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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伴随着连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本文着重分析了这种社会成本的形成机制并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关键词 社会成本 经济模式 政府转型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的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生产活动中实际发生但又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得以补偿的成本；而产品成本，则是指从单个企业角度看，生产过程中企业所有的投入成本。两者之和构成产品生产的总成本，后者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补偿，而前者则只能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各方。社会成本不断趋高，产品成本不断走低，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体总特征。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社会成本
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投资率畸高。
投资率既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投资与GDP的比重。我国近30年以来每年的投资率都超过30%，其中大部分年份在35%以上，2003年以来更是达到40%以上。而1980年以来，世界各国的平均投资率都在25%以下，少数国家（韩国、日本）出现过超过30%的情况，但在1997年、1998年以后，都降到了30%以下。投资率的畸高也直接导致资金成本的不断走高。
（二）资源耗费高。
资源耗费高企是投资率高企的物质表现形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五小工业”（小高炉、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小水电）的资源耗费明显高出大工业。进入21世纪，这类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总体上还是未变。能源消耗系数比发达国家高4倍到8倍。劳动力资源耗费同样高：20世纪80年代初生产同样产品所用工人比发达国家多5倍（轻工业）到10倍（重工业）。到21世纪初，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工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服务生产率仍然处于世界末流。另外，土地资源耗费也高，土地监管失衡，土地违法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政府行政费用不断走高。
一方面，1978年政府行政费用占当年GDP的比重不到1.5%，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4%。另一方面，从财政支出内部结构看，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时仅为4.7%， 2006年达到20%，这体现出政府效率的下降。
（四）环境污染高企。
与发达国家的百年工业化进程相比较，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短时间内呈现出集中性、全面性出现的特点，从天空到陆地，从沙漠到海洋、从农村到城市全方位污染情况严重。根据国家“沙漠化”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沙漠与沙漠化》报告显示，近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值约占GDP的14%。
近年来，国内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然而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极高的社会成本，因为极低的地租、劳动力成本、能源使用费、生产性政府服务费以及污染费用等使得原本应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被过多的转移给社会。从而导致价格的偏离，生产实际上处于社会无效率状态，而这种状态毫无疑问是不可持续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低产品成本高社会成本的发展模式会消解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代替数量扩张的改革动力，使制造产业在严重依赖出口和内需严重不足的畸形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高社会成本模式的形成机制
我国这种高社会成本模式的形成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一）政府垄断资源。
公有制决定国家是所有资源的垄断者，而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因此，政府垄断几乎所有资源。政府不仅包含中央政府及其各个部门而且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所以，各级政府各自垄断其所辖领域内的几乎所有资源。
（二）政府配置资源不受经济约束。
政府本身不同于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对其配置的资源不计经济成本（既不计机会成本、不计沉没成本，当然也不计会计成本），因而，不受经济成本的硬性约束。
（三）政策通过“优惠”的基本手段垄断竞争配置资源。
“优惠”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价格优惠：或是高价格优惠亦即被优惠者得以垄断高价销售其产品、劳务；或是低价格优惠，亦即垄断低价地供给被优惠者种种要素资源，土地供给的低竞争以至零价格；资金供给低价（贴息）、劳动力供给低价、政府服务低价供给（减税、免税、退税等）、能源低价供给等等。因此，优惠的实质是政府将企业成本部分地转嫁给社会，将社会资源部分地转给受优惠者。
（四）政府的“经济人”特性。
“政府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作为个人与其他个人一样，都属“经济人”。首先，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也有其只属于个人的种种需求，其需求欲望同样地趋于无限；其次，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都是有限理性者而非无限理性者；第三，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其理性思考的结果必然是追求以自己的较少资源耗费得到自己的较多利益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欲望，也就是追求“经济”，摒弃“不经济”。因而，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也就成为“经济人”而非“不经济人”。
（五）“寻租人”与“政府人”合力向社会转嫁自己的成本。
