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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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志文 1967年生,广西昭平人。书法专业副教授。曾任广西贺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2005年调入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
  线条是书法艺术的微观基础,对线条的把握可以有多个维度(如线方向、线长短、线形状等),线位置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不否认书法是造型艺术,那么我们就不可小觑线位置的重要性。人们对线位置的认识既“多”又“少”:多的是人们对与线位置密切相关的具体方面(如偏旁、结构等)已多有认识;少的是人们对线位置的观照缺乏高度,进而对线位置的基本问题缺乏提炼、概括和总结。
  线位置的作用力,于结构层面最为直接也最为强大。本文对线位置的考察,主要着眼于结构。
  一、线位置的确定
  线位置的确定指线条在结构中的具体定位。它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参照对象的选择。线位置总是在与参照对象的比较中确定的,因此参照对象的选择成为线位置确定之前提。参照对象的选择通常有以下3种方法:1.就近法。即选择与拟测线条距离最近者作为参照对象。这种方法最为简单易行。2.设中法。即虚设一根“中分线”作为参照对象,中分线方向不拘,纵、横、斜均有,视具体情况拟设。如下图“轩”字,可在左右偏旁备虚设一根纵向中分线作为参照对象,两竖的具体位置由其偏离中分线的程度决定。3.反衬法。即选择与拟测线条在位置上形成最鲜明对比者作为参照对象。如下图“凉”字右旁竖钩,其位置在与左旁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昭然若揭。在实践中,参照对象的具体确定,还取决于备人的喜好和习惯。这就如同画家画肖像,要确定五官位置,其参照对象的选择就五花八门,有人喜欢选眼睛,有人喜欢选鼻子,甚至有人喜欢选耳朵,真是各有所好,各取所需。
  在参照对象的选择上,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分:一是在“看”(即读帖)的场合,参照对象的选择较为自由,它是平面式的,可多维跳跃,无需顾及书写流程,如可以后边的线条作为参照对象来确定前边线条的位置。二是在“写”(包括临写和创作)的场合,参照对象的选择约束较大。它要以前面已写线条作为后面欲写线条的参照对象,其参照对象的确定严格受制于书写流程,它是线性式的,需一维推进。这就要求前行线条步步为营,“准打准扎”,如此方能为后续线条的准确推进奠定基础。前行线条若有差池,后续线条就极可能陷于被动。绘画可用涂改来纠偏,书法不行,充其量只能做些“补救”而已。
  第二,间隔距离的测定。即测定拟测线条与参照对象之间的距离,包括横向距离和纵向距离。在具体的操作中,这种测定的重点是把握拟测线条的起笔位置。
  对间隔距离的测定,通常有两种方法:1.利用辅助格测定。常见的辅助格有米字格、九宫格、田字格、回字格等,它们各擅其长,备具其用。如米字格以测定线方向见长,九宫格则以测定线位置见长。利用辅助格来测定线位置,能获得较准确的效果,它常为书法初学者所用,在强调准确性临摹的专业训练中,也颇受重视。在绘画中,借用辅助格(最常用的是方格网)来准确测定表现对象各部分的位置,也极为常见。在摄像机未发明之前,发现并利用辅助格来准确把握表现对象,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利用目测确定。它通过观察来大体确定拟测线条与参照对象之间的远近、高低、正偏等关系。这种测定在临摹实践中运用得最为普遍,因为书法更倾向艺术,而不是更倾向科学,因此,在临摹中更强调线位置感觉的准确而非实际的准确,临摹之妙似乎更介于准与不准之间。通过目测来确定线位置,更能培养学书者的观察力、感受力和表现力,更能锻炼学书者的艺术敏感性。
