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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延续了2000多年中国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被中央“一号文件”画上了句号，农民的生产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几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18年后再次聚焦农业和农村问题。
文件中明确指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税率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解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近年来中央多项重大涉农政策高强度密集出台，力度强、覆盖广，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更让农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实现了从向农村“取”发展为向农村“予”这一历史性转变。
2006年，延续了2000多年中国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被中央“一号文件”画上了句号，每年能够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
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也随之而来：从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到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的生产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税”改革前
1979年早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大包干”。“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亿万农民不必再担心温饱的问题。
而满足了温饱，怎样可以让数亿农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说，分田到户第二年，小岗村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可之后的20年，小岗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
小岗村的经历，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当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处于十分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开始施行的，后来执行的农业税实际上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农业税条例实施近5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农业税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到2004年，农业税下降到占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而到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减少到15亿元，取消农业税的时机已经成熟。
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位农民说：“取消农业税是党中央、国务院给农民最大的一项优惠政策，我家46亩地一年就能减免近4000元钱。我和周围的乡亲们从心里感激党和政府，現在大家都干劲十足，一心抓粮食生产。”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与这项改革开始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减负1045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再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返乡种植迎接新生活
河南省9600多万人口中有7300万人生活在农村（2005年报道数据），是中国农业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在中部省区中，河南第一个宣布全部取消农业税。
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杨舟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为了实现2005年全部减免农业税的承诺，将给该省各级财政带来将近29亿元的缺口，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想出别的办法自己补足缺口，给农民造成新负担，省里决定这些缺口全部由省财政承担。除了中央财政已经决定补给的18个亿，省财政要消化10.8亿，基层财政一分钱也不用承担，就是说，他们从农民手中少收多少，省财政就补给他们多少。
从2005年这一次春耕开始，大多数中国农民收获的粮食将全部归自己所有。
在刚刚宣布取消农业税的湖北省监利县农村，一家农户的门楹贴着这样的春联：“开天辟地头一回，种田不交农业税。”
监利县棋盘乡大大小小的村落点缀在桐梓河两岸，这年正月十五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放烟花庆祝。棋盘乡菊兰村村民何晶华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说，“棋盘乡有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老人说，前几年，为了挣足全家8口人的人头税，他儿子初五、初六就要外出打工，还有一年因为要省路费，儿子和大孙子过年都没能回家。今年，终于过上了一个阖家团聚的元宵节。
这年已经和往常大有不同，何晶华和他3个成年的儿子都还没有出门打工的打算。何晶华说，他趁今年村里开展土地延包，打算把让出去的8亩责任田要回来，挖成养殖池，养螃蟹和黄鳝。
何晶华说，“看来负担重的时候养成的打工习惯现在要转变了。”实际上，从2003年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教育集资开始，他们的负担基本没有什么负担，但他还想再看两年，“今年干脆连农业税也免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面临新问题
棋盘乡棋盘村农民黄金根反映，现在种田不交税，反而有补贴，大家都想种田。但是由于早些年种田负担太重，不少人把土地抛荒或者交还给村集体，村里跟一些“大户”签了合同，把责任田交给他们去种。比如棋盘村60%的土地集中在4户人家手里。
“土地是集体的，国家有法律规定每户都有份，村里有权利订合同承包给别人吗？”面对黄金根的疑问，兼任监利县政研室副主任的余爱民说，“事实证明，农民对政策导向是最敏感的。土地是财富还是包袱，他们最清楚。减轻农民负担越彻底、农业税减免越早的地区，农民群众对农业的积极性就越高。在黑龙江、浙江都有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争田的事发生。监利县落实农业税减免后，种田致富又成为农民的一种选择，土地争议也越来越多。”
余爱民介绍，他们县桥石镇原来有一位上过中央台的“种粮大王”张新枝，租种了1000亩地，现在村里人都要回责任田，张新枝只剩下200亩地，变成了“种粮小王”。
为了解决农地争端，减负办现在又多挂了一块牌子，叫做“监利县土地延包办公室”。余爱民认为，争田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央和省里的支农政策效果明显，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成为遏制土地抛荒和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最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说明“三农”问题相当复杂，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智慧和工作热情。
位于湘西南边境的新宁县高桥镇坝头湾村，16年前，高桥镇像湖南至今很多集镇一样——一条街两排房。如今，镇上新修了几条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店铺众多，人流不息；还有的道路，混凝土长臂架泵车和伸着铲头的挖土机随处可见，城镇建设热火朝天。
当年坝头湾的山坡上，多为红砖房，现如今，大部分变成崭新的水泥楼房。当地一位老农老何说：“那时（16年前）家里只有一栋房子，现在三个孩子，都建了房子。”他说，现在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早一点搞城镇开发。他指着一块三亩田“大丘”说，那是他家的承包田，如果开发，那三亩田都将会征用。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何，如今却再也不留恋土地，而是盼望土地尽快开发。
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无数个乡村，尽管节奏、潜力、基础不尽相同，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致、朴素而强烈。
