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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这是张英家训思想的四大纲领。张英将读书与怡养心灵相连接，认为“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道出读书对于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重要作用，并将读书之道从温经书、习诗文、练字体等三方面——明示其意义和具体的学习方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关键词： 聪训斋语张英读书立身
读书以立身，这是自古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必由之道。张英（1637-1708），作为清代康熙年间的大臣，终日侍奉帝王之侧，更懂得读书之道。张英，字敦复，号圃翁，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二年（1663）得中举人，六年（1667）中进士，后被选任庶吉士。康熙十二年（1673）授以翰林院编修，担任记载帝王言行和朝政大事的起居注官，后升任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朝中开始选拔学问精深、作风严谨之人，日夜侍奉帝侧，以备作为征诏顾问，同时设立南书房。张英奉康熙之命入南书房，并被赐府第于西安门内，开清代词臣赐居禁城内之先河。一时典诰辞章，大都出自张英之手，“上益器之”，遂迁翰林院学士，兼任礼部侍郎。二十八年（1689），任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后再调礼部尚书，兼官如前。后因编修杨瑄撰写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祭文措辞失当，张英以“未详审”遭牵连，革去尚书之职，但仍掌管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复官，相继任《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三十六年（1697）任会试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十年（1701）以衰老再次请求罢归，皇帝准以“原官致仕”。
张英淡简好静，为人谦和礼让，“六尺巷”的故事便是其礼让精神的举证，至今仍传为美谈。及归乡里，悠游巷陌，徜徉山水，吟唱歌咏，从不干涉地方政事，并以务本力田、随份知足告诫子弟后人。康熙四十七年，病逝于县城府第，享年七十二岁，赐祭葬加等，谥文端。张英立朝数十载，忠诚正直，恭谦礼让，尽职尽责，推心置腹，深受康熙赏识，被视为股肱之臣。世宗即位，赠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雍正八年（1730），入祀贤良祠。乾隆初年，加赠太傅。
张英一生著述颇丰，现有《书经衷论》、《易经衷论》、《四库著录》、《南巡扈从纪略》、《笃素堂诗文集》、《存诚堂集》、《聪训斋语》、《恒产锁言》等刊行于世。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都与张英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其后孙、曾孙亦有入翰林者，故人皆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讲官”，“桐城张”也因之声名远播。从其所著家训《聪训斋语》，更可见张英课子严格，子孙累世受益。《聪训斋语》以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家训中的典范之作，且为曾国藩在家书中极力推崇，即便对当今传统文化的建设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聪训斋语》开篇便说“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①，“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张英将读书与养心相连接，认为书卷是怡养心灵的“妙物”。“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这是张英家训思想的四大纲领。这四纲领具体可以理解为八教，即“教之孝友，教之谦让，教之立品，教之读书，教之择友，教之养身，教之俭用，教之作家”。这不仅是张英为官修身的信条，而且是他齐家训子的要诀。张英将读书作为其家训四纲领之首，足见他对读书之重视。现将其课子读书篇分三目进行论述，即：温经书、习诗文、练字体。
一、温经书
