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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发布《2019年全球移民数据报告》，全球移民数量达到了2.72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5%，其中印度、墨西哥、中国、俄罗斯、叙利亚是全球最主要的五个移民输出国，数千万的人们因为個人学业工作发展、商贸往来、战争等原因背离故国。
在已经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近3.8亿人，比2010年增加了1.5亿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始终呈现增长态势，延续性的大规模乡城迁移流动促成了63.9%的人口城镇化。
从人口迁移的流向来看，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依然是人口集聚的目的地，随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崛起，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离开小镇和乡村，向城市进击的人们的唯一选择。杭州和成都既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又维持着近十年以来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量，其中除了来自小镇的人们，自然也有离开北上广的青年。
然而，在一个个冷静客观的数据背后，迁徙之路对于每一个在此浪潮中的个体，都是一个漫长而具体的过程：我是否需要离开？我将去向何处？在迁徙途中我将经历什么？抵达之后我又将成为谁？家乡是一个回不去的起点还是始终在等待着返航？
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语境中，地方被定义为—种“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都将在出发去向一个新的地方的途中，产生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上的新陈代谢。“我是谁”的旧定义和新思考，两者关系或许是平行并存，或许是相互碰撞，也或许融合为一;但无论哪一种，都将为迁徙中的人们开启全新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周遭的世界。
夏梦怡：迁徙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形式
“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搏斗”这句话和我的状态很贴近，在一段段迁徙中去寻找自我，对现状很少感到安逸，但试着去享受每一段旅程，生命本身就是一场自我搏斗。我从6岁开始离开家乡，到现在对我来说创作和迁徙是一样的节奏，有时是理解和包容社会的一切善恶美丑，并与之为伍;有时是以所思所想把握好一个作品，对它们付以赤诚真心。作为作者我觉得应该是用自己爱做的事先构建好生活，先关照自己，才有能力去关照好身边的人，关照观众。迁徙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形式，只是现在物质条件各方面充实了我们想要的迁徙形态。
2018年我以北京为起点乘坐7000公里的火车为剧本创作进行了采风、2019年我在欧洲进行了三个月的旅行独自游历了十二个国家，这两段经历对我而言旅途中触动大于结束后的改变。2018年那次夏天的火车旅行其实是一开始为了逃避现实和北京，我有一位好朋友那段时间不幸发生意外去世了，在那一周后我还是很难过和寝食难安，就想要暂停在北京的生活出去半个月走走。火车旅行经常能给我带来很多灵感的，至今还有印象我第—次坐火车是1999年的春节，妈妈来广州接我带我在火车站穿过春运汹涌的人群，我们买了两个塑料凳子在车厢走道摇摇晃晃坐了一夜，到了半夜列车员带我们去空的车厢找地方给我们睡觉，一夜之后我们到了湖南的长沙。这是我记事以来人生的第一段旅行，往后的每—年都在春节前后坐两次火车在家乡和异乡之间来回。
2018年从北京出发沿途看到的景象让我开始频繁想起小时候坐火车的回忆，我很快静下了心和人交流。放暑假来北京探亲的西北家庭，姐姐弟弟轮流依偎在妈妈的膝盖上睡去，年轻小伙在座位上喂药照顾体弱的母亲，花式叫卖特产的列车员讲点单口相声，还有当众批评国家为难着列车长的“传教人士”，看热闹的人站着坐着在列车里围成了一片。这种氛围感觉对我来说真的太熟悉了，那段时间我在写一些随笔和故事梗概。其实《离家之日》里一个很重要的立意就是关于人的迁徙，它是90年代末的城乡发展背景下的一个在异乡漂泊的家庭故事，和我小时候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经历有关。在路上去思考和创作是幸福的，过程带着很多随机性，旅行的时候也脱离了一切睡眠问题，我在火车和汽车上睡着的速度也总是惊人。我想这种漂泊感应该在我生命初期就成型了，是刻在骨子里的，可能30岁之后都有一定的改变吧。
欧洲的旅行更多的是圆自己一个长途旅行的梦，起因还是因为电影，我那年夏天利用参加三个电影节的契机，在影展之间的空隙时间去不同的国家游历和拜访朋友。当时甚至觉得错过了就以后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看确实是这样，投资一趟期待的旅程永远是非常值得的，尤其疫情后世界的格局产生的变化，我们没法再看到同样的状态事物。那趟旅行我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关于电影、友谊、热爱都在一趟旅程中把回忆储存得满满的，去年疫情的时候就经常回忆2019年的旅行，这些点点滴滴都给了我很多力量。Q&A
CHIC：迁徙是—种流动性的发展，与影像记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你当下比较关注的影像表达的主题有哪些？
