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八条”北京出台对外地人严格限购政策之后，全国多个城市也纷纷推出限购政策，以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给过热的房地产投资降温。对外地人限购是否会形成社会不公暂且不论，就不同城市来说，如果一些二、三线城市也效仿限购，那就有可能把本来可以借势引导出来的良性市场封堵，使这些城市可能的发展机遇不复存在。
　　从近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普遍情况看，所有房地产热度高的城市，其需求推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该城市所辐射区域范围的外地进城购房需求。“有钱人进城买房”成为近年中国社会人口移动的最显著特征。村里奔县里，县里奔省城，省城奔北上广深几大中心城市——这一置业投资轨迹实则是中国人口流动，即所谓“城市化”的中国特色。
　　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从中国最北部的黑河到云南腾冲这条直线以东，36％的国土面积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即著名的“胡焕庸线”)。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需要，国家偏重于内地建设，建设三线、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运动，使得人口分布向中部和西部有所偏移，内地城市也即所谓的“大三线”城市人口数量被快速充高。而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又使中国的人口涌向东南沿海城市，近三十年来，我国人口更严重地偏于东部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集中。当前来看，所有住房市场需求过旺的城市，主体需求大部分都源于这个城市所辐射区域范围的外来进城人口。
　　所以，想要抑制住房需求，就要从国家整体的城市化布局进行疏导：一线中心城市应适度将部分公共资源向二、三线城市分流；重点发展二、三线城市，在三、四线城市设置农村进城人员流动防火墙，政策支持鼓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落户于此，让离开土地的农民在这些城市寻找到就业机会，让他们在离故土最近的城镇里安居乐业。进而减缓“城市化”人群涌向二线甚至一线中心城市所带来的城市住房需求压力。
　　基于史无前例的庞大人口流动中的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者来说，除了要了解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生理、安全、感情、尊重和自我实现之外，也要知晓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形态所刺激出来的人口流动，对于住房需求也存在不同趋向的市场规律。农民需要进城，小城市居民希望进入大城市，大城市高层级的人则已经渴望返还田原生活，希望将房产作为享乐甚至投资载体。当前调控政策的指向既然是对着投资、投机炒房客，那么靠外来流动人口进入推动城市经济和建设的城市，就没必要限购。比如一些地、县级城市，亦或全部要靠外来投资者支撑的海南楼市。
　　今年春节海南房地产在“国八条”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房产交易量全国占先，远远超出当地房产业内人士的预估，三亚除海边一线海景房半山半岛之类楼盘每天门庭若市之外，深居热带雨林中的呀诺达·那香山项目甚至每天访客量多达百组。不可否认，海南市场购房群体绝大部分有投资的取向目的。但显然，国际旅游岛的发展，以及中国财富人群随国家经济强盛而数量急剧增加后，人们对于热带海岛度假生活的向往和普遍需求，一定规模数量的房地产开发对于推动区域发展，并满足人们升级的消费需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即是国家大的发展规划之其中一重点布局。无论中国发展第三产业经济布局的需要，还是充分发掘自然资源为国民所享用之目的，此一棋布局都十分必要。与其他想要良性发展的城市一样，政府只要把握好“度”，切实抑制住投机和过分投资，房产市场就一定能给城市发展带来益处，而非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