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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10日，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长沙县板仓杨家老屋时，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的一叠手稿。
据当时的修建工人介绍，这叠手稿是他们在拆去杨开慧卧室的后墙时发现的。当时手稿整齐地折叠在一起，直放在砖缝中，砖缝外面还糊上了一层泥灰。
手稿共12页，其中自传体散文一篇3页，为官堆纸，每页纵长24.3厘米，横长51.8厘米；其余9页为深绿色方格手边作文纸，每页纵长22.8厘米，横长26.8厘米。行文系用毛笔从右至左直行书写。手稿共约4200余字，行草字体，字迹清秀流畅。由于藏于墙缝中达50余年，纸张发黄，有几页字迹略有残缺。手稿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手稿中共有完整的诗文7篇：自传体散文一篇，诗两首，杂文两篇，没有发出的信两封。写作时间为1928年10月至1929年。
这次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从许多方面反映了杨开慧烈士的高尚情操和斗争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杨开慧烈士的生平与思想有重要价值。
这里介绍手稿中的两篇杂文。
杂文一：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
预备寄京报莫愁的，没有寄去。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原（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
[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朱德妻，我想多一半是共产党，（OOO在军中） ，更或许是一个重要角色，若如此杀之并不很冤枉（OOO共产党OOOOOO，我敢说一句不该杀的道理吗）。然而杀她的，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欣赏她的人头认（引）以为快的，也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于是乎，我就记起了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如是乎，我那个“杀人者不得已也”拿在这里，就解不通了！欣赏的多热烈，在报章上可以寻到代表他们的美妙文章！如是乎，我之“少数凶残者之所为也”，在这里也就解不通了！如是乎，我就找到了时代精神原来如此！
然而，我是一个弱到生怕被杀，因而怕杀人的人。我终竟（究）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懂得了！原来如此。我的时代眼光，竟走错了千里路呵1我以为现在的人类，人类里头的一部分中国人类，其文明程度已经到了差一点儿[不]把死刑废除！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事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呵！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我只惨然的（地）说，这是什么事呵！还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凶残的人类所做的，普通的人并不如此！可是呵，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检（简）直是普遍须（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最快的情绪？幸喜想到了莫愁，立时觉得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在这里要谢谢我亲爱的莫愁了！
《悲感》这篇手稿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但接着写的另一篇手稿《寄一弟》（诗），注明写于“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日”；为公历1929年5月16日。由此可以推论《悲感》应是写于1929年3月至1929年5月16日之前。又因湖南民国日报1929年3月7日登载有朱德妻肖奎联挂头示众的报道，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写道：“[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不可不]读！”由此又可推论，《悲感》一文可能写于1929年4月。如果她看到的那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是登载在1929年4月底的湖南民国日报上，那么《悲感》一文则可能写于1929年5月16日之前。
朱德妻伍若兰（化名肖奎联），湖南耒阳人，1906年出生在县城南郊金兰村一个农民兼小商的家庭，1925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县，任共青团耒阳县委会宣传部长，“马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形势下留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从广东进入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举行了“年关暴动”。2月16日，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攻克耒阳，建立耒阳县苏维埃政府，伍若兰被选为县女界联合会会长。2月底她与朱德结婚，旋调入部队，在师部任宣传队长。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她调任红四军政治部任宣传队长。1929年2月，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中，在寻乌县的圳下，军部突遭敌人包围，为掩护军部和朱德突围，她端起机枪与战士们一起向敌人猛烈扫射，把敌人引向自己，不幸被俘。敌人得知伍若兰是朱德的妻子，惊喜若狂。他们用各种手段对她进行威逼利诱，但是毫无所获。2月12日，敌人将伍若兰杀害于江西赣州城，并将她的头颅悬挂示众数日。又因伍若兰是湖南人，3月7日，敌人又将她的头颅挂在长沙大街上示众，随后还无耻地在湖南民国日报上发了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妄图震慑人心。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以犀利的笔锋，义正词言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沉痛地揭露了反动统治者视“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的凶残本质。同时，她对当时那些欣赏人头的人们是非不分的心理状态，也作了深刻剖析与嘲弄。“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在“杀，杀，杀”的腥风血雨的时刻，杨开慧满怀悲愤写下这篇《悲感》，想将它投寄《京报》的副刊《莫愁》。
杂文二：女权高于男权？
预备寄莫愁的，没有寄去。
无意之中，看见京报副刊上的一篇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我才知道现在国民政府所许与我们的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平等。但这绝对不是国民政府之过，是我们女子无彻底的要求之过，我不禁又要长叹惜（息）了！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要知道承继财产权绝对不是须（需）要不须（需）要的话，是“人”既有承继财产的事实，女子是“人”，当然是一样有这种事实。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罢！必须要达到女子结婚与不结婚和男子一样，有承继财产权的目的，才能算得男女平等的法律。现在我们还在受附属品的待遇，而袁枚功先生还说女权高于男权，请袁先生承认我们是“人”再来谈话罢。
这篇文章是接着写在《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之后的。依此推论，它应是写于1929年4月或1929年5月16日之前。
杨开慧出身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杨昌济思想的影响，她在学生时代就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热烈主张妇女的解放。1920年，她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时，就曾在《湖南通俗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当时，周南女校有一个英语教员逼死了出身贫苦的妻子，学校当局置若罔闻，不采取任何措施。杨开慧知道后，非常气愤地对同学们说：“这就是反动势力压迫我们妇女的罪证。”在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她和同学们在福湘、周南的校刊上发表文章，大造舆论，迫使学校当局对这件事做了处理。
在批驳袁枚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中，杨开慧的笔锋更是直指要害。她说：“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而当时的法律规定“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她批评当时“国民政府所许与我们的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平等”，把妇女当附属品，不当“人”看。她呼吁妇女们“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
