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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乡村档案文化建设为研究视角，以著名诗人艾青的家乡F村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力争获取F村在乡村档案文化建设中的真实状况。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档案工作效益滞后性特征、传统档案文化的政治性色彩、乡村档案建设在制度和技术上的缺失以及乡村档案资源匮乏是阻碍F村档案文化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由点及面，要想推动我国乡村档案文化的良性发展，需要在制度建构、技术支持、作用宣传和典型示范等方面作出努力。
关键词：乡村档案；档案文化；现状调查；发展对策；实证研究
Abstract： Choosing the poet AI Qing’s hometown of F village as a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angle of rural archives cultur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get F village in rural archives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real situation through varieties of ways such as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expert advice on the groun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ag in benefits of archival work， traditional archival culture’s being political， shortcomings of the village archives culture building in the system and technique， and the lack of resources was the main obstac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rchives culture. From micro to macro analysis， this paper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chives culture construction， we have to make attempts in system construction， technique supporting， promoting publicity， and model demonstration.
Keywords： Rural archives； Archival culture；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Empirical research
鉴于档案自身的文化属性以及对保存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贡献，关于档案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在档案文化的概念、特征和相关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较多，但少有深入实际的个案调查，这也是激发笔者选择实证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国长期处于以广大乡村为核心的乡土文化之中，虽然近代以来受到城市工业文化的猛烈冲击，但是“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1]的格局并没有改变。2004年～2013年，连续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问题为核心，从中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仍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档案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将研究的视野关切到这正在经受复杂变化的广袤乡村。
1 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现状调查
1.1 调查背景。在个案对象的选择上，笔者选取了著名诗人艾青的家乡浙江省F村。因为该村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档案工作基础，而这是开展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前提。同时，该村围绕诗人艾青所进行的人文旅游景点建设工程也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契机。相较于那些已经被确定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的乡村而言，F村的档案文化建设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这也让它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
从2009年开始，笔者针对乡村档案文化建设这个主题，先后多次到F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了该村的大致情况。同时，为了能够使调查更加深入，笔者还与该村村支书、村会计和J大伯等人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了解到更多该村发展中的细节。
1.2 F村概况。F村起源于洪武廿七年，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地理位置位于金华市中部，总面积0.2平方公里，距离镇中心只有1.7公里的路程，而距离全国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截至2014年底，全村共有农户556户，人口1198人，农民人均年收入12600元，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多元，工农业总产值1000多万元。在乡村建设方面该村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先后获得了省级绿化示范村、省级旅游特色村、省级重点培育中心示范村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2012年，F村成为浙江省8个旧村改造示范村之一，现已争取申报成为国家级乡村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F村作为浙中一个普通的乡村，之所以有文化建设的底蕴和诉求，一切源于诗人艾青这个文化标签的存在。F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艾青的故居和因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而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保姆大堰河的坟冢。该村人文旅游景点和新农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级政府和各种企业的关注与支持，无不与该村“艾青”文化符号相关联。
