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叫他“诗孩”有何不可?
　　
　　孙席珍于1906年诞生在故乡浙江绍兴市平水乡。他父亲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茶叶庄，家庭本来是一个富裕之家。孙席珍６岁那年，家乡屋舍家具都毁于一场火灾，只得迁往上海，与父母亲一起生活。可是仅过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茶叶庄因航运受阻，外销停滞而倒闭，家境每况愈下，几乎弄到两餐不继，父母被迫回乡。但年青的孙席珍的求知欲却不为贫穷所移，依靠出嫁了的姐姐的资助，坚持在外读完中学。他在学校里读书特别认真，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数次跳级。1922年刚１６岁的孙席珍便完成了应该学１１年的学业(当时学制是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在旧制中学毕业。接着他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到了北京，又以优异成绩，不经预科便直接进入了北京大学本科学习。由于家境贫寒，姐姐又无法常年资助，为了完成学业，他只好在晚上到当时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当校对。鲁迅先生那首著名的“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就是当时送到副刊，经孙席珍看过校样后，亲自送排字房的(这首诗原来孙伏园决定刊用，后被《晨报》总编刘勉己暗中抽出，转到《语丝》刊发)。这期间，在工作、学习之余，他还开始了写作。他经常在北京的《晨报副刊》和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新诗，前后共２００多首，一时“以小诗著名”。这引起了当时文坛老前辈们的注意。1925年1月6日，《鲁迅日记》记载：“钦文来，托其以文稿一篇交孙席珍。”这篇“文稿”就是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里的那篇《诗歌之敌》。该文开头一句是：“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连素不相识的心理学家刘廷芳、经济学家萧纯锦、银行家唐有壬等都对孙席珍大为称道，萧氏甚至对人说孙“不愧为京华才子”。足见文坛前辈对他的器重。
　　除了写诗，孙席珍还不断向钱智修主编的《东方杂志》、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等大刊物投寄各种文体的作品，大都被采登了。当时，赵景琛、焦菊隐等在天津约他参加发起组织“绿波社”，他欣然同意。从此又经常为《绿波旬刊》写小说。1936年，他与赵景琛合作编辑了《现代中国小说选》。不多久，蹇先艾、李健吾等的“爝火社”与“绿波社”协作，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上附出了《文学周刊》，孙席珍担任执行编辑。后来他把从上述各种期刊上选出自己比较喜欢的七个短篇，结集为《花环》，交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这是孙席珍第一个面世的创作集，也是他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的一个开端。
　　至于“诗孩”这个“雅号”的由来，孙席珍从来未谈及，更不要说在文字中有所披露了。５７年过去了，直到1981年为纪念鲁迅先生百岁华诞，在各方面的敦请下，雅意难拂，孙席珍才让我们简单地知道个中的一些情况。原来，有一次年轻的孙席珍去访孙伏园，碰到鲁迅、钱玄同等正在叙谈，钱大发议论说：“如果徐公(志摩)号为‘诗哲’，那么冰心女士应称为‘诗华’，此君(孙席珍)当称为‘诗孩’了。”当时鲁迅先生正在吸着烟，听到此话，“唔”了一声：“有何不可?而且也很恰当。”后来，有一次孙席珍到北大去，刘半农一见，就笑着说：“‘诗孩’来了，可有什么佳作给我们欣赏吗?”就这样，“诗孩”的称呼传开了。
　　
　　斯诺给予很高的评价
　　
　　从大革命失败到“一二·九”运动发生这些年，孙席珍除了在北平、上海的刊物上发表新诗、散文，编写及翻译一些外国文学的评论和作家的传记外，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到大连去》《金鞭》《女人的心》《夜姣姣》等四本，中篇小说《凤仙姑娘》和《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四本。这些都由上海春潮、现代、真善美等书局印行。其中小说《阿娥》和《没落》两篇由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为《西行漫记》作者)翻译成英文，和鲁迅、茅盾、丁玲等１５人的英译著作一起，同收辑入《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副题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一书中。这本《曾经有过斯诺的〈活的中国〉》(2001年12月20日C版《光明日报》)“曾经在国外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它是中国文学中抗争和同情的现代精神日益增长的重要表征，是要求最广泛规模的社会公正的重要表征，在中国文学史上，它第一次确认‘普通人’的重要性”。斯诺在“作者小传”之前介绍：“孙席珍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之一”，“他最著名的是他的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这位出色的作家不满30岁就完成了《高尔基评传》《辛克莱评传》《雪莱生活》《英国文学研究》，还翻译了《西印度故事》，还写过一本西方文学教材，编过一部反战文学。孙席珍的作品大多以辛辣的讽刺、尖刻的挖苦著称，有时显示出中国小说中罕见的感情内涵……他的作品感人，推动人，给人以力量——这是中国文学作品大多缺少的一种素质”。该书英文本于1936年10月由英国伦敦乔治·G·哈勒普(George·G·Harrap&&C·o.ltd)公司出版，中文本于1983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洁若译。这是第一本在欧洲出版的我国现代短篇小说集。
