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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以及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合并数据，考察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经Tobit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证实，最低工资攀升及地区间横向竞争显著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最低工资攀升能够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但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显著弱化了该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中，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初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对最低工资及地区间横向竞争变化的反映弹性较小;此外，本文验证了企业利润及生产率是最低工资及其地区间横向竞争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作用渠道，而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及生產率是最低工资及其地区间横向竞争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作用渠道。
关键词：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12-0031-13
作者简介：江璐（1992-），女，济南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杨慧梅（1992-），本文通讯作者，女，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产业经济。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贸易壁垒的减少使得企业能够专注于特定生产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国际生产分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中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且多承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分工。然而，近年来各地最低工资的提高幅度和调整频率不断加大，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也逐渐激烈，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作为一项保障劳动者福利的“兜底”指标，最低工资攀升不可避免地对企业行为及绩效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全球价值链已步入深度调整期，在各地最低工资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调整、谋求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及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各省地区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2004年新修订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要求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由比重法或恩格尔系数法测算而得①，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该计量方法难度较大，各级地方政府转而采取“跟涨制”[1-2]，即“国家鼓励涨、舆论号召涨、周围省市涨则涨”，同级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博弈，往往“观平级而后行动”，地方政府行为表现为空间上的“效仿效应”或横向竞争。截至2020年6月，全国各省区、自治区及直辖市内月最低工资划分档次不超过4档，地理距离越近、经济特征越类似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有越明显的横向竞争。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制定及调整应当符合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3-4]，制定不合理或调整不当将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5]。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聚焦于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行为及绩效表现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攀升降低企业利润[6-7]，对拥有更多低技能劳动者、劳动密集型或小规模企业来说，企业利润下降得更多[8]。Drucker等（2019）曾基于2003—2010年以色列税收记录数据分析最低工资上升与企业利润的关系，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压缩企业利润，低收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遭受了更大的成本冲击[9]。Luca和Luca（2018）[10]根据Yelp网站披露的美国餐饮业点评数据对餐饮类企业进行等级划分，分析最低工资提升与企业退出市场概率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提升能够加速淘汰更接近市场退出边缘的企业。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会使企业受益。Hau等（2020）[11]通过构建具有劳动异质性的新古典模型，发现最低工资变动对不同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并利用2002—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验证了最低工资攀升有助于提升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生产率，原因是工资上升能够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能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流出。此外，Mayneris等（2018）[12]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出台作为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发现，受到最低工资上调冲击的幸存企业生产率显著提升，且其员工雇佣人数和企业利润并未受到影响，而企业生产率显著增长的原因在于企业具备良好的库存管理能力和及时有效的资本投资。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重视最低工资变动对我国企业贸易产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攀升通过增加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企业贸易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大。Bai等（2018）[13]在H-O-S（Heckscher-Ohlin-Samuelson）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完全竞争状态下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变动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孙楚仁等（2013）[14]通过构建包含最低工资和异质性企业的开放经济模型，发现最低工资上升给企业增加了劳动力成本，由此导致低效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Gan等（2016）[15]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受到了最低工资攀升的影响，导致出口概率及出口规模均有所下降，平均工资及资本劳动比更低的企业下降程度更大。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的贸易行为有正向影响。例如，赵瑞丽等（2016）[16]基于生存分析法发现最低工资上升能够延长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原因在于企业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增加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生存概率。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国际化生产行为的研究多侧重于出口方面的研究，但是鲜有研究关注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并且考虑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当前，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加速调整及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厘清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地区之间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行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此外，从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完善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调整的新路径，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制约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企业进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企业在当前状态下能否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二是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可变成本，这决定了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也决定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最低工资提升同时增加了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主要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及中间投入品成本。最低工资提升能够直接推动员工平均工资上涨，而员工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水平的确定都以最低工资为依据[17]，因此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能够明显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从而弱化企业比较优势。在我国，上游中间产品供应商，由于具有较强的垄断优势[18-19]，可以通過提高中间产品的销售价格以应对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外部冲击。因此对下游生产企业来说，会面临劳动力成本及国内中间投入品成本上升的双重冲击，企业由此调整其生产经营及参与价值链行为。本文将中间投入品纳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在企业的生产决策框架中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变化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机制。
（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