1.3 F村档案文化建设现状
1.3.1 具备档案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虽然人均田地稀少，但是借着毗邻浙江省义乌市的地理优势，F村的乡民早已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土地生存的方式，通过小商品来料加工、经营农家乐和个体经商等方式，逐步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加之，各级政府和企业对艾青故居人文旅游景点建设的关注和支持，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在逐年增加。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F村新修了便民服务中心，有相对完善的人员办公和档案存放地点，档案装具和基本档案设备的购买也在村财政能力的范畴之内。 1.3.2 已有档案文化建设的现实诉求。F村的档案文化建设诉求主要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档案需求和历史文化名村建设两个方面，特别是艾青故居人文旅游景点的建设更是将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出来。乡民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档案利用的需求，只是这种诉求的几率非常小。例如，在核定旧村改造的补偿款时，乡民需要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追溯本村历史，建设村祠堂和村史走廊的过程中，需要找寻相关的族谱和历史档案作为依据；而在艾青故居的建设过程中，收集艾青生平，特别是小时候在故居读书生活的一些历史照片档案成为一种迫切需求。在这些活动中，档案走进了乡民的视野，也引发了他们对于档案在哪里、怎么查、怎么展现等诸多问题的追问，也就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档案文化建设诉求。
1.3.3 缺乏规范的档案管理形态。F村虽然有固定的档案保管场所，但是在档案管理的其他方面却也如多数乡村一样，缺乏规范的档案管理形态。在档案工作规划方面，虽然乡镇和村委会的成员都已经感受到了档案建设的重要性，但是迫于现实工作的压力，他们还无暇顾及，也就谈不上该村档案工作的总体规划。在档案工作人员方面，基本沿袭着“谁办理，材料在谁手里”的方式。一位从F村出去的大学生，因为单位核定“三龄两历”需要其在该村时的村民花名册，经过多方打听，这份上世纪60年代的小册子从该村一位老会计个人手中查询得到。在档案管理制度方面，不管是档案的收集、整理还是提供利用，F村也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处于一种自发懵懂的状态。
2 乡村档案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2.1 档案工作效益的隐蔽性和滞后性特征。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在我国经济条件仍不富裕的现实背景下，这种效益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效益，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在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将那些能够产生现实、直接经济效益的行业作为投入的首选。因此，“档案袋里不出粮食”、“没有档案，照样一年又一年”的思想就生动地反映出了乡村档案文化乃至整个档案行业不受重视的原因：档案工作所产生的效益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滞后性特征。
档案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的一种公益性事业，经济效益并不是其首要目标。由于档案工作对社会所带来的收益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并不如企业一样直观明晰，因此档案工作效益带有很强的隐蔽性特征。同时，由于档案工作从收集整理到最后为利用者服务，都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档案工作效益还表现出滞后性的特点。所谓滞后性，主要是针对投资档案工作的效益周期而言，即指投资档案工作的效益在时间上具有延迟性[2]。无论是隐蔽性特征还是滞后性特征，都不利于民众直观地感受到档案工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也阻碍了国家和民众对档案工作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在乡村档案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乡民对于“档案”语词的陌生，对于档案作用的误解，对于档案文化建设投入的迟疑也就不难理解，这是档案工作效益隐蔽性和滞后性特征所带来的对于档案工作的长期影响，这种状况的消解需要社会经济实力的发展和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需要档案工作的长期不懈努力，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2.2 传统档案文化的封闭神秘色彩。从档案产生以及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光有工具价值的档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价值的档案也是不存在的” [3]，但是档案作为“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双元价值结合体”，却不等于档案价值实现的相同。在“人本位——君本位——官本位”的档案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档案价值实现中工具价值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档案价值实现的椭圆理论[4]所阐述，统治阶级对档案工具价值的追求一方面抑制了档案信息价值的实现，档案信息价值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所谓“九卿翰林部员，有终生不得窥见一字者”就是最好的写照；另外一方面则因为档案工具价值实现的扩张性表现，使得档案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君本位主导下为人治服务的工具”[5]，也使人们逐渐将档案与“政治”、“神秘”、“封闭”等语词关联，让档案利用文化的空间不断被挤压。