张英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取科名”、“继家声”，而更应该是让自己“亦使人敬重”。自古以来，敬重便是人们一直推崇的一种美德，古人更是重视自身是否为人所敬重。张英看来，读书便是使人敬重的一个绝好途径。圃翁曰：“今见贫贱之士，果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②在他看来，贫贱苦寒之士若能通过自身勤奋刻苦的读书学习，达到学识渊博、行文流畅、言之有物之境，那么他便自然能够“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即使是“迂腐不通方”之人，亦可以“教学授徒，为人师表”。可见读书不但能充实丰富人的才学知识，而且能提升人的气质品性。一山之中若有猛兽，则山中的野菜都没有人敢来采摘，同样，如若一家之中有读书之人，则恶霸豪强都会改变脸色，又何止是取得高官、耀祖光宗呢？因此，读书是不分贫富贵贱、出身等第的，不论何种人都可以通过不懈奋斗刻苦努力地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仅仅是“取科名，继家声”，还能够获得他人的敬重，捍卫自己的尊严。三国时期，吴国吕蒙本是一个不读书的粗人，在被孙权责骂一顿之后便立志发奋读书，没过多久，鲁肃找他议事，有好几次都说不过他，这令鲁肃很刮目相看，不觉称赞：“非复吴下阿蒙。”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读书效用的具体举证。圃翁的“读书者不贱”在道德修养和人格价值上更体现其意义和真切性。
圃翁以为：“凡读书，二十岁以前所读之书，与二十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③也就是说圃翁认为读书是有阶段性的，二十岁便是读书阶段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与之后所读之书是有区别的，而不是一概乱读。少年时期因为接触的知识不多，再加上性格天真纯正，记忆力相对强盛，所读之书虽久未复习，但偶尔提起，仍然可以背诵下来。而至弱冠之后再读，经过一个多月甚至更短就会忘记，不能持久。圃翁说：“故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长壮后虽倍蓰其功，终属影响。”④张英认为从八岁到二十岁这段时间，是人记忆能力最强的阶段，一定不可以荒废，而应抓紧时间“择典雅纯正，理纯词裕，可历二三十年无弊者读之”，尤其是“词语古奥”的六经、秦汉文，更应该在这时抓紧熟读记诵。断不可将这“珠玉难换”的时光读这些“浅陋无识，诡僻失体，取悦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到十八九岁参加科考时，亦不可将经学著作束之高阁，全然不温习，并且幼年所读的经书本就是为了壮年扩充才智之用。在对待“平昔已读经书”的态度上，圃翁告诉我们应该“视之如拱璧”，并做到“一月之内，必加温习”。方法上，圃翁认为古人之书难以“尽读”，但是对于已经读过的，绝对不可以轻易抛弃，而应“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毋贪多，毋贪名”⑤，一旦读得一篇，就必须要求自己可以熟练记诵，然后“思通其意蕴”，并能够将其流转自如地运用于自己的行文之中，如此则“才气自然发越”。 对于经典的阅读，圃翁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论语》不同于《尚书》的佶屈聱牙、艰涩难懂，也没有《诗》六义繁复的内容与写作手法，而是有如天功造化而成的自然万物，措辞简洁质朴却浑厚深远，平易含蓄而无无用之言，并能做到曲尽其妙，意味无穷，所以圃翁称它是“别为一种”；《大学》、《中庸》则是广阔精深而又包罗万象，清代刘开在《读诗说下》就说过，“《中庸》言理之无声无臭，其义精且密矣”；《孟子》则雄伟奇特、放逸不羁，极尽变幻之能事。自宋代朱熹将这四部书合为一本取名《四书》之后，历朝历代都将此定为官书，并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因此“四书”成了历朝学子为应付科举的必读之书，然而其中的精深之义却被忽略。圃翁说：“秦汉以来，无有能此四种文字者。”因此，圃翁劝诫后人应当在熟读背诵的同时认真研究、细心玩味其中奥妙，这样才能领会书中章法字法的妙处。
二、习诗文