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由此可知，fvar∝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时，国内投入要素价格上升，而进口投入要素的价格基本不受影响。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能够以低于国内供应商的价格获得国外中间投入，在维持企业当期用工规模及价格加成不变的前提下，企业通过增加进口投入要素的使用比例，减少国内投入要素使用比例，以抵消国内投入要素的成本增加。因此，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会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企业进口投入要素使用比例增加对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23]，而企业生产率提升有助于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21]。此外，孙楚仁等（2013）[14]、赵瑞丽等（2016）[16]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我国企业绩效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提高资产（技术）劳动比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本文推断企业生产率也是最低工资提升作用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渠道。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最低工资标准攀升有利于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进一步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比例，提升企业生产率，进一步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三、实证检验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Tobit模型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考察最低工资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考虑到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的事实，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及其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以验证最低工资及地区间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程度。被解释变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fvar，取值位于（0，1）区间内，有明显的范围限制。为此，本文采用双限T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3.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变量：（1）企业生产率TFP。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生产率差异是决定一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与对外贸易的关键要素，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克服国际市场进入壁垒，顺利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本文借鉴Olley等（1996）[26]的方法测算企业生产率。（2）企业年龄age。企业存活的时间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将企业年龄定义为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加1。（3）资本强度lnK。企业的资本强度高，有助于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行为有正向影响，本文定义企业资本强度为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职工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4）企业规模lnL。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竞争优势越明显，更倾向于参与全球价值链，本文定义企业规模为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层面的变量：（5）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定义为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6）地区科技水平Sci，定义为地区科学事业费支出的自然对数。（7）市场规模lnPOP，定义为地区年末总人口的自然对数。（8）基础设施水平infra，定义为地区人均邮电业务总量的自然对数。（9）交通水平trans，定义为地区公共交通客运总量的自然对数。
4.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6年。最低工资数据为各地区滞后一期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来源于各省人社部网站及相关政府文件公布的最低工资调整数据。企业层面的数据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匹配方法借鉴了Upward等（2013）的两步法，首先对企业名称进行匹配，然后按照企业邮编及电话号码后7位进行匹配[24]。在此基础上，在匹配成功的企业中，将不符合“通用会计准则”、变量异常或缺失的企业进行剔除④，合并数据中共有企业89284家，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有47398家，样本总计259242个。地区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研究样本为283个地级市。此外，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最低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及科技水平变量进行价格指数平减，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变量描述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fvar出口国外增加值0.22090.348301
mw最低工资（百元）4.59041.50751.47.7959
TFP生产率0.80031.6997-12.70412.099
age企业年龄（年）18.60522.6371402
lnK资本强度（千元/人）3.67631.42260.693114.387
lnL企业规模（人）5.29231.17402.079411.964 lnPGDP经济发展水平（元/人）9.98830.89007.004912.636
Sci科技水平（万元）6.98543.19800.693111.971
lnPOP市场规模（万人）6.13680.84152.67757.2154
infra基础设施水平（元）9.91932.31543.555314.747
trans交通水平（万人）8.94441.29784.812211.195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Tobit模型
根据模型（17）的设定，本文采用双限Tobit模型对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影响企业参与价值链行为进行估计，控制企业所在地级市、所处行业及年份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WT=∑j≠i（wi，j×mwc，i，k，t）。
表2报告了两类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2）列为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第（3）、（4）列为加入企业层面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mw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前文假说2一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能够促进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进一步加深其参与程度。但是，最低工资与两种横向竞争（mw·WT1）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当地理上临近地区及与本地经济特征类似地区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负向作用，即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正向作用受到了最低工资横向竞争的负向影响。随着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横向竞争加剧会削弱最低工资对地区企业参与价值链程度的促进作用，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不利于已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进一步加深嵌入程度。
（二）Heckman两阶段模型
根据Heckman两阶段模型中式（18）和式（19）的设定，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选择偏误，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1）、（3）列为Heckman模型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即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方程，（2）、（4）列为Heckman模型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即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方程，athrho的系数显著不为0，说明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是有效的。
Heckman第一阶段模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选择方程回归结果表明，当地理上临近地区及与本地经济特征类似地区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假说1一致。最低工资标准对拥有较多低技能劳动力的企业冲击更大[27-28]，原因是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比重相对更高，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企业低技能劳动者用工成本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估计系数为负，这反映出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主要依靠低生产成本獲取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且企业劳动力多为低技能劳动力，当面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外部冲击时，企业利润降低，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最低工资与横向竞争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当地区间最低工资存在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但从系数大小来看，至少当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超过5.165时，最低工资提升才会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促进作用，但大部分地区都无法实现这一条件⑤，因此对大部分地区而言，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显著抑制作用。