夏梦怡：我从刚开始创作到现在都在关注跨文化，是在中国环境下的全球化文化现象，尤其是长沙纪录片三部曲的《隐居中国》和《我的第一位》，都是讲述外国人在中国探寻扎根的成长故事。这几年关注移民题材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一些，在这些主题里面去构思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故事，这些题材本身能给我一些开放的灵感思路，去做基于真实但美于真实的故事，我今年刚完成的一部剧情短片《午后》，主题是关于人、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CHIC：在你拍摄的《隐居中国》（2014）纪录短片中讲述了一位国外艺术家马蹄从长沙独自出发探寻中国民间艺术的历程，作为记录者你也随着主人公马蹄的脚步完成了一次“他者的迁徙”，但同时也是在完成“自我的迁徙”的影片制作，你是如何平衡、取舍拍摄过程“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将三个月从采风到拍摄的素材凝聚成了越22分钟的短片？
夏梦怡：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次创作经历，我当时21岁，那个阶段也奠定了对影像创作初期的方向和态度，做独立纪录片是我初期的一个理想，这种沉浸式的创作—方面必须是关怀他人的生活为先，作者把自己放在最渺小客观的位置，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只有拍摄和经历了这些故事，在另—方面才是照见自己。每部纪录片—方面都是通过拍摄对象的视角去看他眼中的世界和社会切片，只有真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生活和记录，才算得上是真诚的拿起摄影机。马蹄本人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挺大的，通过记录他迁徙的过程我在地域变化中观察到不同的社会现象，比如说跨文化，传统民间艺术，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没有他的迁徙我也看不见也呈现不出这些内容，去理解和呈现他的理想也终究成了我在这部纪录片里的理想。 CHIC：马蹄作为一个远离城市的人，最终选择了在乡间落脚，时隔六七年后他有什么变化吗？你认为自己的落脚点可能是在哪里？
夏梦怡：他变化应该是挺大的，马蹄的生活一直都很有神秘感，2014年他隐居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年我先是去了CCTV4工作，他还在通道的青山绿水之间，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搬去了老挝，两年前在那边遇到了心爱的女孩，就突然结婚成家了。他有时候会用手机录一些片段上传到YOUTUBE，有些网友还把他的这些生活片段搬运到了B站，他邮件也几乎不用，这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直观找到他的方式。我的迁徙的方向是以自己职业生涯方向为基础，第一阶段肯定就是北京了，创作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生的修行，我觉得30岁前要去过足够多的地方，知道自己喜欢和向往什么，有了积累同时在生活和工作的规划中再去往喜欢和合适的城市地域靠近。30岁后在身心上再一个慢慢定居的过程，然后其余就是人生各方面的节奏问题了。
CHIC： 2015年创作的纪录片《远去的家》聚焦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边缘挣扎生存的故事，你是如何看待城市化的影响对于乡村生活的冲击？对于“远去的家”的意向在当下时代的背景有什么新发展和认识？
夏梦怡：《远去的家》故事发生在湖南的省会长沙，来自益阳的农村的主人公想在城市扎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孩子上学和更好的谋生，谋生是一切的发展之道，哪里有法子生存能过更好的生活就去哪儿。如果说2015年和之前是城市化的主流，未来就是以逆城市化为主导，这些挤在大城市的人口又开始往小城市和村镇扎根，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变化，人只要为了谋生和更好的生活，就会—直不断的受到冲击，从中努力去改变自己甚至改变环境。
CHIC：数字游民是新兴的工作方式，从实地办公到数字化办公，这或许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一一全面数字化，这种迁移你怎么看？
夏梦怡：是有些向往的，这也是现在最让年轻人羡慕的工作方式之一吧。我们出差拍摄的时候是类似数字游民的工作方式，因为拍摄也是短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每个项目有不同的节点和周期，中间自己可以调整休息。以现阶段的我来说数字游民是—种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还可能不能成为我的职业，工作模式目前在商业变现上会比较难，自媒体，电商或创业者他们会有更多的自由，不受地域限制去工作。我在葡萄牙的时候遇到一位美国的女孩就是影像数字游民，她一个人带着轻便的设备在欧洲各地跑，自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独立完成小型广告的拍摄，再带回酒店剪辑，其他时间就都旅行和寻找新的客户，很酷的是能用自己的热爱让身心—直在路上，这种模式和自由程度对影像作者来说十年前真的是难以触及的。
关于迁徙的电影推荐
《无依之地》《幸福的拉扎罗》《雄狮》《时间之旅》《迁徙的乌》
关于迁徙的关键词
名词的话对我来说是人文、社会现象、修行等。