传统文化的这种封闭神秘色彩也在笔者具体的实践调研中得到了印证。在实地采访时，面对乡村档案是什么的话题，受访者无一例外地将乡村档案等同或部分等同于人事档案，认为档案就是事关自己但自己却不能看的神秘材料。在采访具体的档案利用案例时，很多乡民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利用过档案。这一方面与乡民档案利用行为的确不多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他们对档案概念认识的偏差，有很多档案利用行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而已。例如，在修建该村祠堂的过程中，利用了大量村民个人保存的照片档案，而这些材料在乡民心中从来没有将其与“档案”等同起来。
乡民对于档案神秘和政治性色彩的认识不仅体现在档案概念方面，而且渗透到有关档案行为的各个方面。这种神秘封闭色彩对乡民的影响更重要地体现在对档案的敬畏态度，因为心存疑虑，更多的乡民甚至不愿谈及与己有关的档案话题。他们始终认为档案充满了神秘和政治的色彩，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也最好少接触为妙。在这种心态下，谈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似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虽然档案管理机构和国家的档案管理政策已经相较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档案的“亲民”、“开放”形象还要进一步地发展和推动，档案形象的转变之路还十分漫长。
2.3 乡村档案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的缺失。乡村档案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的缺失，首先表现在国家层面的档案法律《档案法》及《档案法实施办法》中缺乏有关乡村档案建设的明确内容，没有档案基本法的支持，容易造成实际工作中对乡村档案管理的忽视。其次，依据《档案法》建立起来的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其管理层级只能到县一级。这与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不宜设置过细相关，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因为缺乏档案部门的呼声，容易造成乡村档案工作与县市以上档案工作的脱节，这种脱节又具体体现在乡村档案工作在制度和技术标准方面的缺失。 在调研中，当F村的村委会成员和部分乡民意识到本村档案资源保存与开发的重要性时，想要参照现有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来进行本村档案室的建设时却发现很难找到适宜的规范性文本。国家和省级层面虽然有《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意见》，但是这些文件重在提高政府和社会对乡村档案的认识程度，具有宏观战略意义却缺乏可操作性。F村的村委会成员和部分乡民的意愿是希望在没有专业档案人员的现实条件下，能够找到可以复制和仿效的模板。从档案专业的角度解读，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找到较为权威并贴近乡村实际的乡村档案分类方案、乡村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乡村档案保管和利用的基本操作流程。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乡村档案建设伴随着新农村建设正逐步为政府和社会所重视，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规范文件，但是具体到乡民的操作实践层面，档案界可能更需要那些可供操作的制度和技术标准的出现，这也是乡村档案发展所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2.4 乡村档案资源的匮乏和建设机制的失范。这里所提出的乡村档案资源匮乏，主要是针对乡村集体档案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问题而言，不包括民间个人收藏的有关乡村档案资料。乡村档案资源的匮乏和建设机制的失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首先，乡村档案的绝对数量十分匮乏。不考虑案卷的质量和内容的有效性，F村现在保存的可以称之为“档案”的资料数量仅有不到一百卷，而这已经是附近几个村庄档案数量的最高值，甚至在有些乡村很难找到一卷严格意义上的档案。
其次，普遍缺乏乡村档案保管的统一明确场所。从实地的调查中发现，F村和周边的几个乡村，其档案要么是放在村支书、村主任等村委工作人员的手中，要么零散地放置于村办公室的一些柜子之中，档案的保管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场所规定，这也从实体保管的角度造成了乡村档案资料的流失。
最后，乡村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等环节缺乏规范的控制。同档案的实体保管一样，乡村档案工作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等环节同样缺乏规范的控制机制。基于调研的现实情况，绝大多数乡村没有档案工作环节方面的制度规范，完全依靠乡村工作人员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办事习惯来处置。例如在档案收集方面，有些乡村工作人员平时较为细心可能愿意保存一些档案资料在身边，而有些工作人员则可能办完就丢。在利用方面，不是以档案资料的内容来判断是否提供利用，而是以对方与自己是否熟悉、关系是否密切来决定。
3 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