责任编辑 李菡丹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几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18年后再次聚焦农业和农村问题。
文件中明确指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税率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解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近年来中央多项重大涉农政策高强度密集出台，力度强、覆盖广，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更让农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实现了从向农村“取”发展为向农村“予”这一历史性转变。
2006年，延续了2000多年中国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被中央“一号文件”画上了句号，每年能够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
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也随之而来：从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到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的生产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税”改革前
1979年早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大包干”。“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亿万农民不必再担心温饱的问题。
而满足了温饱，怎样可以让数亿农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说，分田到户第二年，小岗村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可之后的20年，小岗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
小岗村的经历，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当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处于十分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开始施行的，后来执行的农业税实际上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农业税条例实施近5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农业税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到2004年，农业税下降到占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而到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减少到15亿元，取消农业税的时机已经成熟。
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位农民说：“取消农业税是党中央、国务院给农民最大的一项优惠政策，我家46亩地一年就能减免近4000元钱。我和周围的乡亲们从心里感激党和政府，現在大家都干劲十足，一心抓粮食生产。”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与这项改革开始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减负1045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再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返乡种植迎接新生活
河南省9600多万人口中有7300万人生活在农村（2005年报道数据），是中国农业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在中部省区中，河南第一个宣布全部取消农业税。
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杨舟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为了实现2005年全部减免农业税的承诺，将给该省各级财政带来将近29亿元的缺口，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想出别的办法自己补足缺口，给农民造成新负担，省里决定这些缺口全部由省财政承担。除了中央财政已经决定补给的18个亿，省财政要消化10.8亿，基层财政一分钱也不用承担，就是说，他们从农民手中少收多少，省财政就补给他们多少。
从2005年这一次春耕开始，大多数中国农民收获的粮食将全部归自己所有。
在刚刚宣布取消农业税的湖北省监利县农村，一家农户的门楹贴着这样的春联：“开天辟地头一回，种田不交农业税。”
监利县棋盘乡大大小小的村落点缀在桐梓河两岸，这年正月十五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放烟花庆祝。棋盘乡菊兰村村民何晶华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说，“棋盘乡有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老人说，前几年，为了挣足全家8口人的人头税，他儿子初五、初六就要外出打工，还有一年因为要省路费，儿子和大孙子过年都没能回家。今年，终于过上了一个阖家团聚的元宵节。
这年已经和往常大有不同，何晶华和他3个成年的儿子都还没有出门打工的打算。何晶华说，他趁今年村里开展土地延包，打算把让出去的8亩责任田要回来，挖成养殖池，养螃蟹和黄鳝。
何晶华说，“看来负担重的时候养成的打工习惯现在要转变了。”实际上，从2003年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教育集资开始，他们的负担基本没有什么负担，但他还想再看两年，“今年干脆连农业税也免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面临新问题
棋盘乡棋盘村农民黄金根反映，现在种田不交税，反而有补贴，大家都想种田。但是由于早些年种田负担太重，不少人把土地抛荒或者交还给村集体，村里跟一些“大户”签了合同，把责任田交给他们去种。比如棋盘村60%的土地集中在4户人家手里。
“土地是集体的，国家有法律规定每户都有份，村里有权利订合同承包给别人吗？”面对黄金根的疑问，兼任监利县政研室副主任的余爱民说，“事实证明，农民对政策导向是最敏感的。土地是财富还是包袱，他们最清楚。减轻农民负担越彻底、农业税减免越早的地区，农民群众对农业的积极性就越高。在黑龙江、浙江都有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争田的事发生。监利县落实农业税减免后，种田致富又成为农民的一种选择，土地争议也越来越多。”
余爱民介绍，他们县桥石镇原来有一位上过中央台的“种粮大王”张新枝，租种了1000亩地，现在村里人都要回责任田，张新枝只剩下200亩地，变成了“种粮小王”。
为了解决农地争端，减负办现在又多挂了一块牌子，叫做“监利县土地延包办公室”。余爱民认为，争田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央和省里的支农政策效果明显，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成为遏制土地抛荒和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最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说明“三农”问题相当复杂，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智慧和工作热情。
位于湘西南边境的新宁县高桥镇坝头湾村，16年前，高桥镇像湖南至今很多集镇一样——一条街两排房。如今，镇上新修了几条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店铺众多，人流不息；还有的道路，混凝土长臂架泵车和伸着铲头的挖土机随处可见，城镇建设热火朝天。
当年坝头湾的山坡上，多为红砖房，现如今，大部分变成崭新的水泥楼房。当地一位老农老何说：“那时（16年前）家里只有一栋房子，现在三个孩子，都建了房子。”他说，现在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早一点搞城镇开发。他指着一块三亩田“大丘”说，那是他家的承包田，如果开发，那三亩田都将会征用。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何，如今却再也不留恋土地，而是盼望土地尽快开发。
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无数个乡村，尽管节奏、潜力、基础不尽相同，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致、朴素而强烈。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