形容词的话可能英文更简练Humanistic， inspirational，mindblowing， breathtaking
关于理想中的迁徙
理想中的画面当然是能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可以开着车，可以带上猫狗。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希望接下来的迁徙之旅和拍片更相关，无论哪里应该都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创作中也会让我对地方本身印象加倍深刻，地域不同也各有特色。
我从6岁开始离开家乡，到现在对我来说创作和迂徙是一样的节奏，有时是理解和包容社会的一切善恶美丑，并与之为伍;有时是以所思所想把握好一个作品，对它们付以赤诚真心。
段文凝：语言是通往远乡的桥
2009年，段文凝辞掉了在天津电视台的工作，只身来到日本学习和工作。在旅居日本的十二年中，她曾在NHK教育频道《看电视学中文》节目做过主持人，如今的她在早稻田大学教授中文课程。在这场从天津到日本的迁徙中，在日本生活与在远方的故乡对她来说是截然不同的——眼前是具象化的工作和生活，而远乡则是由语言文化、亲朋好友和美食编织起来的熟悉感。
离开家乡天津之前的段文凝从未在中国的其他城市生活过，她的第—次移居便是从中国来到日本。因为父亲曾在日本工作过一段时间，段文凝在来到日本之前，就已经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亲近感;恰逢国内赴日旅行大热，坐飞机三个半小时就能到达的日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段文凝留学的去处。
在段文凝看来，动物的迁徙往往是成群结队的，人虽说是群居动物，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却远非动物那样的“群居”。去往海外开始一段新生活也不像历史上以族群为单位的移民活动，而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离开家，离开朋友，到一个陌生环境里面去融入新的群体，融入当地的文化。“对于大象也好，大雁也好，那些迁徙路上的沿途风景可能是一片湖，或是森林边的花花草草。而对于迁徙的人，沿途风景就是你所经历的过程。你作为一个个体，来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另外一个国家，去进行一长段时间的生活，你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文化，新的人群，才能够在这里长期地居住和生活下去。就算以后再次迁徙，或者回到故乡，曾经路上的风景都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对于彼时初到日本的段文凝而言，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她在课余时间为自己找了一份餐厅的兼职工作，将自己投入纯粹的日语环境中去，走入日本的人群之中，“打工的经历当然是很辛苦的，但既然到了一個新的环境，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就不能每天只在学校学习，然后回到家看看电视或者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不进入新的语言环境，语言是根本学不好的。”每当回想起这段在餐厅打工的经历，想起每天晚上11点打烊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电车回家，不得不在电车里写作业的日子，她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段文凝说，“现在就算遇到再难再不开心的事，想想刚来时的辛苦自己都可以扛下来，其它的也就好像都不算什么了。”
“我觉得语言是一种手段，和人群交流、和社会融合，最必须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能够听得懂，更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学语言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过程。”段文凝从拼命学语言、考学再到适应电视台的工作节奏，整个过程都好像在“小跑着前进”，她坦言自己没有太多时间来思 段文凝
中国籍女艺人、主持人、演员。出生于中国天津。2009年赴日留学，2011年起主持日本NHK电视台《看电视学中文》栏目，也是唯一一位连续6年正式参与该栏目的中国籍艺人。之后，段文凝除任教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外，也出演了国内外多部影视作品、舞台剧等，因其自然亲切的风格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被粉丝们亲切的称为“段老师”。考对于日本的归属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当她的日语足以毫无障碍地表达出她心中所想，甚至当她睡梦中的场景也频繁出现日语对话的时候;当她适应了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的节奏，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时候，这时的她也就对生活在日本产生了安全感。
自段文凝在日本大学里教授中文课程以来，她发现一门全新的语言能够开启人们对新鲜文化的探索，甚至能够指明一个新的迁徙目的地，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她直言自己在日本教授的中文课堂并非是要培养“汉语大师”，而是通过制造中文的语言环境，在语言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让日本学生对中文和中华文化感到好奇和向往，并在语言的帮助下产生更加深入的了解。