3.1 注意建设时机的选择，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乡村档案文化的现状受到经济、地域、民俗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对于其发展要在正视现实差异性因素的基础上，注意建设时机的选择，避免口号式、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情况出现[6]。例如，在笔者所调研的F村，虽然“艾青”这个文化符号已经客观存在几十年，但是以此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却是近几年的事情。究其原因，一则先前受制于该村的经济实力，无力投入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来规划和建设相关的旅游景点。二则，当乡民的重心完全在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阶段时，任何形式的文化建设往往成为一种奢谈，此时并不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最佳介入时机。对于个体差异的尊重，也并不等于档案文化建设只能处于完全被动的行为方式。对于档案界而言，乡村档案法规制度的建设，典型村落的建设都是可以作为的地方。
3.2 完善乡村档案建设的法规制度和运行模式。笔者虽不赞同将乡村档案文化建设做行政命令式的推进，但是乡村档案的法规制度建设却是应该先行的，以便做好相应的宏观法制环境建设。在《档案法》进行修改时，“应该加大乡村档案工作立法的呼声，提高民众对乡村档案工作的认同度”[7]，力争将乡村档案文化建设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写入其中，以改善乡村档案在档案根本大法中缺乏明确规定的尴尬。在具体的档案操作层面，有关乡村档案资源的收集范围、保管期限和实体分类方案等需要有较为细致和可供操作性的方案出台，让乡民能够真正做到“依葫芦画瓢”。同时，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运行模式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指导意见。在现有的行政运行体系之下，乡村的村民委员会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主要执行机构，他们离乡民最近也最了解具体的情况；乡镇一级政府则主要发挥“承上启下”作用；而县级政府机构则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主管力量，需要做好宏观规划与指导。
3.3 建构基本的乡村档案资源建设体系。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乡村档案资源建设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源泉，乡村档案资源的建设需要从收集、整理以及利用等方面建构一个相对完整规范的体系。在收集方面，需要明确乡村档案“该谁拥有、由谁负责上交”的问题。在现实工作中，收集责任主体不明确是造成乡村档案资源匮乏现状的最主要原因。乡镇乃至县一级政府要对行政村档案的集体所有权给予明确，以免乡民特别是经手乡村公共事务的村委会人员误认为这些档案资源都属于其个人所有。同时，要根据各个村的实际情况，落实乡村档案资源接收和管理的责任人员，可以是兼职或者专职，但是必须职责明确。只有乡民有了档案归档上交的意识，同时又有人专门负责接收，才能从源头扭转当前很多乡村根本没有档案资料的尴尬状况。
在整理方面，可以将责任落实到乡村档案负责收集的人员身上，同时也可以采取集中整理或业务外包等方式来灵活处理档案整理方面的事宜。乡村档案文化建设可以合理地引入市场的力量，“借助市场在档案信息资源展示和推广等方面的成熟经验，解决在档案征集和整理方面的资金困扰”[8]。因为绝大多数乡村不可能拥有具备档案专业素养的工作人员，因此，有关乡村档案整理方面的实体分类方案、收集范围及保管期限表等技术性标准就迫切需要相应的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细化和落实，以减少乡村具体档案操作人员的工作难度。在利用方面，要明确档案的利用范围和利用规范，让广大的乡民尽可能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档案带来的利益，从而也能进一步地推动他们建设档案资源的积极性。 3.4 注重典型个案的示范和宣传效应。毋庸讳言，我国乡村档案文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具备大面积推广开展的可能。但是，利用已经开展的较为成功的个案进行典型示范，起到积极的宣传推动效应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方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已有的成功个案会让附近的乡民感受到档案给予的切身利益，从而产生参照进行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动力。例如，浙江省将乡村档案文化建设作为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开展，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德清县利用档案进行“和美乡风馆”的建设，为老百姓留住美好的乡村记忆[9]，磐安县在特色文化村建设中利用档案元素延续古村落的文化血脉[10]等诸多成功案例。在此基础上还以全省“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大对典型个案的宣传推广，以实现由点到面的辐射示范效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认同视野下的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践的考察》（项目编号：12YJA870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
[2] 陈永生.论档案工作效益及其特点——兼论不重视档案工作的原因[J].档案学通讯，1989（5）：12.
[3] 覃兆刿.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视野的传统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8～9.
[4] 覃兆刿，范磊，付正刚，乐庆玲.椭圆现象：关于档案价值实现的一个发现[J].档案学研究，2009（5）：3～6.
[5] 任汉中.人本位—君本位—官本位—以人为本 ——中国档案文化的回顾与展望[J].档案学研究，2006（2）：10.
[6] 蒋国勇.社会认同视野下的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类型与特点[J].浙江档案，2012（8）：14.
[7] 易涛.社会认同视野下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动力与条件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3（5）：10.
[8] 蒋国勇.社会认同视野下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06.
[9] 杨杏山，杨琦，方康顺，张玉良.留住老百姓的乡村记忆——德清县“和美乡风馆”档案有为有位[J]，中国档案，2012（6）：24.
