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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过去政策带来的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河北、内蒙古在内的25个省市自治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及“单独两孩”政策，过半省份表态今年启动实施。其中，河北、贵州、山西、天津及海南等5省市，均在其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吉林确定“启动‘单独两孩’政策”，青海则明确表示要“出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和取消四年生育间隔政策”。
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二孩”
上世纪70年代有句顺口溜：“一个太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到了1980年就变成了“只生一个好”，随着大规模的深入宣传这句口号广为人知。之后，我国计划生育的基调都是严格控制人口，用田雪原的话来说就是：“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198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随后，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直插到社区、村寨。计划生育控制队伍的成员除了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工作人员，专家学者之外，俗称小脚侦缉队的居委会大妈们也功不可没，她们发挥自己熟悉社区民情的优势，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在全国推行“一胎政策”的同时，国家也在进行对比性的实验。1985年前后，国家选取了甘肃酒泉、辽宁长海、黑龙江黑河、湖北恩施、山西翼城等13个县市进行二胎试点，13个试点县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减少为4个——甘肃酒泉、湖北恩施、山西翼城和河北承德。四个试点县市二胎政策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二晚一间隔。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二胎政策试验的结果是：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山西省人口增长率9.98%，年均增长率0.96%；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翼城人口达到303258人，这与1985年7月27日，翼城计生委规划的翼城《人口发展测算表》中计划到2000年，翼城总人口达到300331人的预测相差无几。实验县市的经验对国家决策层决定推进单独二孩政策的参考意义重大。
“生”还是“不生”，还能“生”吗？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与之呼应的是，从2014年1月17号开始，随着浙江率先出台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不到五个月的短短时间内，23个省/直辖市相继出台了“单独二孩”新政。5月18号，贵州省“单独两孩”政策正式施行，成为第23个出台单独二孩的省份。
需要澄清的一个观点是：有公众认为“单独二孩”这个政策的推行是政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表现，但实际上政府相关部门明确表示该政策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而非放松。
3月27日是湖北省单独二孩的政策正式落地实施的首日，正在医院进行产检的怀孕9个月的34岁孕妇李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下心里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她怀的是第二胎，从怀孕起就一直在考虑交“超生罚款”的事情：“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钱还没凑齐，可也没顾上那么多，自己年龄一天天大了，再往后能不能怀上还是个问题，再说我们两总想孩子以后能有个伴。这下好的不用交了，宝宝出来日子会更舒服一些。”
与小李相比，在3月中旬生产的王霞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单独二孩”新政并未出台，因此，仅仅早出生一个月的孩子仍属于超生，需要交纳“社会抚养费”。王霞感叹：“这孩子在我肚子里再呆半个月就能节约一大笔钱呢。”
李悦和王霞遇到的问题也是众多可以享受“单独二胎”政策的人们遇到的问题。李悦王霞们中还有些人苦恼地不是孩子出生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是自己人到中年，能不能顺利地生出健康的孩子，“生得出来吗？”成为他们的最大困扰。还有一些人则处于两难之中，“生”还是“不生”？在他们看来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家庭成员，而更多地是为之要付出的抚养成本、教育成本、生活成本……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人幽默地说：“先愁生，后愁养，还要发愁怎么过活。”
面临大考的学前教育
在“单独二孩”新政实施带来的人口增量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学前教育。对于幼儿园、托儿所等实施学前教育的机构来说，“单独二孩”新政可以说是迎来新一轮的大考，入园难的问题势必凸显：不仅对机构设施设备、场地、保育员、幼教老师数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重要的是对教学质量、教学内容等软环境的要求进一步提升。能不能解决入园难的问题，成为学前教育行业的大考题目。
全国各地在此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上海为了应对人口变化新情况，近三年来已经新建300多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缓解了压力，然而硬件条件到位，配套师资却捉襟见肘，在幼儿园方面师资短缺显得更为明显。成都也编制并实施了《成都市中心城幼儿园布局规划（2011-2020）》，新建配套幼儿园641所，建成239所，鼓励发展普惠性幼儿园。鼓励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立公益性幼儿园财政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引导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与此同时，幼儿园自身也在积极寻求改变和突破，以期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人士也在积极探索“单独二孩”新政实施后的幼儿园教育与社会工作融合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河北、内蒙古在内的25个省市自治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及“单独两孩”政策，过半省份表态今年启动实施。其中，河北、贵州、山西、天津及海南等5省市，均在其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吉林确定“启动‘单独两孩’政策”，青海则明确表示要“出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和取消四年生育间隔政策”。