让她惊喜和开心的是，她曾在—次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活动上遇见了自己两三年前在日本教过中文的学生，段文凝从没想过自己曾经的学生会将对中国的好奇和喜愛延伸到中文课堂以外，甚至真的来到中国留学。“很多人的工作不一样，社会地位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但是同样都很喜欢中文，那么中文就成为了一个交流的起点，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一个通道，这其中是没有界限的，可以让更多的人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刀有余、来去自如。我无论是在电视里教中文，还是在大学里面教中文，都是带着这样的考虑在里面的。”Q&A
CHIC：初来日本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段文凝：毕竟日本这个国家跟咱们有着太多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在文化方面，包括人的交流，包括古时候的各种重要的交流，都是非常多的。比如咱们同属一个东亚文化圈，日文中也会使用汉字;又比如你在日本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唐代、明代的文化建筑，很明显，日本保留下来的某些建筑物，是非常接近我们古代中国的;所以这个国家并没有给我带来那么强烈的冲击感。
CHIC：在逐渐融入了日本社会之后，有什么是跟你之前对日本的认知所不同的吗？
段文凝：通常大家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彬彬有礼，每个人都笑眯眯的，非常友善，这基本上就是外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认知，但我真正在这里生活之后发现那是对的，但是那只是一面性，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两面性或者多面性的，日本这个国家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比如，日本人早上坐电车的时候，会穿着笔挺的西服，一丝不苟地站在车厢里，拥挤的车厢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有电车咣当咣当咣当的声音，电车里也不允许打电话，因为会影响到别人，会吵到别人，那样就是给别人添麻烦，说好的是很规矩，说不好的是有点压抑。但是到了晚上下了班，人们明显就跟你早上看到的、你在公司看到的那个规规矩矩的人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在居酒屋喝了酒之后就释放了自己，在晚上的电车里，尤其是在末班电车里，人们的衣服也都不整洁了，领带也都摘了，喝得醉醺醺的几个人在电车里哈哈大笑或者大声说话。就好像，日本人给外面的人看的状态和面对自己的人的状态是割裂的。还有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司的客户或者外国人，或者你属于“外面的人”，对方会对你非常好，非常宽容，但你一旦进入了公司，真正成为内部的员工，你就会发现，人们的态度就和你作为“外部人员”时完全不—样了。
CHIC：这样的群体习惯有影响到你吗？
段文凝：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我至少会变得比较会掩饰自己一点，可能刚来日本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就是不好，不对就是不对，我不可能说谎话，大不了我不说话不表态，但是我的表情也是不高兴的。后来慢慢地，也就试着让自己稍微平衡—下，可以不认同，但是当时至少能尽量克制—下，不那么直接地表现出来。
CHIC：你对中国的归属感是什么？你的乡愁是什么？
段文凝：我每次回国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好多好吃的，我可能对“乡愁”这个词最大的感触就是食物，民以食为天嘛，可能食物比其他的带给我的感触都要深，除了思念家乡的父母、朋友以外，最想念的就是食物。
CHIC：你觉得比较能代表你的乡愁的食物是什么？
段文凝：烤肉、烤串、涮羊肉、煎饼果子，太多了。现在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多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菜都多了起来，可能只是没有那么正宗，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天津人开的煎饼果子店。我出国之前并不是那么爱吃煎饼果子的人，出了国之后，反而每次回老家都必须要吃—次。
CHIC：你在日本教授中文时观察到学习中文的人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学习中文的？
段文凝：是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这个国家，或者是想到中国做做生意的，总之是抱有一种善意才会坚持下来学中文。因为如果不喜欢，没有被文化所吸引，是没有办法坚持很久的。
CHIC：你在中国遇见的你的学生，和你在日本教他们中文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段文凝：很不一样，没有来过中国的日本人，你问他们喜不喜欢吃中餐，人家说喜欢，喜欢的一般都是日本料理店里面中国风的食物，比如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咕咾肉，就那几样是他们喜欢的，因为吃不到其他的。那几个学生来了中国，我请他们吃了涮羊肉。其实日本是除了北海道以外基本不吃羊肉的国家。很奇妙的是，当他们来了中国之后，他们的胃也变得“中国”了。
