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陈四益先生在《世纪》连续发表的两篇《笑谈》，欣赏之余，勾起了颇多的联想。
　　两篇文章，一篇谈“成份”，一篇谈分配，都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题目。然而，陈文与众不同的是：内容首先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真实可信毫不虚构；同时，在叙的基础上不断穿插议论，从丰富的多年积累中抽取出相关的史实、世态、文件甚至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夹叙夹议，史论结合，不仅把问题谈得透彻、深刻，而且使读者感到真切有趣。希望“笑谈”能继续写下去，作为杂文与回忆录结合的一个新品种，当是会受欢迎的。
　　如今回忆录铺天盖地，有自撰的，有口述后别人整理的，也有经采访或由相关资料中提取内容另行“创作”的。只要不杜撰歪曲，不增删文饰，作为历史和社会这大海中的一滴，总还是有些用处的。但是，真正好的回忆录，则必须在真实之外，更要写出些特色，写出些独特感人的东西。
　　近日从上海市文联主办的刊物《海风》上读到有关著名翻译家、学者王智量先生的回忆文章。这里仅向大家介绍文中提及的一个小小细节——
　　1958年的5月，就在已划为右派的王要被送往山区改造的前一天中午，他在空无一人的厕所里“碰到”了何其芳。他回忆道：
　　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看他，可是我忽然感觉到，他一定是何其芳！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可是我不敢。他是所长，是所里的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我动也不敢动，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而同时又真希望他不要走掉……
　　让王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何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我国还没有理想的译本，而30岁还不到的王却能用俄语背诵其中的诗句。了解这一点后，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就鼓励他把书译出来。谁知只译了60多节，大难临头，他被定为右派，译书当然无从谈起了。没想到在厕所里，而且似乎是特地有意地所长仍关照他译书。何其芳的这句话影响了他一辈子。王先生日后当然译出了这部名著，但我觉得，从回忆录的写作来说，这样的精彩片段真是会给人的心灵以震撼的力量。关于正直、善良、勇敢，关于人性的复杂，关于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带规律性的揭示……小小的篇幅值得挖掘的东西太多了。
　　不由得想起了《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为什么至今仍是众望所归的楷模？前辈专家王伯祥先生在《史记选》的“序例”中说：“这书的内容丰富灿烂，生动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社会的复杂生活”，使它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莫大的影响”。《史记》这方面的成就，集中地体现在70篇“列传”中，不论是描写各个人物生活的“专传”，将彼此有关人物多人合述的“合传”，还是把“以类相从”的人物归并在一起的“类传”，都刻划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的还成为戏曲剧本的重要素材。
　　在我看来，陈四益、王智量先生的回忆文字就大有“列传”的风范，只是所包含的议论已超过太史公的“论赞”，展开得更加充分。不单是陈、王，其他如画家贺友直的《生活记趣》，甚至前些年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以及韦君宜先生的回忆文章，都可以视为当代的“列传”。
　　对于现、当代史，尤其是涉及到比较复杂、敏感的某些部分，人们的写作与研究总有些举步维艰。其实，可以不忙完成“本纪”、“世家”，“表”、“书”也要逐渐积累，倒是“列传”，普通老百姓、广大群众的生活，可以先收集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基础。当然，必须同虚构的文学创作区分开，那是自不待言的。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本栏目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