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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科特迪瓦的塔内尔拉’博尼(TanelIa BonI)是一位哲学家，担任全球化调研组织(GERM)科学委员会委员她出版文学作品，同时自己也写诗和小说，曾为多家期刊撰稿，这些刊物包括法国文化部主办的《南方文化》(Culture Sud)和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委员会主办的《第欧根尼》(Diogene)。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关于“感性分享(sharingthe sensory)”的理念可作为本文的定位点。他说：“我所谓的感性分享是指这样一种感官的种种真实存在的系统，它既揭示被分享对象的存在，也揭示其中的区别，后者界定了各自的位置及所占的比例。”(2000：12)通过艺术表达自我的能力在所有文化中都不鲜见。然而，尽管这种能力——例如明澈的语言——将我们作为一种得到分享的人性的一部分包容在一起，但参与艺术实践、消费、流通及对艺术品和文化表达的赏识方式在国与国、大陆与大陆之间都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尤其还表现在远及世界各个边缘地带的决策中心、分享中心之间的不同上。超越语言界线并作为一种生命维护者的写作
这里，我所说的特指和“世界边缘地带”的建构相关的艺术与文学生活。我说的还包括进入所有尚为他人所控制的艺术领域。似乎书写及创作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似乎来自这些国度的艺术家不应该参与分享，而在我看来，这种分享既非地理也非经济的分界，因此不是不均等，而更像关于书写的种种提议、形象与意义，将我们带回到由他人——其“法定监护人”——控制的边缘地带。然而，我斗胆相信，正是在这些遥远的地区，最不可及、几乎无人知晓之处，还有些许清新的空气在流通，尚有原初的、有时是听不见的气息，而正是这些异国的土音能够摆脱掉帕斯卡莱·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所谓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的理性的或计划的编排。
那些远在天涯同时却又近在咫尺的创造活动中蕴含着丰沛的感性有待探索，或由个体化的艺术表达产生，或发自于作家在其生活的土地上的写作，而他们的国家仍遭受着他国的统治，在任何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个体或许逾越了故土，成为遍布世界的“流散者”，他们真切地意识到当今人的种种关系的不确定性，尽管在与统治者的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方面。单是记忆便仍留存着历史上的暴力以及与后殖民状况相联系的新暴力的痕迹。然而在艺术和文学中，我所说的个体是指带有伤痛记忆的创作主体，他们面临作为人以及艺术家或作家而存在的非常状态(emergency)。
可是，在书籍的创作与接受条件，以及整个产出、交流体系都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作家的人又如何能够存在?有时候，在一些非洲国家，这样的体系的确运行良好，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发生着作用。在尼日利亚本地发行的《奥尼查市场文学》(Onitshamarket literature)便是一个范例。随即产生的问题是用于写作的语言，这是无法同避的另一种非常状态，因为在每一种语言之内，个体身份的一部分在被表达的同时也将该个体与群体束缚在了一起。
于是，用别种语言写作，无论是因为必须还是出于选择，都可能产生问题。似乎作家游离了自身，并很可能会丢失自己特有的界碑。像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塞内加尔的布巴卡尔·博里什·迪奥普(BoubacarBorisDiop)，以及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等多位作家都对此作出了回答。至于他们，既用殖民者的语言，也用自己的语言写作。不过，他们保留了将以地方语言书写的文本译成“官方”语言的权利。比如，迪奥普2003年用沃洛夫语(Wolof)出版了Doomi Golo一书，该书刚刚由作者译成法语，书名日《母猴的幼仔们》(Les Petits la guenon)，并于2009年在巴黎出版。
用非母语写作而不失自身、自身的身份、自身的价值，这是否可能?在谢克·哈米杜·卡纳(cheikhHamidouKane)所称的“暧昧的奇遇”的掣肘下，为文学创作之需进行想象活动，这是否可能?作家们提笔之际却不安地感到自己坐在了“两只板凳中间”——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他们尽管通过学习已成为西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但又痛悔自己的根被从本民族文化中拔了出来。他们感到自己的世界已然坍塌。于是写作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区域，作家们在此演绎了这样一出戏：他们命定要前往他们并未选择的他者世界。他们的行囊里装着某些形象和片言只语，而将其诉诸笔端并非易事，那是他们日常身体搏斗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段，考验着他们的知识及多重身份的有效性。于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非洲作家，尤其是黑人自觉运动(Negritudemovement)的主将们，投入了解放黑人的斗争。