Heckman第二阶段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有助于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相对来说，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及规模经济，基本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攀升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但由于国内上游中间品供应企业的垄断优势，容易面临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冲击，因此企业会减少国内中间投入品的使用，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这进一步深化了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这一结果与Tobit模型结果一致。然而，当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存在横向竞争时，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企业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大大削弱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
五、拓展分析
（一）基于企业生产率的分析
高效率企业更倾向于参与全球价值链[21]，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影响不同，本文按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⑥。列（1）、（2）分别为低生产率企业的Heckman第一、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列（3）、（4）分别高生产率企业的Heckman第一、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低生产率企业来说，地区间的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不利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影响显著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样地，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生产率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低生产率企业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与横向竞争交互项显著为负，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加剧了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生产率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不利影响。
对高生产率企业来说，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方程中，最低工资标准及其与横向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能够强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有利影响。但是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生产率企业，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削弱了最低工资提升对高生产率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及其横向竞争对低生产率企业造成的冲击更大，低生产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概率降低;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生产率企业受最低工资变动的影响，比较优势被弱化，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下降，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也进一步下降。 （二）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横向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本文参考Brandt等（2019）[29]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4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在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中，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不利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当地区间最低工资不存在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不利于企业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弱化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抑制作用，即随着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加剧，最低工资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提升，但只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加剧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进一步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三）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动态分析
本文将样本期内第一次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连续少于三年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连续三年及以上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作为新的估计样本，验证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其横向竞争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的影响，是否因短期持续参与全球价值链、长期持续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初次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差异化作用。
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地区间最低工资的横向竞争对初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抑制企业进一步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短期内持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持续参与时间少于三年）来说，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地区间最低工资的横向竞争强化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冲击。而对连续三年及以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企业在国际市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有明显优势，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正向作用，但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横向竞争会弱化该正向作用。
（四）分位数回归分析
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不同的企业在面临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其地区间横向竞争冲击时反应不同，本文通过选取0.25、0.5、0.75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分位点，进一步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其横向竞争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不同企业的差异化作用。
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在三个分位点上，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样地，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均削弱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正向促进，这与前文结果一致，说明本文基准结论稳健。随着分位数的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两端影响小于其对中间部分的影响，即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中间阶层的企业促进作用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横向竞争也对位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中间阶层的企业削弱作用最大，对这部分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容易受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作用的冲击，而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深的企业不易受到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作用的冲击，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表现最为稳定。
六、机制分析
（一）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决策的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降低了企业利润，对企业生产率有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本文参考Baron和Kenny（1986）[30]的逐步检验法，利用企业利润及生产率两个路径检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内在机制，模型设定如下：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列（2）对应式（21）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与地区间横向竞争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利润有显著负作用，这与前文分析一致。列（3）对应式（22）的估计结果，企业利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企业利润只有满足一定的门槛值，企业才能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利润增加有助于企业增大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列（4）、列（5）为企业生产率的机制检验结果。其中，列（4）中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生产率有负向作用;由最低工资标准与地区间横向竞争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负可知，最低工资地区间横向竞争加剧了最低工资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列（5）对应式（24）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促进作用，这与前文分析一致，对比列（1）、（3）、（5）中最低工资标准及其与地区间横向竞争的交互项系数大小发现，列（3）、（5）中的系数绝对值变小，由此可以确定企业利润及企业生产率是最低工资标准作用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渠道。