　　
　　拿起枪是战士 拿起笔是作家
　　
　　从1922年到京开始，由于编辑工作，孙席珍认识了不少文化界的前辈老作家和青年作家，读了许多他们的作品和外国文学名著，特别是从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中受到很多教育，得到极大的鼓舞。他一开始从事文艺事业就决心不囿于文艺，要跳出象牙之塔，所以他除阅读英国浪漫诗人拜伦等的作品和法国福楼拜等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外，也研究高尔基等俄国进步作家的著作。他除阅读《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而外，也在《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上仔细研究社会和人生问题，寻找真理。在先进思想指导下，他终于明确了只有信仰马列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共产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1925年后，当轰轰烈烈的“五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爆发时，２０岁不到的孙席珍就自觉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同年7月，经北大同学卓恺泽(他曾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介绍，加入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即现张自忠街)执政府的卫队屠杀爱国民众，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４７人惨遭枪杀，整个北京城顿时笼罩了白色恐怖的阴云。大学还未毕业的孙席珍毅然放弃了学业，来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南方广东，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在广州，他第一次见到了当时还在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的郭沫若。同年５月，由安体诚(继周恩来、瞿秋白任黄埔政治总教官)介绍，被批准加入CP(共产党)，7月指定参加北伐，在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手下担任连政治指导员，不久，升任营政治指导员。进湖北后，升任团政治助理，后又调到军政治部工作。1926年底，革命军胜利攻克武汉后，第六军继续东进，攻下南昌。那时郭沫若已投笔从戎，鞍马方卸，又跑到前线来，在南昌街头与孙席珍相会。第二天便把孙席珍找去，经组织批准，让孙席珍担任了总政治部秘书。在郭沫若直接领导下，他负责主编南昌版《革命军日报》。郭沫若豪迈奔放、粗犷豁达的性格及其言谈、举止，使年仅２０岁的孙席珍既感动又钦敬。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江浙财阀的怂勇和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间隙，发动反革命政变。郭沫若被通缉，但他大义凛然地发表了《请看今日的蒋介石》这篇震撼海内外的名文，让孙席珍更加钦佩。
　　不久，孙席珍便被调到第三军政治部当科长。不到两个月，他与贺培真(作曲家贺绿汀之兄)等１２人被该军军长朱培德驱逐出境，回到武汉。后来汪精卫以“宁汉合作”名义，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当时孙席珍受组织派遣重返南昌，参加了周恩来和朱德同志领导的举世瞩目的“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潜返上海转入地下，后曾一度流亡日本。归国后，1930年春，在洛阳师范教了几个月书，暑假返回北京，一面担任北师大、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一面与潘漠华、台静农、李霁野、刘尊祺、杨刚等发起组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北方左联)。12月26日正式成立后，孙被选为常委兼书记，直接在北方局文委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的盟员除北平的外，还包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现河北省)等省市的。在组织系统上，北方左联是独立的，并不直接属于此前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联，也不是其分支机构，这是由于当时北方(特别是北平)的情况与上海大不一样，在工作和实际行动上，要求保留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作为兄弟单位，北方左联始终以中国左联为老大哥，从斗争纲领、工作项目，甚至活动方式等等，都是向中国左联学习、看齐，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
　　北方左联和设在上海的中国左联相比，情况显然有所不同。中国左联的成员大都是文坛名将，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之外，其他多半是有一定地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工作者。北方左联则以青年作者居多，平均年龄不超过３０岁，他们都有一腔热血，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向往未来，他们爱好文艺，具有一定的写作才能，希望参加到左翼阵营中来为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一些贡献。孙席珍那时也不过二十四五岁。当时，党团员负责人潘训等和他商讨北方左联成立后的安排问题，对孙席珍说大家拟推他担任主席，并说北方局文委也同意。但孙席珍表示主席职务很重要，难以胜任，要求另选一位。潘训自谦不如，最后建议实行常委制，设常委若干人，共同负责，得到北方局文委的同意。但潘又说常委必需有个书记，仍要孙席珍担任，并劝他不要怕麻烦，表示让杨刚来协助他工作，实际上是常务秘书。他终于被推为常委兼书记。
