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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社会阶层是社会分化的产物，他们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在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上与非新阶层有较大的差异。通过二元logistics模型建模发现，新阶层形成了的“高知识性”“相对独立性”“社会参与性”“流动性”等特性，其在受高等教育程度上，多是受到子辈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较少的受到长辈的经济状况、文化资本、社会身份和婚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他们区别于非新阶层的关键，造成这样的特性和差异的原因是社会情境的变化、职业类型的转变、先赋性资源不足以及高等教育政策“普惠性”等。
【关键词】 新阶层;高等教育;普惠性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19）06-0024-0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技术的升级，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出现了一批很难被划分到已有的阶层新的群体，人们为此将其称之为“新阶层”。这一定义被2015年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所采认，它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主体是知识分子，职业构成是技术型和知识型的，在2017年时约有7200万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对于自身和下一代的教育非常重视，这些特性与非新阶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的程度上。但是人们对于新阶层的教育，尤其是其受高等教育程度方面的研究非常少，然而新阶层受教育状况体现的是教育资源的传递性，以及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正义等，因此研究新阶层的受高等教育程度就显得十分必要。本研究试图去描述新阶层的受高等教育程度是怎样？他们的受高等教育程度受到了什么作用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较多的研究集中在长辈因素对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第一，布劳和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理论认为长辈的社会地位对子辈的教育水平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代际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教育这个中介来实现的。郑若玲认为父辈受教育与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成正相关趋势，但是对本科层次，仅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其有作用;家庭的阶层类型、经济状况、父母的教育观念、社会地位认同和日常生活实践会对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产生限制，家庭资源利用会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第二，长辈带给个体的人口属性的特征对不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状况的影响。刘保中，、张月云和李建新认为秀，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男孩享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三，研究宏观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对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扩招后，城乡和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概率上升。
在研究的主体上，已有的研究以所有阶层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某一阶层群体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研究，对于新阶层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研究的维度上，将子辈的先赋性因素部分作为自变量，缺乏整体性的要素的影响的思考;在理论框架上，研究的过程中多是借鉴布劳和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理论或是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来构建研究框架，缺少对理论框架的整合。因此，本研究将新阶层的受高等教育程度置于不同的阶层之中，整合了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以及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理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长辈会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a：长辈的经济状况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b：长辈的职业地位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c：长辈的文化资本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d：长辈的社会地位与婚姻状况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e：子辈的先赋性因素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三、数据与测量
（一）样本获得
本研究选取厦门市作为样本获取及问卷调查的地点，问卷调查过程中，抽样部分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分中心城区、居委会、居民户、居民。调查对象须为在现居住地址内居住满6个月及以上，且必须为16周岁至65周岁的中国公民，不包括警察、现役军人、无工作（经历）的学生。本次共发放问卷501，回收501份，在对原始数据进行逻辑检查后，有效501份，有效回收率达100%。通过“目前工作属于新阶层”这一选项作为分组标准将群体分组为新阶层、非新阶层，其中新阶层问卷40份，非新阶层461份。
（二）研究对象、自变量与因变量
1.自变量
在先赋性因素上，是指长辈带来的影响，而非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其中包括长辈带来的影响和子辈的先赋性因素。其测量的指标具体为：（1）长辈经济状况;（2）长辈的职业状况，即长辈就业状况;（3）长辈的文化资本;（4）长辈的社会地位和婚姻状况。而子辈的先赋性因素的测量包括性别、出生年份、16岁前的户籍。
2.研究对象和因变量
