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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采访。
社会焦虑情绪说明了什么？
《思想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思想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思想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思想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思想者》：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相对贫困人口扎了堆儿断了炊，大伙儿怎能不焦虑呢？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
吴忠民：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这些隐患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芽
《思想者》：我们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些后发国家步入中等发展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请问，我们能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吗？
吴忠民：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思想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能够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人心普遍思定。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摘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吴忠民）
社会焦虑情绪说明了什么？
《思想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思想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思想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思想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思想者》：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相对贫困人口扎了堆儿断了炊，大伙儿怎能不焦虑呢？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
吴忠民：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这些隐患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芽
《思想者》：我们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些后发国家步入中等发展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请问，我们能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吗？
吴忠民：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思想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能够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人心普遍思定。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摘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吴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