据当时的修建工人介绍，这叠手稿是他们在拆去杨开慧卧室的后墙时发现的。当时手稿整齐地折叠在一起，直放在砖缝中，砖缝外面还糊上了一层泥灰。
手稿共12页，其中自传体散文一篇3页，为官堆纸，每页纵长24.3厘米，横长51.8厘米；其余9页为深绿色方格手边作文纸，每页纵长22.8厘米，横长26.8厘米。行文系用毛笔从右至左直行书写。手稿共约4200余字，行草字体，字迹清秀流畅。由于藏于墙缝中达50余年，纸张发黄，有几页字迹略有残缺。手稿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手稿中共有完整的诗文7篇：自传体散文一篇，诗两首，杂文两篇，没有发出的信两封。写作时间为1928年10月至1929年。
这次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从许多方面反映了杨开慧烈士的高尚情操和斗争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杨开慧烈士的生平与思想有重要价值。
这里介绍手稿中的两篇杂文。
杂文一：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
预备寄京报莫愁的，没有寄去。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原（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
[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朱德妻，我想多一半是共产党，（OOO在军中） ，更或许是一个重要角色，若如此杀之并不很冤枉（OOO共产党OOOOOO，我敢说一句不该杀的道理吗）。然而杀她的，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欣赏她的人头认（引）以为快的，也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于是乎，我就记起了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如是乎，我那个“杀人者不得已也”拿在这里，就解不通了！欣赏的多热烈，在报章上可以寻到代表他们的美妙文章！如是乎，我之“少数凶残者之所为也”，在这里也就解不通了！如是乎，我就找到了时代精神原来如此！
然而，我是一个弱到生怕被杀，因而怕杀人的人。我终竟（究）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懂得了！原来如此。我的时代眼光，竟走错了千里路呵1我以为现在的人类，人类里头的一部分中国人类，其文明程度已经到了差一点儿[不]把死刑废除！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事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呵！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我只惨然的（地）说，这是什么事呵！还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凶残的人类所做的，普通的人并不如此！可是呵，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检（简）直是普遍须（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最快的情绪？幸喜想到了莫愁，立时觉得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在这里要谢谢我亲爱的莫愁了！
《悲感》这篇手稿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但接着写的另一篇手稿《寄一弟》（诗），注明写于“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日”；为公历1929年5月16日。由此可以推论《悲感》应是写于1929年3月至1929年5月16日之前。又因湖南民国日报1929年3月7日登载有朱德妻肖奎联挂头示众的报道，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写道：“[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不可不]读！”由此又可推论，《悲感》一文可能写于1929年4月。如果她看到的那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是登载在1929年4月底的湖南民国日报上，那么《悲感》一文则可能写于1929年5月16日之前。
朱德妻伍若兰（化名肖奎联），湖南耒阳人，1906年出生在县城南郊金兰村一个农民兼小商的家庭，1925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县，任共青团耒阳县委会宣传部长，“马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形势下留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从广东进入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举行了“年关暴动”。2月16日，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攻克耒阳，建立耒阳县苏维埃政府，伍若兰被选为县女界联合会会长。2月底她与朱德结婚，旋调入部队，在师部任宣传队长。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她调任红四军政治部任宣传队长。1929年2月，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中，在寻乌县的圳下，军部突遭敌人包围，为掩护军部和朱德突围，她端起机枪与战士们一起向敌人猛烈扫射，把敌人引向自己，不幸被俘。敌人得知伍若兰是朱德的妻子，惊喜若狂。他们用各种手段对她进行威逼利诱，但是毫无所获。2月12日，敌人将伍若兰杀害于江西赣州城，并将她的头颅悬挂示众数日。又因伍若兰是湖南人，3月7日，敌人又将她的头颅挂在长沙大街上示众，随后还无耻地在湖南民国日报上发了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妄图震慑人心。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以犀利的笔锋，义正词言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沉痛地揭露了反动统治者视“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的凶残本质。同时，她对当时那些欣赏人头的人们是非不分的心理状态，也作了深刻剖析与嘲弄。“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在“杀，杀，杀”的腥风血雨的时刻，杨开慧满怀悲愤写下这篇《悲感》，想将它投寄《京报》的副刊《莫愁》。
杂文二：女权高于男权？
预备寄莫愁的，没有寄去。
无意之中，看见京报副刊上的一篇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我才知道现在国民政府所许与我们的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平等。但这绝对不是国民政府之过，是我们女子无彻底的要求之过，我不禁又要长叹惜（息）了！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要知道承继财产权绝对不是须（需）要不须（需）要的话，是“人”既有承继财产的事实，女子是“人”，当然是一样有这种事实。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罢！必须要达到女子结婚与不结婚和男子一样，有承继财产权的目的，才能算得男女平等的法律。现在我们还在受附属品的待遇，而袁枚功先生还说女权高于男权，请袁先生承认我们是“人”再来谈话罢。
这篇文章是接着写在《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之后的。依此推论，它应是写于1929年4月或1929年5月16日之前。
杨开慧出身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杨昌济思想的影响，她在学生时代就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热烈主张妇女的解放。1920年，她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时，就曾在《湖南通俗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当时，周南女校有一个英语教员逼死了出身贫苦的妻子，学校当局置若罔闻，不采取任何措施。杨开慧知道后，非常气愤地对同学们说：“这就是反动势力压迫我们妇女的罪证。”在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她和同学们在福湘、周南的校刊上发表文章，大造舆论，迫使学校当局对这件事做了处理。
在批驳袁枚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中，杨开慧的笔锋更是直指要害。她说：“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而当时的法律规定“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她批评当时“国民政府所许与我们的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平等”，把妇女当附属品，不当“人”看。她呼吁妇女们“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