导突然通知他去山东参加“四清”工作。罗箭没有多想就接受了“新任务”。当时所里也不知该怎样处置他，只得把他“闲置”起来，什么工作也没有，和准备复员处理的一些工人留在北京，而其他同志都迁往西北试验基地了。1970年，叶群亲自指示，罗箭留在北京“威胁首都安全”。所以有关方面强迫罗箭按战士身份复员，发配回四川南充老家第二缫丝厂当工人，在工厂的煮茧车间和十几岁的青年娃儿一起当运输工，为缫丝女工们运送煮好的蚕茧。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罗箭说：“当时的政治压力特别大。每次运动一来，我就首当其冲被揪出来批判一番。但工厂的工人们对我可好了，千方百计地保护我。”
　　好在罗箭的妻子一直给他鼓励和安慰。其妻林耿耿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是林枫的女儿。他们因为同样身份、同样处境、同样政治待遇、同样的思想感情走到一起。林枫是黑龙江望奎县人，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是中共第七、第八届的中央委员。“文革”中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和迫害而致死。1973年驻四川南充缫丝厂的军宣队为控制他们夫妻二人不往北京跑，不得不“同意”把发配至河北农村当农民的林耿耿调到他身边，夫妻因此得以“团聚”在川北山沟沟里。
　　“我们这一代人受父母那一代影响太大啦。我及我身边的这些高干子弟，尤其是哈军工的校友，都是自己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这都是与父辈的耳濡目染，以及哈军工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分不开的。”
　　近10年来，本已解甲在家的罗箭，出于道义与责任，又和妻子林耿耿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们一道，积极为原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老区建设——父辈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发挥余热。
　　“我们回去，是替我们不能重返那片热土的父辈们了却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