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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其间，毛泽东身边始终有两支队伍：由作战人员组成的“枪杆子”队伍和由新华社工作队组成的“笔杆子”队伍。他们在黄土高原上牵着敌人二十几万人马兜兜转转，最终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后来评价：“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将红色声音传遍全中国
跟随党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这支“笔杆子”队伍，是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带领的一支41人工作队。为保密起见，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实际下辖四个大队，新华社工作队就是“四大队”，范长江任大队长，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等人员组成。
在撤离延安的第七天，我西北野战军就打了第一个大胜仗——青化砭大捷，歼灭胡宗南部第31旅，俘虏敌旅长李纪云以下2500 余人。为了将这一好消息传遍全中国，经周恩来指示，一封电头为“新华社陕北25日电”、末尾为“毛泽东主席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你们取得了首战的伟大胜利”的稿件由“四大队”发往总社，经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
4月10日，在靖边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发出了“灭亡蒋介石”的檄文。这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
5月初，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大捷。胡宗南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气得说不出话来。5月14日，陕北军民在安塞真武洞举行蟠龙战役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消息由“四大队”发到新华总社，第二天播发出去。老百姓知道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备受鼓舞，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10月10日，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历史性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修改的评论、社论、新闻各类文稿达70多篇，这些由陕北发出的红色电波，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促成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关键布局。
更高的工作标准
在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陕北布局整个解放战争，需要研究大量资料辅助决策。“四大队”还承担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的工作，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党中央决策参考，相当于部分智库的功能。
每天，“四大队”都要报给中央一大叠抄收到的中外文电讯，退回的电讯上面都有中央领导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符号和批注。中央给“四大队”送的每篇社论、评论等，都用钢笔抄写，字迹清晰，标点准确，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对“四大队”工作人员触动很大。范长江说：“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
在党中央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四大队”的工作态度愈发严肃认真。为保证向太行总社的发电不译错，他们在文章译好后，由译电员读电码稿，包括标点符号，负责编辑看着原稿听。人名、地名和同音易混的字反复核对，以保证译码无误，然后交电台发出。总社口语广播重要文章时，他们手持原稿对照收听，严格把关每个环节，仔细反复核对，以确保准确、及时地播发党中央的声音。
一生难忘的日子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有时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遭到敌人前后夹击，仅大的转移就有8次。一孔窑洞就是办公室，门板、灶台和磨盘就是办公桌。一到宿营地，电台同志立即架线抄收新闻电讯，编译人员就在炕沿、灶台甚至膝盖上进行编译，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
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胡宗南，不仅派飞机四处侦察，还悬赏30万元监测毛泽东的电台。为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
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报告毛泽东。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驻地在王家湾，而这正是胡宗南部袭击马蹄沟的必经之地。中央立刻命令向山上转移。敌军步步紧追，狂风暴雨大作，山路崎岖泥泞，其他大队都已进山，怕新华社同志走错路，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山口焦急地等待“四大队”，直到看到他们都赶上来，才放心一起上了山。
陜北的声音维系着全国几亿人民的心，聚焦着所有人的目光。
1948年春，范长江率领“四大队”跟随党中央离开陕北。他后来回忆：“这一年多，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20余万人。经过我手发表过《毛泽东选集》上的许多重要文件，亲眼看到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虽然经过不少惊涛骇浪，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一生难忘的日子”。
将红色声音传遍全中国
跟随党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这支“笔杆子”队伍，是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带领的一支41人工作队。为保密起见，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实际下辖四个大队，新华社工作队就是“四大队”，范长江任大队长，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等人员组成。
在撤离延安的第七天，我西北野战军就打了第一个大胜仗——青化砭大捷，歼灭胡宗南部第31旅，俘虏敌旅长李纪云以下2500 余人。为了将这一好消息传遍全中国，经周恩来指示，一封电头为“新华社陕北25日电”、末尾为“毛泽东主席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你们取得了首战的伟大胜利”的稿件由“四大队”发往总社，经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
4月10日，在靖边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发出了“灭亡蒋介石”的檄文。这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
5月初，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大捷。胡宗南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气得说不出话来。5月14日，陕北军民在安塞真武洞举行蟠龙战役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消息由“四大队”发到新华总社，第二天播发出去。老百姓知道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备受鼓舞，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10月10日，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历史性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修改的评论、社论、新闻各类文稿达70多篇，这些由陕北发出的红色电波，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促成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关键布局。
更高的工作标准
在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陕北布局整个解放战争，需要研究大量资料辅助决策。“四大队”还承担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的工作，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党中央决策参考，相当于部分智库的功能。
每天，“四大队”都要报给中央一大叠抄收到的中外文电讯，退回的电讯上面都有中央领导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符号和批注。中央给“四大队”送的每篇社论、评论等，都用钢笔抄写，字迹清晰，标点准确，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对“四大队”工作人员触动很大。范长江说：“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
在党中央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四大队”的工作态度愈发严肃认真。为保证向太行总社的发电不译错，他们在文章译好后，由译电员读电码稿，包括标点符号，负责编辑看着原稿听。人名、地名和同音易混的字反复核对，以保证译码无误，然后交电台发出。总社口语广播重要文章时，他们手持原稿对照收听，严格把关每个环节，仔细反复核对，以确保准确、及时地播发党中央的声音。
一生难忘的日子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有时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遭到敌人前后夹击，仅大的转移就有8次。一孔窑洞就是办公室，门板、灶台和磨盘就是办公桌。一到宿营地，电台同志立即架线抄收新闻电讯，编译人员就在炕沿、灶台甚至膝盖上进行编译，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
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胡宗南，不仅派飞机四处侦察，还悬赏30万元监测毛泽东的电台。为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
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报告毛泽东。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驻地在王家湾，而这正是胡宗南部袭击马蹄沟的必经之地。中央立刻命令向山上转移。敌军步步紧追，狂风暴雨大作，山路崎岖泥泞，其他大队都已进山，怕新华社同志走错路，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山口焦急地等待“四大队”，直到看到他们都赶上来，才放心一起上了山。
陜北的声音维系着全国几亿人民的心，聚焦着所有人的目光。
1948年春，范长江率领“四大队”跟随党中央离开陕北。他后来回忆：“这一年多，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20余万人。经过我手发表过《毛泽东选集》上的许多重要文件，亲眼看到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虽然经过不少惊涛骇浪，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一生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