感性的不均等分享及授权实体的重要性
由于作为“生活维系者”的写作的非常状态与其使用的语言相关，所产生的问题便是：如何在迥然不同的语言之间安置这样的间隙且不会引发纷争。举例来说，我可以谈用于写作的官方语言交叉路口，在这里，其他语言也萦绕着我们，继续滋养我们的语句，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也因之而增色。从这个观点看，分享的困难首先是内在的。这些困难是以纷争的形式让我们感知的，纷争缘于多重身份的无所不在，而这些身份依稀显现于我们写下的每页文字、我们创造的每个形象之中。
分享的困难也是外在的并与支配这种感性的分享的体系有着关联。因为来自世界边缘的艺术家和作家往往在他们的工作地受到排斥。这些地区可以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文学中便是这样，例如在巴黎，这个所有操法语者共享的普遍之都。显然，评论家或普通公众并没有把法国作家归于“操法语者”。来自前法国殖民地的作家才是位列其中的，因为他们用法语写作。20世纪的诗人总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eopold S6dar Senghor)是追随19世纪末的地理学家奥内西姆·勒克吕(On6sime Reclus)，较早在大众层面上推广“法语世界(Francophony)”这一术语的人物之一。但是非洲作家在文化及语言上所属的法语世界具有多种形式，因为与他们分享这一共同语言的作家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不仅有法国，还包括瑞士、比利时、魁北克等。但是难道每个法语国家或地区与此种书写语言都没有不同的关系?在我看来，说法语的非洲人是在别无他选的非常状态中使用法语的。
不过，我们得问自己，当所有类型的艺术(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授权实体，如出版人、出版机构、文化网络、大学评论家等，将自身的限度强加于分享之域，并以自身的规则加以统治时(后者有时衍生于他们自身的网络及选择亲和力)，如何产生共同的分享?
因此对地位、份额的分享的地理分布实则强调了一种统治情形，其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边缘文学。人 们总认为其无足轻重、不成熟，是受管束的，受到“法定监护人”的控制。产出与接受文学文本的条件依赖于所使用的书写语言(法语、英语、葡萄牙语等)。然而，对于说法语的人而言，一种更深层次的等级制使他们更难以寻觅自我。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语言当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等级，其中英语的地位高于法语。这样一来，法语非洲文学便面临双重问题。来自法语非洲并选择法语书写的作家得冒将其作品同于“法语世界”的封闭体系中的风险，除非作品能够泽成英语及／或其他西方语言。可是他们又如何进入这一被归并的、能创造或毁灭一个作家的体系呢?
再者，在非洲出版的书籍必定要受非洲其他社群的评判，包括传统家族与势力。所有这些都属地方性授权实体(或日心理及道德障碍)，它们与政治力量或审查机构结合在一起，虽然不以此称呼被提及，但很容易改头换面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众人皆知的例子就是宗教势力对作家自由表达的威胁。
在非常状态下写作
不过，也许正是在这些世界的边缘地带，在仍于许多方面受到西方控制的前殖民地，艺术家和作家才能体认到最有意思的经验。这些经验关乎对时代、权力及事件的抗拒。
作为复数的“事件(events)”涵盖了多种未道出的意义，可以作为严峻的非常事态的委婉语。复数形式的“事件”被用来指代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屠杀。同样的词也用在了科特迪瓦近来发生的事情上。“事件”一词用来表达未道出的、难以名状之物，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事件”意味着碾压我们的东西，或是人对人的不人道——对于从未按“像我们那样”进行描述的人类的暴行。于是“事件”便成为非常状态的另一称呼。这是非常短促、几乎不存在的时刻，却用来谈一种生死攸关的经验，用来书写或言说不能言说的东西，并将铭刻在个体记忆的最深处。在非常状态下，绝无平常的情景。时间所剩无几，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还有多久，还剩几天、几小时或是几分钟。但这并非是与时间的普通赛跑，后者是“繁忙”社会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人人都“繁忙”得无暇与邻居打招呼。实际情况是，如我们所知，集体记忆也参与其中。因此书写的作品也可以是记忆作品的一部分，在记忆中，非常状态爆发并摧毁了整个生活。
在严峻的非常状态中，生活本身被当作异常之物而体验，用政治术语说这就是“紧急状态”。这是一种与历史、与人类法律秩序背道而驰的状态，不过矛盾的是，只要这种异常有取代法律的常规时间的趋向，这种状态或许还不会是短暂的。