说到读诗，圃翁首推唐宋诗，他认为唐诗有如绸缎织锦，质感分量厚重，纹彩美丽细致，语言温和纯良，言近义正，适用于朝堂这种正式场合；宋诗有如田野村夫日常所穿的轻纱葛布，感觉轻薄纤细而又舒适自然。圃翁认为，中年作诗一定要宗唐律，学习它的端庄富丽；到暮年，就可以适当加入宋诗淡雅朴素的风格。假若一开始便立意学宋，久而久之便会“益流而不可返”，也就是说学习宋诗飘逸洒脱惯了便很难再回到唐诗的典雅庄重。唐诗之中，又以五律为其最佳，比如说王维、孟浩然的五言，仅以两句便能构成一幅绝妙的图画，并将丰富情感孕育其中，自然生动；现如今试着做五律，若想写出难言之景，道尽难状之情，并做到高妙自然，恐怕是很难像唐代诗人那样了。到了宋朝，东坡诗数千首，放翁诗八十五卷，但五律却不多见，而且优者甚少，自然难与唐诗相抗衡。圃翁说，若想比较出唐宋诗人意趣志向的差异，就要从五言律诗入手。对于古人作品的“片纸只字”与“诗文集”的选择，圃翁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有很多人将“片纸只字”视如珍宝，甚至不惜花千金购置，然而仔细观察，这不过是作者一时之趣寄于这笔墨之中而已，即便有奕奕神采，终是稍纵即逝的。其实真正价值斐然之物是汇聚“古人终身精神识见”的文集，就如白香山、苏长公、陆放翁的诗文集便记录了他们自少至老仕宦游学的经历，以及“悲喜之情，怫愉之色”，甚至是饮食起居，交际应酬皆寓于其中，这真真是“呕心刿肺而出之”⑥，可比那些“偶尔落笔”的珍贵千万倍了。圃翁对那些视“片纸只字”为珍宝，却不知爱惜诗文集的人而感到大惑不解。
对于如何做好文章，圃翁有两点建议：其一便是多作，久而便优劣自知，谿迳自熟，才思敏捷，气质纯然；其二便是择精华而精读，即“简练以为揣摩”。选择时文来阅读，讲究的是一个“理会”，而并非多多益善。若能理会，则读百十篇就足够了，若不能理会，就算读千篇也如同“不读一字”。何为“理会”？圃翁认为便是篇章的“格”与“调”，即领会全文之意，文章的写作顺序、题旨的发挥、立意的深浅和词调的华美，之后便能“诵之极其熟，味之极其精”。如此之后，再有与此相类似的题目或是不同的题目，便可以做到胸有成竹，将其进行延伸扩充。圃翁以为“读生文不如玩熟文”，这其中的意义好处，便不得而知。应试时“闱中之文”的写作又不同于平时的课堂习作及衙门通行公文，闱文是士子在指定的时地，根据指定题目做出的文章，是判定他们荣世进身的依据，好的闱文“理明词畅，气足机圆”，即文理明白，词句晓畅，气势充足，机巧圆熟。若想做的一篇好的闱文，试前的准备自然必不可少，借鉴参考前人的闱内之作是绝好的办法，然而好的作品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只有平心静气，专心致志，仔细研究，才能得其中奥妙。说到习作之法，圃翁认为，一月作九篇不多不少，但不可间断，不可敷衍了事。一个题目拿到手，先要讲求文理透彻，再考虑遣词布局，所作之语都必有着落，不说空话，不写艰涩难懂之词，做到不累赘啰唆，不抄袭。文章中鲜亮出色的句子，称为“调”；疏密相间，繁简得宜的地方，谓之“格”。格调有高低之分，这也是判定文章好坏的标准。
三、练字体
书法的学习，圃翁要求我们注意三点：一要认识书法，每种书体都有自身的姿态形貌，如楷书有如人端坐或直立的样子，行书有如人行走之态，草书则似人奔跑之姿。一般应试作文，大都作楷书，因其看起来端庄严肃，然而过于严肃便觉得不够自然，晋人书法最擅长在楷书的端庄严肃之中去除“矜束拘迫之态”，而又有“雍容和愉之象”，这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二是所作书体要符合行文的精神意趣，就如《乐毅论》中乐毅正人君子的风韵；《黄庭经》中天上仙人般的洒脱超逸；《东方朔像赞》中先贤圣人的道德风范；《曹娥碑》中孝女婉顺的形态样貌；《洛神赋》中窈窕淑女的美好姿态，所以说书体与文旨的结合才是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第三是行文布局讲究“匀净”，即行文要有如树木枝叶般彼此搀扶又彼此容让，布局有如水的波纹先后相承，而不是歪歪斜斜不相照顾，若能做到不跟随他人神韵色彩，不拖泥带水便可称得上是佳书。《兰亭序》的婉转顺畅千古如新值得细心玩味，董其昌书法的构造布局也很值得我们好好探寻。
具体的学习写书法，圃翁提出“学字当专一”，应选择与自己笔路风格相近的古人佳贴或时人墨迹进行临摹学习，而不可朝更夕改、见异思迁。一旦选好了临仿之文，便每日坚持临摹，摹写不须太多，一日四五百字便可，但必须坚持、不可间断，且力求整齐匀净，切忌草率行文、大小不均而妄称是奇特古异之文。专心学会一家书体，便能很快学会另一家，即所谓的“一家通，家家通”。圃翁认为楷书应学《乐毅论》，行书学赵孟頫，因为赵孟頫的书法高贵庄重且神韵清贵，是师法《圣教序》和《兰亭序》而来，可谓王羲之一家之法。
以上所述，只是对张英及其家训思想做的一些肤浅的评述。张英为人谦和礼让，学术精深，著作颇丰，影响更是极其深远。作为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熏陶下，且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的清代大学士张英，其对官宦仕途的独到见解，对持家治国的精深理念，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为人处世上的卓越见识等诸多方面，都是内涵丰富，精深细致，很难完全悟透和理会。但是其课子读书之道对于当今快餐文化、手机文化的泛滥，当有补偏救弊的功效。
注释：
①[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上）.津河广仁堂本，第1页.
②③[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下）.津河广仁堂本，第10页.