（二）企業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抬高了国内中间投入品价格，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减少国内中间品投入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以抵消国内中间投入品成本上升。为此，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选取国外中间品投入（im_input）为中介变量，验证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作用机制。此外，吕越等（2015）[21]指出高效率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高，根据孙楚仁等（2013）[14]、赵瑞丽等（2016）[16]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我国企业绩效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提高资产（技术）劳动比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为此，本文选取企业生产率（TFP），进一步验证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能否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这一作用途径，模型设定如下：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表中列（2）对应式（25）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促进了企业增加国外中间品的投入，但是地区间的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有一定的弱化作用。列（3）国外中间投入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企业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意味着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加深，对比列（1）、（3）中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及二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列（3）中的估计系数均变小，说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促进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深化其参与程度是通过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这一路径实现的。对中介变量企业生产率的检验，列（4）对应式（27）的估计结果，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根据列（5）中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可知，企业生产率提升有助于企业进一步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再对比列（1）、（5）中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及二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列（5）中各项的估计系数均变小，也说明企业生产率也是最低工资标准作用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作用机制。
七、结论与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凭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成为了当前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随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竞争逐渐激烈，最低工资的变动是否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产生不利影响逐渐引起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利用理论模型梳理了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及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引入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验证最低工资及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及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未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主要依靠低生产成本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有助于企业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对此有显著的弱化作用，即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提升作用被削弱。第二，通过对不同生产效率、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本文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及地区间的横向竞争对低生产率企业、已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造成的冲击更大。第三，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初次参与和短期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深的企业不易受到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作用的冲击，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表现最为稳定。此外，最低工资标准和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的利润及生产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而国外中间产品投入及企业生产率是最低工资标准和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作用渠道。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最低工资调整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政府在制定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方案时，应符合当地实际经济发展规律、劳动力发展状况等，不能盲目跟从或模仿邻近地区或经济特征类似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二，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及调整应当考虑当地企业承受能力，权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不同企业的影响，结合各类企业已有的比较优势，科学合理地发挥最低工资调整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及调整要与企业生产行为及生产率调整相适应，鼓励扶持企业加快科学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注释：
① 比重法即根据城镇居民家计调查资料，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出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恩格尔系数法即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業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网址为：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1407/t20140-717_136250.html.
②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中非对角元素（i≠j时）为i、j两地实际地理距离的倒数，对角元素（i=j时）为0;经济特征权重矩阵中非对角元素（i≠j时）wi，j=1/|ecoi-ecoj|，对角元素（i=j时）为0，eco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均进行标准化处理。
③ 回归样本中直接排除非参与价值链企业，仅对参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进行回归事实上是采用了自选择样本而不是随机样本，此时的回归结果是有偏的。
④ 具体是，工业销售额、就业人数、营业收入、固定资产总额、出口交货值、工业中间投入总额中任意一项为负值或者缺失的样本;企业职工人数小于8人的样本;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企业工业销售值的样本。
⑤ 根据本文测算得到的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的数值，地理上临近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在10%、25%、50%、75%及90%分位上的数值大小分别是：2.718、2.969、3.597、4.442和5.100;而经济特征类似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在10%、25%、50%、75%及90%分位上的数值大小分别是：2.740、3.003、3.510、4.357及5.137。
⑥ 为节约篇幅，此处只报告了地理距离接近地区的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回归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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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hina′s 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data and the combined data of urban minimum wage standards from 2000 to 200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orizontal competition of minimum wage among regions on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By Tobit and Heckman two-stage model regression，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rising minimum wage and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for the enterprise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rising minimum wage can enhance the degree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but th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of minimum wage among regions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promotion effect.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among the enterprise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of minimum wage among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ly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enterprise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the enterprises that have deeply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ve less elasticity to the changes of minimum wage and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s;in addition，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enterprise profit and productivity ar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minimum wage and its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ffect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decision-making， while enterprise import intermediate input and productivity ar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minimum wage and its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ffect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minimum wag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责任编辑：周正）