研究的对象为新阶层。已有文献将新阶层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在非公经济领域中出现并且人数不断增长的社会群体，具有年轻人多、高学历的多、党外的多、流动人员多的特性，多数成员处于中产阶层的下层，关注社会发展。在本研究中通过已有的问卷数据统計，得出新阶层与非新阶层的差异：在社会身份与婚姻层面，新阶层出生年份在1980年到1999年的人占到了58.8%，说明新阶层具有年轻化趋势，新阶层人员属于中共党员的占到了16.5%，比非新阶层略高;新阶层的已婚人士多，但是婚姻满意度较非新阶层而言略低。在职业状况方面，新阶层人员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占到了85.6%;且新阶层换工作的比例较高，换工作频次在1-3次的居多。在经济状况上，呈现高消费和高收入特点，但是不同的工作收入差异仍旧很大。在文化状况上，新阶层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占到了66%，具有高学历的多的特点。在社会迁移和社会适应性方面，新阶层搬家次数较非新阶层多，且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本地的生活（92.4%）;在社会信任和公共事务方面，新阶层中61.9%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83.5%的人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强烈。 在研究中测量指标为受教育程度。其中新阶层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的为35.1%，大学本科的占28.9%，研究生为2.1%，高职技校为1%，中专为7.2%，初中或高中学历为21.6%;非新阶层，初中占到了24.8%，大学本科为21.6%，大学专科的为17.1%，高中占到了13.4%，小学占到了10.6%，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阶层成员受教育程度有较大的差异，非新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相较于体制外的新阶层要低。
四、模型测量结果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对长辈因素对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状况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新阶层的模型中，在基准模型1中，出生年份晚接受高等教育是出生年份早的1.827倍，16岁以前户口在农村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是户口在城市的2.593倍，随着影响因素的增多，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
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长辈因素对非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1中，出生年份晚接受高等教育是出生年份早的2.47倍，16岁以前户口在农村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是户口在城市的3.36倍。随着变量的增加，上过学的长辈其子辈接受高等教育的是没有上过学的0.275倍，长辈职业状况为全职农业，子辈接受高等教育的是其他职业的0.429倍。长辈中的其他因素对于非新阶层没有作用。
从以上的测量中，可以发现：（1）在不同阶层之中，出生年份和16岁以前的户籍类型对全体群体都有显著性的影响，假设1e假设成立。（2）长辈的受教育程度和长辈的就业状况仅对非新阶层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对新阶层没有影响，假设1b和假设1c部分成立。（3）由以上的模型中，可以看出长辈的阶层类型、婚姻状况、与长辈同吃同住三个对不同阶层的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并不明显，假设1a和假设1d不成立。
五、讨论
（一）新阶层的概念差异
新阶层的概念界定的差异性。在社会地位与婚姻状况上，新阶层表现出年轻化和已婚人士多的特点;在职业地位方面，表现出职业因个人能力获得和非农工作多的特点;在经济状况上，新阶层具有高消费与高收入的特点;在文化资本上，新阶层具有高学历多的特点;同时他们有流动性大，社会信任度、社会适应性和公共事务参与意愿高的特点。这与已有的研究中“新阶层”概念界定和特点有一些差别，具体原因作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新阶层处于现代性社会之中。现代性的社会具有流动性和灵动性。在流动的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造就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新的机会随处可见”，新阶层的成员利用自己的智慧，在社会中不断迁移，寻找机会。
其次，新阶层因为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受到风险社会的影响较大。在不稳定、不确定的风险之下，受过教育的新阶层具有相对“敏感性”，他们可能会“自我发现和思考”，为了抵抗风险，表现出了高流动性下的“社会参与性”。
最后，教育能增强职业的流动性，使新阶层脱离了长辈的职业类型的影响，使阶层上不具有代际的传递性。
（二）新阶层高学历性的原因探讨
新阶层具有较高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这使其具有高学历和“高知识性”，这是新阶层的个性所在。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促进高等教育覆盖范围、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增加。在近十年间，国家出台了各种教育政策，使得不同阶层群体的子代能够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可能。
第二，科技的变革、作用促进普遍重视教育。一方面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等需要具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另一方面，个体和家庭对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十分的看重，这样的观念也促进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第三，长辈因素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状况影响作用是有限的。长辈带来的影响对于固化的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强，这也造成了社会阶层的“部分固化”，而对于另一些群体地位尚未固定的群体而言，如新阶层，他们的家庭资源可能存在着不足，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文化资本”，而进行“新产出”，从而消减了长辈的经济、文化和阶层的对于其的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EB/OL][2018-01-29].http：//www.cssn.cn/zx/201801/t20180129_3831062_1.shtml？COLLCC=2821139634&.
[2]张海东，邓美玲.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测量与比较研究：基于六省市调查数据[J].江海学刊，2017（4）：81-90.
[3]王海磬.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200万人[EB/OL][2017-1-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06/c_129434180.htm.
[4]郑若玲.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侧重分析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互动[J].现代大学教育，2003（2）：21-25.
[5]侯龙龙，李锋亮，郑勤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39-45.
[6]宋紅霞.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研究[J].教育探索，2010（10）：30-31.
[7]刘玲.中国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8]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社会学研究，2010，25（3）：82-113，244.