  二、线位置的常式
  线位置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要对之获得更多的认识,还需依靠于还原:回到具体的结构,从中揭示出线位置的种种奥秘。对线位置常式及变式的考察,亦当如此。
  所谓常式,即经常使用的样式。线位置的常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实用为目的的结构处理
  这种结构处理,有两个特点:
  第一,在线条关系上,力求布白均匀。布白均匀的结构犹如方格布一般,给人以朴素大方之感。在强调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中,布白均匀是结构布局的重要原则,惟其如此,才能使结构获得井然有序的效果,满足实用的需要。要实现结构上的布白均匀,关键是在线位置上要做好两向距离的控制,即横向距离的控制和纵向距离的控制。具言之,就是要在最初两根线条确定了基准间距后,遂以此为标准,依次作横向或纵向推进,使后续线条能均匀分布于恰当的位置上。
  第二,在构件关系上,力求齐平方整。如左右结构的字,力求齐头并脚,勿高低有别;上下结构的字,力求宽窄相仿,勿参差不齐。总之,宜令字形结构尽量向方块状靠拢,如此排列组合,俨然阅兵式之方队,端严整肃,极尽规整之美,极切实用之需。显然,要达到这种效果,线位置的确定就需讲究:它只能规行矩步,而不能随心所欲。
  (二)对比手法在结构中的一般性运用
  在结构的表现手法上,没有任何一种手法比对比手法运用得更为广泛;在结构的对比手法上,没有任何一种手法比线位置上的对比运用得更为广泛。在结构中,线位置的对比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第一,着眼于线条关系的疏密对比。它有三种最常见的类型:1.上密下疏。其结构有壮汉般的魁梧,有女模般的颀美,因此它最受青睐,运用面最广,它几乎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用,在中国书法浩如烟海的碑帖中,极少有弃之不用者。在正统的美术字设计中,它甚至成为技法运用的“铁律”。2.左密右疏。其造型似摄影中的七分侧面照,其节奏似乐曲中的渐强音,它不再周正端方、四面停匀,而是有了远小近大、远密近疏的空间感。人们写字,常有意无意把字的左旁写得小一些,把右旁写得大一些,这样看起来似更舒服,如“林”“咖”“珠”等字。左密右疏在结构中运用之普遍,于此可见一斑。3.内密外疏。这种结构犹如明清都城,多城相套,宫城居中。其结构优势在于严谨而不失大方。严谨缘于其中宫之紧结,大方缘于其外围之舒展。启功先生对结字法的研究颇有心得,他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结字的黄金律,这个黄金律,其要旨说到底就是趋向于构建一种内密外疏的结构布局。   第二,着眼于构件关系的升降对比。如左旁为“口”“立”“玄”等构件时,其位置多上升;右旁为“刀”“力”“斤”等构件时,其位置多下降。这种左升右降的处理方式,几乎成为人们书写相关汉字时的一种习惯性做法。这种处理方式是:对周正端方的结构模式的一种突破,它赋予结构以参差之美。构件的升降对比,归根到底依赖于线位置的相应调整。
  三、线位置的変式
  变式是对常式的变改,即所谓“变故易常”。线位置的变式主要有3种情形:
  (一)把常式推向极致
  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对比之“度”应当是一个区间,而不是一个点,这更有利于艺术创作的多维拓展:它既可以恪守常式,不激不厉,得中和之美;它也可以行用变式,大开大合,求绝奇之态。线位置的把握正是如此。如黄庭坚书法就把内密外疏的常式推向极致,其字形结构呈强烈的辐射状,中宫的精警与外围的疏放兼于一身,整个结构洋溢出一种气势如浪的排奡之美,彰显出一种散僧入圣般的独特个性。当代书法家尉天池则把上密下疏的常式推向极致,其巍峨如山的字形构架,成为赫显其书法风格的标志性符号。在艺术表现中,逐渐拉大线位置的对比度,往往是艺术表现越臻自觉的一种表现。中国早期绘画(如汉画像石)极似儿童画,构图杂沓,见缝插针,盈满方休、。愈往后发展,线位置之对比愈发显露。邓石如提出“疏处可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这是把艺术表现中线位置之对比推向极致的一种形象化描述,对于仅强调布白均匀的实用性书写,那是不可思议的。