关键词：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12-0031-13
作者简介：江璐（1992-），女，济南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杨慧梅（1992-），本文通讯作者，女，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产业经济。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贸易壁垒的减少使得企业能够专注于特定生产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国际生产分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中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且多承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分工。然而，近年来各地最低工资的提高幅度和调整频率不断加大，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也逐渐激烈，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作为一项保障劳动者福利的“兜底”指标，最低工资攀升不可避免地对企业行为及绩效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全球价值链已步入深度调整期，在各地最低工资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调整、谋求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及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各省地区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2004年新修订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要求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由比重法或恩格尔系数法测算而得①，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该计量方法难度较大，各级地方政府转而采取“跟涨制”[1-2]，即“国家鼓励涨、舆论号召涨、周围省市涨则涨”，同级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博弈，往往“观平级而后行动”，地方政府行为表现为空间上的“效仿效应”或横向竞争。截至2020年6月，全国各省区、自治区及直辖市内月最低工资划分档次不超过4档，地理距离越近、经济特征越类似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有越明显的横向竞争。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制定及调整应当符合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3-4]，制定不合理或调整不当将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5]。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聚焦于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行为及绩效表现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攀升降低企业利润[6-7]，对拥有更多低技能劳动者、劳动密集型或小规模企业来说，企业利润下降得更多[8]。Drucker等（2019）曾基于2003—2010年以色列税收记录数据分析最低工资上升与企业利润的关系，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压缩企业利润，低收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遭受了更大的成本冲击[9]。Luca和Luca（2018）[10]根据Yelp网站披露的美国餐饮业点评数据对餐饮类企业进行等级划分，分析最低工资提升与企业退出市场概率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提升能够加速淘汰更接近市场退出边缘的企业。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会使企业受益。Hau等（2020）[11]通过构建具有劳动异质性的新古典模型，发现最低工资变动对不同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并利用2002—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验证了最低工资攀升有助于提升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生产率，原因是工资上升能够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能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流出。此外，Mayneris等（2018）[12]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出台作为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发现，受到最低工资上调冲击的幸存企业生产率显著提升，且其员工雇佣人数和企业利润并未受到影响，而企业生产率显著增长的原因在于企业具备良好的库存管理能力和及时有效的资本投资。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重视最低工资变动对我国企业贸易产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攀升通过增加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企业贸易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大。Bai等（2018）[13]在H-O-S（Heckscher-Ohlin-Samuelson）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完全竞争状态下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变动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孙楚仁等（2013）[14]通过构建包含最低工资和异质性企业的开放经济模型，发现最低工资上升给企业增加了劳动力成本，由此导致低效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Gan等（2016）[15]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受到了最低工资攀升的影响，导致出口概率及出口规模均有所下降，平均工资及资本劳动比更低的企业下降程度更大。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的贸易行为有正向影响。例如，赵瑞丽等（2016）[16]基于生存分析法发现最低工资上升能够延长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原因在于企业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增加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生存概率。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国际化生产行为的研究多侧重于出口方面的研究，但是鲜有研究关注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并且考虑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当前，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加速调整及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厘清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地区之间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行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此外，从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完善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调整的新路径，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制约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企业进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企业在当前状态下能否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二是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可变成本，这决定了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也决定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最低工资提升同时增加了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主要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及中间投入品成本。最低工资提升能够直接推动员工平均工资上涨，而员工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水平的确定都以最低工资为依据[17]，因此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能够明显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从而弱化企业比较优势。在我国，上游中间产品供应商，由于具有较强的垄断优势[18-19]，可以通過提高中间产品的销售价格以应对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外部冲击。因此对下游生产企业来说，会面临劳动力成本及国内中间投入品成本上升的双重冲击，企业由此调整其生产经营及参与价值链行为。本文将中间投入品纳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在企业的生产决策框架中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变化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机制。
（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
