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光绪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足半年间，《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十三岁的小皇帝五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碎玻璃被扎得鲜血淋漓；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日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zhèng]之始平”。
　　小孩子性情不定情有可原，但是如此频繁地大发脾气，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这一方面反应了小皇帝在宫中生活所受压抑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人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连翁同龢都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文中皆代指慈禧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未能避免。
　　祸根：“与众不同”的长久暗示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他发现，除了太后和几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见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在他脚下。从年轻侍卫到须发斑白的大臣，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是诚惶诚恐、激动万分，有的人甚至浑身战抖说不出话来。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太监们就对他说，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龙降到了人间。有的太监悄悄对他说，他睡着后，常常会变成一条盘在榻上的小龙。及至启蒙，老师又告诉他，他是“天子”，上天在亿万人中选中了他，将来他要代替上天，管理天下所有的人。他的每一个念头，都会上达天听。
　　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黃昏》）。虽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
　　高处不胜寒，在一个过高的地位上，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也很难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一个孩子，乃至是年轻人的性格不可能不产生致命的影响。
　　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任性、骄纵、暴躁。在太后面前受到的压抑，在高墙深院繁文缛节约束下，如囚徒般生活中的烦躁，都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搀入了一丝乖戾*[lì]。
　　在当时宫内，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帐。”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光绪年间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光绪登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才作罢。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
　　而甲午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分裂很难说毫无关系。
　　端倪：缺乏意志力、判断力和现实感
　　中日甲午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还不以为意。随着皇帝亲政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对皇帝也越来越放心了。同时，她也越来越适应了退休生活。她每天游湖照相，养西洋狗，读《红楼梦》，
　　甚至自制化妆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实。她十分警惕地尽量少干预皇帝的决定，以免给国人以“揽权”“不放手”的印象。
　　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来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
　　然而太后做梦也没有料到，祝寿典礼刚进行到一半，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版图：1895年2月，辽东全部失守，海防重地大连旅顺陷落，北洋水师的大本营威海卫被攻克，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岸防护力量尽失，由此门户大开。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调整了战船的航向。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经历过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洋人入侵的老臣们认为，这次战争不过是前几次战争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却坚决不同意议和。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规模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结果：亢奋与逃避的两极人生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时势却不容皇帝逃避。准备赴日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已经进京，他逼着皇帝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表态：到底同不同意割地？不割地，和议自然难成；割地，这千古骂名谁能承担？
　　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忿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皇帝的决心下得比人们预料的快。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现在已经从坚定的主战派一变而成为坚定的主和派，他甚至比太后更渴望议和。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竟然达三亿元。4月3日，皇帝召群臣会议。几乎全体朝臣都不同意，要求李鸿章全力辨驳，如果日本人不退步，那么就把战争打到底。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光绪皇帝干脆利落地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光绪皇帝的意志品质完全不适合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们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都是这样两极式的。有的时候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然而相当多的时候皇帝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处理政事也是顺水推舟，得过且过。光绪朝的大臣们都熟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彩飞扬。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