  (二)与常式背道而驰
  逆向思维的有效性已为无数成功案例所证实,尽管它并非一试就灵,但它一旦生效,则会非同凡响。就书法而言,对线位置的常式作逆反处理,也不乏成功之例。众所周知,颜体字乃壮美之典范,它雄浑浩博,气象阔大,仿佛《孙膑兵法》所说“薄中厚方”之阵势,从线位置看,这正是对内密外疏法的背反。当然,这并非颜鲁公所独有,早在北齐就有《泰山金刚经》,在线位置处理上,它那内疏外密的格局,展拓出一种恢宏气度,堪称佛家书迹之代表。苏东坡则不时喜用左疏右密法倒反左密右疏的常式,其构字节奏呈渐弱式,一如其千古名篇《大江东去》,以高亢激昂起篇,以低迷幻渺收束,力韵双美,令人回味。至于上疏下密法(与上密下疏相反)的运用,已无甚稀奇,大凡写稚拙一路书风的,对此法均不敢小觑。纵观书史,要数《爨宝子碑》对此法的运用最可玩味。此外,对构件之间左升右降这种常式作左降右升的反向处理,也会带来诸多别样之感,满足人们心底的求异需求。
  (三)于常式外辟蹊径
  在线位置的处理上,尽力摆脱常式的羁绊,主要有以下3种形式:
  第一,着眼于疏密对比的组合运用。在线条关系上,上密下疏、上疏下密、左密右疏、左疏右密、内密外疏、内疏外密这6种形式,似乎囊括了疏密对比的所有可能,其实还有一种形式它尚未涵盖其中,即疏密对比的组合运用。这种形式把多种疏密对比集于一身,并以变化多端的面目呈现,使结构所包蕴的对比关系不再机械单一,而是变得更为丰富,更加耐看。如下图“鼹”字的结构处理,整体呈左疏右密,左旁呈上疏下密,右旁呈上密下疏;“端”字左旁呈上疏下密,右旁呈内密外疏。
  第二,着眼于构件关系的错位处理。如果把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旋转90度角,即为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适用于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的升降对比,在结体旋转90度角后,即变为适用于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的错位处理。在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中,在强调平匀中正的作品中,极少错位情况的存在。错位的最大本领是造险,它在结构中的运用,可收岌岌可危之效。因此,那些注重艺术表现、强调个性张扬的作品,无不与错位结下不解之缘(如朱耷即是典型),甚至于某些楷书也不例外。魏晋楷书之所以比唐代楷书更具情趣,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错位手法的运用。错位的幅度决定结构的“险”情,一般来说,以“静”为基调的字体(篆、隶、楷),其错位幅度不宜过大,略呈险势即可;以“动”为基调的字体(行、草),其错位幅度可拉大,以造绝险之奇。错位的具体技巧无非3种:字底左移、字底右移、多次错位。多次错位运用于上中下结构,如交错垒书,呈“之”字体势,有险象迭生之妙。
  第三,着眼于多重关系的综合处理。它既着眼于线条关系进行疏密对比,又着眼于构件关系做升降或错位处理。如下图“齑”字,字底左密右疏,两翼左升右降,整个字的准对称结构被巧妙打破;“寅”字上下错位,整体呈上疏下密,中部呈左疏右密,下部则布白均匀,变化丰富而自然。这类结构的技术含量最大,最能获得“玩之不觉为倦”的艺术致味。它通常不适用于结构简单的汉字(如独体字),而适用于结构较为复杂、构件较多的汉字(如合体字)。因为字的构件多,综合处理才能获得大展身手的舞台。这就如同写小说,要使之包罗万象,要展现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体裁选择上,长篇小说显然比短篇小说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四、线位置的优劣
  线位置的优劣,主要看其是否“妙造自然”。这里的“造”,作“到……”“去”解,“妙造自然”即“巧妙到自然天成”之意。因而,线位置的优劣遂分解为两个问题:
  (一)线位置是否“巧妙”