如前所述，只要有向社会向别人转嫁自己的成本的可能，“经济人”总会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政府提供的“优惠”意味着存在低价格乃至零价格的巨量资源，存在向社会转嫁自己的成本的巨大空间，也就是存在巨额租金吸引着经济人去寻求，进而出现众多寻租人。众多寻租人进入反过来加剧了政府围绕优惠政策的垄断竞争。寻租人与政府人相互作用的合力加速了社会成本高企与产品成本走低，加速了高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以上五点构成了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经济系统能够运行的五个要素。其中，政府垄断资源、政府间垄断竞争和软约束是形成此模式的前提条件，“优惠”政策是政府垄断竞争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政府人”和“寻租人”则围绕“优惠”政策展开竞争，并竞相向社会转嫁成本。
三、问题解决的关键：政府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30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不断扩展，要素产品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体现出了效率，但与此同时，生产要素市场的政府行政性垄断定价，政府间行政性垄断竞争，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以及产业升级动力的不足使得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分工演化受到抑制，社会成本的分担机制被长期扭曲，这也暴露出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转型的不彻底性，即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型政府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之中，政府仍然具有相当的资源垄断权，对基础性资源仍具有相当的行政性定价权，这些权力与政府部门的GDP考核，与私人部门的利润和寻租动机相结合，使近30年的经济发展逐步深陷到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之中。因此，中国经济站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动力，而政府转型则是当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核心节点。
政府转型就是要从“大政府”转型为“小政府”，首要的是把资源配置权“放”给“农民”，农民、农村、农业之所以会成为高社会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因为农民对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实际的资源配置权（或产权）。其次，也要“放”开对几乎全部资金的配置权。应当看到，政府对放权，即对土地、资金等资源配置权过去和现在都作过许多改革，但还要深化这些改革。其三，放弃优惠政策这个为政府所惯用的基本手段。只要做到这三点“大政府”也就基本转型为“小政府”了。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经济发展才能走出高社会成本的困境，并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完成向创新型的发展模式的转变。□
（作者单位：军事经济学院研究生三队）
参考文献：
[1]李具恒.科斯经济学方法论探微.科学经济社会.2005年第5期,P28-30.
[2]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等译.上册.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高云虹.科斯定理与科斯理论的核心思想.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P19-21.
[4]肖兴志.公共产品视角下的政府规制及最优供给研究.现代财经.2009年第10期.
[5]季春平 傅建设.环境问题的社会成本分析.经济论坛.2008年第12期.
[6]李来儿.中西方社会成本理论的比较分析.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
关键词 社会成本 经济模式 政府转型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的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生产活动中实际发生但又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得以补偿的成本；而产品成本，则是指从单个企业角度看，生产过程中企业所有的投入成本。两者之和构成产品生产的总成本，后者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补偿，而前者则只能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各方。社会成本不断趋高，产品成本不断走低，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体总特征。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社会成本
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投资率畸高。
投资率既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投资与GDP的比重。我国近30年以来每年的投资率都超过30%，其中大部分年份在35%以上，2003年以来更是达到40%以上。而1980年以来，世界各国的平均投资率都在25%以下，少数国家（韩国、日本）出现过超过30%的情况，但在1997年、1998年以后，都降到了30%以下。投资率的畸高也直接导致资金成本的不断走高。
（二）资源耗费高。
资源耗费高企是投资率高企的物质表现形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五小工业”（小高炉、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小水电）的资源耗费明显高出大工业。进入21世纪，这类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总体上还是未变。能源消耗系数比发达国家高4倍到8倍。劳动力资源耗费同样高：20世纪80年代初生产同样产品所用工人比发达国家多5倍（轻工业）到10倍（重工业）。到21世纪初，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工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服务生产率仍然处于世界末流。另外，土地资源耗费也高，土地监管失衡，土地违法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政府行政费用不断走高。
一方面，1978年政府行政费用占当年GDP的比重不到1.5%，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4%。另一方面，从财政支出内部结构看，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时仅为4.7%， 2006年达到20%，这体现出政府效率的下降。
（四）环境污染高企。
与发达国家的百年工业化进程相比较，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短时间内呈现出集中性、全面性出现的特点，从天空到陆地，从沙漠到海洋、从农村到城市全方位污染情况严重。根据国家“沙漠化”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沙漠与沙漠化》报告显示，近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值约占GDP的14%。
