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没有图书馆的小镇，家里也没有一本书。我开始凭自己的直觉建造图书馆，因为周围并没有人指导我。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自学成才，那就看看我吧。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杂志附赠的，叫做《道连·葛雷的画像》。我读过很多杂志，包括儿童类的，甚至是一些体育杂志。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会对我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响。一些偏重于文学，而另一些偏重于技术和策略，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我都会深入地去思考。
　　比赛在每个星期天举行，而报纸在下星期五出版。现在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了——一篇谈论上星期天比赛的文章就相当于在谈论去年的事——但当时记者利用这段时间来写作。这几乎是关于足球发展的社会学分析，而且经常是趣味十足的阅读。就像作家和漫画家罗伯托·丰迭纳罗莎过去经常说的那样。
　　后来我搬家去了罗萨里奥，加入了纽维尔斯老男孩队。最近，居住在那儿的一个人说他记忆中的我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我并不是想学习或是了解更多的知识，只想以此来消遣，这只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消遣方式——更加理性，没有足球那么感性；更个人，不那么集体。
　　有种感觉就是读书拉大了我和足球的距离，分散了我的注意力。1986年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之前，我和教练卡洛斯·比拉尔多进行了一次对话，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
　　比拉尔多认为减少对足球的疯狂就相当于减少对足球应有的精力。但是对我来说，读书却是必要的，这恰恰是因为我对足球太过痴狂，所以需要减弱这种情绪的强度，让自己进入别的生活，别的时代，别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整个就是“足球制造”：我们生活在训练场，房间周围也全是球场、足球媒体、球员以及和足球有关的谈话……
　　这个生活主题单一的宇宙让我觉得十分压抑。
　　当时，足球和一般文化之间没有太多联系。只有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对足球感兴趣，其他人很明确地对此表示反对，例如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于一个开始下象棋，最后却去踢足球的社会我们还能有什么期望呢”)。足球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一种兽性的表达方式。
　　我反对这种态度。忽视一种能让众多人活动起来的运动有失学者风范。足球是探究戏剧和喜剧的完美领域，此研究给予了文学剧作极大的机会。但是我们现在所认为是当代发展的东西——从智慧的角度讨论足球——其实是最古老的。回顾古希腊，思想和身体的和谐才是最高层次的快乐表达。
　　在西班牙的时候，我对足球的认识在曼纽尔·巴斯克斯·蒙特班的影响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一直都认为足球已经深深地融人到了生活之中，但是如果没有他的熏陶我根本就不可能讨论这些。
　　在皇马的时候，我开始写作。一次复活节，西班牙报纸《巴黎》刊登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那是我随队征战欧洲赛事的途中完成的，我还记得那场比赛的对手是拜仁慕尼黑。又一个饱含至理的杂志《西方世界》刊登了我的短文《怯场》。以前从来没有一个球员在那个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所以我就成了圈内的异类。在某种意义上，每名球员都需要具备有别于他人的特质，而我则被人们界定为“智者”。
　　在特尼里弗效力时，我的书《足球梦想》出版了，卖得也很好。后来出版商邀请我编辑一些知识分子们对足球的观点。文学并不是足球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而是对文学的补充。作为一名作家，我的读者身份要比我的球员身份更加充实，准备得也更加充分。足球更像是音乐：创作或表现出来的东西不能再修补；动作和反应是同步的。相反，在文学中，探寻过程更加密切也更加漫长。我能怎么说呢々我觉得这种辛苦的探究过程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