[10] 周峰林，张大华，胡良田.延续古村落的文化血脉──磐安县档案元素对接特色文化村保护利用[J].中国档案，2012（6）：22.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档案馆 来稿日期：2015-02-10）
关键词：乡村档案；档案文化；现状调查；发展对策；实证研究
Abstract： Choosing the poet AI Qing’s hometown of F village as a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angle of rural archives cultur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get F village in rural archives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real situation through varieties of ways such as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expert advice on the groun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ag in benefits of archival work， traditional archival culture’s being political， shortcomings of the village archives culture building in the system and technique， and the lack of resources was the main obstac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rchives culture. From micro to macro analysis， this paper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chives culture construction， we have to make attempts in system construction， technique supporting， promoting publicity， and model demonstration.
Keywords： Rural archives； Archival culture；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Empirical research
鉴于档案自身的文化属性以及对保存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贡献，关于档案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在档案文化的概念、特征和相关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较多，但少有深入实际的个案调查，这也是激发笔者选择实证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国长期处于以广大乡村为核心的乡土文化之中，虽然近代以来受到城市工业文化的猛烈冲击，但是“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1]的格局并没有改变。2004年～2013年，连续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问题为核心，从中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仍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档案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将研究的视野关切到这正在经受复杂变化的广袤乡村。
1 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现状调查
1.1 调查背景。在个案对象的选择上，笔者选取了著名诗人艾青的家乡浙江省F村。因为该村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档案工作基础，而这是开展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前提。同时，该村围绕诗人艾青所进行的人文旅游景点建设工程也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契机。相较于那些已经被确定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的乡村而言，F村的档案文化建设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这也让它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
从2009年开始，笔者针对乡村档案文化建设这个主题，先后多次到F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了该村的大致情况。同时，为了能够使调查更加深入，笔者还与该村村支书、村会计和J大伯等人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了解到更多该村发展中的细节。
1.2 F村概况。F村起源于洪武廿七年，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地理位置位于金华市中部，总面积0.2平方公里，距离镇中心只有1.7公里的路程，而距离全国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截至2014年底，全村共有农户556户，人口1198人，农民人均年收入12600元，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多元，工农业总产值1000多万元。在乡村建设方面该村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先后获得了省级绿化示范村、省级旅游特色村、省级重点培育中心示范村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2012年，F村成为浙江省8个旧村改造示范村之一，现已争取申报成为国家级乡村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F村作为浙中一个普通的乡村，之所以有文化建设的底蕴和诉求，一切源于诗人艾青这个文化标签的存在。F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艾青的故居和因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而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保姆大堰河的坟冢。该村人文旅游景点和新农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级政府和各种企业的关注与支持，无不与该村“艾青”文化符号相关联。
