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河南一名在读大学生葛伟（化名）报料，称其于2014年11月向113所高校寄出挂号信申请公开“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但截至目前只有44所高校给出回复，已回复公开或通过网站公开其“三公”经费的高校只有30所。其中，武汉理工大学2013年“三公”经费支出889.06万元，位列30所高校第一。而南方医科大学的“三公”经费的支出是0。
高校2014年公开“三公”经费的情况，与2013年相比，没有多大变化——2013年年底，据媒体的统计，全国公布“三公”经费的高校也只有30所左右。这着实令人有些沮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14年，教育部曾针对高校信息公开，专门下发《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明确高校应主动公开包括财务资产、收费信息等10大类50项信息。对于教育部确定的信息公开清单，当时的舆论都寄予厚望，认为有了清单，教育部门完全可以根据清单，对照学校的信息公开情况，对学校不公开信息进行问责。可现在看来，信息公开清单，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自筹的“三公”经费要不要公开
南方医科大学公开的2013年“三公”经费决算显示为0，引起舆论关注，被质疑是“画一个圈”来糊弄公众。针对舆论的质疑，南方医科大学在官微上“澄清”，学校有公务接待、公车消费，总计花了400多万元，但“三公”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自筹两部分，在高校网站晒出的“三公”经费，均为财政拨款部分，由于南方医科大学的“三公”经费都来源于自筹，所以“三公”消费也就为0。
也许在南方医科大学看来，只要不用财政拨款进行“三公”经费支出，就可以不公开，这是站不住脚的。
表面上看，学校不用专门的财政拨款，进行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因公出国，就可称“三公”为0，但只要有“三公”消费，就必定有钱的支出，这笔钱从哪里来？这当然不是学校领导自掏腰包，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而其他方式，往往也是动用学校的资源来实现，因此，这也应该向师生、公众交代，否则就可能涉嫌利用学校资源做交换，或者利益输送。
比如，如果学校公务接待，不是用学校的钱，而是找企业家赞助（或从课题经费中支出），这不就没用公款吗？因公出国也是如此。再比如，如果学校校部没有公车，而是把所有公车都“下放”到校企（医院），使用由学校安排，支出由校企（医院）结账，这不也没有用公车吗？而为了表示对校企的补贴，学校可能会专门设立一笔资助经费，或者让校企少交一点利润即可。
这种情况，在地方教育部门的公车改革中，并不鲜见。公车按规定取消，公职人员领车改补贴，开私车或者坐公交车上下班，但“隐身”的，放在各中小学的公车据悉还保留，教育部门的人想用，随时可用，甚至有的学校的公车，就专门供行政部门调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面上“三公”消费没了，但从公开转到了地下。
其实，只公布“三公”消费，不公布所有学校财务信息；只报告学校校长有出国考察，却不报告出国考察用了多少钱，钱从哪里支出；只公布财务信息的收支总额，不公布具体的细目；所有公布的财务信息，只由学校自己审计发布，没有独立的审计，就会出现这种“三公”消费为0的局面。而且，从账面上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如此一来，即便高校公开“三公”经费，师生、公众也无法对学校进行监督。大家花大力得来的信息公开，极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公开，财务信息还是一笔糊涂账。
笔者希望南方医科大学能公开“三公”自筹经费究竟来自何处，这样才能让师生、公众了解学校的整体财务收支情况。发达国家的大学，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所有办学信息，是向师生公开的，而且，公开的信息，具体到细目开支，而不只是收支总额，在公开之前，财务要由独立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也就是说，所有财务信息公开、透明。按照这种信息公开要求，学校是难以在账面上做手脚的。包括学校校产经营、接受捐赠的收支情况，都必须对外公布，而不是“打闷包”。
高校信息公开为何像“挤牙膏”似的
按照我国目前的行政治校方式，高校信息公开必定如“挤牙膏”似的，上级行政部门抓得紧一些，师生和社会舆论盯得紧一些，公开的学校也就多一些，但这无法建立起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首先，对高校信息公开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按照目前的信息公开规定，学校不按规定公开信息，政府主管部门要追究学校领导的责任。可是，这种问责，说到底是老子问责儿子，因此纵使学校不公开信息，问责也很少发生。而且，高校的公务接待费用，往往发生在接待上级领导和兄弟高校的迎来送往中，所以对于不公布“三公”，上级部门并不会有太多责难，兄弟高校也不会举报。近年，被媒体曝光没有按规定公开信息的高校不在少数，却没有高校由此被问责。如此一来，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就沦为一纸空文，行政部门往往只顾发文，却不落实，让监督流于形式，学校并不把信息公开真当一回事。
其次，高校信息公开完全由行政部门主导，师生只能被动接受公开的数据。一方面，高校就是公布“三公”信息，也只是公布大笔开销、很笼统的数据，而没有公布开支的细目，这无法让公众监督。另一方面，高校公开的数据是否真实，师生没有复核的渠道。这次南方医科大学公开的“三公”经费为0，师生和公众，觉得其真实性可疑，进而进行质疑。而对于那些公布“三公”经费为几百万的学校，这些数据真实吗？换言之，学校公布多少，师生也就接受是多少。
再次，经过多年的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高校信息公开情况并没有达到公众预期，这让舆论对此的关注度下降。这次只有30所高校公布“三公”经费的消息，引来的舆论关注并不多。这给高校传递的负面信息是，不公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坚决不公开，舆论也掀不起什么波澜。这就可以解释，为何2014年和2013年公开“三公”经费的高校基本未变。