[9]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4）：63-69.
[10]叶婧，潘林青.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壮大蕴藏巨大消费潜力[N/OL].亚太日报，2016-12-27.https：//cn.apdnews.com/XinHuaNews/558512.html.
【关键词】 新阶层;高等教育;普惠性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19）06-0024-0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技术的升级，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出现了一批很难被划分到已有的阶层新的群体，人们为此将其称之为“新阶层”。这一定义被2015年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所采认，它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主体是知识分子，职业构成是技术型和知识型的，在2017年时约有7200万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对于自身和下一代的教育非常重视，这些特性与非新阶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的程度上。但是人们对于新阶层的教育，尤其是其受高等教育程度方面的研究非常少，然而新阶层受教育状况体现的是教育资源的传递性，以及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正义等，因此研究新阶层的受高等教育程度就显得十分必要。本研究试图去描述新阶层的受高等教育程度是怎样？他们的受高等教育程度受到了什么作用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较多的研究集中在长辈因素对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第一，布劳和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理论认为长辈的社会地位对子辈的教育水平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代际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教育这个中介来实现的。郑若玲认为父辈受教育与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成正相关趋势，但是对本科层次，仅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其有作用;家庭的阶层类型、经济状况、父母的教育观念、社会地位认同和日常生活实践会对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产生限制，家庭资源利用会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第二，长辈带给个体的人口属性的特征对不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状况的影响。刘保中，、张月云和李建新认为秀，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男孩享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三，研究宏观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对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扩招后，城乡和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概率上升。
在研究的主体上，已有的研究以所有阶层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某一阶层群体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研究，对于新阶层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研究的维度上，将子辈的先赋性因素部分作为自变量，缺乏整体性的要素的影响的思考;在理论框架上，研究的过程中多是借鉴布劳和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理论或是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来构建研究框架，缺少对理论框架的整合。因此，本研究将新阶层的受高等教育程度置于不同的阶层之中，整合了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以及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理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长辈会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a：长辈的经济状况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b：长辈的职业地位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c：长辈的文化资本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d：长辈的社会地位与婚姻状况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假设1e：子辈的先赋性因素影响不同阶层子辈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三、数据与测量
（一）样本获得
本研究选取厦门市作为样本获取及问卷调查的地点，问卷调查过程中，抽样部分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分中心城区、居委会、居民户、居民。调查对象须为在现居住地址内居住满6个月及以上，且必须为16周岁至65周岁的中国公民，不包括警察、现役军人、无工作（经历）的学生。本次共发放问卷501，回收501份，在对原始数据进行逻辑检查后，有效501份，有效回收率达100%。通过“目前工作属于新阶层”这一选项作为分组标准将群体分组为新阶层、非新阶层，其中新阶层问卷40份，非新阶层461份。
（二）研究对象、自变量与因变量
1.自变量
在先赋性因素上，是指长辈带来的影响，而非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其中包括长辈带来的影响和子辈的先赋性因素。其测量的指标具体为：（1）长辈经济状况;（2）长辈的职业状况，即长辈就业状况;（3）长辈的文化资本;（4）长辈的社会地位和婚姻状况。而子辈的先赋性因素的测量包括性别、出生年份、16岁前的户籍。
2.研究对象和因变量
研究的对象为新阶层。已有文献将新阶层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在非公经济领域中出现并且人数不断增长的社会群体，具有年轻人多、高学历的多、党外的多、流动人员多的特性，多数成员处于中产阶层的下层，关注社会发展。在本研究中通过已有的问卷数据统計，得出新阶层与非新阶层的差异：在社会身份与婚姻层面，新阶层出生年份在1980年到1999年的人占到了58.8%，说明新阶层具有年轻化趋势，新阶层人员属于中共党员的占到了16.5%，比非新阶层略高;新阶层的已婚人士多，但是婚姻满意度较非新阶层而言略低。在职业状况方面，新阶层人员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占到了85.6%;且新阶层换工作的比例较高，换工作频次在1-3次的居多。在经济状况上，呈现高消费和高收入特点，但是不同的工作收入差异仍旧很大。在文化状况上，新阶层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占到了66%，具有高学历的多的特点。在社会迁移和社会适应性方面，新阶层搬家次数较非新阶层多，且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本地的生活（92.4%）;在社会信任和公共事务方面，新阶层中61.9%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83.5%的人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强烈。 在研究中测量指标为受教育程度。其中新阶层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的为35.1%，大学本科的占28.9%，研究生为2.1%，高职技校为1%，中专为7.2%，初中或高中学历为21.6%;非新阶层，初中占到了24.8%，大学本科为21.6%，大学专科的为17.1%，高中占到了13.4%，小学占到了10.6%，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阶层成员受教育程度有较大的差异，非新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相较于体制外的新阶层要低。
