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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关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学界已有过诸多评论，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毛泽东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长期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家，您一定也有自己的心得吧？
彭明道：这是一个长期使我困惑的问题。按理说，一个人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是一致的，但历史上实践和理论相悖的人也不少，同样是清代大诗人的沈德潜和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
沈德潜跨越康、乾两朝（包括中间的雍正是三朝），诗名很大，其高寿隆遇，为清代诗人所独见。沈氏是主张“格调说”的。所谓“格调”，是指诗歌的“体格声调”或“风标品格”。他自己写诗，则力求“古诗摹汉魏，近体法盛唐”。沈氏也确实写过一些好诗，但晚年却沉醉于与乾隆皇帝时相唱和，留下了大量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盛世的平庸之作，故后来文廷式说：“本朝诗学，沈归愚（沈德潜字）坏之。”
与沈氏相反，另一位清代的大诗人袁枚，则是力主“性灵说”的。他认为诗必须“独写性灵”，“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袁枚也确实写过一些有“真性灵”的好诗，但他似乎过于偏爱“情之所先，莫于男女”乃至身边琐事，有点走入“香奁艳调”的魔区而不自觉。他现存诗作有四千余首，但真正为后人接受的有价值的诗作，仍然有限。这不是“性灵说”的错，是实践走入了误区。
毛泽东是喜欢袁枚的，但他并不跟着袁氏的“性灵说”走。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虽然爱诗，但似乎从未去刻意创立什么“诗论”。当然，对于诗，他有自己的主张或偏爱。就现在我们见到他的涉及诗论的十二篇文稿来看，毛泽东论诗的标准（或主张）主要是：
1.尊盛唐，尤喜诗风迥异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主张风格多样化。
2.“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3.不喜宋诗。“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他对宋代的所有诗人，都不置一词。他提到过欧阳修和辛弃疾，也是只言其词而不及其诗。
4.“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要作今诗
……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5.寄希望于民歌。“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这当然不是什么系统的诗论，而是一位爱读诗、爱写诗的政治家对于诗歌运动的源流及发展，谈了些自己的观点。他确也抓住了作诗的方法论的核心：“诗要用形象思维。”但在诗词创作实践中，他却并没有严格遵守他自己认定的标准，很多时候甚至形成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
首先，毛泽东对新诗没有做过认真的尝试。这一点，任何人也无意苛求。据说他早期也曾试写过几首新诗，好像自己也不甚满意，从此便与新诗绝缘了，甚至对新诗不屑一顾。他曾经开玩笑说：要我读新诗，除非给我二百大洋。但他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一概否定，则有失偏颇。谁都知道，五四时期和此后风潮骤涌的历史关头，新诗所发挥的战斗作用，是旧体格律诗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他寄予希望的以民歌为基础的“新体诗歌”，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也是一位政治家兼诗人所无法预料的。
毛泽东写诗，大约是“跟着感觉走”的。兴之所至、诗思潮涌的时候，哪怕是紧张的战斗空隙里，他也能写。《词六首》，就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否则，他是不动笔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诗词，从1935年10月到1945年9月，这十年好像是空白（中间有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雪》，集子里的注释，引用了作者1945年10月7日给柳亚子的信，说是作于“初到陕北看大雪时”。但也有材料说是作者在赴重庆谈判时，在飞机上写成的——对这首词，我将另写专文讨论，兹不赘述）。大概在那个历史时期，工作和战斗的重压，使他无暇他顾。1941年，他在信中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诗思不济，他宁可不写。
毛泽东写诗，大约是不择题材的。军旅诗是他的力作。大至苦战经年、艰苦卓绝、惨烈无比的长征，小至一次行军、一场战斗，他都能举重若轻，写出足可与唐人边塞诗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佳作。同样，看一场戏、一张照片，乃至读过的无数的史籍，经历数年的意识形态论争……他都能写出微言大义的诗篇来。若无大政治家兼大诗家的丘壑，那是很难做到这点的。纵观毛泽东的全部诗作，里面尽管也饶有唐音，整体上走的却是宋诗的路子。
