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1788年～1860年）对噪音深恶痛绝，尤其是城市狭窄小巷中响起的马鞭声：
　　这实是最不可恕、最可恨、最可耻的噪音，它夺取了人生一切的安静和思虑。马鞭鸣声的被允许，足证人类的愚钝和无思想。如果你脑中有类似思想东西的话，对这突如其来的、尖锐的响声，一定会感觉痛苦，它足以使人头脑麻痹，足以夺取、扼杀一切的思考。这种声音，不知搅乱多少人的精神活动，即使他的活动是属于低级种类。它闯入思想家的冥想境界，就如同一把利剑刺在身上一般，其破坏性之大、痛苦之甚，实难以言喻。总之，再也没有比这可恨的鞭声更容易截断人们的思绪了……诚然，捶击声、犬吠声、小孩子的哭声，虽也是很令人讨厌，但真正思想的杀戮者是马鞭声，此音的使命，大概就是专门来消灭人们“组织”思想的吧！
　　所以他强烈建议：
　　在人口稠密的街道上，拼命响起鞭声的家伙，应该把他们拖下马来，狠狠打他五个板子（《生存空虚说》）。
　　我所居住的城市，能同叔本华耳中的马鞭声相提并论者，非汽车喇叭声莫属。2007年夏日，我去澳大利亚，惊奇地发现，那儿的汽车个个都像哑巴，听不到半点汽车喇叭声。澳洲的大小车辆，都似彬彬有礼的君子：不但不鸣笛，也不随意变道；夜晚，汽车即使在高速公路行驶，也不开远光灯；遇见行人过马路，远远就停了下来。回到上海，正值警方发布外环以内禁止汽车鸣喇叭的禁令，警方也加大了执法的力度。但9年过去了，市区汽车喇叭声依然此起彼伏。有则消息，说是某款美国汽车，销售到中国后，喇叭屡屡出问题，而在美国本土则从未出现此类情况。为此，制造商不得不专门给销往中国的汽车上安装了质量更好的喇叭。原因其实很简单，在美国，驾驶员很少揿喇叭，而中国，汽车喇叭的使用频率恐怕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美国，不坏才是怪事。
　　上海这座城市，印象中除非刮台风，破除路面的冲击钻声、装修房屋的电锯声，似乎就从未停止过。为了能睡个安稳觉，我不得不在卧室的飘窗内，又加装了扇中空玻璃窗。当然，此情况并非上海所仅有，女儿去武汉出差，回来说，那儿简直就是座大工地，到处都在施工，如此说来，其噪音可想而知了。叔本华是以思考為职业的哲学家，假如他所说属实，则中国的思想之“杀戮者”何其多哉，我们现在出不了思想家，病根原来却在这里？！
　　人的喧哗声，是更可恶的噪音。比如我与妻子去泰国普吉岛旅游，中途在曼谷国际机场换机。静静的候机大厅里，有欧洲人、中国人和泰国人等。突然，进来七八个中国男人，围坐在两排座椅上打起了扑克，打牌者的吆五喝六，围观者的大声喝彩，一时间令人仿佛置身于国内之菜市场。本来假寐、上网或看报的旅客，纷纷投去憎恶的目光，但这些人全然不顾。四天后的晚上，笔者再回到曼谷国际机场候机，靠在椅子上假寐。迷迷糊糊间，又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定睛一看，就见一群男男女女，围在那儿操着沪语大声喧哗，旁若无人。看那架势，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无奈，只好起身躲到候机大厅的另一端去，但即使如此，还是声声入耳！假如叔本华在现场，不知他会做出何种过激反应。要知道，他曾因为女房客大声喧哗，而将其推倒在地，致其右手受重伤，一生无法工作，而不得不供养她二十年。他认为“德国人是最喧嚣的国民”，其实在我看来，于中国人面前，德国人恐怕还得甘拜下风。我们不但在国内制造种种噪音，而且还把这种噪音外销到了邻国！
　　与上述机械噪音与人的喧哗不同，从某些所谓专家、学者、作家的笔下发出的噪音则更是可怕。比如汶川大地震时，就有某作协副主席写下了“纵做鬼，也幸福”的诗句，面对看病贵看病难，有一当红女作家竟发出“中国人有个奇怪的观点，那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惊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大众极易拜倒在权威脚下，所以，上述诸人所发出的噪音，非但不像汽车喇叭声、冲击钻声、电锯声那样遭人厌恶，反而赏者颇众。假如把马鞭声、汽车喇叭声、冲击钻与电锯声比作思想的“屠杀者”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上述诸人所制造出来的思想言论之噪音。
　　消除市区里的汽车喇叭声，靠立法与严格执法；消除从某些人的头脑中制造出来的噪音，要靠每个人都能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前者虽难实易，后者似易实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