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其实《恋恋风尘》里阿远的原型就是我。我初中毕业到台北工作，那个叫阿真的女孩子晚我一年到台北。我们在村庄里时，双方父母就已经称对方为亲家了。那个女孩就是你跟她讲什么她都相信你，很典型的台湾女孩子，住在山上，不晓得外面，到台北来工作，就是一心想着可以依靠我。
　　那时候我换了很多工作，什么都做过，在外面当学徒，连老板全家的衣服都要洗。后来我去当兵，她买了一千多个信封，准备写上她的地址，贴上邮票。那时候一张邮票两块钱，一千多张邮票是两千多块，她五个月的薪水。
　　那天晚上我本来要走，后来就陪着她写。她最后大概很累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她在餐饮店工作，卖肉粽和汤圆——我就帮她写。最后她睡着了，我就拿了条小棉被帮她盖上。第二天她起来，我也写完了，就把信封捆好带去当兵。最后侯孝贤拍片时保留了“我们一起写信封”的镜头，其他的他就删掉了，因为觉得太煽情了，没有人会相信。
　　我扛着一千多个信封去当兵，去金门要坐船：宪兵检查时说：“你以为金门没邮局吗？”我在金门最后的时间里，她跟别人结婚了。那时候我很生气，很想回去问她为什么，后来想想，又觉得我之前也没有承诺说要娶她。算了，她既然都成了别人的太太，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可是我当时很痛苦，之后就开始写小说，开始投稿。
　　我妹妹那时候念国中，很可爱，我经常跟她聊天，讲我在台北的时候，每天晚上去帮阿真收店，然后两个人就拿着肉粽去北门荡秋千，两个人坐在秋千上看最后一班夜车过去了，然后我再回去，就反复讲这些细节。
　　有一天我叫她帮我寄个小说到报社，她就把我原来的名字“吴文钦”涂掉，写成“念真”，就这样寄出去了，登出来就是这个名字。
　　那时候阿真大概在报纸上辗转看到了这篇文章，她就打电话到我公司来找我。她不敢打电话问他们家的人，找到我就讲东讲西，偶尔讲到她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小说，知道是我写的，她说：“你不要用那个名字，我看到很难过。”
　　后来我打电话跟报社讲，叫他们不要再用那个名字了，因为我还有几篇稿子在那边。他们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再改很麻烦啊。你加个‘吴’嘛，就是‘没有’啊。”就这样变成“吴念真”了。
　　完全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以后恋爱的困难，没想到它会变成婚姻的障碍，也没想到侯孝贤有一天会拿来拍电影，而且拍得还不错。搞成这样真的很烦，拍完后有人到我家访问，我太太气得要死。不过她后来习惯了，结婚后只要有人打电话说“我找念真”，她就说：“等下！”如果有人讲“我找文钦”，她就说：“你等一下哦。”
　　现在再回头看那一段，真的是青春的沧桑啊。我想每个人如果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心里面记着也不坏，不然白走了这一遭。特别是几年后有一次开车去加油时碰到她，两个人就在那里聊天，一切都成为过去，就讲自己的家庭怎样。
　　她后来的命运不是很好，她先生的生意做得不好。她打电话跟我借钱，说她儿子在日本念书没钱了，要我借给她。我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她竟然跟我讲，欠我的钱等她退休时用保险金还我。我就用很脏的台湾话骂她，就像年轻时骂她一样。
　　后来就是这样，好几次帮她渡过难关。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人家都知道我们的事，就说：“怎样，现在看到阿真，会不会心脏咚咚咚？”我说：“不会啊，我现在看到她心想还好没和她结婚。”
　　人家问为什么，怎么这样讲。我说这样辗转发现旁边睡了一只大象，我会觉得很可怕——她后来变得很胖。因为很熟悉，所以非常亲近，可以开这种玩笑。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我一辈子没有拉过她的手。
　　（摘自《知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