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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范惠琴的照片陈列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照片说明称她是阿庆嫂原型人物之一。”
说到外婆范惠琴，金耀良满含深情：“外婆是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 那时候叫横泾，外婆家是大户人家，房子有三进多。或许正是因为家里有地方，才吸引了不少革命干部到家里来。”
1930年，年方18岁的范惠琴与上海交大毕业的高材生蒋志华结婚。婚后不久在南京、上海、青岛等地生活。抗战爆发，其夫奉命前去抢修铁路，范惠琴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到阔别多年龚家浜北泗泾村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
有一天，村上来了两位教书先生，在村里办起了夜校。范惠琴想多识些字，就参加了夜校。教书先生分别为李正廉和周朗。他们明着是教书，暗地里宣传抗日救国。范惠琴正是在地下党员李正廉和周朗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范惠琴对抗日活动很是热心，把房子拿出来给地下人员住;伤员缺药棉，她把全新的棉花胎贡献出来;她最大的贡献是帮着新四军战士做鞋子和洗衣服，带动了一大批妇女加入进来。渐渐地，她成了夜校的骨干，她的家也成了新四軍的地下交通站、联络站，苏州县临时抗日政府办公地。
范惠琴得知周朗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为了抢夺一挺机枪不幸中弹牺牲后，大哭。当时的民运干部李敏开导她：“人死不能复生，周朗是为抗日和革命而死，我们活着的人必须积极战斗，才能告慰他。”从此，范惠琴知道革命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她变得坚强起来。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乡妇协主任，区、县妇女协会的组织委员等职。工作中，范惠琴认识了林俊（谭震林）、夏光（郭建光原型人物之一）、杨浩庐、任天石等人。当时有不少伤病员被转移到了沙家浜芦苇荡里，日伪军盯得很紧，眼看着伤病员没有东西吃，范惠琴打扮成割野草的样子，冒着生命危险，摇着小船，给伤病员送干粮。有一次，范惠琴还送了红烧肉、横泾老街四妹燠鸡、润得三角粽子和茶叶蛋，把她丈夫的几件衣服也送给了伤病员。新四军将士很是感动。范惠琴又介绍她的表弟金炳辉、钱江、朱根生、朱坤元等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后来，4人在人民军队中均担任要职。
新“江抗”成立后，为了适应地下斗争需要，范惠琴将家里的地板进行了改造，底板下层加高，可以容纳一个人的藏身，沿河还开了小门，便于转移。有一次，家里来了位怀孕的干部家属，行动不便，范惠琴对那个干部说：你放心好了，交给我没有问题。没几天，一群日军就上门了，在汉奸带领下到处抓捕陌生人。范惠琴就把这位孕妇隐藏到了地板下面，日军来时，她面不改色，又是递烟，又是泡茶，口才也很好，说得那帮家伙哈哈大笑。日军走后，那位孕妇夸她是临危不乱的女中豪杰。这点与戏里的阿庆嫂颇有几分神似。在抗日最艰难的岁月里，范惠琴接待和掩护过不少新四军首长和伤病员。后来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李正廉称赞：“小范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递送情报，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你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范惠琴机智、勇敢，化解了一次次危机。当时部队要印刷抗日报纸《大众报》，为了送报纸，范惠琴和几位妇女扮作办丧事的，把棺材放在船上，报纸放进棺材里。伪军检查，她气定神闲地说，死者是传染病死的，你们要等我们离开才能打开，结果把敌人吓得挥手赶他们走。
在反清乡斗争中，地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范惠琴也被驻横泾镇日伪军抓走，敌人要绑她，她说，不用绑，我可以和你们走。范惠琴和村里另外一个女干部金阿秀被关在一起，几个日军把她们踢倒在地，用沾水的皮鞭狠命地抽打她们。日军还叫她们跪在硬树枝上，然后用刀背和皮鞭轮流打，叫她们说出新四军伤病员在哪里。她俩就是不开口，日伪军无计可施，最后把她们倒着在铺满石子的路上拖，范惠琴几次昏死过去。
天黑了，日军见两女子奄奄一息，就把她们扔在街上。两人清醒后，往家里爬。范惠琴整整休养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走路。新四军方面盛赞她们的勇敢和坚强，没有出卖一个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动员范惠琴去南京工作，她说要带几个孩子，而且身体有疾病，“不能给组织添麻烦”。1954年，范惠琴与丈夫在苏州阊门定居。丈夫曾在国民党部队参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南京水泥厂、广西柳州水泥厂、苏州市人防工程等地担任高级工程师，全家收入都来自于他的工资。
后来人们在一个革命纪念馆里发现了一份当年新四军印刷的《大众报》，报载：范惠琴在1940年12月26日上午召开的苏州县妇女协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妇协执行委员。2001年那年，媒体开始关注范惠琴的事迹，但她从不把自己当作阿庆嫂，她觉得那个时代参加革命的妇女个个都是阿庆嫂。2003年11月2日，范惠琴走完了她93岁人生。
为了传承外婆当年的责任与精神，金耀良在琴湖新村公交车站旁开了个沙家浜阿庆嫂的“春来茶庄”，店内张贴着《沙家浜》的老版剧照，茶几上摆放着原汁原味的七星灶铜壶。铜壶是民国时用的那种，古玩市场淘来的。金耀良说：“这是我对外婆的一个承诺，担起了沙家浜阿庆嫂传人，做老本行，开春来茶庄、茶馆，经营沙家浜春来茶叶和土特产。”