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由此可知，fvar∝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时，国内投入要素价格上升，而进口投入要素的价格基本不受影响。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能够以低于国内供应商的价格获得国外中间投入，在维持企业当期用工规模及价格加成不变的前提下，企业通过增加进口投入要素的使用比例，减少国内投入要素使用比例，以抵消国内投入要素的成本增加。因此，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会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企业进口投入要素使用比例增加对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23]，而企业生产率提升有助于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21]。此外，孙楚仁等（2013）[14]、赵瑞丽等（2016）[16]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我国企业绩效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提高资产（技术）劳动比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本文推断企业生产率也是最低工资提升作用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渠道。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最低工资标准攀升有利于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进一步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比例，提升企业生产率，进一步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三、实证检验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Tobit模型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考察最低工资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考虑到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的事实，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及其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以验证最低工资及地区间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程度。被解释变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fvar，取值位于（0，1）区间内，有明显的范围限制。为此，本文采用双限T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3.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变量：（1）企业生产率TFP。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生产率差异是决定一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与对外贸易的关键要素，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克服国际市场进入壁垒，顺利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本文借鉴Olley等（1996）[26]的方法测算企业生产率。（2）企业年龄age。企业存活的时间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将企业年龄定义为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加1。（3）资本强度lnK。企业的资本强度高，有助于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行为有正向影响，本文定义企业资本强度为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职工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4）企业规模lnL。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竞争优势越明显，更倾向于参与全球价值链，本文定义企业规模为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层面的变量：（5）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定义为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6）地区科技水平Sci，定义为地区科学事业费支出的自然对数。（7）市场规模lnPOP，定义为地区年末总人口的自然对数。（8）基础设施水平infra，定义为地区人均邮电业务总量的自然对数。（9）交通水平trans，定义为地区公共交通客运总量的自然对数。
4.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6年。最低工资数据为各地区滞后一期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来源于各省人社部网站及相关政府文件公布的最低工资调整数据。企业层面的数据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匹配方法借鉴了Upward等（2013）的两步法，首先对企业名称进行匹配，然后按照企业邮编及电话号码后7位进行匹配[24]。在此基础上，在匹配成功的企业中，将不符合“通用会计准则”、变量异常或缺失的企业进行剔除④，合并数据中共有企业89284家，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有47398家，样本总计259242个。地区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研究样本为283个地级市。此外，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最低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及科技水平变量进行价格指数平减，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变量描述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fvar出口国外增加值0.22090.348301
mw最低工资（百元）4.59041.50751.47.7959
TFP生产率0.80031.6997-12.70412.099
age企业年龄（年）18.60522.6371402
lnK资本强度（千元/人）3.67631.42260.693114.387
lnL企业规模（人）5.29231.17402.079411.964 lnPGDP经济发展水平（元/人）9.98830.89007.004912.636
Sci科技水平（万元）6.98543.19800.693111.971
lnPOP市场规模（万人）6.13680.84152.67757.2154
infra基础设施水平（元）9.91932.31543.555314.747
trans交通水平（万人）8.94441.29784.812211.195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Tobit模型
根据模型（17）的设定，本文采用双限Tobit模型对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影响企业参与价值链行为进行估计，控制企业所在地级市、所处行业及年份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WT=∑j≠i（wi，j×mwc，i，k，t）。
表2报告了两类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2）列为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第（3）、（4）列为加入企业层面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mw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前文假说2一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能够促进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进一步加深其参与程度。但是，最低工资与两种横向竞争（mw·WT1）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当地理上临近地区及与本地经济特征类似地区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负向作用，即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正向作用受到了最低工资横向竞争的负向影响。随着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横向竞争加剧会削弱最低工资对地区企业参与价值链程度的促进作用，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不利于已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进一步加深嵌入程度。
（二）Heckman两阶段模型
根据Heckman两阶段模型中式（18）和式（19）的设定，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选择偏误，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1）、（3）列为Heckman模型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即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方程，（2）、（4）列为Heckman模型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即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方程，athrho的系数显著不为0，说明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是有效的。
Heckman第一阶段模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选择方程回归结果表明，当地理上临近地区及与本地经济特征类似地区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假说1一致。最低工资标准对拥有较多低技能劳动力的企业冲击更大[27-28]，原因是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比重相对更高，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企业低技能劳动者用工成本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估计系数为负，这反映出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主要依靠低生产成本獲取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且企业劳动力多为低技能劳动力，当面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外部冲击时，企业利润降低，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最低工资与横向竞争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当地区间最低工资存在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但从系数大小来看，至少当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超过5.165时，最低工资提升才会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促进作用，但大部分地区都无法实现这一条件⑤，因此对大部分地区而言，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显著抑制作用。
Heckman第二阶段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有助于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相对来说，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及规模经济，基本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攀升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但由于国内上游中间品供应企业的垄断优势，容易面临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冲击，因此企业会减少国内中间投入品的使用，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这进一步深化了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这一结果与Tobit模型结果一致。然而，当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存在横向竞争时，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企业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大大削弱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
五、拓展分析
（一）基于企业生产率的分析
