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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子弹飞
加拿大是个法网严密的国家，动辄看见块牌子，上面写着依据第多少款法条如何如何。我在加拿大也生活了一些年月，终于也触上红线，当了回被告。
去年7月14日，我开车出去治牙周炎。这是个在中国没人当病，默默地等候老牙掉光的常见病。加拿大医生可不这么认为，告诉我如果不治，细菌会入侵到血液、心脏，最后人可能会丧命。我漂泊半生，不敢说吃了多少苦头，也算有些乱七八糟的经历，心知本尊未还债务尚多于这条小命，怎会轻易挂掉？不过能治还是要治的，多留几颗牙吃饭也香些。
就跟不花钱似的，医生在我半边脸颊上打了一堆麻药。直到治疗结束，我这半边脸仍处于僵尸附着状态。我开着车往家赶，还有四公里的路程。红灯停车，绿灯左转，过了50公里限速牌，前面300米就是环路，这是一段我天天开，我不认识它它也认识我的路……
路边树丛中冲出一黄马甲——警察大叔！他冲我一打手势，我左转进小路掉头，坐在车里不动，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据说这时候警察比我紧张，把人留在射界狭小的车里又能看到对方的双手，他才有安全感。我也不想没来由地挨一枪，那可比牙周炎难受得多，事先还不打麻药。
警察大叔过来，一亮枪——测速枪，70公里。然后还告诉我一句：“这条路限速50。”接下来看驾照，看车主证，看保险单，然后统统拿回他车上用电脑对照……不过多踩了脚油门，我的麻烦开始了。
大叔给我开了张告票，75加元，税后95加元。万税的加拿大，罚款还要缴税。罚单背面一堆条款，重要的选项有三个：认罚，不认罚申诉，不认罚请律师申诉。第一项没得说；第二项，非母语人士可以向法庭要求一个翻译由政府付费；第三项，律师费自付大约300至500加元，如要翻译自己请。告票上看不出是否会扣点，依照安大略省交通法规，一旦扣点，存在日后保险费上涨和驾照被吊销的风险。
摊上二级法庭
7月20日，我抽出宝贵的半天，花了好一番力气找到交通法庭。大厅一侧是办事窗口，另一侧的门就是法庭。窗口前排队的一大帮，有一部分是选当场认罚的。我填了张单子，选择第二项不认罚申诉，约了个翻译，转身走人。在加拿大，就算银行的柜台也没有铁栏杆的。这个办事处台面上竟然有金属栏杆，是不是让愤怒的驾驶者砸过？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封省法庭的信件，通知我10月22日上午10时出庭。通常说来，我不到庭会直接被判输，处罚不超过告票范围；如果警察作为原告不出庭，官司取消；法庭指派的翻译不到也取消。
10月22日，我如期出庭。这次找门轻松，停车费劲，市中心就这个难。好不容易泊了车，大老远的折腾到门口，我提前的半个小时基本用光了。一进大厅，一个华裔女翻译已经在法庭门前等我，问我广东话还是普通话，整个一全能。
法庭正中高悬着安大略省徽。加拿大法庭分四级，一级是地方法庭，诸如冬天没铲雪，夏天没收拾草坪，垃圾乱扔之类的官司。二级是省级法庭，就是我摊上的这个。三级是联邦法庭，吸毒杀人放火伺候。四级是联邦最高法庭，摊上那么大事儿的不太敢想。司法权是跟联邦省地方三级政府的立法权与行政权配套的。
这是一种相对简易的法庭。高台上坐一女士，虽然也穿着法袍但她还不代表法律，她是书记官。坐席上一堆人，都是排队打官司兼旁听的。坐席靠边是一帮警察，没他们添乱我也体验不了这被告人生。左边打横坐俩专办交通案的律师，两人虽然也西装革履、领带笔挺、发型胡子溜光，但只能赚一个案子几百元的小钱儿。真正的大律师，哪用天天出庭。
跟菜市场排队似的，全体被告一个个先在一位穿西装大叔这过道关。此人相当于地方检察官，拿着每个人的档案一顿乱比划，分秒之间决定天堂还是地狱。据说此辈多出身警察，最熟的事儿就是交通法规和执行罚款。到我这儿，他随手一翻，回头给我两个选择：认罪，他依时速65公里起诉我，罚款降为30多加元，打完税50多加元。根据安大略交通法规，超速20公里会扣两点到三点，16公里以下不扣点。另一个选项是不认罪，我和警察对着干，法官断案，赢，我没事儿，输，我就依罚单缴95加元并可能扣点。
