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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学良后期的照片中，身边除了赵四小姐，最多出现的是一个略有谢顶、文质彬彬的人，他就是“张学良将军招待所”所长，负责看管少帅的军统大特务刘乙光。1982年，当刘乙光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人们忽然发现，这位林彪的黄埔同学，一生似乎只干了一件事——陪伴张学良度过30年的幽禁岁月。
曾两次挽救张学良的生命
张学良晚年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
刘乙光什么时候救过张学良呢？
雪窦寺，位于浙江奉化溪口，是张学良失去自由后的第一个软禁之地。1937年年初，张学良由南京被秘密转移到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幽禁在雪窦寺。不久，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也来到溪口陪伴他。刺杀，就在此时发生。
行刺者，是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袁静枝为何要刺杀张学良呢？因为其夫蒋孝先，是蒋介石身边宪兵第三团团长。1936年西安事变中，蒋孝先因曾指挥宪兵抵抗而遭东北军逮捕击毙。所以袁静枝一直将张学良视为仇人。
张学良到达雪窦寺之后，袁静枝也寻踪而来。她曾有两次刺杀张学良的机会。第一次是在雪窦寺大雄宝殿，因仓促相遇未及动手；第二次则是利用了张学良每天与于凤至外出散步的机会，于妙高台枪击张学良。
袁静枝毕竟是未经军事训练的知识女性，所以第一枪并未命中。就在她准备打第二枪的时候，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已经朝枪响处扑去。张学良和于凤至则急忙蹲下隐蔽，吃惊地望着袁静枝被刘乙光抓住，扭了出来，而袁静枝拼命挣扎反抗。这时，于凤至拿出了“大姐”的勇气，毅然站在了张学良的面前，对袁静枝道：“我是汉卿的妻子，如果你一定要认定汉卿是你的杀夫仇人，那就让我代他一死。”
于凤至的这一举动，让袁静枝和张学良都感佩不已。袁静枝因此怅然下山，张学良亦未令人拦阻。后来，蒋介石给了袁静枝一笔钱，意在息事宁人，此事遂罢。
张学良亲口回忆刘乙光救自己，不仅仅这一次。
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桐梓龙岗山幽禁地患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刘乙光在来不及向重庆请示的情况下，将张学良急送已迁到贵阳的中央医院，由院长沈克飞亲自主刀进行了手术。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入院时张学良的阑尾已经穿孔并引发腹膜脓肿（后张因此作了第二次手术，并在贵阳住院数月），及时的手术挽救了张学良的生命。因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曾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地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两人关系奇特
看守和囚犯永远是一对矛盾的集合，双方的关系可能是人世间最对立的。但张学良和刘乙光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张学良和把他看管得密不透风的刘乙光，不时发生些大大小小的冲突；另一方面，张学良对刘乙光又有一份理解。在张学良晚年，曾有记者要他评价刘乙光，他如是讲：“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甚至，张学良的一些评语，还流露出了他对刘乙光的一丝欣赏，比如刘乙光的清廉。1956年，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老刘谈到二麻子（刘乙光二儿子刘仲璞的乳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1965年刘乙光退休，张学良这样对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你要走了，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我想送给你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儿子出国，要向被看守的人借支票来做申请签证的担保，而且“两月后即可交还”。可见，刘乙光这个军统局少将是真的穷。
张学良临别的赠款，刘乙光最终是婉拒了。刘乙光的二儿子刘仲璞到国外读书很用功，后来成为台湾著名的海水淡化专家。
刘乙光曾是共产党员
刘乙光原名刘书之，字乙光，是湖南永兴县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聪颖，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里也是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展开革命工作的地方。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期间，刘乙光受到左翼思想的熏陶，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学兄，给了他重要的人生指点和帮助，这个人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
黄克诚后来受党组织安排，入广州中央政治培训班学习。临行前，他与刘乙光谈心，鼓励刘乙光报考黄埔军校。刘乙光对黄克诚很服气，便依嘱而行，1926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并在北伐战争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期学员，被视为黄埔军校中最有才华的一届。刘乙光的同学中，将星如云。共产党中有林彪、曾中生、刘志丹、李运昌、段德昌、袁国平；国民党中则有谢晋元、张灵甫、胡琏、邱维达、李振西、李弥、文强、阙汉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刘乙光没有去担任看守张学良的任务，会不会也有一段沙场传奇等待着他呢？
刘乙光也曾从戎作战，在第八军唐生智部参加了北伐战争。不过，唐生智与蒋介石矛盾重重，“四一二事变”之后，其部队中的黄埔生便面临被清洗的命运。刘乙光弃职而走，另谋出路，却又没有旅费。结果，他遇到了黄克诚。黄克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刘乙光，使他度过一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乙光失去了和共产党组织的联系。不过，没有从任何地方看到他有自首或者叛变的情节，应是属于客观环境造成。当时曾希圣等都曾遇到同样问题，只不过有的人后来找到了党组织，有的人一直都没有找到。