　　当时处在反动派严密统治下，活动极为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不便公开进行对外活动。有些读书会请孙席珍去座谈或作报告，他为了遵照组织的指示，不暴露身份，总是以教师的名义出面。除了进行活动，他还与吴承仕(当时中国大学文学系主任)、齐燕铭、曹靖华等合编综合性大型刊物《文史》。鲁迅先生署名唐俟的《儒术》(后收在《且介亭杂文》内)就是在《文史》上发表的。茅盾也有文稿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孙席珍本人的小说《没落》登在第四期上。由于这篇小说揭露了被国民党收买的白俄分子在我国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斯诺准备把它翻译给美国的《亚细亚》(《Asia》)杂志发表。国民党反动派得知这件事后，马上施展反革命的禁锢伎俩，除没收了还没有售完的《文史》第四期外，又勒令停刊。1934年冬，孙席珍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关押了两个多月。因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后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和吴承仕三人联名保释，于1935年初出狱。出狱后孙席珍第二次东渡日本，与以“质文社”为代表的东京左联进行了一些联系。不久后回国，又与齐燕铭等合编《盍旦》半月刊，共出了七八期。同年升任中国大学教授兼东北大学教授。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一万多学生举行了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群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冲破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联盟的恐怖统治，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救亡运动迅速扩大到全中国。当时孙席珍和齐燕铭、张致祥等被北方局批准为北平特别党员小组的成员，继续留在北方左联从事文艺工作，直到1936年5月，继中国左联解散，北方左联同样解散为止。北方左联解散后，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孙席珍和曹靖华、李何林、王余杞等发起另行筹组“北平作家协会”。据1936年12月刊行的《时代文化》中郭虹和辛波的《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一文中记述，当时成立协会的宗旨是：在民族的生死关头，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人都献身救亡运动的时候，作为文化工作者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要站在国防的最前线，不分派别地赶快组织起来。同年11月22日，在有62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孙席珍被推选为主席团中五位成员之一。在选举执委时，孙席珍又与曹靖华以相同的绝对多数当选为１１名执委之一，还被推选负责书记工作。中国文艺家协会后来争取了一些文坛老前辈如杨丙辰、白薇、陆侃如、冯沅君等参加，也争取了从日本回国的“质文社”成员陶然等许多人参加，出版了刊物《文学周报》(在《北平新报》上编印的附页)十多期。还组织了剧团，到街头、农村演出，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那时确是起了唤起民众、鼓舞斗志的积极作用。继作协之后，“北平文艺青年协会”、“北平黄河诗歌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涌现，他们的一致目的是联合起来共同做救亡的文化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席珍离开了北京到天津办秘密报纸，后辗转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福建等省，一直从事文化活动的救亡运动和流动讲学。其中在江西政治学院和艺风美专各任教授两年。在江西时，与何士德、夏征农、程懋筠等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得到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的支持。
　　抗战胜利后，受联合国救济公署(UNRRA)之聘，孙席珍担任专门委员，负责编译工作。联总结束后，任河南大学教授两年。
　　新中国成立后，孙席珍在上海参加教育工会的筹备工作，后由华东教育部指派到南京大学任教授，再后又调到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最后调杭州大学任教授，直到逝世。在这期间，除参加南京市和浙江省文联和作协分会的一些活动和部分领导工作外，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曾与劳辛、孙望等人在上海合编《人民诗歌》。“文革”前，受教育部委托翻译《古希腊文学史》，还写了几十篇有关西方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论文，大半都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并独立编写了西欧文学史和东欧文学史教材各一种，已在内部印发，但尚未正式出版。他还撰有《诗歌理论》《鲁迅作品研究》《郭沫若诗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