然而，无论我们怎么谈文学，在这些偏远的世界边缘地带，它仍然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与其历史、记忆和地理紧密相连。但它仍然是特别的一页，在非常状态下由独一无二的作家写就，他们从与旁人无所相像的独特性出发，与潜在的读者进行沟通交流。不过，这些作家只有用无法道出的言词来表达他们的人性。而为了找到在不可言说的情形中抛弃了我们人类的那些语词，也许作家需要成为先知、预言家，甚或接受到某种神启。
一种既知性又神性的活动
我们对于写作的一种想象——这在对某些非洲语言的书写及阅读的语义场的分析中尚未被注意到——并非首先与“文学”相关联。写作是在进行着一项知性而又神性的活动，是由叫做“纸”的媒介指派的。此外，书写必须得到阅读、揣测或讲述，因为写作展示的这样一些语词和符号，它们记述世界是如何安排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安顿的。不过，阅读是一种同样神圣的活动，且与作为一种实在的“书”密切相关，后者则来自别处，来自阿拉伯一穆斯林世界与非洲文化在久远的过去的相遇。这一相遇在1884—1885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确定了殖民地边界，并一直沿用于今日的非洲版图)之前很早就发生了。
在此种关于书和阅读的概念类型中，有关写作并产出文学的艺术活动不能够以其正当的价值得到欣赏，这就是为何它常遭冷落。它被视为某种古怪之物，有时印刷低劣，缺乏读者，却仍然不时受到形形色色的审查机构的制约。从另一观点看，它也能结合来自文学的内部干预，后者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捍卫并描画当代的政治事业。
平常的非常状态
与此同时，在如此困难的道德、政治、社会与经济情势下产出文学，便意味着积极地斗争，努力改变只能在世界的边缘分得最寒酸的一杯羹，取得最微不足道的地位的境遇。我希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这种微不足见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在非常状态下产生的。它恰好产生于时间与闲暇匮乏的年代。亚里士多德相信闲暇(这时间也可以用作知性研究)不是面向体力劳动者的，更不是为奴隶准备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有为谋生而工作。
在非洲国家，谋生是一种日常现实。当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还大成问题时，又如何去做艺术家或是作家?即使我们排除了战争、迫在眉睫的死亡以及“事件”，非常状态也完全可以是常态的。这是例行的非常状态，不是破裂或意外事故，而是日常生活毫无缝隙的结构组织的一部分。
倘若非常状态指的是很短促的一段时间，或如我前面所说是时间的匮乏，那么这一匮乏也是个体与线性时间、钟表支配的时间的对峙，这是我们难以掌控的时间。因而来自世界边缘的作家日常经验到的时间总是处于最无情的加速状态，一旦被推到极限，便产生生死攸关的后果。所以在最后的分析中，“非常状态”一词或“紧急事态(urgency)”表达的是生活所历经的“悲剧性感性(tragic sensati’on)”。其悲剧性在于我们无法逃脱时间，而在我们为生活所留下的时间里，我们还得做些什么。我们丢不起时间。紧急事态远非一种可供等待的时间，不过尽管它看起来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但一切都似乎在表明，正是从对这种我们生活其中的紧急事态里显露出未来最美好的东西。于是对即将到来的最美好之物的敞开导致了一种反抗的态度。人们伴随着这种态度引发的所有风险和考验去经历它。因为排除万难坚持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在他所处的文化中与破坏性的势力作斗争，同时还能向他性(othemess)敞开，这些根本就不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这正是我们描述非洲作家的必须途径；这些正是我们必须使用的语词，因为在非常状况和极端反常的状况下写作能够被视为一种反抗的方式。可是反抗什么呢?这是个问题。或许是反抗包围我们的世界及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宗教的势力。
在非常状态下写作——筹码
写作无疑是非凡而又平凡的活动，与口头性(orality)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本质划清了界限。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里表示他更喜爱口头辩论而非写作。他与有限的人群舌战以维护自己的思想，而书写的文本则以对知识的承载而泽被后世。在此口头性仍处于支配地位，不过并未僵化，其形式在不断发生改变，以活生生的艺术——如口头诗歌、说故事、戏剧表演及歌唱——来完美地表现自身。那么就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从口头到书写形式的变化历程。 在殖民时期，来自世界边缘的文学是作为恢复遍体鳞伤的身份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书写并产出文学文本成为在求索身份之道上幸存的一种方式。与殖民者对话的唯一途径便是用其语言来描述后者掩藏、否认或歪曲的现实并将之凸显出来。以笔为己任的非洲作家明白，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其读者，会体认到与政治的或宗教的非洲不同的非洲，或者会有足够的好奇心在阅读中游历非洲。
