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黄浦江畔绵延1.5公里的外滩，“万国建筑群”中有一座大楼与其他建筑不同，它既有近代西洋建筑的风格，也是唯一一幢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建筑——中国银行大楼。
　　1949年5月，一位昔日西装革履的私营银行总经理，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在这里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共产党员“龚饮冰”，接管了这座银行，为中国银行开启了崭新篇章。
　　鲜为人知的是，龚饮冰曾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隐藏身份长达20年，在保护党的秘密联络和交通系统的同时为党筹集经费，是新中国成立背后的无名英雄之一。
　　毛泽东曾讲过，“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的确，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还有许多个“龚饮冰”。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隐蔽战线同样为夺取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正是这条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统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 周恩来曾这样题词。
　　可以说，隐蔽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场景发挥了独特作用，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弄堂和阁楼，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掩护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上海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通向世界的码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阶级的选择——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多的地方。在100年前，上海大约有100万产业工人，基本上占到了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何建明系列党史课”的首讲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动情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的故事。
　　在何建明看来，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还与当时的时局和各个城市的特点有关。
　　“上海的小弄堂、小阁楼，对当时弱小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工作起了很大的贡献。”何建明进一步分析了北京、广州、哈尔滨三个城市与上海相比，为何不具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优势。
　　在老北京何建明看来，一个世纪前，北京的建筑大多由四合院组成，外墙奇高、戒备森严，极不利于开展地下工作。李大钊被通缉后，躲进了俄大使馆的一座废弃的王爷大院里，但第二天就被奉系军阀知晓，发动300人，将其团团包围;不久，中央派了极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前往，又被抓捕。
　　“再看广州，虽然和上海一样面对大海，但是太近，而上海距离海洋有一定距离，是内海城市，加上国民党的总部也在广州，他们绝不会让共产党掌权和成长。而哈尔滨，共产国际的组织就在不远处的海参崴，但当年国际共运负责人维经斯基一去哈尔滨就被捕了。所以，只有上海最合适。”何建明发现，中共一大代表中，大多数人都是江浙一带人士，有着天然的地缘亲近性，而且上海腹地开阔，信息便捷，海派氛围浓厚，也是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党的领袖陈独秀易于发挥特长所在地。
　　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堂和层层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何建明曾实地走访过虹口区山阴路一带的弄堂，中共江苏省委旧址也在那里，“石库门多为三层楼房，有多个出入口，里弄更是四通八达。选在这里召开会议，紧急情况下，地下党组织也便于撤离”。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这一时期，周恩来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他创建并亲自领导“中央特科”，在隐蔽战线上保卫党中央安全，惩奸除恶。
　　不过，我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特务工作处其实是在同年5月成立于汉口。当时，上海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鉴于这次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周恩来倡议并于汉口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标志着我们党隐蔽战线工作的专门机构开始萌芽。
　　“特务”本意是指执行特殊勤务、特别任务的人。彼时的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其下设保卫股、情报股、匪运股和特务股。其首要任务就是保护位于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当时，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工作。
　　特务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往往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情报来源多种途径，并且成效十分明显。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及时得到情报，使陈独秀及中央所有成员成功避开国民党的搜捕。随后，八七会议召开，特务工作处精心安保，使国民党警探对鼻子底下的“惊雷”一无所知。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特务工作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只活动了3个月，它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但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他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以原武汉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李强等同志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由周恩来亲自指挥。

　　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堂和层层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还有更多更多其他的不为人知的、默默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很多人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真实姓名甚至都不被我党同志所知……

　　从建立之初起，周恩来便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则，并注重实践历练。他专门举办了训练班，親自作政治报告，明确秘密工作纪律;同时，组织学习化装术、侦查与反侦查、密码破译、密写技术，以及被敌人抓捕后开镣技术等，并组织乘船去海上进行射击训练。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特科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第四科是无线电通信科，负责无线电的通信联络工作。
　　而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工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中央特科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发展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通讯社以及其他党政军机关和一些要害部门，建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在敌人的“心脏”里截获了大量核心机密，多次传递准确情报，为党及时正确的决策赢得了时间、提供了支撑。后来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掌握了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情。由于中央特科工作得力，确保了党中央机关安全并得到扩大发展。
　　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
　　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他们继续叛变的线索。
　　随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立即叛变投敌。他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对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住处了如指掌。
　　接到其叛变的消息之后，周恩来临危不惧，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机要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他们的秘书中凡可能为顾顺章所认识的都做调动;将一切顾顺章所熟悉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
　　在如此严密的部署下，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最终赶在敌人前面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使敌人处处扑空，企图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1931年12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而中央特科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个专门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在先后存续8年的时间里，开创了隐蔽战线工作的许多先河，尤其探索总结隐蔽战线的生存法则、斗争策略、队伍建设、手段运用、资源物建等一系列的基本路子，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为后来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一时期，曾任中央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转入地下，在抗战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英雄们

　　事实上，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有过数次直接交锋。
　　1937年4月25日，发生了周恩来劳山（延安附近的一个地方）遇伏事件。该事件表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毛泽东也几次遭遇危险。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时，王明的警卫员及时将其擒住。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竟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共产党认为要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不但要防守，还要以攻为守。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其实在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时，在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的同时，心思细密的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已经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设立公开、半公开、隐蔽的机构3个。公开机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为“特科”时期的无线电专家伍云甫;半公开机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老地下党员欧阳钦;隐蔽机构西安情报站，负责人为前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其中，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的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等，都秘密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1939年2月，為了应对当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掌握情报资料，中央书记处作出成立中央社会部的决定。1941年9月，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
　　由于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当年的“龙潭三杰”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加上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工作实际上便由李克农主持。

　　此时共产党秘密战线的宿将干才也纷纷走上情报第一线。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南方局的情报关系打入国民党深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军统、中统和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陈诚、戴笠身边都有秘密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部被撤销。但我党的情报与保卫工作基本完成了从零星到规模、从局部到全局、从单一到系列、从获取一般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从纯地下活动到公秘结合的质变过程，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纷纷归队，重新获得了正常的身份。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命继续潜伏。
　　多年来，中央社会部所拥有的庞大情报网络和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打入日本外务省特务机构“若井机关”的袁殊、刺汪案主谋华克之、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促成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等等。
　　而中情部所立下的战功更是数不胜数，其代表人物更是大名鼎鼎，他们的名字个个威名赫赫——国民党参谋次长刘斐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中将，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中将，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中将，国民党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少将，以及在台北英勇就义的参谋次长，代号“密使1号”的吴石中将等等。
　　还有更多更多其他的不为人知的、默默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很多人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真实姓名甚至都不被我党同志所知……
　　而这或许就是隐蔽战线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