（责任编辑 孙月红）
说到外婆范惠琴，金耀良满含深情：“外婆是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 那时候叫横泾，外婆家是大户人家，房子有三进多。或许正是因为家里有地方，才吸引了不少革命干部到家里来。”
1930年，年方18岁的范惠琴与上海交大毕业的高材生蒋志华结婚。婚后不久在南京、上海、青岛等地生活。抗战爆发，其夫奉命前去抢修铁路，范惠琴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到阔别多年龚家浜北泗泾村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
有一天，村上来了两位教书先生，在村里办起了夜校。范惠琴想多识些字，就参加了夜校。教书先生分别为李正廉和周朗。他们明着是教书，暗地里宣传抗日救国。范惠琴正是在地下党员李正廉和周朗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范惠琴对抗日活动很是热心，把房子拿出来给地下人员住;伤员缺药棉，她把全新的棉花胎贡献出来;她最大的贡献是帮着新四军战士做鞋子和洗衣服，带动了一大批妇女加入进来。渐渐地，她成了夜校的骨干，她的家也成了新四軍的地下交通站、联络站，苏州县临时抗日政府办公地。
范惠琴得知周朗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为了抢夺一挺机枪不幸中弹牺牲后，大哭。当时的民运干部李敏开导她：“人死不能复生，周朗是为抗日和革命而死，我们活着的人必须积极战斗，才能告慰他。”从此，范惠琴知道革命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她变得坚强起来。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乡妇协主任，区、县妇女协会的组织委员等职。工作中，范惠琴认识了林俊（谭震林）、夏光（郭建光原型人物之一）、杨浩庐、任天石等人。当时有不少伤病员被转移到了沙家浜芦苇荡里，日伪军盯得很紧，眼看着伤病员没有东西吃，范惠琴打扮成割野草的样子，冒着生命危险，摇着小船，给伤病员送干粮。有一次，范惠琴还送了红烧肉、横泾老街四妹燠鸡、润得三角粽子和茶叶蛋，把她丈夫的几件衣服也送给了伤病员。新四军将士很是感动。范惠琴又介绍她的表弟金炳辉、钱江、朱根生、朱坤元等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后来，4人在人民军队中均担任要职。
新“江抗”成立后，为了适应地下斗争需要，范惠琴将家里的地板进行了改造，底板下层加高，可以容纳一个人的藏身，沿河还开了小门，便于转移。有一次，家里来了位怀孕的干部家属，行动不便，范惠琴对那个干部说：你放心好了，交给我没有问题。没几天，一群日军就上门了，在汉奸带领下到处抓捕陌生人。范惠琴就把这位孕妇隐藏到了地板下面，日军来时，她面不改色，又是递烟，又是泡茶，口才也很好，说得那帮家伙哈哈大笑。日军走后，那位孕妇夸她是临危不乱的女中豪杰。这点与戏里的阿庆嫂颇有几分神似。在抗日最艰难的岁月里，范惠琴接待和掩护过不少新四军首长和伤病员。后来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李正廉称赞：“小范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递送情报，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你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范惠琴机智、勇敢，化解了一次次危机。当时部队要印刷抗日报纸《大众报》，为了送报纸，范惠琴和几位妇女扮作办丧事的，把棺材放在船上，报纸放进棺材里。伪军检查，她气定神闲地说，死者是传染病死的，你们要等我们离开才能打开，结果把敌人吓得挥手赶他们走。
在反清乡斗争中，地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范惠琴也被驻横泾镇日伪军抓走，敌人要绑她，她说，不用绑，我可以和你们走。范惠琴和村里另外一个女干部金阿秀被关在一起，几个日军把她们踢倒在地，用沾水的皮鞭狠命地抽打她们。日军还叫她们跪在硬树枝上，然后用刀背和皮鞭轮流打，叫她们说出新四军伤病员在哪里。她俩就是不开口，日伪军无计可施，最后把她们倒着在铺满石子的路上拖，范惠琴几次昏死过去。
天黑了，日军见两女子奄奄一息，就把她们扔在街上。两人清醒后，往家里爬。范惠琴整整休养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走路。新四军方面盛赞她们的勇敢和坚强，没有出卖一个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动员范惠琴去南京工作，她说要带几个孩子，而且身体有疾病，“不能给组织添麻烦”。1954年，范惠琴与丈夫在苏州阊门定居。丈夫曾在国民党部队参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南京水泥厂、广西柳州水泥厂、苏州市人防工程等地担任高级工程师，全家收入都来自于他的工资。
后来人们在一个革命纪念馆里发现了一份当年新四军印刷的《大众报》，报载：范惠琴在1940年12月26日上午召开的苏州县妇女协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妇协执行委员。2001年那年，媒体开始关注范惠琴的事迹，但她从不把自己当作阿庆嫂，她觉得那个时代参加革命的妇女个个都是阿庆嫂。2003年11月2日，范惠琴走完了她93岁人生。
为了传承外婆当年的责任与精神，金耀良在琴湖新村公交车站旁开了个沙家浜阿庆嫂的“春来茶庄”，店内张贴着《沙家浜》的老版剧照，茶几上摆放着原汁原味的七星灶铜壶。铜壶是民国时用的那种，古玩市场淘来的。金耀良说：“这是我对外婆的一个承诺，担起了沙家浜阿庆嫂传人，做老本行，开春来茶庄、茶馆，经营沙家浜春来茶叶和土特产。”
（责任编辑 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