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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天涯“志愿者”版上浏览，看到下面一篇帖子“《寻找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孩子》作者：不一凡”。
“我是在厦门的江苏人，我们好多老乡都想稍微出点力帮助一些贫困孩子解决读书的经费，就是苦于寻找不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其中有几个老乡还被骗过，虽然钱不多，但心疼的不是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被糟塌了……目前我也正在寻找这方面的信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出点小钱，就怕被愚弄……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资料……最好是品学兼优，家庭真正困难，真的需要帮助的家庭。”
从内容上看，这位朋友确实是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事情，可能是苦与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再有，之前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或因方法不当，未能达到心理预期而造成有“失望”、“被欺骗”、“不值得”等情绪的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目前在国内公益观念不完善情况下普遍出现的一种问题。
本应大可不必如此惊异的，可稍往下一看，又见一帖《找人暑假一起去中国最穷的地方贵州茶花村》，这下又让我多想了一点：“为什么总会有人用‘最穷’这样的字眼呢？”边想我边在网上检索“最贫困”、“最穷”等类似的关键词，结果发现有不下于几十个的地方，同时还发现天涯之前的一个公益组织发的一个帖子“《中国最贫穷的地方！ 希望大地助学工作室青海省玉树州吉曲乡瓦卡村校第七批贫困儿》”。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国内草根组织也都会用“最贫困”、“最穷”这样的字眼在其项目宣传的地方。
我想，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想说明该地方需要大家关注；第二，对倡导者或倡导的对象来说更能从心理得到自我价值的满足；第三，赢得其他人的敬意。
如何定义“贫困”，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
通俗来讲，我们理解的贫困是指经济层面的，一个主要衡量的标准就是“金钱的多少”或“物质的多少”。但是这个评判的标准却面临着两方面的局限：一是它无法对贫困中的不平等问题作出分析；二是它不能反映贫困的现实。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来减少贫困，但却未能解决部分人群产生的强烈的社会排斥感。从我国来说，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上升到2004年的2936元，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8%下降到2003年的46%，但却并没有消除因贫富差距扩大和城乡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农村贫困者的不满意。换句话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够完整衡量穷人全面的状况。
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活得有尊严”，“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河里涨水小河里满”，这些都是指导我们发展的重要原则。但现在我们遗憾地发现，发展还要进一步分析是谁的发展？哪些人群在受益？哪些人群在受损？谁有更多的机会？谁又缺乏机会？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开始瓦解我们曾经对经济发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解决贫困问题。
显然，贫困是“复杂问题的综合体”，它是由多种因素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造成的。影响贫困的因素在时间序列中是非线性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大部分因素是贫困者自己无法控制的。因此，经济方面的贫困是表象，真正深层的原因是贫困者所具有的资产、贫困者的能力以及是否受到社会排斥，这就是我想说的当前衡量贫困的最有效指标：贫困的脆弱性。
那么既然贫困是有多个层面来指示的，我们就不能用单一的某一个指标来去评判一个地区是否是贫困的，而是取代以用其脆弱性的大小来衡量。举一个例子。
地点A，西部偏远山区，交通闭塞，鲜于外界沟通。村民农耕桑织，怡然自得，孩子田间玩耍，无读书，食物，饮水，空气质量优异，人均寿命70岁。
地点B，东部发达城市郊区，外来务工，月入5000元，子女读书，起早贪黑，生活压力大，毫无快乐，食物、水、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恶劣、污染严重。
A&B两地，在其脆弱性方面，哪一个更大？哪一个更需要帮助？我想明智的人都会做出判断。但是从“公益效率最大化”的层面上来看，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公益效率最大化，这一标准有以下几个考核指标：1、公益投入产出比；2、可操作性；3、持续性；4、社会需求的紧迫性。
在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情况下，选取的服务对象，对当事人来说应该是能发挥到自身公益价值最大化的。当然，这仅仅是理论模式如此，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机会因素。总的来说，做公益并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生财有道，散财亦有道。
再回到开头引用的那位朋友的帖子，我注意到他需要是“品学兼优”的，用脆弱性分析，这样的孩子可能却不是你需要最贫困的，那么，请问你要到哪去找到你会资助的孩子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我想，你看了这，是不是也有了自己解决的办法呢？
记得有一个志愿者说过这样的话：“将这些同胞描绘成悲苦的、可怜的，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讨好捐助者，满足甚至是激发捐助者微妙的虚荣心。于是，捐助者变得越来越挑剔、麻木、和“高尚”了——他们只帮助最穷最苦的人，稍微次点的，他们恐怕会至少投上怀疑的眼神。第二；描述者有意无意隐瞒了部分事实，或者更贴切地说，描述者带着自以为是的眼光去评价待受助者。于是，别人永远是他想的那样了。可作证明的是为什么这些如此让人“感动”的故事里，总是很少有待受助人主动说出来的话——因为这里面本来就没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不过是一种你问我答式的“诱导”。”
从上面的第二点，我又想到了贫困人群在文化方面的刚性需要。因为有人在选取贫困悲惨者，而去帮助，因为有人在贫困的群体中比对，因为有人就是想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展现高尚的资本，那么他们也塑造了一群更加贫困的人。