在已经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近3.8亿人，比2010年增加了1.5亿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始终呈现增长态势，延续性的大规模乡城迁移流动促成了63.9%的人口城镇化。
从人口迁移的流向来看，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依然是人口集聚的目的地，随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崛起，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离开小镇和乡村，向城市进击的人们的唯一选择。杭州和成都既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又维持着近十年以来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量，其中除了来自小镇的人们，自然也有离开北上广的青年。
然而，在一个个冷静客观的数据背后，迁徙之路对于每一个在此浪潮中的个体，都是一个漫长而具体的过程：我是否需要离开？我将去向何处？在迁徙途中我将经历什么？抵达之后我又将成为谁？家乡是一个回不去的起点还是始终在等待着返航？
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语境中，地方被定义为—种“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都将在出发去向一个新的地方的途中，产生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上的新陈代谢。“我是谁”的旧定义和新思考，两者关系或许是平行并存，或许是相互碰撞，也或许融合为一;但无论哪一种，都将为迁徙中的人们开启全新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周遭的世界。
夏梦怡：迁徙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形式
“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搏斗”这句话和我的状态很贴近，在一段段迁徙中去寻找自我，对现状很少感到安逸，但试着去享受每一段旅程，生命本身就是一场自我搏斗。我从6岁开始离开家乡，到现在对我来说创作和迁徙是一样的节奏，有时是理解和包容社会的一切善恶美丑，并与之为伍;有时是以所思所想把握好一个作品，对它们付以赤诚真心。作为作者我觉得应该是用自己爱做的事先构建好生活，先关照自己，才有能力去关照好身边的人，关照观众。迁徙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形式，只是现在物质条件各方面充实了我们想要的迁徙形态。
2018年我以北京为起点乘坐7000公里的火车为剧本创作进行了采风、2019年我在欧洲进行了三个月的旅行独自游历了十二个国家，这两段经历对我而言旅途中触动大于结束后的改变。2018年那次夏天的火车旅行其实是一开始为了逃避现实和北京，我有一位好朋友那段时间不幸发生意外去世了，在那一周后我还是很难过和寝食难安，就想要暂停在北京的生活出去半个月走走。火车旅行经常能给我带来很多灵感的，至今还有印象我第—次坐火车是1999年的春节，妈妈来广州接我带我在火车站穿过春运汹涌的人群，我们买了两个塑料凳子在车厢走道摇摇晃晃坐了一夜，到了半夜列车员带我们去空的车厢找地方给我们睡觉，一夜之后我们到了湖南的长沙。这是我记事以来人生的第一段旅行，往后的每—年都在春节前后坐两次火车在家乡和异乡之间来回。
2018年从北京出发沿途看到的景象让我开始频繁想起小时候坐火车的回忆，我很快静下了心和人交流。放暑假来北京探亲的西北家庭，姐姐弟弟轮流依偎在妈妈的膝盖上睡去，年轻小伙在座位上喂药照顾体弱的母亲，花式叫卖特产的列车员讲点单口相声，还有当众批评国家为难着列车长的“传教人士”，看热闹的人站着坐着在列车里围成了一片。这种氛围感觉对我来说真的太熟悉了，那段时间我在写一些随笔和故事梗概。其实《离家之日》里一个很重要的立意就是关于人的迁徙，它是90年代末的城乡发展背景下的一个在异乡漂泊的家庭故事，和我小时候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经历有关。在路上去思考和创作是幸福的，过程带着很多随机性，旅行的时候也脱离了一切睡眠问题，我在火车和汽车上睡着的速度也总是惊人。我想这种漂泊感应该在我生命初期就成型了，是刻在骨子里的，可能30岁之后都有一定的改变吧。
欧洲的旅行更多的是圆自己一个长途旅行的梦，起因还是因为电影，我那年夏天利用参加三个电影节的契机，在影展之间的空隙时间去不同的国家游历和拜访朋友。当时甚至觉得错过了就以后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看确实是这样，投资一趟期待的旅程永远是非常值得的，尤其疫情后世界的格局产生的变化，我们没法再看到同样的状态事物。那趟旅行我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关于电影、友谊、热爱都在一趟旅程中把回忆储存得满满的，去年疫情的时候就经常回忆2019年的旅行，这些点点滴滴都给了我很多力量。Q&A
CHIC：迁徙是—种流动性的发展，与影像记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你当下比较关注的影像表达的主题有哪些？