1.3 F村档案文化建设现状
1.3.1 具备档案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虽然人均田地稀少，但是借着毗邻浙江省义乌市的地理优势，F村的乡民早已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土地生存的方式，通过小商品来料加工、经营农家乐和个体经商等方式，逐步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加之，各级政府和企业对艾青故居人文旅游景点建设的关注和支持，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在逐年增加。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F村新修了便民服务中心，有相对完善的人员办公和档案存放地点，档案装具和基本档案设备的购买也在村财政能力的范畴之内。 1.3.2 已有档案文化建设的现实诉求。F村的档案文化建设诉求主要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档案需求和历史文化名村建设两个方面，特别是艾青故居人文旅游景点的建设更是将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出来。乡民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档案利用的需求，只是这种诉求的几率非常小。例如，在核定旧村改造的补偿款时，乡民需要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追溯本村历史，建设村祠堂和村史走廊的过程中，需要找寻相关的族谱和历史档案作为依据；而在艾青故居的建设过程中，收集艾青生平，特别是小时候在故居读书生活的一些历史照片档案成为一种迫切需求。在这些活动中，档案走进了乡民的视野，也引发了他们对于档案在哪里、怎么查、怎么展现等诸多问题的追问，也就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档案文化建设诉求。
1.3.3 缺乏规范的档案管理形态。F村虽然有固定的档案保管场所，但是在档案管理的其他方面却也如多数乡村一样，缺乏规范的档案管理形态。在档案工作规划方面，虽然乡镇和村委会的成员都已经感受到了档案建设的重要性，但是迫于现实工作的压力，他们还无暇顾及，也就谈不上该村档案工作的总体规划。在档案工作人员方面，基本沿袭着“谁办理，材料在谁手里”的方式。一位从F村出去的大学生，因为单位核定“三龄两历”需要其在该村时的村民花名册，经过多方打听，这份上世纪60年代的小册子从该村一位老会计个人手中查询得到。在档案管理制度方面，不管是档案的收集、整理还是提供利用，F村也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处于一种自发懵懂的状态。
2 乡村档案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2.1 档案工作效益的隐蔽性和滞后性特征。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在我国经济条件仍不富裕的现实背景下，这种效益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效益，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在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将那些能够产生现实、直接经济效益的行业作为投入的首选。因此，“档案袋里不出粮食”、“没有档案，照样一年又一年”的思想就生动地反映出了乡村档案文化乃至整个档案行业不受重视的原因：档案工作所产生的效益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滞后性特征。
档案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的一种公益性事业，经济效益并不是其首要目标。由于档案工作对社会所带来的收益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并不如企业一样直观明晰，因此档案工作效益带有很强的隐蔽性特征。同时，由于档案工作从收集整理到最后为利用者服务，都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档案工作效益还表现出滞后性的特点。所谓滞后性，主要是针对投资档案工作的效益周期而言，即指投资档案工作的效益在时间上具有延迟性[2]。无论是隐蔽性特征还是滞后性特征，都不利于民众直观地感受到档案工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也阻碍了国家和民众对档案工作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在乡村档案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乡民对于“档案”语词的陌生，对于档案作用的误解，对于档案文化建设投入的迟疑也就不难理解，这是档案工作效益隐蔽性和滞后性特征所带来的对于档案工作的长期影响，这种状况的消解需要社会经济实力的发展和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需要档案工作的长期不懈努力，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2.2 传统档案文化的封闭神秘色彩。从档案产生以及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光有工具价值的档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价值的档案也是不存在的” [3]，但是档案作为“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双元价值结合体”，却不等于档案价值实现的相同。在“人本位——君本位——官本位”的档案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档案价值实现中工具价值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档案价值实现的椭圆理论[4]所阐述，统治阶级对档案工具价值的追求一方面抑制了档案信息价值的实现，档案信息价值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所谓“九卿翰林部员，有终生不得窥见一字者”就是最好的写照；另外一方面则因为档案工具价值实现的扩张性表现，使得档案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君本位主导下为人治服务的工具”[5]，也使人们逐渐将档案与“政治”、“神秘”、“封闭”等语词关联，让档案利用文化的空间不断被挤压。