1929年，黄克诚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挫折，在经过长时间颠沛流离后，他才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命到武汉从事地下兵运工作。黄克诚找到刘乙光，提到自己希望能打入国民党部队。刘乙光居然为黄克诚伪造了一份文凭和一份小学教师的履历，使黄克诚顺利进入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师的政训处，当了一名少尉科员。
或许因为政治思想发生改变，刘乙光最终还是跟了国民党，并一度负责看守军统中犯了“家法”的特务们。也许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于是被分配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
两人共同走过30年岁月
刘乙光恪尽职守，一方面，他严格地按照要求剥夺张学良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又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张学良以方便。甚至，当张的情绪实在不稳时，刘乙光会急报戴笠等设法解决（戴的做法是或者自己来看望，或者请东北故旧去拜访张学良，效果良好）。换句话说，刘乙光既是在看守，也是在服务，有的时候，他所能容忍的限度甚至让人惊奇。比如，刘乙光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不好交差，会千方百计安排张学良出去走走甚至去逛街。
到了1946年，戴笠所乘飞机撞山身死，蒋介石因内战失利迁怒张学良愈深，刘乙光对张学良的态度，也有过一段转劣时光。但难得的是，这时候的刘乙光，还有一条底线。也正是这条底线，让张学良后来回忆刘乙光的时候，总是透出一丝温情。
台湾1947年2月发生“二二八事件”之时，张学良等被困于台湾新竹温泉，刘乙光奉命必要时杀掉张学良。局势一日数惊。此时在几乎绝粮的情况下，刘乙光却保证张学良每天能够吃上米饭，宪兵特务吃红薯，而刘乙光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没有吃的，“饿得骂娘”。
意外的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两人的关系又一次转好。以至于他们相处的最后几年，张学良的日记中经常出现“老刘”为他可能获释欢喜不已，遇到他耍犟脾气时“苦劝”——这种苦劝常使张学良避免不可知之祸事。过后，张学良会感慨“老刘好意可感也”。
张学良与刘乙光两家人的关系，亦让人意想不到的亲密。刘乙光长子刘伯涵当时在海军服役，他这样写道：“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別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生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
张学良将军幽囚的30年时光，刘乙光何尝不是共同的囚人？一是求生之虎，一是守丘之狐，但其实他们的利益也有一致的地方——幽囚张学良的局面无法改变，刘乙光亦无期待张早死以交差的狠毒。他们的共同底线，是平安地度过这难熬的岁月。30年，人生美好的时光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度过，这已经不仅仅是囚者与看守的关系，而有了一种生死相依的味道。
刘乙光死去的时候十分寂寥，除蒋经国之外，只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吊唁。我想，这对他来说，已是足够的安慰。
曾两次挽救张学良的生命
张学良晚年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
刘乙光什么时候救过张学良呢？
雪窦寺，位于浙江奉化溪口，是张学良失去自由后的第一个软禁之地。1937年年初，张学良由南京被秘密转移到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幽禁在雪窦寺。不久，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也来到溪口陪伴他。刺杀，就在此时发生。
行刺者，是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袁静枝为何要刺杀张学良呢？因为其夫蒋孝先，是蒋介石身边宪兵第三团团长。1936年西安事变中，蒋孝先因曾指挥宪兵抵抗而遭东北军逮捕击毙。所以袁静枝一直将张学良视为仇人。
张学良到达雪窦寺之后，袁静枝也寻踪而来。她曾有两次刺杀张学良的机会。第一次是在雪窦寺大雄宝殿，因仓促相遇未及动手；第二次则是利用了张学良每天与于凤至外出散步的机会，于妙高台枪击张学良。
袁静枝毕竟是未经军事训练的知识女性，所以第一枪并未命中。就在她准备打第二枪的时候，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已经朝枪响处扑去。张学良和于凤至则急忙蹲下隐蔽，吃惊地望着袁静枝被刘乙光抓住，扭了出来，而袁静枝拼命挣扎反抗。这时，于凤至拿出了“大姐”的勇气，毅然站在了张学良的面前，对袁静枝道：“我是汉卿的妻子，如果你一定要认定汉卿是你的杀夫仇人，那就让我代他一死。”
于凤至的这一举动，让袁静枝和张学良都感佩不已。袁静枝因此怅然下山，张学良亦未令人拦阻。后来，蒋介石给了袁静枝一笔钱，意在息事宁人，此事遂罢。
张学良亲口回忆刘乙光救自己，不仅仅这一次。
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桐梓龙岗山幽禁地患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刘乙光在来不及向重庆请示的情况下，将张学良急送已迁到贵阳的中央医院，由院长沈克飞亲自主刀进行了手术。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入院时张学良的阑尾已经穿孔并引发腹膜脓肿（后张因此作了第二次手术，并在贵阳住院数月），及时的手术挽救了张学良的生命。因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曾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地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两人关系奇特