夏梦怡：我从刚开始创作到现在都在关注跨文化，是在中国环境下的全球化文化现象，尤其是长沙纪录片三部曲的《隐居中国》和《我的第一位》，都是讲述外国人在中国探寻扎根的成长故事。这几年关注移民题材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一些，在这些主题里面去构思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故事，这些题材本身能给我一些开放的灵感思路，去做基于真实但美于真实的故事，我今年刚完成的一部剧情短片《午后》，主题是关于人、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CHIC：在你拍摄的《隐居中国》（2014）纪录短片中讲述了一位国外艺术家马蹄从长沙独自出发探寻中国民间艺术的历程，作为记录者你也随着主人公马蹄的脚步完成了一次“他者的迁徙”，但同时也是在完成“自我的迁徙”的影片制作，你是如何平衡、取舍拍摄过程“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将三个月从采风到拍摄的素材凝聚成了越22分钟的短片？
夏梦怡：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次创作经历，我当时21岁，那个阶段也奠定了对影像创作初期的方向和态度，做独立纪录片是我初期的一个理想，这种沉浸式的创作—方面必须是关怀他人的生活为先，作者把自己放在最渺小客观的位置，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只有拍摄和经历了这些故事，在另—方面才是照见自己。每部纪录片—方面都是通过拍摄对象的视角去看他眼中的世界和社会切片，只有真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生活和记录，才算得上是真诚的拿起摄影机。马蹄本人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挺大的，通过记录他迁徙的过程我在地域变化中观察到不同的社会现象，比如说跨文化，传统民间艺术，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没有他的迁徙我也看不见也呈现不出这些内容，去理解和呈现他的理想也终究成了我在这部纪录片里的理想。 CHIC：马蹄作为一个远离城市的人，最终选择了在乡间落脚，时隔六七年后他有什么变化吗？你认为自己的落脚点可能是在哪里？
夏梦怡：他变化应该是挺大的，马蹄的生活一直都很有神秘感，2014年他隐居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年我先是去了CCTV4工作，他还在通道的青山绿水之间，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搬去了老挝，两年前在那边遇到了心爱的女孩，就突然结婚成家了。他有时候会用手机录一些片段上传到YOUTUBE，有些网友还把他的这些生活片段搬运到了B站，他邮件也几乎不用，这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直观找到他的方式。我的迁徙的方向是以自己职业生涯方向为基础，第一阶段肯定就是北京了，创作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生的修行，我觉得30岁前要去过足够多的地方，知道自己喜欢和向往什么，有了积累同时在生活和工作的规划中再去往喜欢和合适的城市地域靠近。30岁后在身心上再一个慢慢定居的过程，然后其余就是人生各方面的节奏问题了。
CHIC： 2015年创作的纪录片《远去的家》聚焦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边缘挣扎生存的故事，你是如何看待城市化的影响对于乡村生活的冲击？对于“远去的家”的意向在当下时代的背景有什么新发展和认识？
夏梦怡：《远去的家》故事发生在湖南的省会长沙，来自益阳的农村的主人公想在城市扎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孩子上学和更好的谋生，谋生是一切的发展之道，哪里有法子生存能过更好的生活就去哪儿。如果说2015年和之前是城市化的主流，未来就是以逆城市化为主导，这些挤在大城市的人口又开始往小城市和村镇扎根，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变化，人只要为了谋生和更好的生活，就会—直不断的受到冲击，从中努力去改变自己甚至改变环境。
CHIC：数字游民是新兴的工作方式，从实地办公到数字化办公，这或许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一一全面数字化，这种迁移你怎么看？
夏梦怡：是有些向往的，这也是现在最让年轻人羡慕的工作方式之一吧。我们出差拍摄的时候是类似数字游民的工作方式，因为拍摄也是短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每个项目有不同的节点和周期，中间自己可以调整休息。以现阶段的我来说数字游民是—种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还可能不能成为我的职业，工作模式目前在商业变现上会比较难，自媒体，电商或创业者他们会有更多的自由，不受地域限制去工作。我在葡萄牙的时候遇到一位美国的女孩就是影像数字游民，她一个人带着轻便的设备在欧洲各地跑，自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独立完成小型广告的拍摄，再带回酒店剪辑，其他时间就都旅行和寻找新的客户，很酷的是能用自己的热爱让身心—直在路上，这种模式和自由程度对影像作者来说十年前真的是难以触及的。
关于迁徙的电影推荐
《无依之地》《幸福的拉扎罗》《雄狮》《时间之旅》《迁徙的乌》
关于迁徙的关键词
名词的话对我来说是人文、社会现象、修行等。
形容词的话可能英文更简练Humanistic， inspirational，mindblowing， breathtaking
关于理想中的迁徙