传统文化的这种封闭神秘色彩也在笔者具体的实践调研中得到了印证。在实地采访时，面对乡村档案是什么的话题，受访者无一例外地将乡村档案等同或部分等同于人事档案，认为档案就是事关自己但自己却不能看的神秘材料。在采访具体的档案利用案例时，很多乡民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利用过档案。这一方面与乡民档案利用行为的确不多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他们对档案概念认识的偏差，有很多档案利用行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而已。例如，在修建该村祠堂的过程中，利用了大量村民个人保存的照片档案，而这些材料在乡民心中从来没有将其与“档案”等同起来。
乡民对于档案神秘和政治性色彩的认识不仅体现在档案概念方面，而且渗透到有关档案行为的各个方面。这种神秘封闭色彩对乡民的影响更重要地体现在对档案的敬畏态度，因为心存疑虑，更多的乡民甚至不愿谈及与己有关的档案话题。他们始终认为档案充满了神秘和政治的色彩，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也最好少接触为妙。在这种心态下，谈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似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虽然档案管理机构和国家的档案管理政策已经相较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档案的“亲民”、“开放”形象还要进一步地发展和推动，档案形象的转变之路还十分漫长。
2.3 乡村档案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的缺失。乡村档案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的缺失，首先表现在国家层面的档案法律《档案法》及《档案法实施办法》中缺乏有关乡村档案建设的明确内容，没有档案基本法的支持，容易造成实际工作中对乡村档案管理的忽视。其次，依据《档案法》建立起来的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其管理层级只能到县一级。这与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不宜设置过细相关，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因为缺乏档案部门的呼声，容易造成乡村档案工作与县市以上档案工作的脱节，这种脱节又具体体现在乡村档案工作在制度和技术标准方面的缺失。 在调研中，当F村的村委会成员和部分乡民意识到本村档案资源保存与开发的重要性时，想要参照现有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来进行本村档案室的建设时却发现很难找到适宜的规范性文本。国家和省级层面虽然有《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意见》，但是这些文件重在提高政府和社会对乡村档案的认识程度，具有宏观战略意义却缺乏可操作性。F村的村委会成员和部分乡民的意愿是希望在没有专业档案人员的现实条件下，能够找到可以复制和仿效的模板。从档案专业的角度解读，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找到较为权威并贴近乡村实际的乡村档案分类方案、乡村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乡村档案保管和利用的基本操作流程。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乡村档案建设伴随着新农村建设正逐步为政府和社会所重视，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规范文件，但是具体到乡民的操作实践层面，档案界可能更需要那些可供操作的制度和技术标准的出现，这也是乡村档案发展所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2.4 乡村档案资源的匮乏和建设机制的失范。这里所提出的乡村档案资源匮乏，主要是针对乡村集体档案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问题而言，不包括民间个人收藏的有关乡村档案资料。乡村档案资源的匮乏和建设机制的失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首先，乡村档案的绝对数量十分匮乏。不考虑案卷的质量和内容的有效性，F村现在保存的可以称之为“档案”的资料数量仅有不到一百卷，而这已经是附近几个村庄档案数量的最高值，甚至在有些乡村很难找到一卷严格意义上的档案。
其次，普遍缺乏乡村档案保管的统一明确场所。从实地的调查中发现，F村和周边的几个乡村，其档案要么是放在村支书、村主任等村委工作人员的手中，要么零散地放置于村办公室的一些柜子之中，档案的保管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场所规定，这也从实体保管的角度造成了乡村档案资料的流失。
最后，乡村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等环节缺乏规范的控制。同档案的实体保管一样，乡村档案工作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等环节同样缺乏规范的控制机制。基于调研的现实情况，绝大多数乡村没有档案工作环节方面的制度规范，完全依靠乡村工作人员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办事习惯来处置。例如在档案收集方面，有些乡村工作人员平时较为细心可能愿意保存一些档案资料在身边，而有些工作人员则可能办完就丢。在利用方面，不是以档案资料的内容来判断是否提供利用，而是以对方与自己是否熟悉、关系是否密切来决定。
3 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
3.1 注意建设时机的选择，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乡村档案文化的现状受到经济、地域、民俗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对于其发展要在正视现实差异性因素的基础上，注意建设时机的选择，避免口号式、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情况出现[6]。例如，在笔者所调研的F村，虽然“艾青”这个文化符号已经客观存在几十年，但是以此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却是近几年的事情。究其原因，一则先前受制于该村的经济实力，无力投入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来规划和建设相关的旅游景点。二则，当乡民的重心完全在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阶段时，任何形式的文化建设往往成为一种奢谈，此时并不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最佳介入时机。对于个体差异的尊重，也并不等于档案文化建设只能处于完全被动的行为方式。对于档案界而言，乡村档案法规制度的建设，典型村落的建设都是可以作为的地方。
