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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交谈的记录。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5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岁的男人说起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上。审这个节目时,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是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5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岁的男人说起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上。审这个节目时,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是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