欧州间的接触已经愈益频繁。欧洲的边界已向未知世界打开，将时间留给“高贵的野人”的神话，使之以欧洲的想象形式呈现。非洲本身成为一种神话，并受到殖民者的“安抚”，得到诸如雷内·卡耶(Ren6Caille)、路易斯·费德尔布(Louis Faidherbe)、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Braz-za)、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路易斯·古斯塔夫·班热(Louis Gustave Binger)等探险家的描绘。于是至18世纪末，由非洲以外的人写出的非洲文学兴盛起来，以游记和其他关于非洲及非洲人的文本为主。
而我们知道，从20世纪初开始，非洲知识分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殖民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应该提到在法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如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或西奥多·莫诺(Theodore Mon，0d)，哲学家如埃马纽埃尔·穆尼耶(EmmanuelMounier)和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小说家如安德烈·纪德(Andr6 Gide)，超现实主义诗人与艺术家如帕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安德烈·德兰(Andr6 Derain)、莫利斯·德·弗拉芒克(Maurice deVlaminck)，他们从文化和思想上发现了非洲。他们从自己取得的地位或是通过艺术表现见证了非洲文化的活力和丰饶。有时他们为非洲的书作序，其文充满友爱和兄弟情谊，帮助作者登堂入室继而得以出版作品，否则还遑论什么序言呢。对于一位无名作家而言，一篇序言可视作在一个富有敌意的世界里为人所闻并生存下来的通行证。于是非洲写作或宽泛意义上的“黑人”文学便在“旧世界”的城市里得到出版。作家们意识到自己从属于一场新兴运动。他们作为精英分子有说话的权利，能够拿起他们最喜爱的武器——笔——与他人进行对话。因而不难理解为何其中有些人会跨过文学的门槛而跻身政界。言说并重建真实是一件紧迫的任务，他们已经做了；而对于同样紧迫的采取行动，他们也已投身进去。
当各国纷纷于20世纪60年代取得独立时，作家们立即面临着其他非常状态。他们体验到了幻灭感，这在其书中可以找到。他们关于解放与自由的梦想逐渐化为乌有。专制政体与形形色色的政府随即成为作家最喜欢利用的资源以创作其虚构人物。充溢着考验和磨难的政治舞台是非洲文学无尽的素材库，这样的文学求索着它应有的发展道路及其存在的理由，至今虽形式千变万化，但始终还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其中的一个变体就是“决裂(rupture)”小说，其显著之处是在众多非洲语言的交汇处上对法语的使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阿赫马杜·库鲁马(Ahmadou Kourouma)的《独立的太阳》，其中马林凯人的句法特点将节奏感赋予了法语。另一个范例是索尼·拉布·坦西(Sony Labou Tansi)的《生命和一半》，作者借助当地语汇及思维方式将法语运用得更加多彩。今天，非洲作家并不止于抵制强加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是与之决裂。相反，他们进行了跨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他们还是四处奔走的候鸟，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如此。但他们写作的核心仍然承载着他们祖国、文化及语言的非常状态。急迫性或日非常状态从不曾与他们分离。
非洲作家在非洲或原殖民地城市出版的书，像所有文学书籍一样，也定位于艺术与市场力量的十字路口处，这归因于媒体以及作为授权实体的编辑所掌控的无处不在的体系。文学奖项——有些就是量身订做的——也有助于对来自边缘世界文学的承认。有几个奖项——譬如法国的贺那多奖(RenaudotPrize)——算是例外，它们表明了为某些特定种类而保留的颁奖规则。可是众所周知，在一本备受瞩目的非洲著作背后，有另外一千本还掩藏在莫名的墙里，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平凡，根本不足以惊世骇俗。这些贴上“操法语的”、“黑人的”、“南半球来的”标签的书集，使得在“法语”文学之都的“非洲血统”作家永远名不见经传，仿佛法语在“法语世界”里永不能得到公平的分享。
此外，关于保留空间的问题——这是富于抵抗精神的作家不断遭遇到的——在其他论辩中重露端倪，这也常常分散了注意力，比如关于“litteratgre-monde——世界文学”的问题。人们曾签署过一份以此为题的宣言，也曾出版过一本有关的教科书，对“法语性”光鲜的机体歌颂过几笔。这难道不就是一则广告吗?或者不过是另一个给予某些作家权利的体系(他们得到了少数作家的道德支持，其中有的在法国也只是小有名气)，而其他作家则被排除在外，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那些日常以写作的紧迫性为生的作家而言，还有没有别的标签，可以作为与包围他们的死亡搏斗的武器，以改善他们的境遇?常常还会出现其他论辩，驱使着非洲作家更加远离其本质目标，而这个目标便是在感性的勘查和考证之中创造自己的空间。