看守和囚犯永远是一对矛盾的集合，双方的关系可能是人世间最对立的。但张学良和刘乙光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张学良和把他看管得密不透风的刘乙光，不时发生些大大小小的冲突；另一方面，张学良对刘乙光又有一份理解。在张学良晚年，曾有记者要他评价刘乙光，他如是讲：“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甚至，张学良的一些评语，还流露出了他对刘乙光的一丝欣赏，比如刘乙光的清廉。1956年，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老刘谈到二麻子（刘乙光二儿子刘仲璞的乳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1965年刘乙光退休，张学良这样对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你要走了，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我想送给你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儿子出国，要向被看守的人借支票来做申请签证的担保，而且“两月后即可交还”。可见，刘乙光这个军统局少将是真的穷。
张学良临别的赠款，刘乙光最终是婉拒了。刘乙光的二儿子刘仲璞到国外读书很用功，后来成为台湾著名的海水淡化专家。
刘乙光曾是共产党员
刘乙光原名刘书之，字乙光，是湖南永兴县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聪颖，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里也是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展开革命工作的地方。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期间，刘乙光受到左翼思想的熏陶，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学兄，给了他重要的人生指点和帮助，这个人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
黄克诚后来受党组织安排，入广州中央政治培训班学习。临行前，他与刘乙光谈心，鼓励刘乙光报考黄埔军校。刘乙光对黄克诚很服气，便依嘱而行，1926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并在北伐战争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期学员，被视为黄埔军校中最有才华的一届。刘乙光的同学中，将星如云。共产党中有林彪、曾中生、刘志丹、李运昌、段德昌、袁国平；国民党中则有谢晋元、张灵甫、胡琏、邱维达、李振西、李弥、文强、阙汉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刘乙光没有去担任看守张学良的任务，会不会也有一段沙场传奇等待着他呢？
刘乙光也曾从戎作战，在第八军唐生智部参加了北伐战争。不过，唐生智与蒋介石矛盾重重，“四一二事变”之后，其部队中的黄埔生便面临被清洗的命运。刘乙光弃职而走，另谋出路，却又没有旅费。结果，他遇到了黄克诚。黄克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刘乙光，使他度过一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乙光失去了和共产党组织的联系。不过，没有从任何地方看到他有自首或者叛变的情节，应是属于客观环境造成。当时曾希圣等都曾遇到同样问题，只不过有的人后来找到了党组织，有的人一直都没有找到。
1929年，黄克诚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挫折，在经过长时间颠沛流离后，他才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命到武汉从事地下兵运工作。黄克诚找到刘乙光，提到自己希望能打入国民党部队。刘乙光居然为黄克诚伪造了一份文凭和一份小学教师的履历，使黄克诚顺利进入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师的政训处，当了一名少尉科员。
或许因为政治思想发生改变，刘乙光最终还是跟了国民党，并一度负责看守军统中犯了“家法”的特务们。也许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于是被分配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
两人共同走过30年岁月
刘乙光恪尽职守，一方面，他严格地按照要求剥夺张学良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又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张学良以方便。甚至，当张的情绪实在不稳时，刘乙光会急报戴笠等设法解决（戴的做法是或者自己来看望，或者请东北故旧去拜访张学良，效果良好）。换句话说，刘乙光既是在看守，也是在服务，有的时候，他所能容忍的限度甚至让人惊奇。比如，刘乙光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不好交差，会千方百计安排张学良出去走走甚至去逛街。
到了1946年，戴笠所乘飞机撞山身死，蒋介石因内战失利迁怒张学良愈深，刘乙光对张学良的态度，也有过一段转劣时光。但难得的是，这时候的刘乙光，还有一条底线。也正是这条底线，让张学良后来回忆刘乙光的时候，总是透出一丝温情。
台湾1947年2月发生“二二八事件”之时，张学良等被困于台湾新竹温泉，刘乙光奉命必要时杀掉张学良。局势一日数惊。此时在几乎绝粮的情况下，刘乙光却保证张学良每天能够吃上米饭，宪兵特务吃红薯，而刘乙光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没有吃的，“饿得骂娘”。
意外的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两人的关系又一次转好。以至于他们相处的最后几年，张学良的日记中经常出现“老刘”为他可能获释欢喜不已，遇到他耍犟脾气时“苦劝”——这种苦劝常使张学良避免不可知之祸事。过后，张学良会感慨“老刘好意可感也”。
张学良与刘乙光两家人的关系，亦让人意想不到的亲密。刘乙光长子刘伯涵当时在海军服役，他这样写道：“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別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生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
张学良将军幽囚的30年时光，刘乙光何尝不是共同的囚人？一是求生之虎，一是守丘之狐，但其实他们的利益也有一致的地方——幽囚张学良的局面无法改变，刘乙光亦无期待张早死以交差的狠毒。他们的共同底线，是平安地度过这难熬的岁月。30年，人生美好的时光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度过，这已经不仅仅是囚者与看守的关系，而有了一种生死相依的味道。
刘乙光死去的时候十分寂寥，除蒋经国之外，只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吊唁。我想，这对他来说，已是足够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