我自然选了认罪。不仅没把握赢官司，我的时间也宝贵，因为法庭会依先易后难程序打发这一上午。这是一种加拿大式的协议审判，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希望被告妥协，既达到惩教目的，又节省公共资源。当然前提是我记录清白，要是天天有告票不会这么简单。相关记录保留两年，就是说我会有案底。两年后记录自动销毁，我不必主动申请洗底。
那位全能翻译告诉我，一会我只需要答“是”就可以。
事关一帮人
一屋子人开庭了。书记官提醒关掉手机。法官入堂，全体起立。后来每个打完官司的人，无论被告、翻译还是律师，完事儿后都向法官鞠一小度数的躬，出门前再鞠一个。这是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难得一见的鞠躬礼，体现对法律的尊重。一屋子人我第三个过堂，整了半天，多数人事儿都比我大。
过堂程序还是挺轻松的。我前面一位华裔女士，几天内连闯两次红灯，都被自动摄影仪拍下来。法官居然这样问她：“你是否认为警察为了捉你，临时调整了交通指示灯？”满屋人发出轻快的笑声。不过华裔打官司的还是少，一帮警察告一大帮被告，包括我才两个华裔。
轮到我了，法官先确认是我本人，再确认事发地点，然后清晰地说出65公里的时速违反了第多少条法律，问我是否认罪。我乖乖地用几个YES回答完毕，告诉我税后共罚52.5元，要在半个月内缴付。最后法官又确认了我的居住地址，完活。从进去到出来不超过40分钟。
加拿大是个官僚习气严重的国家。就我这多踩一脚油门的事儿，开罚单是警察，检控是检察官，判是法官。我最关心的扣点，由省交通部管。如果我想确定此次是否扣点，需要付13元手续费到交通部网站查。我更关心的是会不会影响保险价格。翻译善意地提醒我，不必主动通知保险公司，因为我没这义务。
翻译也是华裔，所以我不客气地问了一下她的收入，原来是一小时25加元的临时工。给我递罚单时，法庭顺手给她一个大表格。我出门在那个金属栏杆处缴完罚款。翻译把那张表格递了上去，便会有25加元寄给她。其实，翻译的法律业务也不是很熟，虽然基本是现场同传水平。经验看，既然政府出资，能请翻译还是要请的，拿主意还是要靠自己。
为我这一脚油门，我搭进去两个上午兼52.5加元现金，政府按1小时费用请了一个翻译，检察官、法官一顿神忙，其间来往一堆文件。想想真是浪费。再有多大事儿我也不超速了——这就是法律的意义所在。W
责编 ／王欢
wanghuan-01＠163.com
加拿大是个法网严密的国家，动辄看见块牌子，上面写着依据第多少款法条如何如何。我在加拿大也生活了一些年月，终于也触上红线，当了回被告。
去年7月14日，我开车出去治牙周炎。这是个在中国没人当病，默默地等候老牙掉光的常见病。加拿大医生可不这么认为，告诉我如果不治，细菌会入侵到血液、心脏，最后人可能会丧命。我漂泊半生，不敢说吃了多少苦头，也算有些乱七八糟的经历，心知本尊未还债务尚多于这条小命，怎会轻易挂掉？不过能治还是要治的，多留几颗牙吃饭也香些。
就跟不花钱似的，医生在我半边脸颊上打了一堆麻药。直到治疗结束，我这半边脸仍处于僵尸附着状态。我开着车往家赶，还有四公里的路程。红灯停车，绿灯左转，过了50公里限速牌，前面300米就是环路，这是一段我天天开，我不认识它它也认识我的路……
路边树丛中冲出一黄马甲——警察大叔！他冲我一打手势，我左转进小路掉头，坐在车里不动，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据说这时候警察比我紧张，把人留在射界狭小的车里又能看到对方的双手，他才有安全感。我也不想没来由地挨一枪，那可比牙周炎难受得多，事先还不打麻药。
警察大叔过来，一亮枪——测速枪，70公里。然后还告诉我一句：“这条路限速50。”接下来看驾照，看车主证，看保险单，然后统统拿回他车上用电脑对照……不过多踩了脚油门，我的麻烦开始了。
大叔给我开了张告票，75加元，税后95加元。万税的加拿大，罚款还要缴税。罚单背面一堆条款，重要的选项有三个：认罚，不认罚申诉，不认罚请律师申诉。第一项没得说；第二项，非母语人士可以向法庭要求一个翻译由政府付费；第三项，律师费自付大约300至500加元，如要翻译自己请。告票上看不出是否会扣点，依照安大略省交通法规，一旦扣点，存在日后保险费上涨和驾照被吊销的风险。
摊上二级法庭
7月20日，我抽出宝贵的半天，花了好一番力气找到交通法庭。大厅一侧是办事窗口，另一侧的门就是法庭。窗口前排队的一大帮，有一部分是选当场认罚的。我填了张单子，选择第二项不认罚申诉，约了个翻译，转身走人。在加拿大，就算银行的柜台也没有铁栏杆的。这个办事处台面上竟然有金属栏杆，是不是让愤怒的驾驶者砸过？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封省法庭的信件，通知我10月22日上午10时出庭。通常说来，我不到庭会直接被判输，处罚不超过告票范围；如果警察作为原告不出庭，官司取消；法庭指派的翻译不到也取消。
