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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对《呼兰河传》文本的细读分析以及分析文中的几个主要女性，从男权社会的女性形象设置和社会舆论和这两个方面，解读隐藏在文本中萧红的女性意识。
【关键字】呼兰河传 女性意识 异化 男权社会
《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是一本回忆录式的小说，叙写了呼兰河这个小镇上的人与事。这样一部没有完整情节和丰满人物的小说，却承载着萧红沉郁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包括了萧红的女性意识。本文将从两个方面阐述潜藏在这部小说中的萧红的女性观。
一、男权社会中不被解放的女性
法国著名的女权运动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谈到：“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从波伏娃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在当今的人类社会，即男性把握话语权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并非女性本身，而是一种根据男性的需要而塑造出来的“角色”。掌握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绝对掌控权的男性，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继而塑造出所谓的“女性”——柔顺，听话，三从四德，如藤萝一般攀附依靠在男性身上。而一旦出现有违这种刻板女性形象者，必然是会遭到摧残与扼杀。
尽管没有像波伏娃那般把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萧红比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更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她的《呼兰河传》中可以体会到萧红对这种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刻板印象的存在进行揭露与鞭笞。
在小说开头部分的呼兰河小镇的描述中，萧红写到了在镇上的娘娘庙的塑像：“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2在这段描述中，萧红借给娘娘塑像一事，精妙而准确地比喻了男权社会中被塑造性格的女性。当男性掌握着社会的主要权力时，为了保证统治的稳固性，必然是要依靠强力将“对手”，即男性的对立面女性，塑造成性格温顺老实而又好欺侮，以保证女性不会试图推翻男性的统治。塑造娘娘像的是男性，这一点暗喻了男性掌握着塑造女性形象的强力，而塑像者并没有把娘娘像塑造得凶猛可怕，反而是塑造得温顺而好欺侮，这样的塑造选择正正印证了上文所述的观点。小说开头这样一个小细节就显露出了萧红深刻的女性意识。
这种刻板的女性形象不仅束缚着女性，同时也绞杀了与这种形象不符的女性生命。《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小说中的小团圆媳妇因婆婆的毒打而受伤生病，又因为愚昧不当的治疗方法以及惨无人道的“洗澡”，使她花季般的生命就这样凋零在这座寒冷严酷的小城中。而这个悲剧的源头，正是因为“院子里的人，看过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之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不过都说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3。正是因为她行事大方，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生机勃勃，不像团圆媳妇的样子，于是她的婆婆决定给她“下马威”，即试图将这个有别于一般团圆媳妇的女孩纠正成为符合女性刻板形象的团圆媳妇。这个花季女孩的悲剧命运由此而启。
在这个修改形象的过程中，团圆媳妇既妥协又抗争。明明只是个12岁的姑娘，却偏偏要说自己14岁，因为“他们看我长得高，说十二岁怕人家笑话，让我说十四岁”4。花季女孩本应该天真活泼，可小团圆媳妇却总是拒绝“我”一起玩耍的邀请，因为“他们不让”。团圆媳妇向这种女性刻板形象妥协了，她压抑自己的天性，隐瞒本我，以达到“他们”的要求。但同时她也尝试过抗争，每当她的婆婆打骂她时，她都哭闹要回家，可这种试图回家的抗争最终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与毒打中熄灭了。
有着小团圆媳妇一般悲惨命运的女性又何止少数！萧红深刻地认识到，把女性解放运动贯彻到底的手段，并非简单地提出男女同权，男女平等，而是要从根本上扫除人们思想中的这种由男权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否则，再多声势浩荡的女权运动也无法使所有在男权社会中不被解放的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被舆论扼住咽喉的女性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遭到的不仅是被男权所塑造的形象禁锢和绞杀，还有社会舆论的压迫和摧残。正如上文第一点所提到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塑造成一个温顺又好欺侮的形象，一旦有违此形象者，便会受到绞杀与毁灭，而充当这摧毁的先锋，便是社会舆论。
《呼兰河传》除了记述了小团圆媳妇的悲惨经历，还叙写了一个同样悲剧的女性，王大姑娘。王大姑娘与磨坊的冯歪嘴子自由恋爱结婚，生下两个男孩，而王大姑娘在生第二个孩子以后便死去了。在这个悲剧当中，舆论一直充当着背后的推手，将王大姑娘推向死亡的深渊。