(韦清琦 译)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关于“感性分享(sharingthe sensory)”的理念可作为本文的定位点。他说：“我所谓的感性分享是指这样一种感官的种种真实存在的系统，它既揭示被分享对象的存在，也揭示其中的区别，后者界定了各自的位置及所占的比例。”(2000：12)通过艺术表达自我的能力在所有文化中都不鲜见。然而，尽管这种能力——例如明澈的语言——将我们作为一种得到分享的人性的一部分包容在一起，但参与艺术实践、消费、流通及对艺术品和文化表达的赏识方式在国与国、大陆与大陆之间都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尤其还表现在远及世界各个边缘地带的决策中心、分享中心之间的不同上。超越语言界线并作为一种生命维护者的写作
这里，我所说的特指和“世界边缘地带”的建构相关的艺术与文学生活。我说的还包括进入所有尚为他人所控制的艺术领域。似乎书写及创作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似乎来自这些国度的艺术家不应该参与分享，而在我看来，这种分享既非地理也非经济的分界，因此不是不均等，而更像关于书写的种种提议、形象与意义，将我们带回到由他人——其“法定监护人”——控制的边缘地带。然而，我斗胆相信，正是在这些遥远的地区，最不可及、几乎无人知晓之处，还有些许清新的空气在流通，尚有原初的、有时是听不见的气息，而正是这些异国的土音能够摆脱掉帕斯卡莱·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所谓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的理性的或计划的编排。
那些远在天涯同时却又近在咫尺的创造活动中蕴含着丰沛的感性有待探索，或由个体化的艺术表达产生，或发自于作家在其生活的土地上的写作，而他们的国家仍遭受着他国的统治，在任何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个体或许逾越了故土，成为遍布世界的“流散者”，他们真切地意识到当今人的种种关系的不确定性，尽管在与统治者的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方面。单是记忆便仍留存着历史上的暴力以及与后殖民状况相联系的新暴力的痕迹。然而在艺术和文学中，我所说的个体是指带有伤痛记忆的创作主体，他们面临作为人以及艺术家或作家而存在的非常状态(emergency)。
可是，在书籍的创作与接受条件，以及整个产出、交流体系都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作家的人又如何能够存在?有时候，在一些非洲国家，这样的体系的确运行良好，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发生着作用。在尼日利亚本地发行的《奥尼查市场文学》(Onitshamarket literature)便是一个范例。随即产生的问题是用于写作的语言，这是无法同避的另一种非常状态，因为在每一种语言之内，个体身份的一部分在被表达的同时也将该个体与群体束缚在了一起。
于是，用别种语言写作，无论是因为必须还是出于选择，都可能产生问题。似乎作家游离了自身，并很可能会丢失自己特有的界碑。像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塞内加尔的布巴卡尔·博里什·迪奥普(BoubacarBorisDiop)，以及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等多位作家都对此作出了回答。至于他们，既用殖民者的语言，也用自己的语言写作。不过，他们保留了将以地方语言书写的文本译成“官方”语言的权利。比如，迪奥普2003年用沃洛夫语(Wolof)出版了Doomi Golo一书，该书刚刚由作者译成法语，书名日《母猴的幼仔们》(Les Petits la guenon)，并于2009年在巴黎出版。
用非母语写作而不失自身、自身的身份、自身的价值，这是否可能?在谢克·哈米杜·卡纳(cheikhHamidouKane)所称的“暧昧的奇遇”的掣肘下，为文学创作之需进行想象活动，这是否可能?作家们提笔之际却不安地感到自己坐在了“两只板凳中间”——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他们尽管通过学习已成为西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但又痛悔自己的根被从本民族文化中拔了出来。他们感到自己的世界已然坍塌。于是写作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区域，作家们在此演绎了这样一出戏：他们命定要前往他们并未选择的他者世界。他们的行囊里装着某些形象和片言只语，而将其诉诸笔端并非易事，那是他们日常身体搏斗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段，考验着他们的知识及多重身份的有效性。于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非洲作家，尤其是黑人自觉运动(Negritudemovement)的主将们，投入了解放黑人的斗争。