10月22日，我如期出庭。这次找门轻松，停车费劲，市中心就这个难。好不容易泊了车，大老远的折腾到门口，我提前的半个小时基本用光了。一进大厅，一个华裔女翻译已经在法庭门前等我，问我广东话还是普通话，整个一全能。
法庭正中高悬着安大略省徽。加拿大法庭分四级，一级是地方法庭，诸如冬天没铲雪，夏天没收拾草坪，垃圾乱扔之类的官司。二级是省级法庭，就是我摊上的这个。三级是联邦法庭，吸毒杀人放火伺候。四级是联邦最高法庭，摊上那么大事儿的不太敢想。司法权是跟联邦省地方三级政府的立法权与行政权配套的。
这是一种相对简易的法庭。高台上坐一女士，虽然也穿着法袍但她还不代表法律，她是书记官。坐席上一堆人，都是排队打官司兼旁听的。坐席靠边是一帮警察，没他们添乱我也体验不了这被告人生。左边打横坐俩专办交通案的律师，两人虽然也西装革履、领带笔挺、发型胡子溜光，但只能赚一个案子几百元的小钱儿。真正的大律师，哪用天天出庭。
跟菜市场排队似的，全体被告一个个先在一位穿西装大叔这过道关。此人相当于地方检察官，拿着每个人的档案一顿乱比划，分秒之间决定天堂还是地狱。据说此辈多出身警察，最熟的事儿就是交通法规和执行罚款。到我这儿，他随手一翻，回头给我两个选择：认罪，他依时速65公里起诉我，罚款降为30多加元，打完税50多加元。根据安大略交通法规，超速20公里会扣两点到三点，16公里以下不扣点。另一个选项是不认罪，我和警察对着干，法官断案，赢，我没事儿，输，我就依罚单缴95加元并可能扣点。
我自然选了认罪。不仅没把握赢官司，我的时间也宝贵，因为法庭会依先易后难程序打发这一上午。这是一种加拿大式的协议审判，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希望被告妥协，既达到惩教目的，又节省公共资源。当然前提是我记录清白，要是天天有告票不会这么简单。相关记录保留两年，就是说我会有案底。两年后记录自动销毁，我不必主动申请洗底。
那位全能翻译告诉我，一会我只需要答“是”就可以。
事关一帮人
一屋子人开庭了。书记官提醒关掉手机。法官入堂，全体起立。后来每个打完官司的人，无论被告、翻译还是律师，完事儿后都向法官鞠一小度数的躬，出门前再鞠一个。这是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难得一见的鞠躬礼，体现对法律的尊重。一屋子人我第三个过堂，整了半天，多数人事儿都比我大。
过堂程序还是挺轻松的。我前面一位华裔女士，几天内连闯两次红灯，都被自动摄影仪拍下来。法官居然这样问她：“你是否认为警察为了捉你，临时调整了交通指示灯？”满屋人发出轻快的笑声。不过华裔打官司的还是少，一帮警察告一大帮被告，包括我才两个华裔。
轮到我了，法官先确认是我本人，再确认事发地点，然后清晰地说出65公里的时速违反了第多少条法律，问我是否认罪。我乖乖地用几个YES回答完毕，告诉我税后共罚52.5元，要在半个月内缴付。最后法官又确认了我的居住地址，完活。从进去到出来不超过40分钟。
加拿大是个官僚习气严重的国家。就我这多踩一脚油门的事儿，开罚单是警察，检控是检察官，判是法官。我最关心的扣点，由省交通部管。如果我想确定此次是否扣点，需要付13元手续费到交通部网站查。我更关心的是会不会影响保险价格。翻译善意地提醒我，不必主动通知保险公司，因为我没这义务。
翻译也是华裔，所以我不客气地问了一下她的收入，原来是一小时25加元的临时工。给我递罚单时，法庭顺手给她一个大表格。我出门在那个金属栏杆处缴完罚款。翻译把那张表格递了上去，便会有25加元寄给她。其实，翻译的法律业务也不是很熟，虽然基本是现场同传水平。经验看，既然政府出资，能请翻译还是要请的，拿主意还是要靠自己。
为我这一脚油门，我搭进去两个上午兼52.5加元现金，政府按1小时费用请了一个翻译，检察官、法官一顿神忙，其间来往一堆文件。想想真是浪费。再有多大事儿我也不超速了——这就是法律的意义所在。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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