这又是谁的过错？
“我是在厦门的江苏人，我们好多老乡都想稍微出点力帮助一些贫困孩子解决读书的经费，就是苦于寻找不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其中有几个老乡还被骗过，虽然钱不多，但心疼的不是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被糟塌了……目前我也正在寻找这方面的信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出点小钱，就怕被愚弄……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资料……最好是品学兼优，家庭真正困难，真的需要帮助的家庭。”
从内容上看，这位朋友确实是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事情，可能是苦与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再有，之前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或因方法不当，未能达到心理预期而造成有“失望”、“被欺骗”、“不值得”等情绪的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目前在国内公益观念不完善情况下普遍出现的一种问题。
本应大可不必如此惊异的，可稍往下一看，又见一帖《找人暑假一起去中国最穷的地方贵州茶花村》，这下又让我多想了一点：“为什么总会有人用‘最穷’这样的字眼呢？”边想我边在网上检索“最贫困”、“最穷”等类似的关键词，结果发现有不下于几十个的地方，同时还发现天涯之前的一个公益组织发的一个帖子“《中国最贫穷的地方！ 希望大地助学工作室青海省玉树州吉曲乡瓦卡村校第七批贫困儿》”。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国内草根组织也都会用“最贫困”、“最穷”这样的字眼在其项目宣传的地方。
我想，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想说明该地方需要大家关注；第二，对倡导者或倡导的对象来说更能从心理得到自我价值的满足；第三，赢得其他人的敬意。
如何定义“贫困”，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
通俗来讲，我们理解的贫困是指经济层面的，一个主要衡量的标准就是“金钱的多少”或“物质的多少”。但是这个评判的标准却面临着两方面的局限：一是它无法对贫困中的不平等问题作出分析；二是它不能反映贫困的现实。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来减少贫困，但却未能解决部分人群产生的强烈的社会排斥感。从我国来说，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上升到2004年的2936元，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8%下降到2003年的46%，但却并没有消除因贫富差距扩大和城乡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农村贫困者的不满意。换句话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够完整衡量穷人全面的状况。
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活得有尊严”，“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河里涨水小河里满”，这些都是指导我们发展的重要原则。但现在我们遗憾地发现，发展还要进一步分析是谁的发展？哪些人群在受益？哪些人群在受损？谁有更多的机会？谁又缺乏机会？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开始瓦解我们曾经对经济发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解决贫困问题。
显然，贫困是“复杂问题的综合体”，它是由多种因素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造成的。影响贫困的因素在时间序列中是非线性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大部分因素是贫困者自己无法控制的。因此，经济方面的贫困是表象，真正深层的原因是贫困者所具有的资产、贫困者的能力以及是否受到社会排斥，这就是我想说的当前衡量贫困的最有效指标：贫困的脆弱性。
那么既然贫困是有多个层面来指示的，我们就不能用单一的某一个指标来去评判一个地区是否是贫困的，而是取代以用其脆弱性的大小来衡量。举一个例子。
地点A，西部偏远山区，交通闭塞，鲜于外界沟通。村民农耕桑织，怡然自得，孩子田间玩耍，无读书，食物，饮水，空气质量优异，人均寿命70岁。
地点B，东部发达城市郊区，外来务工，月入5000元，子女读书，起早贪黑，生活压力大，毫无快乐，食物、水、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恶劣、污染严重。
A&B两地，在其脆弱性方面，哪一个更大？哪一个更需要帮助？我想明智的人都会做出判断。但是从“公益效率最大化”的层面上来看，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公益效率最大化，这一标准有以下几个考核指标：1、公益投入产出比；2、可操作性；3、持续性；4、社会需求的紧迫性。
在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情况下，选取的服务对象，对当事人来说应该是能发挥到自身公益价值最大化的。当然，这仅仅是理论模式如此，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机会因素。总的来说，做公益并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生财有道，散财亦有道。
再回到开头引用的那位朋友的帖子，我注意到他需要是“品学兼优”的，用脆弱性分析，这样的孩子可能却不是你需要最贫困的，那么，请问你要到哪去找到你会资助的孩子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我想，你看了这，是不是也有了自己解决的办法呢？
记得有一个志愿者说过这样的话：“将这些同胞描绘成悲苦的、可怜的，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讨好捐助者，满足甚至是激发捐助者微妙的虚荣心。于是，捐助者变得越来越挑剔、麻木、和“高尚”了——他们只帮助最穷最苦的人，稍微次点的，他们恐怕会至少投上怀疑的眼神。第二；描述者有意无意隐瞒了部分事实，或者更贴切地说，描述者带着自以为是的眼光去评价待受助者。于是，别人永远是他想的那样了。可作证明的是为什么这些如此让人“感动”的故事里，总是很少有待受助人主动说出来的话——因为这里面本来就没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不过是一种你问我答式的“诱导”。”
从上面的第二点，我又想到了贫困人群在文化方面的刚性需要。因为有人在选取贫困悲惨者，而去帮助，因为有人在贫困的群体中比对，因为有人就是想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展现高尚的资本，那么他们也塑造了一群更加贫困的人。
这又是谁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