④[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下）.津河广仁堂本，第11页.
⑤⑥[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下）.津河广仁堂本，第12页.
关键词： 聪训斋语张英读书立身
读书以立身，这是自古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必由之道。张英（1637-1708），作为清代康熙年间的大臣，终日侍奉帝王之侧，更懂得读书之道。张英，字敦复，号圃翁，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二年（1663）得中举人，六年（1667）中进士，后被选任庶吉士。康熙十二年（1673）授以翰林院编修，担任记载帝王言行和朝政大事的起居注官，后升任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朝中开始选拔学问精深、作风严谨之人，日夜侍奉帝侧，以备作为征诏顾问，同时设立南书房。张英奉康熙之命入南书房，并被赐府第于西安门内，开清代词臣赐居禁城内之先河。一时典诰辞章，大都出自张英之手，“上益器之”，遂迁翰林院学士，兼任礼部侍郎。二十八年（1689），任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后再调礼部尚书，兼官如前。后因编修杨瑄撰写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祭文措辞失当，张英以“未详审”遭牵连，革去尚书之职，但仍掌管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复官，相继任《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三十六年（1697）任会试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十年（1701）以衰老再次请求罢归，皇帝准以“原官致仕”。
张英淡简好静，为人谦和礼让，“六尺巷”的故事便是其礼让精神的举证，至今仍传为美谈。及归乡里，悠游巷陌，徜徉山水，吟唱歌咏，从不干涉地方政事，并以务本力田、随份知足告诫子弟后人。康熙四十七年，病逝于县城府第，享年七十二岁，赐祭葬加等，谥文端。张英立朝数十载，忠诚正直，恭谦礼让，尽职尽责，推心置腹，深受康熙赏识，被视为股肱之臣。世宗即位，赠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雍正八年（1730），入祀贤良祠。乾隆初年，加赠太傅。
张英一生著述颇丰，现有《书经衷论》、《易经衷论》、《四库著录》、《南巡扈从纪略》、《笃素堂诗文集》、《存诚堂集》、《聪训斋语》、《恒产锁言》等刊行于世。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都与张英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其后孙、曾孙亦有入翰林者，故人皆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讲官”，“桐城张”也因之声名远播。从其所著家训《聪训斋语》，更可见张英课子严格，子孙累世受益。《聪训斋语》以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家训中的典范之作，且为曾国藩在家书中极力推崇，即便对当今传统文化的建设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聪训斋语》开篇便说“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①，“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张英将读书与养心相连接，认为书卷是怡养心灵的“妙物”。“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这是张英家训思想的四大纲领。这四纲领具体可以理解为八教，即“教之孝友，教之谦让，教之立品，教之读书，教之择友，教之养身，教之俭用，教之作家”。这不仅是张英为官修身的信条，而且是他齐家训子的要诀。张英将读书作为其家训四纲领之首，足见他对读书之重视。现将其课子读书篇分三目进行论述，即：温经书、习诗文、练字体。
一、温经书