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自然不是温顺的，也非听话的，这样的王大姑娘与男权社会预设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而她打破封建礼教的勇敢行径也挑起了院子里众人的“不满”。于是在大家知道王大姑娘就是冯歪嘴子屋里的“野女人”后，一改之前的交口称赞，变成了无条件地贬低与诋毁，她身上的优点都被扭曲成值得指责的地方，“杨老太太，周三奶奶，还有同院住的那些粉房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王大姑娘坏的”5。有的人说她力气大长得像一个抗工似的，有的人说她长得是一副穷骨头，只配得起磨倌。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变换的舆论导向，把王大姑娘塑造成一个极坏的女人，甚至还有人为她作传，还有造谣生事的探访员守在她的家门随时捏造谣言散播。
在这样一面倒的舆论下，东家把冯歪嘴子赶出了居住的磨坊，本来就受到饥寒折磨的王大姑娘的情况因此变得更差，同时成为众矢之的的王大姑娘，心中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更是不言而喻。院子里的人们都当作是看热闹一般围观着备受折磨的王大姑娘，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救助被风雪还有如刀刃般尖锐可怕的舆论摧残的这一家人。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一个本来是“兴家立业好手”的王大姑娘，就这样把生命交付给了呼兰河城里的无情呼啸的北风。
萧红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凭着独特而深入的社会视角，观察着整个社会的女性生存状况，形成了比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要先进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尽管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但是这些进步的女性意识散见在她的各部著作当中，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2]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3]林敏洁《生死场中的跋涉者——萧红女性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第156页
2萧红《呼兰河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3萧红《呼兰河传》，第149页
4萧红《呼兰河传》，第151页
5萧红《呼兰河传》，第249页
【关键字】呼兰河传 女性意识 异化 男权社会
《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是一本回忆录式的小说，叙写了呼兰河这个小镇上的人与事。这样一部没有完整情节和丰满人物的小说，却承载着萧红沉郁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包括了萧红的女性意识。本文将从两个方面阐述潜藏在这部小说中的萧红的女性观。
一、男权社会中不被解放的女性
法国著名的女权运动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谈到：“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从波伏娃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在当今的人类社会，即男性把握话语权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并非女性本身，而是一种根据男性的需要而塑造出来的“角色”。掌握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绝对掌控权的男性，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继而塑造出所谓的“女性”——柔顺，听话，三从四德，如藤萝一般攀附依靠在男性身上。而一旦出现有违这种刻板女性形象者，必然是会遭到摧残与扼杀。
尽管没有像波伏娃那般把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萧红比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更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她的《呼兰河传》中可以体会到萧红对这种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刻板印象的存在进行揭露与鞭笞。
在小说开头部分的呼兰河小镇的描述中，萧红写到了在镇上的娘娘庙的塑像：“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2在这段描述中，萧红借给娘娘塑像一事，精妙而准确地比喻了男权社会中被塑造性格的女性。当男性掌握着社会的主要权力时，为了保证统治的稳固性，必然是要依靠强力将“对手”，即男性的对立面女性，塑造成性格温顺老实而又好欺侮，以保证女性不会试图推翻男性的统治。塑造娘娘像的是男性，这一点暗喻了男性掌握着塑造女性形象的强力，而塑像者并没有把娘娘像塑造得凶猛可怕，反而是塑造得温顺而好欺侮，这样的塑造选择正正印证了上文所述的观点。小说开头这样一个小细节就显露出了萧红深刻的女性意识。