感性的不均等分享及授权实体的重要性
由于作为“生活维系者”的写作的非常状态与其使用的语言相关，所产生的问题便是：如何在迥然不同的语言之间安置这样的间隙且不会引发纷争。举例来说，我可以谈用于写作的官方语言交叉路口，在这里，其他语言也萦绕着我们，继续滋养我们的语句，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也因之而增色。从这个观点看，分享的困难首先是内在的。这些困难是以纷争的形式让我们感知的，纷争缘于多重身份的无所不在，而这些身份依稀显现于我们写下的每页文字、我们创造的每个形象之中。
分享的困难也是外在的并与支配这种感性的分享的体系有着关联。因为来自世界边缘的艺术家和作家往往在他们的工作地受到排斥。这些地区可以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文学中便是这样，例如在巴黎，这个所有操法语者共享的普遍之都。显然，评论家或普通公众并没有把法国作家归于“操法语者”。来自前法国殖民地的作家才是位列其中的，因为他们用法语写作。20世纪的诗人总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eopold S6dar Senghor)是追随19世纪末的地理学家奥内西姆·勒克吕(On6sime Reclus)，较早在大众层面上推广“法语世界(Francophony)”这一术语的人物之一。但是非洲作家在文化及语言上所属的法语世界具有多种形式，因为与他们分享这一共同语言的作家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不仅有法国，还包括瑞士、比利时、魁北克等。但是难道每个法语国家或地区与此种书写语言都没有不同的关系?在我看来，说法语的非洲人是在别无他选的非常状态中使用法语的。
不过，我们得问自己，当所有类型的艺术(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授权实体，如出版人、出版机构、文化网络、大学评论家等，将自身的限度强加于分享之域，并以自身的规则加以统治时(后者有时衍生于他们自身的网络及选择亲和力)，如何产生共同的分享?
因此对地位、份额的分享的地理分布实则强调了一种统治情形，其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边缘文学。人 们总认为其无足轻重、不成熟，是受管束的，受到“法定监护人”的控制。产出与接受文学文本的条件依赖于所使用的书写语言(法语、英语、葡萄牙语等)。然而，对于说法语的人而言，一种更深层次的等级制使他们更难以寻觅自我。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语言当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等级，其中英语的地位高于法语。这样一来，法语非洲文学便面临双重问题。来自法语非洲并选择法语书写的作家得冒将其作品同于“法语世界”的封闭体系中的风险，除非作品能够泽成英语及／或其他西方语言。可是他们又如何进入这一被归并的、能创造或毁灭一个作家的体系呢?
再者，在非洲出版的书籍必定要受非洲其他社群的评判，包括传统家族与势力。所有这些都属地方性授权实体(或日心理及道德障碍)，它们与政治力量或审查机构结合在一起，虽然不以此称呼被提及，但很容易改头换面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众人皆知的例子就是宗教势力对作家自由表达的威胁。
在非常状态下写作
不过，也许正是在这些世界的边缘地带，在仍于许多方面受到西方控制的前殖民地，艺术家和作家才能体认到最有意思的经验。这些经验关乎对时代、权力及事件的抗拒。
作为复数的“事件(events)”涵盖了多种未道出的意义，可以作为严峻的非常事态的委婉语。复数形式的“事件”被用来指代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屠杀。同样的词也用在了科特迪瓦近来发生的事情上。“事件”一词用来表达未道出的、难以名状之物，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事件”意味着碾压我们的东西，或是人对人的不人道——对于从未按“像我们那样”进行描述的人类的暴行。于是“事件”便成为非常状态的另一称呼。这是非常短促、几乎不存在的时刻，却用来谈一种生死攸关的经验，用来书写或言说不能言说的东西，并将铭刻在个体记忆的最深处。在非常状态下，绝无平常的情景。时间所剩无几，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还有多久，还剩几天、几小时或是几分钟。但这并非是与时间的普通赛跑，后者是“繁忙”社会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人人都“繁忙”得无暇与邻居打招呼。实际情况是，如我们所知，集体记忆也参与其中。因此书写的作品也可以是记忆作品的一部分，在记忆中，非常状态爆发并摧毁了整个生活。
在严峻的非常状态中，生活本身被当作异常之物而体验，用政治术语说这就是“紧急状态”。这是一种与历史、与人类法律秩序背道而驰的状态，不过矛盾的是，只要这种异常有取代法律的常规时间的趋向，这种状态或许还不会是短暂的。
然而，无论我们怎么谈文学，在这些偏远的世界边缘地带，它仍然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与其历史、记忆和地理紧密相连。但它仍然是特别的一页，在非常状态下由独一无二的作家写就，他们从与旁人无所相像的独特性出发，与潜在的读者进行沟通交流。不过，这些作家只有用无法道出的言词来表达他们的人性。而为了找到在不可言说的情形中抛弃了我们人类的那些语词，也许作家需要成为先知、预言家，甚或接受到某种神启。