张英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取科名”、“继家声”，而更应该是让自己“亦使人敬重”。自古以来，敬重便是人们一直推崇的一种美德，古人更是重视自身是否为人所敬重。张英看来，读书便是使人敬重的一个绝好途径。圃翁曰：“今见贫贱之士，果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②在他看来，贫贱苦寒之士若能通过自身勤奋刻苦的读书学习，达到学识渊博、行文流畅、言之有物之境，那么他便自然能够“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即使是“迂腐不通方”之人，亦可以“教学授徒，为人师表”。可见读书不但能充实丰富人的才学知识，而且能提升人的气质品性。一山之中若有猛兽，则山中的野菜都没有人敢来采摘，同样，如若一家之中有读书之人，则恶霸豪强都会改变脸色，又何止是取得高官、耀祖光宗呢？因此，读书是不分贫富贵贱、出身等第的，不论何种人都可以通过不懈奋斗刻苦努力地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仅仅是“取科名，继家声”，还能够获得他人的敬重，捍卫自己的尊严。三国时期，吴国吕蒙本是一个不读书的粗人，在被孙权责骂一顿之后便立志发奋读书，没过多久，鲁肃找他议事，有好几次都说不过他，这令鲁肃很刮目相看，不觉称赞：“非复吴下阿蒙。”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读书效用的具体举证。圃翁的“读书者不贱”在道德修养和人格价值上更体现其意义和真切性。
圃翁以为：“凡读书，二十岁以前所读之书，与二十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③也就是说圃翁认为读书是有阶段性的，二十岁便是读书阶段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与之后所读之书是有区别的，而不是一概乱读。少年时期因为接触的知识不多，再加上性格天真纯正，记忆力相对强盛，所读之书虽久未复习，但偶尔提起，仍然可以背诵下来。而至弱冠之后再读，经过一个多月甚至更短就会忘记，不能持久。圃翁说：“故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长壮后虽倍蓰其功，终属影响。”④张英认为从八岁到二十岁这段时间，是人记忆能力最强的阶段，一定不可以荒废，而应抓紧时间“择典雅纯正，理纯词裕，可历二三十年无弊者读之”，尤其是“词语古奥”的六经、秦汉文，更应该在这时抓紧熟读记诵。断不可将这“珠玉难换”的时光读这些“浅陋无识，诡僻失体，取悦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到十八九岁参加科考时，亦不可将经学著作束之高阁，全然不温习，并且幼年所读的经书本就是为了壮年扩充才智之用。在对待“平昔已读经书”的态度上，圃翁告诉我们应该“视之如拱璧”，并做到“一月之内，必加温习”。方法上，圃翁认为古人之书难以“尽读”，但是对于已经读过的，绝对不可以轻易抛弃，而应“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毋贪多，毋贪名”⑤，一旦读得一篇，就必须要求自己可以熟练记诵，然后“思通其意蕴”，并能够将其流转自如地运用于自己的行文之中，如此则“才气自然发越”。 对于经典的阅读，圃翁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论语》不同于《尚书》的佶屈聱牙、艰涩难懂，也没有《诗》六义繁复的内容与写作手法，而是有如天功造化而成的自然万物，措辞简洁质朴却浑厚深远，平易含蓄而无无用之言，并能做到曲尽其妙，意味无穷，所以圃翁称它是“别为一种”；《大学》、《中庸》则是广阔精深而又包罗万象，清代刘开在《读诗说下》就说过，“《中庸》言理之无声无臭，其义精且密矣”；《孟子》则雄伟奇特、放逸不羁，极尽变幻之能事。自宋代朱熹将这四部书合为一本取名《四书》之后，历朝历代都将此定为官书，并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因此“四书”成了历朝学子为应付科举的必读之书，然而其中的精深之义却被忽略。圃翁说：“秦汉以来，无有能此四种文字者。”因此，圃翁劝诫后人应当在熟读背诵的同时认真研究、细心玩味其中奥妙，这样才能领会书中章法字法的妙处。
二、习诗文
说到读诗，圃翁首推唐宋诗，他认为唐诗有如绸缎织锦，质感分量厚重，纹彩美丽细致，语言温和纯良，言近义正，适用于朝堂这种正式场合；宋诗有如田野村夫日常所穿的轻纱葛布，感觉轻薄纤细而又舒适自然。圃翁认为，中年作诗一定要宗唐律，学习它的端庄富丽；到暮年，就可以适当加入宋诗淡雅朴素的风格。假若一开始便立意学宋，久而久之便会“益流而不可返”，也就是说学习宋诗飘逸洒脱惯了便很难再回到唐诗的典雅庄重。唐诗之中，又以五律为其最佳，比如说王维、孟浩然的五言，仅以两句便能构成一幅绝妙的图画，并将丰富情感孕育其中，自然生动；现如今试着做五律，若想写出难言之景，道尽难状之情，并做到高妙自然，恐怕是很难像唐代诗人那样了。到了宋朝，东坡诗数千首，放翁诗八十五卷，但五律却不多见，而且优者甚少，自然难与唐诗相抗衡。圃翁说，若想比较出唐宋诗人意趣志向的差异，就要从五言律诗入手。对于古人作品的“片纸只字”与“诗文集”的选择，圃翁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有很多人将“片纸只字”视如珍宝，甚至不惜花千金购置，然而仔细观察，这不过是作者一时之趣寄于这笔墨之中而已，即便有奕奕神采，终是稍纵即逝的。其实真正价值斐然之物是汇聚“古人终身精神识见”的文集，就如白香山、苏长公、陆放翁的诗文集便记录了他们自少至老仕宦游学的经历，以及“悲喜之情，怫愉之色”，甚至是饮食起居，交际应酬皆寓于其中，这真真是“呕心刿肺而出之”⑥，可比那些“偶尔落笔”的珍贵千万倍了。圃翁对那些视“片纸只字”为珍宝，却不知爱惜诗文集的人而感到大惑不解。