高效率企业更倾向于参与全球价值链[21]，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影响不同，本文按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⑥。列（1）、（2）分别为低生产率企业的Heckman第一、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列（3）、（4）分别高生产率企业的Heckman第一、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低生产率企业来说，地区间的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不利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影响显著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样地，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生产率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低生产率企业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与横向竞争交互项显著为负，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加剧了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生产率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不利影响。
对高生产率企业来说，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方程中，最低工资标准及其与横向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能够强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有利影响。但是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生产率企业，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削弱了最低工资提升对高生产率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及其横向竞争对低生产率企业造成的冲击更大，低生产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概率降低;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生产率企业受最低工资变动的影响，比较优势被弱化，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下降，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也进一步下降。 （二）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横向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本文参考Brandt等（2019）[29]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4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在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中，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不利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当地区间最低工资不存在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不利于企业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弱化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抑制作用，即随着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加剧，最低工资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当地区间不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提升，但只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加剧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进一步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三）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动态分析
本文将样本期内第一次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连续少于三年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连续三年及以上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作为新的估计样本，验证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其横向竞争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的影响，是否因短期持续参与全球价值链、长期持续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初次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差异化作用。
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地区间最低工资的横向竞争对初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抑制企业进一步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短期内持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持续参与时间少于三年）来说，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利于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地区间最低工资的横向竞争强化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冲击。而对连续三年及以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企业在国际市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有明显优势，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正向作用，但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横向竞争会弱化该正向作用。
（四）分位数回归分析
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不同的企业在面临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其地区间横向竞争冲击时反应不同，本文通过选取0.25、0.5、0.75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分位点，进一步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及其横向竞争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不同企业的差异化作用。
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在三个分位点上，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样地，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均削弱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正向促进，这与前文结果一致，说明本文基准结论稳健。随着分位数的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两端影响小于其对中间部分的影响，即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中间阶层的企业促进作用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横向竞争也对位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中间阶层的企业削弱作用最大，对这部分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容易受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作用的冲击，而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深的企业不易受到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作用的冲击，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表现最为稳定。
六、机制分析
（一）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决策的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降低了企业利润，对企业生产率有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本文参考Baron和Kenny（1986）[30]的逐步检验法，利用企业利润及生产率两个路径检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内在机制，模型设定如下：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列（2）对应式（21）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与地区间横向竞争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利润有显著负作用，这与前文分析一致。列（3）对应式（22）的估计结果，企业利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企业利润只有满足一定的门槛值，企业才能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利润增加有助于企业增大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列（4）、列（5）为企业生产率的机制检验结果。其中，列（4）中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生产率有负向作用;由最低工资标准与地区间横向竞争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负可知，最低工资地区间横向竞争加剧了最低工资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列（5）对应式（24）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促进作用，这与前文分析一致，对比列（1）、（3）、（5）中最低工资标准及其与地区间横向竞争的交互项系数大小发现，列（3）、（5）中的系数绝对值变小，由此可以确定企业利润及企业生产率是最低工资标准作用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决策的渠道。