近年来，国内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然而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极高的社会成本，因为极低的地租、劳动力成本、能源使用费、生产性政府服务费以及污染费用等使得原本应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被过多的转移给社会。从而导致价格的偏离，生产实际上处于社会无效率状态，而这种状态毫无疑问是不可持续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低产品成本高社会成本的发展模式会消解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代替数量扩张的改革动力，使制造产业在严重依赖出口和内需严重不足的畸形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高社会成本模式的形成机制
我国这种高社会成本模式的形成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一）政府垄断资源。
公有制决定国家是所有资源的垄断者，而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因此，政府垄断几乎所有资源。政府不仅包含中央政府及其各个部门而且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所以，各级政府各自垄断其所辖领域内的几乎所有资源。
（二）政府配置资源不受经济约束。
政府本身不同于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对其配置的资源不计经济成本（既不计机会成本、不计沉没成本，当然也不计会计成本），因而，不受经济成本的硬性约束。
（三）政策通过“优惠”的基本手段垄断竞争配置资源。
“优惠”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价格优惠：或是高价格优惠亦即被优惠者得以垄断高价销售其产品、劳务；或是低价格优惠，亦即垄断低价地供给被优惠者种种要素资源，土地供给的低竞争以至零价格；资金供给低价（贴息）、劳动力供给低价、政府服务低价供给（减税、免税、退税等）、能源低价供给等等。因此，优惠的实质是政府将企业成本部分地转嫁给社会，将社会资源部分地转给受优惠者。
（四）政府的“经济人”特性。
“政府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作为个人与其他个人一样，都属“经济人”。首先，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也有其只属于个人的种种需求，其需求欲望同样地趋于无限；其次，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都是有限理性者而非无限理性者；第三，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其理性思考的结果必然是追求以自己的较少资源耗费得到自己的较多利益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欲望，也就是追求“经济”，摒弃“不经济”。因而，政府人与其他个人一样，也就成为“经济人”而非“不经济人”。
（五）“寻租人”与“政府人”合力向社会转嫁自己的成本。
如前所述，只要有向社会向别人转嫁自己的成本的可能，“经济人”总会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政府提供的“优惠”意味着存在低价格乃至零价格的巨量资源，存在向社会转嫁自己的成本的巨大空间，也就是存在巨额租金吸引着经济人去寻求，进而出现众多寻租人。众多寻租人进入反过来加剧了政府围绕优惠政策的垄断竞争。寻租人与政府人相互作用的合力加速了社会成本高企与产品成本走低，加速了高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以上五点构成了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经济系统能够运行的五个要素。其中，政府垄断资源、政府间垄断竞争和软约束是形成此模式的前提条件，“优惠”政策是政府垄断竞争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政府人”和“寻租人”则围绕“优惠”政策展开竞争，并竞相向社会转嫁成本。
三、问题解决的关键：政府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30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不断扩展，要素产品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体现出了效率，但与此同时，生产要素市场的政府行政性垄断定价，政府间行政性垄断竞争，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以及产业升级动力的不足使得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分工演化受到抑制，社会成本的分担机制被长期扭曲，这也暴露出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转型的不彻底性，即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型政府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之中，政府仍然具有相当的资源垄断权，对基础性资源仍具有相当的行政性定价权，这些权力与政府部门的GDP考核，与私人部门的利润和寻租动机相结合，使近30年的经济发展逐步深陷到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之中。因此，中国经济站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动力，而政府转型则是当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核心节点。
政府转型就是要从“大政府”转型为“小政府”，首要的是把资源配置权“放”给“农民”，农民、农村、农业之所以会成为高社会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因为农民对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实际的资源配置权（或产权）。其次，也要“放”开对几乎全部资金的配置权。应当看到，政府对放权，即对土地、资金等资源配置权过去和现在都作过许多改革，但还要深化这些改革。其三，放弃优惠政策这个为政府所惯用的基本手段。只要做到这三点“大政府”也就基本转型为“小政府”了。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经济发展才能走出高社会成本的困境，并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完成向创新型的发展模式的转变。□
（作者单位：军事经济学院研究生三队）
参考文献：
[1]李具恒.科斯经济学方法论探微.科学经济社会.2005年第5期,P28-30.
[2]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等译.上册.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高云虹.科斯定理与科斯理论的核心思想.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P19-21.
[4]肖兴志.公共产品视角下的政府规制及最优供给研究.现代财经.2009年第10期.
[5]季春平 傅建设.环境问题的社会成本分析.经济论坛.2008年第12期.
[6]李来儿.中西方社会成本理论的比较分析.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