一种既知性又神性的活动
我们对于写作的一种想象——这在对某些非洲语言的书写及阅读的语义场的分析中尚未被注意到——并非首先与“文学”相关联。写作是在进行着一项知性而又神性的活动，是由叫做“纸”的媒介指派的。此外，书写必须得到阅读、揣测或讲述，因为写作展示的这样一些语词和符号，它们记述世界是如何安排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安顿的。不过，阅读是一种同样神圣的活动，且与作为一种实在的“书”密切相关，后者则来自别处，来自阿拉伯一穆斯林世界与非洲文化在久远的过去的相遇。这一相遇在1884—1885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确定了殖民地边界，并一直沿用于今日的非洲版图)之前很早就发生了。
在此种关于书和阅读的概念类型中，有关写作并产出文学的艺术活动不能够以其正当的价值得到欣赏，这就是为何它常遭冷落。它被视为某种古怪之物，有时印刷低劣，缺乏读者，却仍然不时受到形形色色的审查机构的制约。从另一观点看，它也能结合来自文学的内部干预，后者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捍卫并描画当代的政治事业。
平常的非常状态
与此同时，在如此困难的道德、政治、社会与经济情势下产出文学，便意味着积极地斗争，努力改变只能在世界的边缘分得最寒酸的一杯羹，取得最微不足道的地位的境遇。我希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这种微不足见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在非常状态下产生的。它恰好产生于时间与闲暇匮乏的年代。亚里士多德相信闲暇(这时间也可以用作知性研究)不是面向体力劳动者的，更不是为奴隶准备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有为谋生而工作。
在非洲国家，谋生是一种日常现实。当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还大成问题时，又如何去做艺术家或是作家?即使我们排除了战争、迫在眉睫的死亡以及“事件”，非常状态也完全可以是常态的。这是例行的非常状态，不是破裂或意外事故，而是日常生活毫无缝隙的结构组织的一部分。
倘若非常状态指的是很短促的一段时间，或如我前面所说是时间的匮乏，那么这一匮乏也是个体与线性时间、钟表支配的时间的对峙，这是我们难以掌控的时间。因而来自世界边缘的作家日常经验到的时间总是处于最无情的加速状态，一旦被推到极限，便产生生死攸关的后果。所以在最后的分析中，“非常状态”一词或“紧急事态(urgency)”表达的是生活所历经的“悲剧性感性(tragic sensati’on)”。其悲剧性在于我们无法逃脱时间，而在我们为生活所留下的时间里，我们还得做些什么。我们丢不起时间。紧急事态远非一种可供等待的时间，不过尽管它看起来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但一切都似乎在表明，正是从对这种我们生活其中的紧急事态里显露出未来最美好的东西。于是对即将到来的最美好之物的敞开导致了一种反抗的态度。人们伴随着这种态度引发的所有风险和考验去经历它。因为排除万难坚持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在他所处的文化中与破坏性的势力作斗争，同时还能向他性(othemess)敞开，这些根本就不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这正是我们描述非洲作家的必须途径；这些正是我们必须使用的语词，因为在非常状况和极端反常的状况下写作能够被视为一种反抗的方式。可是反抗什么呢?这是个问题。或许是反抗包围我们的世界及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宗教的势力。
在非常状态下写作——筹码
写作无疑是非凡而又平凡的活动，与口头性(orality)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本质划清了界限。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里表示他更喜爱口头辩论而非写作。他与有限的人群舌战以维护自己的思想，而书写的文本则以对知识的承载而泽被后世。在此口头性仍处于支配地位，不过并未僵化，其形式在不断发生改变，以活生生的艺术——如口头诗歌、说故事、戏剧表演及歌唱——来完美地表现自身。那么就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从口头到书写形式的变化历程。 在殖民时期，来自世界边缘的文学是作为恢复遍体鳞伤的身份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书写并产出文学文本成为在求索身份之道上幸存的一种方式。与殖民者对话的唯一途径便是用其语言来描述后者掩藏、否认或歪曲的现实并将之凸显出来。以笔为己任的非洲作家明白，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其读者，会体认到与政治的或宗教的非洲不同的非洲，或者会有足够的好奇心在阅读中游历非洲。