理想中的画面当然是能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可以开着车，可以带上猫狗。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希望接下来的迁徙之旅和拍片更相关，无论哪里应该都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创作中也会让我对地方本身印象加倍深刻，地域不同也各有特色。
我从6岁开始离开家乡，到现在对我来说创作和迂徙是一样的节奏，有时是理解和包容社会的一切善恶美丑，并与之为伍;有时是以所思所想把握好一个作品，对它们付以赤诚真心。
段文凝：语言是通往远乡的桥
2009年，段文凝辞掉了在天津电视台的工作，只身来到日本学习和工作。在旅居日本的十二年中，她曾在NHK教育频道《看电视学中文》节目做过主持人，如今的她在早稻田大学教授中文课程。在这场从天津到日本的迁徙中，在日本生活与在远方的故乡对她来说是截然不同的——眼前是具象化的工作和生活，而远乡则是由语言文化、亲朋好友和美食编织起来的熟悉感。
离开家乡天津之前的段文凝从未在中国的其他城市生活过，她的第—次移居便是从中国来到日本。因为父亲曾在日本工作过一段时间，段文凝在来到日本之前，就已经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亲近感;恰逢国内赴日旅行大热，坐飞机三个半小时就能到达的日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段文凝留学的去处。
在段文凝看来，动物的迁徙往往是成群结队的，人虽说是群居动物，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却远非动物那样的“群居”。去往海外开始一段新生活也不像历史上以族群为单位的移民活动，而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离开家，离开朋友，到一个陌生环境里面去融入新的群体，融入当地的文化。“对于大象也好，大雁也好，那些迁徙路上的沿途风景可能是一片湖，或是森林边的花花草草。而对于迁徙的人，沿途风景就是你所经历的过程。你作为一个个体，来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另外一个国家，去进行一长段时间的生活，你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文化，新的人群，才能够在这里长期地居住和生活下去。就算以后再次迁徙，或者回到故乡，曾经路上的风景都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对于彼时初到日本的段文凝而言，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她在课余时间为自己找了一份餐厅的兼职工作，将自己投入纯粹的日语环境中去，走入日本的人群之中，“打工的经历当然是很辛苦的，但既然到了一個新的环境，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就不能每天只在学校学习，然后回到家看看电视或者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不进入新的语言环境，语言是根本学不好的。”每当回想起这段在餐厅打工的经历，想起每天晚上11点打烊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电车回家，不得不在电车里写作业的日子，她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段文凝说，“现在就算遇到再难再不开心的事，想想刚来时的辛苦自己都可以扛下来，其它的也就好像都不算什么了。”
“我觉得语言是一种手段，和人群交流、和社会融合，最必须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能够听得懂，更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学语言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过程。”段文凝从拼命学语言、考学再到适应电视台的工作节奏，整个过程都好像在“小跑着前进”，她坦言自己没有太多时间来思 段文凝
中国籍女艺人、主持人、演员。出生于中国天津。2009年赴日留学，2011年起主持日本NHK电视台《看电视学中文》栏目，也是唯一一位连续6年正式参与该栏目的中国籍艺人。之后，段文凝除任教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外，也出演了国内外多部影视作品、舞台剧等，因其自然亲切的风格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被粉丝们亲切的称为“段老师”。考对于日本的归属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当她的日语足以毫无障碍地表达出她心中所想，甚至当她睡梦中的场景也频繁出现日语对话的时候;当她适应了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的节奏，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时候，这时的她也就对生活在日本产生了安全感。
自段文凝在日本大学里教授中文课程以来，她发现一门全新的语言能够开启人们对新鲜文化的探索，甚至能够指明一个新的迁徙目的地，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她直言自己在日本教授的中文课堂并非是要培养“汉语大师”，而是通过制造中文的语言环境，在语言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让日本学生对中文和中华文化感到好奇和向往，并在语言的帮助下产生更加深入的了解。