对于如何做好文章，圃翁有两点建议：其一便是多作，久而便优劣自知，谿迳自熟，才思敏捷，气质纯然；其二便是择精华而精读，即“简练以为揣摩”。选择时文来阅读，讲究的是一个“理会”，而并非多多益善。若能理会，则读百十篇就足够了，若不能理会，就算读千篇也如同“不读一字”。何为“理会”？圃翁认为便是篇章的“格”与“调”，即领会全文之意，文章的写作顺序、题旨的发挥、立意的深浅和词调的华美，之后便能“诵之极其熟，味之极其精”。如此之后，再有与此相类似的题目或是不同的题目，便可以做到胸有成竹，将其进行延伸扩充。圃翁以为“读生文不如玩熟文”，这其中的意义好处，便不得而知。应试时“闱中之文”的写作又不同于平时的课堂习作及衙门通行公文，闱文是士子在指定的时地，根据指定题目做出的文章，是判定他们荣世进身的依据，好的闱文“理明词畅，气足机圆”，即文理明白，词句晓畅，气势充足，机巧圆熟。若想做的一篇好的闱文，试前的准备自然必不可少，借鉴参考前人的闱内之作是绝好的办法，然而好的作品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只有平心静气，专心致志，仔细研究，才能得其中奥妙。说到习作之法，圃翁认为，一月作九篇不多不少，但不可间断，不可敷衍了事。一个题目拿到手，先要讲求文理透彻，再考虑遣词布局，所作之语都必有着落，不说空话，不写艰涩难懂之词，做到不累赘啰唆，不抄袭。文章中鲜亮出色的句子，称为“调”；疏密相间，繁简得宜的地方，谓之“格”。格调有高低之分，这也是判定文章好坏的标准。
三、练字体
书法的学习，圃翁要求我们注意三点：一要认识书法，每种书体都有自身的姿态形貌，如楷书有如人端坐或直立的样子，行书有如人行走之态，草书则似人奔跑之姿。一般应试作文，大都作楷书，因其看起来端庄严肃，然而过于严肃便觉得不够自然，晋人书法最擅长在楷书的端庄严肃之中去除“矜束拘迫之态”，而又有“雍容和愉之象”，这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二是所作书体要符合行文的精神意趣，就如《乐毅论》中乐毅正人君子的风韵；《黄庭经》中天上仙人般的洒脱超逸；《东方朔像赞》中先贤圣人的道德风范；《曹娥碑》中孝女婉顺的形态样貌；《洛神赋》中窈窕淑女的美好姿态，所以说书体与文旨的结合才是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第三是行文布局讲究“匀净”，即行文要有如树木枝叶般彼此搀扶又彼此容让，布局有如水的波纹先后相承，而不是歪歪斜斜不相照顾，若能做到不跟随他人神韵色彩，不拖泥带水便可称得上是佳书。《兰亭序》的婉转顺畅千古如新值得细心玩味，董其昌书法的构造布局也很值得我们好好探寻。
具体的学习写书法，圃翁提出“学字当专一”，应选择与自己笔路风格相近的古人佳贴或时人墨迹进行临摹学习，而不可朝更夕改、见异思迁。一旦选好了临仿之文，便每日坚持临摹，摹写不须太多，一日四五百字便可，但必须坚持、不可间断，且力求整齐匀净，切忌草率行文、大小不均而妄称是奇特古异之文。专心学会一家书体，便能很快学会另一家，即所谓的“一家通，家家通”。圃翁认为楷书应学《乐毅论》，行书学赵孟頫，因为赵孟頫的书法高贵庄重且神韵清贵，是师法《圣教序》和《兰亭序》而来，可谓王羲之一家之法。
以上所述，只是对张英及其家训思想做的一些肤浅的评述。张英为人谦和礼让，学术精深，著作颇丰，影响更是极其深远。作为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熏陶下，且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的清代大学士张英，其对官宦仕途的独到见解，对持家治国的精深理念，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为人处世上的卓越见识等诸多方面，都是内涵丰富，精深细致，很难完全悟透和理会。但是其课子读书之道对于当今快餐文化、手机文化的泛滥，当有补偏救弊的功效。
注释：
①[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上）.津河广仁堂本，第1页.
②③[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下）.津河广仁堂本，第10页.
④[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下）.津河广仁堂本，第11页.
⑤⑥[清]张英撰.聪训斋语（卷下）.津河广仁堂本，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