3.2 完善乡村档案建设的法规制度和运行模式。笔者虽不赞同将乡村档案文化建设做行政命令式的推进，但是乡村档案的法规制度建设却是应该先行的，以便做好相应的宏观法制环境建设。在《档案法》进行修改时，“应该加大乡村档案工作立法的呼声，提高民众对乡村档案工作的认同度”[7]，力争将乡村档案文化建设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写入其中，以改善乡村档案在档案根本大法中缺乏明确规定的尴尬。在具体的档案操作层面，有关乡村档案资源的收集范围、保管期限和实体分类方案等需要有较为细致和可供操作性的方案出台，让乡民能够真正做到“依葫芦画瓢”。同时，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运行模式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指导意见。在现有的行政运行体系之下，乡村的村民委员会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主要执行机构，他们离乡民最近也最了解具体的情况；乡镇一级政府则主要发挥“承上启下”作用；而县级政府机构则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主管力量，需要做好宏观规划与指导。
3.3 建构基本的乡村档案资源建设体系。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乡村档案资源建设是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源泉，乡村档案资源的建设需要从收集、整理以及利用等方面建构一个相对完整规范的体系。在收集方面，需要明确乡村档案“该谁拥有、由谁负责上交”的问题。在现实工作中，收集责任主体不明确是造成乡村档案资源匮乏现状的最主要原因。乡镇乃至县一级政府要对行政村档案的集体所有权给予明确，以免乡民特别是经手乡村公共事务的村委会人员误认为这些档案资源都属于其个人所有。同时，要根据各个村的实际情况，落实乡村档案资源接收和管理的责任人员，可以是兼职或者专职，但是必须职责明确。只有乡民有了档案归档上交的意识，同时又有人专门负责接收，才能从源头扭转当前很多乡村根本没有档案资料的尴尬状况。
在整理方面，可以将责任落实到乡村档案负责收集的人员身上，同时也可以采取集中整理或业务外包等方式来灵活处理档案整理方面的事宜。乡村档案文化建设可以合理地引入市场的力量，“借助市场在档案信息资源展示和推广等方面的成熟经验，解决在档案征集和整理方面的资金困扰”[8]。因为绝大多数乡村不可能拥有具备档案专业素养的工作人员，因此，有关乡村档案整理方面的实体分类方案、收集范围及保管期限表等技术性标准就迫切需要相应的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细化和落实，以减少乡村具体档案操作人员的工作难度。在利用方面，要明确档案的利用范围和利用规范，让广大的乡民尽可能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档案带来的利益，从而也能进一步地推动他们建设档案资源的积极性。 3.4 注重典型个案的示范和宣传效应。毋庸讳言，我国乡村档案文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具备大面积推广开展的可能。但是，利用已经开展的较为成功的个案进行典型示范，起到积极的宣传推动效应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方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已有的成功个案会让附近的乡民感受到档案给予的切身利益，从而产生参照进行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动力。例如，浙江省将乡村档案文化建设作为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开展，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德清县利用档案进行“和美乡风馆”的建设，为老百姓留住美好的乡村记忆[9]，磐安县在特色文化村建设中利用档案元素延续古村落的文化血脉[10]等诸多成功案例。在此基础上还以全省“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大对典型个案的宣传推广，以实现由点到面的辐射示范效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认同视野下的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践的考察》（项目编号：12YJA870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
[2] 陈永生.论档案工作效益及其特点——兼论不重视档案工作的原因[J].档案学通讯，1989（5）：12.
[3] 覃兆刿.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视野的传统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8～9.
[4] 覃兆刿，范磊，付正刚，乐庆玲.椭圆现象：关于档案价值实现的一个发现[J].档案学研究，2009（5）：3～6.
[5] 任汉中.人本位—君本位—官本位—以人为本 ——中国档案文化的回顾与展望[J].档案学研究，2006（2）：10.
[6] 蒋国勇.社会认同视野下的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类型与特点[J].浙江档案，2012（8）：14.
[7] 易涛.社会认同视野下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动力与条件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3（5）：10.
[8] 蒋国勇.社会认同视野下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06.
[9] 杨杏山，杨琦，方康顺，张玉良.留住老百姓的乡村记忆——德清县“和美乡风馆”档案有为有位[J]，中国档案，2012（6）：24.
[10] 周峰林，张大华，胡良田.延续古村落的文化血脉──磐安县档案元素对接特色文化村保护利用[J].中国档案，2012（6）：22.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档案馆 来稿日期：2015-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