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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等值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自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许多翻译理论家均把“等值”这一概念作为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对其进行详尽的论述。本文通过分析等值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代表人物和内容，概述等3A值理论的发展过程，指出其对原文和译文互译过程中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并尝试性探究等值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等值理论 对等 翻译理论 奈达 功能对等
一.等值理论的理论基础
“对等”一词，源出于数学。作为数学专业术语，意指一种绝对对称和平等的关系。而在《牛津英语词典》里，它是指“具有相似性的事物”或“基本相同”的模糊意义。那么翻译理论中引进的“对等”概念，是借用它作为数学术语时的绝对意义还是它作为普通语言词汇时的模糊意义呢？
根据西方翻译理论史，“对等”的翻译思想是在18世纪中叶开始显膝端倪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那段时间出现的对等观，大多是针对翻译艺术和技巧而论的。翻译对等论得以突破艺术的规范而成为具有科学性质的理论话语并得到广泛的探讨，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现象了。[10]
翻译等值理论在西方虽然可以说是现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但其历史源头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1789年，坎贝尔把词义与用词目的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有人认为这就是“灵活对等”等理论的先导。[9]他和泰特勒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三个原则，即：（1）译作完全复制出原作的思想内容；（2）译作尽量移植原作的风格和手法；（3）译作应和原作一样流畅。这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等值论。后来，苏联文学家斯米尔诺夫于1934年更进一步提出了“等同翻译”的概念：“译文要能够传达作者的全部意图，即作者在对读者产生一定的思想感情上的艺术作用这个意义上的全部意图，而且要尽可能地保全作者所运用的形象、色彩、节奏等等全部表达手段”。[11]
作者对读者的意图也就是作品对读者的作用，即作品的效果，而所用的各种手段也就是原作“值”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基本上将等值、等效都涉及到了，而且论述比较明确，已初具现代等值论的雏形。[6]
二.等值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内容
等值作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是由里乌在1953年首先提出的。自此，它总是与翻译的实质、可译性、翻译单位、翻译评估等这些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的探讨紧紧联系在一起。
卡特福德提出了篇章等值概念。他在界定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可作如下定义：一种语言（原语）的篇章材料用与其等值的另一种语言（译语）的篇章材料来替换。”[1]他的等值概念从某个侧面反映出翻译的本质在于确立原语和译语的等值关系，而对这种等值关系的把握应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对翻译等值概念做出较为全面论述，提出见解且在学界产生较深影响的要推奈达。早在1964年，他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就提出了形式等值和动态等值两个概念。而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1986）里，奈达又用功能等值概念取代动态等值提法，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此举是为了“突出翻译的交际功能并且避免误解。”可见，奈达对翻译等值概念的探讨不是仅仅停留在语义层面上，而是更注意对翻译中语用和交际等因素的考虑，如强调译文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等。[5]
奈达还指出要注意语言的通畅自然，“自然”不仅指语言，还指在文化上、思维习惯上行得通，能够被译语读者所接受。例如：“她认为离开了办公大楼，离开了政工部门，就是离开了政治，就听不到那些闲言碎语了，谁知是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是汉语文化中特有的表达方式，形容每况愈下，越来越糟。若将其直译成“to jump out of the pickles vat into radish cellar”，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就会感到不知所云，这样的译文也不能传达原文的准确含义。[8]
三.等值理论的发展过程
纵观等值理论的发展，可初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
1.等值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翻译研究与各门学科相结合的过程，是从经验总结到科学分析的过程。等值理论的发展，从斯米尔诺夫笼统的等同概念到奠定翻译语言学基础的费道罗夫的等值定义，从巴尔胡达罗夫建立在语义学基础上的等值观到与交际学、语用学密不可分的动态等值，再到科米萨罗夫的等值模式，形象地演绎了学科发展的时代特征。
2.现代等值理论无论是“动态等值”、“语用等值”，还是“交际等值”，都是把语言的功能，而不是把语言的形式特征放在首位。现代语言学从静态描写语言的内在特征转变到揭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解释语言的交际功能，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3.立体的等值模式是目前最实用的模式。20世纪后半期，随着生产、科技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密切，翻译活动迅猛发展，个别经验之谈和主观分析都难以用来指导如此面广、量大的实践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对翻译等值有一定的规范以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立体等值模式无疑最接近这一要求。[7]
四.等值理论的不足之处
等值理论的不足和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等值论的倡导者所从事的大多是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工作，他们所说的等值理论都是从这些语言的共性中推导出来的。卡特福德论及等值论的时候，举的例子大多是英法互译的例句；奈达举的多是希腊语和英语互译的例子。西方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相互间有可能建立不同程度的等值，而汉语与西方语言间互译要建立严格的等值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人喜欢按主—谓—宾模式思考，而中国人倾向按汉字偏旁去思考。