欧州间的接触已经愈益频繁。欧洲的边界已向未知世界打开，将时间留给“高贵的野人”的神话，使之以欧洲的想象形式呈现。非洲本身成为一种神话，并受到殖民者的“安抚”，得到诸如雷内·卡耶(Ren6Caille)、路易斯·费德尔布(Louis Faidherbe)、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Braz-za)、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路易斯·古斯塔夫·班热(Louis Gustave Binger)等探险家的描绘。于是至18世纪末，由非洲以外的人写出的非洲文学兴盛起来，以游记和其他关于非洲及非洲人的文本为主。
而我们知道，从20世纪初开始，非洲知识分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殖民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应该提到在法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如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或西奥多·莫诺(Theodore Mon，0d)，哲学家如埃马纽埃尔·穆尼耶(EmmanuelMounier)和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小说家如安德烈·纪德(Andr6 Gide)，超现实主义诗人与艺术家如帕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安德烈·德兰(Andr6 Derain)、莫利斯·德·弗拉芒克(Maurice deVlaminck)，他们从文化和思想上发现了非洲。他们从自己取得的地位或是通过艺术表现见证了非洲文化的活力和丰饶。有时他们为非洲的书作序，其文充满友爱和兄弟情谊，帮助作者登堂入室继而得以出版作品，否则还遑论什么序言呢。对于一位无名作家而言，一篇序言可视作在一个富有敌意的世界里为人所闻并生存下来的通行证。于是非洲写作或宽泛意义上的“黑人”文学便在“旧世界”的城市里得到出版。作家们意识到自己从属于一场新兴运动。他们作为精英分子有说话的权利，能够拿起他们最喜爱的武器——笔——与他人进行对话。因而不难理解为何其中有些人会跨过文学的门槛而跻身政界。言说并重建真实是一件紧迫的任务，他们已经做了；而对于同样紧迫的采取行动，他们也已投身进去。
当各国纷纷于20世纪60年代取得独立时，作家们立即面临着其他非常状态。他们体验到了幻灭感，这在其书中可以找到。他们关于解放与自由的梦想逐渐化为乌有。专制政体与形形色色的政府随即成为作家最喜欢利用的资源以创作其虚构人物。充溢着考验和磨难的政治舞台是非洲文学无尽的素材库，这样的文学求索着它应有的发展道路及其存在的理由，至今虽形式千变万化，但始终还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其中的一个变体就是“决裂(rupture)”小说，其显著之处是在众多非洲语言的交汇处上对法语的使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阿赫马杜·库鲁马(Ahmadou Kourouma)的《独立的太阳》，其中马林凯人的句法特点将节奏感赋予了法语。另一个范例是索尼·拉布·坦西(Sony Labou Tansi)的《生命和一半》，作者借助当地语汇及思维方式将法语运用得更加多彩。今天，非洲作家并不止于抵制强加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是与之决裂。相反，他们进行了跨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他们还是四处奔走的候鸟，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如此。但他们写作的核心仍然承载着他们祖国、文化及语言的非常状态。急迫性或日非常状态从不曾与他们分离。
非洲作家在非洲或原殖民地城市出版的书，像所有文学书籍一样，也定位于艺术与市场力量的十字路口处，这归因于媒体以及作为授权实体的编辑所掌控的无处不在的体系。文学奖项——有些就是量身订做的——也有助于对来自边缘世界文学的承认。有几个奖项——譬如法国的贺那多奖(RenaudotPrize)——算是例外，它们表明了为某些特定种类而保留的颁奖规则。可是众所周知，在一本备受瞩目的非洲著作背后，有另外一千本还掩藏在莫名的墙里，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平凡，根本不足以惊世骇俗。这些贴上“操法语的”、“黑人的”、“南半球来的”标签的书集，使得在“法语”文学之都的“非洲血统”作家永远名不见经传，仿佛法语在“法语世界”里永不能得到公平的分享。
此外，关于保留空间的问题——这是富于抵抗精神的作家不断遭遇到的——在其他论辩中重露端倪，这也常常分散了注意力，比如关于“litteratgre-monde——世界文学”的问题。人们曾签署过一份以此为题的宣言，也曾出版过一本有关的教科书，对“法语性”光鲜的机体歌颂过几笔。这难道不就是一则广告吗?或者不过是另一个给予某些作家权利的体系(他们得到了少数作家的道德支持，其中有的在法国也只是小有名气)，而其他作家则被排除在外，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那些日常以写作的紧迫性为生的作家而言，还有没有别的标签，可以作为与包围他们的死亡搏斗的武器，以改善他们的境遇?常常还会出现其他论辩，驱使着非洲作家更加远离其本质目标，而这个目标便是在感性的勘查和考证之中创造自己的空间。
(韦清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