宋朝的诗人们，当时面对唐诗的高峰，深知无法逾越。于是，他们只好另辟蹊径，“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宋代最早影响诗坛的“西昆体”，还不足语此。他们只是在形式上追求词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稳的一班御用文人，为皇上点缀升平的。后来，才演变为爱在诗中用典，“掉书袋”，爱在诗中谈玄说理。这是时代造成的毛病。宋人并非不懂得“诗要用形象思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思维与哲理结合得天衣无缝嘛。宋人还有一个毛病：同一个诗人，他写诗的时候，峨冠博带，道貌岸然，一身的正统理学霉味；但他写起长短句来，却能挥洒性灵，情真意切。宋词中的“形象思维”，应该说发挥到极致。像“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佳句，不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清新活泼的“形象思维”么？宋人的“诗”和“词”，真是截然不同呵！毛泽东曾经书写过范仲淹的两首词，给江青和孩子们学习，一是《苏幕遮》，一是《渔家傲》，都是名篇。那“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清悠，那“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思绪，那“四面边声连角起”的孤独，那“将军白发征夫泪”的痛切，你在范希文的诗作中找得到吗？这种现象，在宋代文人的身上，比比皆是。为什么同一个人，在“诗”和“词”中，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他们把诗当作“正统”，而将词视为“另类”。他们在“诗”中，是学者，是导师，是官佐，故他们要“以学问为诗”，“无一字无出处”，以便进行“诗教”。只有他们走进“词”中的时候，他们才是“人”。他们在诗里谈玄学，谈哲理，不食人间烟火，教人以圣贤之道。这样当然很累，困了，他们便钻入“词”中，写闺情，写艳遇，写花花草草，寄情烟火世界，这才见了“真性灵”。我这样说也许太绝对，但在北宋大抵如此。只有一个苏轼，特立独行。他把“词”的题材拓宽到几乎与“诗”一样大。大约唐人以“诗”能表达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举凡明志、述怀、纪游、咏史，他都在词苑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佳篇，一洗花间派的脂香粉腻，开启了词国豪放派的先河。毛泽东长于词，喜爱辛弃疾和陈亮。而稼轩、陈亮所继承的，正是苏轼的风格和传统。这位词中圣手，同时也写过千古传诵的佳句的大诗人，有时却也未能免俗。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句子。苏轼也写过《荔枝叹》，意境略同于杜，但他却要在诗中讲道理：“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把矛头指向进贡给皇帝的“龙团”（茶中极品）和“姚黄”（牡丹极品）。批判不能说全无道理，诗味却明显淡多了——宋诗是很复杂的。
所以论宋人的诗词，一是要把“诗”和“词”分开，二是要将有形象思维的作品和有说教意味的“诗教”分开，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古脑泼掉。
彭明道：这是一个长期使我困惑的问题。按理说，一个人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是一致的，但历史上实践和理论相悖的人也不少，同样是清代大诗人的沈德潜和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
沈德潜跨越康、乾两朝（包括中间的雍正是三朝），诗名很大，其高寿隆遇，为清代诗人所独见。沈氏是主张“格调说”的。所谓“格调”，是指诗歌的“体格声调”或“风标品格”。他自己写诗，则力求“古诗摹汉魏，近体法盛唐”。沈氏也确实写过一些好诗，但晚年却沉醉于与乾隆皇帝时相唱和，留下了大量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盛世的平庸之作，故后来文廷式说：“本朝诗学，沈归愚（沈德潜字）坏之。”
与沈氏相反，另一位清代的大诗人袁枚，则是力主“性灵说”的。他认为诗必须“独写性灵”，“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袁枚也确实写过一些有“真性灵”的好诗，但他似乎过于偏爱“情之所先，莫于男女”乃至身边琐事，有点走入“香奁艳调”的魔区而不自觉。他现存诗作有四千余首，但真正为后人接受的有价值的诗作，仍然有限。这不是“性灵说”的错，是实践走入了误区。
毛泽东是喜欢袁枚的，但他并不跟着袁氏的“性灵说”走。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虽然爱诗，但似乎从未去刻意创立什么“诗论”。当然，对于诗，他有自己的主张或偏爱。就现在我们见到他的涉及诗论的十二篇文稿来看，毛泽东论诗的标准（或主张）主要是：
1.尊盛唐，尤喜诗风迥异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主张风格多样化。
2.“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3.不喜宋诗。“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他对宋代的所有诗人，都不置一词。他提到过欧阳修和辛弃疾，也是只言其词而不及其诗。
4.“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要作今诗
……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5.寄希望于民歌。“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这当然不是什么系统的诗论，而是一位爱读诗、爱写诗的政治家对于诗歌运动的源流及发展，谈了些自己的观点。他确也抓住了作诗的方法论的核心：“诗要用形象思维。”但在诗词创作实践中，他却并没有严格遵守他自己认定的标准，很多时候甚至形成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