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二孩”
上世纪70年代有句顺口溜：“一个太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到了1980年就变成了“只生一个好”，随着大规模的深入宣传这句口号广为人知。之后，我国计划生育的基调都是严格控制人口，用田雪原的话来说就是：“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198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随后，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直插到社区、村寨。计划生育控制队伍的成员除了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工作人员，专家学者之外，俗称小脚侦缉队的居委会大妈们也功不可没，她们发挥自己熟悉社区民情的优势，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在全国推行“一胎政策”的同时，国家也在进行对比性的实验。1985年前后，国家选取了甘肃酒泉、辽宁长海、黑龙江黑河、湖北恩施、山西翼城等13个县市进行二胎试点，13个试点县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减少为4个——甘肃酒泉、湖北恩施、山西翼城和河北承德。四个试点县市二胎政策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二晚一间隔。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二胎政策试验的结果是：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山西省人口增长率9.98%，年均增长率0.96%；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翼城人口达到303258人，这与1985年7月27日，翼城计生委规划的翼城《人口发展测算表》中计划到2000年，翼城总人口达到300331人的预测相差无几。实验县市的经验对国家决策层决定推进单独二孩政策的参考意义重大。
“生”还是“不生”，还能“生”吗？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与之呼应的是，从2014年1月17号开始，随着浙江率先出台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不到五个月的短短时间内，23个省/直辖市相继出台了“单独二孩”新政。5月18号，贵州省“单独两孩”政策正式施行，成为第23个出台单独二孩的省份。
需要澄清的一个观点是：有公众认为“单独二孩”这个政策的推行是政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表现，但实际上政府相关部门明确表示该政策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而非放松。
3月27日是湖北省单独二孩的政策正式落地实施的首日，正在医院进行产检的怀孕9个月的34岁孕妇李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下心里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她怀的是第二胎，从怀孕起就一直在考虑交“超生罚款”的事情：“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钱还没凑齐，可也没顾上那么多，自己年龄一天天大了，再往后能不能怀上还是个问题，再说我们两总想孩子以后能有个伴。这下好的不用交了，宝宝出来日子会更舒服一些。”
与小李相比，在3月中旬生产的王霞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单独二孩”新政并未出台，因此，仅仅早出生一个月的孩子仍属于超生，需要交纳“社会抚养费”。王霞感叹：“这孩子在我肚子里再呆半个月就能节约一大笔钱呢。”
李悦和王霞遇到的问题也是众多可以享受“单独二胎”政策的人们遇到的问题。李悦王霞们中还有些人苦恼地不是孩子出生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是自己人到中年，能不能顺利地生出健康的孩子，“生得出来吗？”成为他们的最大困扰。还有一些人则处于两难之中，“生”还是“不生”？在他们看来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家庭成员，而更多地是为之要付出的抚养成本、教育成本、生活成本……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人幽默地说：“先愁生，后愁养，还要发愁怎么过活。”
面临大考的学前教育
在“单独二孩”新政实施带来的人口增量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学前教育。对于幼儿园、托儿所等实施学前教育的机构来说，“单独二孩”新政可以说是迎来新一轮的大考，入园难的问题势必凸显：不仅对机构设施设备、场地、保育员、幼教老师数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重要的是对教学质量、教学内容等软环境的要求进一步提升。能不能解决入园难的问题，成为学前教育行业的大考题目。
全国各地在此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上海为了应对人口变化新情况，近三年来已经新建300多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缓解了压力，然而硬件条件到位，配套师资却捉襟见肘，在幼儿园方面师资短缺显得更为明显。成都也编制并实施了《成都市中心城幼儿园布局规划（2011-2020）》，新建配套幼儿园641所，建成239所，鼓励发展普惠性幼儿园。鼓励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立公益性幼儿园财政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引导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与此同时，幼儿园自身也在积极寻求改变和突破，以期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人士也在积极探索“单独二孩”新政实施后的幼儿园教育与社会工作融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