这种刻板的女性形象不仅束缚着女性，同时也绞杀了与这种形象不符的女性生命。《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小说中的小团圆媳妇因婆婆的毒打而受伤生病，又因为愚昧不当的治疗方法以及惨无人道的“洗澡”，使她花季般的生命就这样凋零在这座寒冷严酷的小城中。而这个悲剧的源头，正是因为“院子里的人，看过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之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不过都说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3。正是因为她行事大方，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生机勃勃，不像团圆媳妇的样子，于是她的婆婆决定给她“下马威”，即试图将这个有别于一般团圆媳妇的女孩纠正成为符合女性刻板形象的团圆媳妇。这个花季女孩的悲剧命运由此而启。
在这个修改形象的过程中，团圆媳妇既妥协又抗争。明明只是个12岁的姑娘，却偏偏要说自己14岁，因为“他们看我长得高，说十二岁怕人家笑话，让我说十四岁”4。花季女孩本应该天真活泼，可小团圆媳妇却总是拒绝“我”一起玩耍的邀请，因为“他们不让”。团圆媳妇向这种女性刻板形象妥协了，她压抑自己的天性，隐瞒本我，以达到“他们”的要求。但同时她也尝试过抗争，每当她的婆婆打骂她时，她都哭闹要回家，可这种试图回家的抗争最终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与毒打中熄灭了。
有着小团圆媳妇一般悲惨命运的女性又何止少数！萧红深刻地认识到，把女性解放运动贯彻到底的手段，并非简单地提出男女同权，男女平等，而是要从根本上扫除人们思想中的这种由男权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否则，再多声势浩荡的女权运动也无法使所有在男权社会中不被解放的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被舆论扼住咽喉的女性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遭到的不仅是被男权所塑造的形象禁锢和绞杀，还有社会舆论的压迫和摧残。正如上文第一点所提到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塑造成一个温顺又好欺侮的形象，一旦有违此形象者，便会受到绞杀与毁灭，而充当这摧毁的先锋，便是社会舆论。
《呼兰河传》除了记述了小团圆媳妇的悲惨经历，还叙写了一个同样悲剧的女性，王大姑娘。王大姑娘与磨坊的冯歪嘴子自由恋爱结婚，生下两个男孩，而王大姑娘在生第二个孩子以后便死去了。在这个悲剧当中，舆论一直充当着背后的推手，将王大姑娘推向死亡的深渊。
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自然不是温顺的，也非听话的，这样的王大姑娘与男权社会预设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而她打破封建礼教的勇敢行径也挑起了院子里众人的“不满”。于是在大家知道王大姑娘就是冯歪嘴子屋里的“野女人”后，一改之前的交口称赞，变成了无条件地贬低与诋毁，她身上的优点都被扭曲成值得指责的地方，“杨老太太，周三奶奶，还有同院住的那些粉房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王大姑娘坏的”5。有的人说她力气大长得像一个抗工似的，有的人说她长得是一副穷骨头，只配得起磨倌。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变换的舆论导向，把王大姑娘塑造成一个极坏的女人，甚至还有人为她作传，还有造谣生事的探访员守在她的家门随时捏造谣言散播。
在这样一面倒的舆论下，东家把冯歪嘴子赶出了居住的磨坊，本来就受到饥寒折磨的王大姑娘的情况因此变得更差，同时成为众矢之的的王大姑娘，心中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更是不言而喻。院子里的人们都当作是看热闹一般围观着备受折磨的王大姑娘，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救助被风雪还有如刀刃般尖锐可怕的舆论摧残的这一家人。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一个本来是“兴家立业好手”的王大姑娘，就这样把生命交付给了呼兰河城里的无情呼啸的北风。
萧红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凭着独特而深入的社会视角，观察着整个社会的女性生存状况，形成了比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要先进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尽管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但是这些进步的女性意识散见在她的各部著作当中，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2]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3]林敏洁《生死场中的跋涉者——萧红女性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第156页
2萧红《呼兰河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3萧红《呼兰河传》，第149页
4萧红《呼兰河传》，第151页
5萧红《呼兰河传》，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