（二）企業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抬高了国内中间投入品价格，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减少国内中间品投入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以抵消国内中间投入品成本上升。为此，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选取国外中间品投入（im_input）为中介变量，验证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作用机制。此外，吕越等（2015）[21]指出高效率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高，根据孙楚仁等（2013）[14]、赵瑞丽等（2016）[16]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我国企业绩效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提高资产（技术）劳动比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为此，本文选取企业生产率（TFP），进一步验证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能否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这一作用途径，模型设定如下：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表中列（2）对应式（25）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促进了企业增加国外中间品的投入，但是地区间的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有一定的弱化作用。列（3）国外中间投入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企业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意味着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加深，对比列（1）、（3）中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及二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列（3）中的估计系数均变小，说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促进已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深化其参与程度是通过增加国外中间品投入这一路径实现的。对中介变量企业生产率的检验，列（4）对应式（27）的估计结果，当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根据列（5）中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可知，企业生产率提升有助于企业进一步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再对比列（1）、（5）中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及二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列（5）中各项的估计系数均变小，也说明企业生产率也是最低工资标准作用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作用机制。
七、结论与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凭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成为了当前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随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竞争逐渐激烈，最低工资的变动是否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产生不利影响逐渐引起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利用理论模型梳理了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及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引入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验证最低工资及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及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未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主要依靠低生产成本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有助于企业深化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对此有显著的弱化作用，即地区间存在最低工资横向竞争时，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提升作用被削弱。第二，通过对不同生产效率、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本文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及地区间的横向竞争对低生产率企业、已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造成的冲击更大。第三，对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对初次参与和短期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深的企业不易受到最低工资横向竞争作用的冲击，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表现最为稳定。此外，最低工资标准和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的利润及生产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而国外中间产品投入及企业生产率是最低工资标准和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作用渠道。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最低工资调整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影响，政府在制定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方案时，应符合当地实际经济发展规律、劳动力发展状况等，不能盲目跟从或模仿邻近地区或经济特征类似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二，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及调整应当考虑当地企业承受能力，权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不同企业的影响，结合各类企业已有的比较优势，科学合理地发挥最低工资调整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及调整要与企业生产行为及生产率调整相适应，鼓励扶持企业加快科学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注释：
① 比重法即根据城镇居民家计调查资料，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出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恩格尔系数法即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業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网址为：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1407/t20140-717_136250.html.
②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中非对角元素（i≠j时）为i、j两地实际地理距离的倒数，对角元素（i=j时）为0;经济特征权重矩阵中非对角元素（i≠j时）wi，j=1/|ecoi-ecoj|，对角元素（i=j时）为0，eco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均进行标准化处理。
③ 回归样本中直接排除非参与价值链企业，仅对参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进行回归事实上是采用了自选择样本而不是随机样本，此时的回归结果是有偏的。
④ 具体是，工业销售额、就业人数、营业收入、固定资产总额、出口交货值、工业中间投入总额中任意一项为负值或者缺失的样本;企业职工人数小于8人的样本;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企业工业销售值的样本。
⑤ 根据本文测算得到的地区间最低工资横向竞争的数值，地理上临近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在10%、25%、50%、75%及90%分位上的数值大小分别是：2.718、2.969、3.597、4.442和5.100;而经济特征类似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横向竞争在10%、25%、50%、75%及90%分位上的数值大小分别是：2.740、3.003、3.510、4.357及5.137。
⑥ 为节约篇幅，此处只报告了地理距离接近地区的最低工资横向竞争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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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hina′s 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data and the combined data of urban minimum wage standards from 2000 to 200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orizontal competition of minimum wage among regions on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By Tobit and Heckman two-stage model regression，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rising minimum wage and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for the enterprise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rising minimum wage can enhance the degree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but th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of minimum wage among regions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promotion effect.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among the enterprise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of minimum wage among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ly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enterprise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the enterprises that have deeply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ve less elasticity to the changes of minimum wage and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s;in addition，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enterprise profit and productivity ar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minimum wage and its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ffect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decision-making， while enterprise import intermediate input and productivity ar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minimum wage and its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ffect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minimum wag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责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