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放在我办公室书架上最令人伤感的著作是诺曼·安格尔的一部老书，出版于近一个世纪前，书名是《最大的错觉：研究国家军事实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这部著作中，安格尔试图说明武力征服是多么荒诞。
　　安格尔的论据很简单：在所有迁延日久的现代工业战争中，人人都是输家。战败一方输得最惨，但即便战胜方状况也远逊于和平时期。很多父亲、儿子和丈夫抛尸荒野，母亲、妻子和女儿也未能例外。无数的财富烟消云散，建筑变成一片废墟。财产充公破坏了现代工业繁荣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即便是战胜的一方，顶多就以小输家而非大输家来聊以自慰。现代工业战争正如1982年电影《战争游戏》中计算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非常独特的游戏，“惟一的获胜方法就是不要开始”。
　　就在安格尔撰写该书的同时，有人主张战争是促进国家繁荣的重要手段，商业繁荣是军事力量结出的硕果。令安格尔倍感困惑的是，一次大战前泛德联盟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认定德国的繁荣需要庞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而军力的薄弱并未影响到挪威、丹麦或荷兰等国保持繁荣昌盛。他渴望理性治政时代的到来，让所有的首相和外相都认识到：无论引起纷争的事件多么重要，各国之间的联合仲裁永远是比战争更好的解决方法。
　　安格尔认为，阻止现代工业战争变成毁灭性人类悲剧的惟一方法是尽早实现停火。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一次大战后，将侵略战争视作繁荣之道的政府已日渐稀少：在亚洲发动二次大战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两度侵占油田的萨达姆·侯赛因是立即映入脑海的两个实例。某种意义上，各国政府已经认可了诺曼·安格尔所持的观点。
　　但我们又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其他理由。安格尔著作问世后的这些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血腥、恐怖的战争，使《最大的错觉》成了我办公室书架上最为可悲的著作。我们发动战争来保持和结束对殖民地的占领，还有形形色色的内战和意识形态之争。这期间还爆发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徒针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和俄国人的灭绝之战，还有种族冲突和用战争阻止政府杀戮本国平民。事实上，自从1648年德国30年战争后，为宗教发动的战争比任何时候都多。
　　但我们有理由期盼。从优利乌斯·恺撒建立专职执政官制度到1945年，很可能有不只一支军队越过或试图越过莱茵河，现在却一支也没有。大约一个半世纪前，美国似乎决定与当时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交战，将英属哥伦比亚的温哥华变成由华盛顿而非渥太华或伦敦控制的城市。温哥华是个美丽的城市，我也更想得到英属哥伦比亚选民的支持，因为他们会使美国的选举制度更为健康。但现在没有人认为值得为此打仗。100年前，法国政治家不太可能如今天这样向德国民众宣扬缓解与和平，正如现在阿拉伯政治家还不可能在以色列人面前宣讲上述内容一样。
　　学院派外交政策的所谓“现实主义者”将法德和解归因于害怕共同的强大敌人：俄国。这个国家在斯大林统治下极度恐怖，赫鲁晓夫时代令人惧怕，勃列日涅夫时代则令人担忧。冷战一旦结束，学者们信誓旦旦，我们就会看到法德两国再度开始拼杀，因为这是国际强权政治注定的悲剧。但冷战结束已经15年了，而法德两国冲突的可能性就像美加两国一样微乎其微。
　　我希望是法国的欧洲之父莫奈（Jean Monnet）、音乐大师舒曼（Robert Schumann）、德国前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及其后继者们审慎建立的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而不是二次大战留下的恐怖记忆，让企图武装越过莱茵河的军队彻底消失。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我们一直企盼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就有可能比20世纪更为和平。否则的话，安格尔阐发的真理就将继续被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