让她惊喜和开心的是，她曾在—次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活动上遇见了自己两三年前在日本教过中文的学生，段文凝从没想过自己曾经的学生会将对中国的好奇和喜愛延伸到中文课堂以外，甚至真的来到中国留学。“很多人的工作不一样，社会地位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但是同样都很喜欢中文，那么中文就成为了一个交流的起点，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一个通道，这其中是没有界限的，可以让更多的人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刀有余、来去自如。我无论是在电视里教中文，还是在大学里面教中文，都是带着这样的考虑在里面的。”Q&A
CHIC：初来日本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段文凝：毕竟日本这个国家跟咱们有着太多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在文化方面，包括人的交流，包括古时候的各种重要的交流，都是非常多的。比如咱们同属一个东亚文化圈，日文中也会使用汉字;又比如你在日本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唐代、明代的文化建筑，很明显，日本保留下来的某些建筑物，是非常接近我们古代中国的;所以这个国家并没有给我带来那么强烈的冲击感。
CHIC：在逐渐融入了日本社会之后，有什么是跟你之前对日本的认知所不同的吗？
段文凝：通常大家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彬彬有礼，每个人都笑眯眯的，非常友善，这基本上就是外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认知，但我真正在这里生活之后发现那是对的，但是那只是一面性，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两面性或者多面性的，日本这个国家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比如，日本人早上坐电车的时候，会穿着笔挺的西服，一丝不苟地站在车厢里，拥挤的车厢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有电车咣当咣当咣当的声音，电车里也不允许打电话，因为会影响到别人，会吵到别人，那样就是给别人添麻烦，说好的是很规矩，说不好的是有点压抑。但是到了晚上下了班，人们明显就跟你早上看到的、你在公司看到的那个规规矩矩的人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在居酒屋喝了酒之后就释放了自己，在晚上的电车里，尤其是在末班电车里，人们的衣服也都不整洁了，领带也都摘了，喝得醉醺醺的几个人在电车里哈哈大笑或者大声说话。就好像，日本人给外面的人看的状态和面对自己的人的状态是割裂的。还有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司的客户或者外国人，或者你属于“外面的人”，对方会对你非常好，非常宽容，但你一旦进入了公司，真正成为内部的员工，你就会发现，人们的态度就和你作为“外部人员”时完全不—样了。
CHIC：这样的群体习惯有影响到你吗？
段文凝：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我至少会变得比较会掩饰自己一点，可能刚来日本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就是不好，不对就是不对，我不可能说谎话，大不了我不说话不表态，但是我的表情也是不高兴的。后来慢慢地，也就试着让自己稍微平衡—下，可以不认同，但是当时至少能尽量克制—下，不那么直接地表现出来。
CHIC：你对中国的归属感是什么？你的乡愁是什么？
段文凝：我每次回国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好多好吃的，我可能对“乡愁”这个词最大的感触就是食物，民以食为天嘛，可能食物比其他的带给我的感触都要深，除了思念家乡的父母、朋友以外，最想念的就是食物。
CHIC：你觉得比较能代表你的乡愁的食物是什么？
段文凝：烤肉、烤串、涮羊肉、煎饼果子，太多了。现在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多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菜都多了起来，可能只是没有那么正宗，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天津人开的煎饼果子店。我出国之前并不是那么爱吃煎饼果子的人，出了国之后，反而每次回老家都必须要吃—次。
CHIC：你在日本教授中文时观察到学习中文的人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学习中文的？
段文凝：是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这个国家，或者是想到中国做做生意的，总之是抱有一种善意才会坚持下来学中文。因为如果不喜欢，没有被文化所吸引，是没有办法坚持很久的。
CHIC：你在中国遇见的你的学生，和你在日本教他们中文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段文凝：很不一样，没有来过中国的日本人，你问他们喜不喜欢吃中餐，人家说喜欢，喜欢的一般都是日本料理店里面中国风的食物，比如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咕咾肉，就那几样是他们喜欢的，因为吃不到其他的。那几个学生来了中国，我请他们吃了涮羊肉。其实日本是除了北海道以外基本不吃羊肉的国家。很奇妙的是，当他们来了中国之后，他们的胃也变得“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