  线位置的处理,若有所依循,又不落俗套,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可谓巧妙矣。巧妙具有相对性,它主要相对于常式而言。要使线位置的处理“巧妙”起来,以下两点不容忽视:
  第一,知常。知常,即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线位置处理上的各种常式。常式为变式提供基本参照,变式是对常式的某种变改。因此,知常是达变的前提。画家若不懂三庭五眼之常式,他很难把千差万别的人像画好;医生若不懂人体穴位图之常式,他很难给形形色色的患者做针灸。在线位置的处理上,要真正达到知常,就需要展开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历史的考察强调,对线位置的研究要有“史”的眼光,以便最大可能地盘点已有的书法资源,从中发现共性,总结规律;具体的考察强调,对线位置的研究要深入到具体的结构甚至具体的偏旁中去,展开具体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力避凿空之论。   第二,达变。达变即对变式的成功创造。而变式是对常式的某种变改。在线位置的处理上,没有对常式的某种变改,它就很难摆脱平庸而变得巧妙起来。对线位置常式的变改,传统书法多是微调式的,现代书法多是变革式的。传统书法深受中和审美观的影响,它“发乎情而止乎礼”,求允执其中,谋和而不同。因此,其线位置的安排,多以微调的形式来获得巧妙的效果,看去不过写字而已,但它已不是规范化的字,而是个性化的字了。王羲之堪称此中高手,从其框内两横的处理(如“目”“只”等)可见一斑:它时而靠上,时而靠下,时而左移,时而右移,时而居中,与左右两竖时而空接,时而平接,时而穿接……变化迭出,不可端倪(见下图)。现代书法适生于激越多变的时代,其线条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极尽夸张之能事,冲突飙然凌驾于和谐之上。其线位置的处理是“变革式”的:它要极力弱化“字”的感觉,毅然走向纯形式表现。为此,它除了取摄于传统书法,更注重向抽象绘画、形式构成等寻求借鉴。它虽然还在写“字”,但已是非常“陌生化”的字。写不写字,是区分书法与非书法的底线。现代书法在历尽坎坷后似有醒悟:它可以无限逼近但最好不要逾越这根底线。
  (二)线位置是否“自然”
  自然而然,浑若天成,这几乎成为所有艺术石乞砣以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昭示着一种心态和风度,一种不假雕饰、毋需做作、达观自信、洒脱自在的心态和风度。线位置的处理,就是要在“巧妙”的基础上臻至“自然”的境界。要臻至这样的境界,当然首先需要心性的磨炼。书学乃心学,心无挂碍,线条才能活脱自然。其次需要技巧的磨练。舞蹈与乐曲密不可分,和着乐曲的旋律、踏着乐曲的节奏,舞者才能潇洒自如地翩跹起舞。书法是纸上的舞蹈,它与乐曲也密不可分,只不过那是无声乐曲罢了。书法要“跳出”优美绝伦的舞姿,它就需有一支宛若天籁般的无声乐曲。和着这无声乐曲从容挥洒,线位置才可能臻至既巧妙又自然的境界。这种无声乐曲虽缥缈但不虚无,在古代不少经典书法作品中(尤其是行草作品),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可以是三部曲式,也可以是变奏曲式,还可以是回旋曲式,它力求变化与和谐,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乐曲的展开一维向前,不可逆转。那些否定和放弃书写的时间秩序的实验性书法,那些过分强调形式的空间性致使书写的时间性受到削弱的现代书法,其线位置的自然感均会大受折损。第二,旋律的流循婉转遒美,过渡自然。惯用直线造型以彰显形式张力的现代书法,易得势而失韵,线位置的安排易生硬刻板,少自然天趣。第三,节奏的行踏高低合度,不走极端。这就注定很多爱走极端的现代书法作品,在线位置的处理上,它们可以做得很巧妙,但却无缘臻至自然天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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