首先，毛泽东对新诗没有做过认真的尝试。这一点，任何人也无意苛求。据说他早期也曾试写过几首新诗，好像自己也不甚满意，从此便与新诗绝缘了，甚至对新诗不屑一顾。他曾经开玩笑说：要我读新诗，除非给我二百大洋。但他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一概否定，则有失偏颇。谁都知道，五四时期和此后风潮骤涌的历史关头，新诗所发挥的战斗作用，是旧体格律诗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他寄予希望的以民歌为基础的“新体诗歌”，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也是一位政治家兼诗人所无法预料的。
毛泽东写诗，大约是“跟着感觉走”的。兴之所至、诗思潮涌的时候，哪怕是紧张的战斗空隙里，他也能写。《词六首》，就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否则，他是不动笔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诗词，从1935年10月到1945年9月，这十年好像是空白（中间有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雪》，集子里的注释，引用了作者1945年10月7日给柳亚子的信，说是作于“初到陕北看大雪时”。但也有材料说是作者在赴重庆谈判时，在飞机上写成的——对这首词，我将另写专文讨论，兹不赘述）。大概在那个历史时期，工作和战斗的重压，使他无暇他顾。1941年，他在信中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诗思不济，他宁可不写。
毛泽东写诗，大约是不择题材的。军旅诗是他的力作。大至苦战经年、艰苦卓绝、惨烈无比的长征，小至一次行军、一场战斗，他都能举重若轻，写出足可与唐人边塞诗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佳作。同样，看一场戏、一张照片，乃至读过的无数的史籍，经历数年的意识形态论争……他都能写出微言大义的诗篇来。若无大政治家兼大诗家的丘壑，那是很难做到这点的。纵观毛泽东的全部诗作，里面尽管也饶有唐音，整体上走的却是宋诗的路子。
宋朝的诗人们，当时面对唐诗的高峰，深知无法逾越。于是，他们只好另辟蹊径，“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宋代最早影响诗坛的“西昆体”，还不足语此。他们只是在形式上追求词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稳的一班御用文人，为皇上点缀升平的。后来，才演变为爱在诗中用典，“掉书袋”，爱在诗中谈玄说理。这是时代造成的毛病。宋人并非不懂得“诗要用形象思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思维与哲理结合得天衣无缝嘛。宋人还有一个毛病：同一个诗人，他写诗的时候，峨冠博带，道貌岸然，一身的正统理学霉味；但他写起长短句来，却能挥洒性灵，情真意切。宋词中的“形象思维”，应该说发挥到极致。像“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佳句，不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清新活泼的“形象思维”么？宋人的“诗”和“词”，真是截然不同呵！毛泽东曾经书写过范仲淹的两首词，给江青和孩子们学习，一是《苏幕遮》，一是《渔家傲》，都是名篇。那“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清悠，那“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思绪，那“四面边声连角起”的孤独，那“将军白发征夫泪”的痛切，你在范希文的诗作中找得到吗？这种现象，在宋代文人的身上，比比皆是。为什么同一个人，在“诗”和“词”中，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他们把诗当作“正统”，而将词视为“另类”。他们在“诗”中，是学者，是导师，是官佐，故他们要“以学问为诗”，“无一字无出处”，以便进行“诗教”。只有他们走进“词”中的时候，他们才是“人”。他们在诗里谈玄学，谈哲理，不食人间烟火，教人以圣贤之道。这样当然很累，困了，他们便钻入“词”中，写闺情，写艳遇，写花花草草，寄情烟火世界，这才见了“真性灵”。我这样说也许太绝对，但在北宋大抵如此。只有一个苏轼，特立独行。他把“词”的题材拓宽到几乎与“诗”一样大。大约唐人以“诗”能表达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举凡明志、述怀、纪游、咏史，他都在词苑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佳篇，一洗花间派的脂香粉腻，开启了词国豪放派的先河。毛泽东长于词，喜爱辛弃疾和陈亮。而稼轩、陈亮所继承的，正是苏轼的风格和传统。这位词中圣手，同时也写过千古传诵的佳句的大诗人，有时却也未能免俗。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句子。苏轼也写过《荔枝叹》，意境略同于杜，但他却要在诗中讲道理：“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把矛头指向进贡给皇帝的“龙团”（茶中极品）和“姚黄”（牡丹极品）。批判不能说全无道理，诗味却明显淡多了——宋诗是很复杂的。
所以论宋人的诗词，一是要把“诗”和“词”分开，二是要将有形象思维的作品和有说教意味的“诗教”分开，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古脑泼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