四、模型测量结果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对长辈因素对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状况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新阶层的模型中，在基准模型1中，出生年份晚接受高等教育是出生年份早的1.827倍，16岁以前户口在农村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是户口在城市的2.593倍，随着影响因素的增多，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
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长辈因素对非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1中，出生年份晚接受高等教育是出生年份早的2.47倍，16岁以前户口在农村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是户口在城市的3.36倍。随着变量的增加，上过学的长辈其子辈接受高等教育的是没有上过学的0.275倍，长辈职业状况为全职农业，子辈接受高等教育的是其他职业的0.429倍。长辈中的其他因素对于非新阶层没有作用。
从以上的测量中，可以发现：（1）在不同阶层之中，出生年份和16岁以前的户籍类型对全体群体都有显著性的影响，假设1e假设成立。（2）长辈的受教育程度和长辈的就业状况仅对非新阶层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对新阶层没有影响，假设1b和假设1c部分成立。（3）由以上的模型中，可以看出长辈的阶层类型、婚姻状况、与长辈同吃同住三个对不同阶层的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并不明显，假设1a和假设1d不成立。
五、讨论
（一）新阶层的概念差异
新阶层的概念界定的差异性。在社会地位与婚姻状况上，新阶层表现出年轻化和已婚人士多的特点;在职业地位方面，表现出职业因个人能力获得和非农工作多的特点;在经济状况上，新阶层具有高消费与高收入的特点;在文化资本上，新阶层具有高学历多的特点;同时他们有流动性大，社会信任度、社会适应性和公共事务参与意愿高的特点。这与已有的研究中“新阶层”概念界定和特点有一些差别，具体原因作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新阶层处于现代性社会之中。现代性的社会具有流动性和灵动性。在流动的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造就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新的机会随处可见”，新阶层的成员利用自己的智慧，在社会中不断迁移，寻找机会。
其次，新阶层因为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受到风险社会的影响较大。在不稳定、不确定的风险之下，受过教育的新阶层具有相对“敏感性”，他们可能会“自我发现和思考”，为了抵抗风险，表现出了高流动性下的“社会参与性”。
最后，教育能增强职业的流动性，使新阶层脱离了长辈的职业类型的影响，使阶层上不具有代际的传递性。
（二）新阶层高学历性的原因探讨
新阶层具有较高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这使其具有高学历和“高知识性”，这是新阶层的个性所在。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促进高等教育覆盖范围、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增加。在近十年间，国家出台了各种教育政策，使得不同阶层群体的子代能够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可能。
第二，科技的变革、作用促进普遍重视教育。一方面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等需要具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另一方面，个体和家庭对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十分的看重，这样的观念也促进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第三，长辈因素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状况影响作用是有限的。长辈带来的影响对于固化的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强，这也造成了社会阶层的“部分固化”，而对于另一些群体地位尚未固定的群体而言，如新阶层，他们的家庭资源可能存在着不足，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文化资本”，而进行“新产出”，从而消减了长辈的经济、文化和阶层的对于其的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EB/OL][2018-01-29].http：//www.cssn.cn/zx/201801/t20180129_3831062_1.shtml？COLLCC=2821139634&.
[2]张海东，邓美玲.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测量与比较研究：基于六省市调查数据[J].江海学刊，2017（4）：81-90.
[3]王海磬.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200万人[EB/OL][2017-1-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06/c_129434180.htm.
[4]郑若玲.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侧重分析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互动[J].现代大学教育，2003（2）：21-25.
[5]侯龙龙，李锋亮，郑勤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39-45.
[6]宋紅霞.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研究[J].教育探索，2010（10）：30-31.
[7]刘玲.中国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8]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社会学研究，2010，25（3）：82-113，244.
[9]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4）：63-69.
[10]叶婧，潘林青.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壮大蕴藏巨大消费潜力[N/OL].亚太日报，2016-12-27.https：//cn.apdnews.com/XinHuaNews/558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