在文学翻译中，等值论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文学翻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译者不仅要译出原作的内容，而且要译出原作的形式，有时还要注意原作的言外之意。像对《红楼梦》的翻译，因为它是一篇巨著，所以更是难译，例如：“怡红院”译为“Green Court”，将“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8]
关键词：等值理论 对等 翻译理论 奈达 功能对等
一.等值理论的理论基础
“对等”一词，源出于数学。作为数学专业术语，意指一种绝对对称和平等的关系。而在《牛津英语词典》里，它是指“具有相似性的事物”或“基本相同”的模糊意义。那么翻译理论中引进的“对等”概念，是借用它作为数学术语时的绝对意义还是它作为普通语言词汇时的模糊意义呢？
根据西方翻译理论史，“对等”的翻译思想是在18世纪中叶开始显膝端倪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那段时间出现的对等观，大多是针对翻译艺术和技巧而论的。翻译对等论得以突破艺术的规范而成为具有科学性质的理论话语并得到广泛的探讨，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现象了。[10]
翻译等值理论在西方虽然可以说是现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但其历史源头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1789年，坎贝尔把词义与用词目的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有人认为这就是“灵活对等”等理论的先导。[9]他和泰特勒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三个原则，即：（1）译作完全复制出原作的思想内容；（2）译作尽量移植原作的风格和手法；（3）译作应和原作一样流畅。这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等值论。后来，苏联文学家斯米尔诺夫于1934年更进一步提出了“等同翻译”的概念：“译文要能够传达作者的全部意图，即作者在对读者产生一定的思想感情上的艺术作用这个意义上的全部意图，而且要尽可能地保全作者所运用的形象、色彩、节奏等等全部表达手段”。[11]
作者对读者的意图也就是作品对读者的作用，即作品的效果，而所用的各种手段也就是原作“值”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基本上将等值、等效都涉及到了，而且论述比较明确，已初具现代等值论的雏形。[6]
二.等值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内容
等值作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是由里乌在1953年首先提出的。自此，它总是与翻译的实质、可译性、翻译单位、翻译评估等这些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的探讨紧紧联系在一起。
卡特福德提出了篇章等值概念。他在界定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可作如下定义：一种语言（原语）的篇章材料用与其等值的另一种语言（译语）的篇章材料来替换。”[1]他的等值概念从某个侧面反映出翻译的本质在于确立原语和译语的等值关系，而对这种等值关系的把握应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对翻译等值概念做出较为全面论述，提出见解且在学界产生较深影响的要推奈达。早在1964年，他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就提出了形式等值和动态等值两个概念。而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1986）里，奈达又用功能等值概念取代动态等值提法，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此举是为了“突出翻译的交际功能并且避免误解。”可见，奈达对翻译等值概念的探讨不是仅仅停留在语义层面上，而是更注意对翻译中语用和交际等因素的考虑，如强调译文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等。[5]
奈达还指出要注意语言的通畅自然，“自然”不仅指语言，还指在文化上、思维习惯上行得通，能够被译语读者所接受。例如：“她认为离开了办公大楼，离开了政工部门，就是离开了政治，就听不到那些闲言碎语了，谁知是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是汉语文化中特有的表达方式，形容每况愈下，越来越糟。若将其直译成“to jump out of the pickles vat into radish cellar”，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就会感到不知所云，这样的译文也不能传达原文的准确含义。[8]
三.等值理论的发展过程
纵观等值理论的发展，可初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
1.等值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翻译研究与各门学科相结合的过程，是从经验总结到科学分析的过程。等值理论的发展，从斯米尔诺夫笼统的等同概念到奠定翻译语言学基础的费道罗夫的等值定义，从巴尔胡达罗夫建立在语义学基础上的等值观到与交际学、语用学密不可分的动态等值，再到科米萨罗夫的等值模式，形象地演绎了学科发展的时代特征。
2.现代等值理论无论是“动态等值”、“语用等值”，还是“交际等值”，都是把语言的功能，而不是把语言的形式特征放在首位。现代语言学从静态描写语言的内在特征转变到揭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解释语言的交际功能，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3.立体的等值模式是目前最实用的模式。20世纪后半期，随着生产、科技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密切，翻译活动迅猛发展，个别经验之谈和主观分析都难以用来指导如此面广、量大的实践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对翻译等值有一定的规范以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立体等值模式无疑最接近这一要求。[7]
四.等值理论的不足之处
等值理论的不足和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等值论的倡导者所从事的大多是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工作，他们所说的等值理论都是从这些语言的共性中推导出来的。卡特福德论及等值论的时候，举的例子大多是英法互译的例句；奈达举的多是希腊语和英语互译的例子。西方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相互间有可能建立不同程度的等值，而汉语与西方语言间互译要建立严格的等值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人喜欢按主—谓—宾模式思考，而中国人倾向按汉字偏旁去思考。
在文学翻译中，等值论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文学翻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译者不仅要译出原作的内容，而且要译出原作的形式，有时还要注意原作的言外之意。像对《红楼梦》的翻译，因为它是一篇巨著，所以更是难译，例如：“怡红院”译为“Green Court”，将“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