推进高校信息公开，是遏制高校腐败，办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措施。要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其一，必须完善问责机制，改变目前这种由上级行政部门问责的机制。一方面，应该引入人大问责，应该建立由人大检查执法、追究责任的新机制。对于用财政投入举办的公办学校来说，人大有责任监督预算的落实情况，也就是说要求学校公开所有办学信息，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务信息，以接受公众监督，避免经费被挤占、挪用、挥霍、侵吞。另一方面，要引入司法问责，对于高校办学经费被挤占、挪用、挥霍、侵吞等问题，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启动司法调查，而不是仅由教育行政部门或高校自身进行自查，自查的结果有可能是不了了之。
其二，师生要积极维护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以此推动信息公开。这名河南大学生的行动，就是以实际行动，推进高校信息公开的进程。在促进高校信息公开、透明办学过程中，师生和舆论要持续推动高校信息公开，而不能失去对此事的关注。必须意识到，在我国，推进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公开，是需要打持久战的，虽然近年高校的信息公开没有达到理想预期，但是，与多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政府部门对高校信息公开的要求，以及师生维护自身知情权的努力，会加快推进高校信息公开。
其三，从根本上说，我国大学还实行行政治校，在校内，行政权力主导所有资源的配置，而且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包括对于信息公开，虽然有关规定赋予了师生要求学校公开信息的权利，可是，如果学校不公开信息，师生也奈何不得。
要让学校信息公开形成一项基本的制度，必须在大学内部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就包括，实行校长公选，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推动学生自治。只有实行现代治理，师生拥有学校办学、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进而，所有办学信息向师生和社会公众公开，也就顺理成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早已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需要加快落实、推进，以解决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学校行政治理、闭门办学的老大难问题。
责编：赵 东
高校2014年公开“三公”经费的情况，与2013年相比，没有多大变化——2013年年底，据媒体的统计，全国公布“三公”经费的高校也只有30所左右。这着实令人有些沮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14年，教育部曾针对高校信息公开，专门下发《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明确高校应主动公开包括财务资产、收费信息等10大类50项信息。对于教育部确定的信息公开清单，当时的舆论都寄予厚望，认为有了清单，教育部门完全可以根据清单，对照学校的信息公开情况，对学校不公开信息进行问责。可现在看来，信息公开清单，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自筹的“三公”经费要不要公开
南方医科大学公开的2013年“三公”经费决算显示为0，引起舆论关注，被质疑是“画一个圈”来糊弄公众。针对舆论的质疑，南方医科大学在官微上“澄清”，学校有公务接待、公车消费，总计花了400多万元，但“三公”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自筹两部分，在高校网站晒出的“三公”经费，均为财政拨款部分，由于南方医科大学的“三公”经费都来源于自筹，所以“三公”消费也就为0。
也许在南方医科大学看来，只要不用财政拨款进行“三公”经费支出，就可以不公开，这是站不住脚的。
表面上看，学校不用专门的财政拨款，进行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因公出国，就可称“三公”为0，但只要有“三公”消费，就必定有钱的支出，这笔钱从哪里来？这当然不是学校领导自掏腰包，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而其他方式，往往也是动用学校的资源来实现，因此，这也应该向师生、公众交代，否则就可能涉嫌利用学校资源做交换，或者利益输送。
比如，如果学校公务接待，不是用学校的钱，而是找企业家赞助（或从课题经费中支出），这不就没用公款吗？因公出国也是如此。再比如，如果学校校部没有公车，而是把所有公车都“下放”到校企（医院），使用由学校安排，支出由校企（医院）结账，这不也没有用公车吗？而为了表示对校企的补贴，学校可能会专门设立一笔资助经费，或者让校企少交一点利润即可。
这种情况，在地方教育部门的公车改革中，并不鲜见。公车按规定取消，公职人员领车改补贴，开私车或者坐公交车上下班，但“隐身”的，放在各中小学的公车据悉还保留，教育部门的人想用，随时可用，甚至有的学校的公车，就专门供行政部门调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面上“三公”消费没了，但从公开转到了地下。
其实，只公布“三公”消费，不公布所有学校财务信息；只报告学校校长有出国考察，却不报告出国考察用了多少钱，钱从哪里支出；只公布财务信息的收支总额，不公布具体的细目；所有公布的财务信息，只由学校自己审计发布，没有独立的审计，就会出现这种“三公”消费为0的局面。而且，从账面上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如此一来，即便高校公开“三公”经费，师生、公众也无法对学校进行监督。大家花大力得来的信息公开，极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公开，财务信息还是一笔糊涂账。
笔者希望南方医科大学能公开“三公”自筹经费究竟来自何处，这样才能让师生、公众了解学校的整体财务收支情况。发达国家的大学，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所有办学信息，是向师生公开的，而且，公开的信息，具体到细目开支，而不只是收支总额，在公开之前，财务要由独立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也就是说，所有财务信息公开、透明。按照这种信息公开要求，学校是难以在账面上做手脚的。包括学校校产经营、接受捐赠的收支情况，都必须对外公布，而不是“打闷包”。
高校信息公开为何像“挤牙膏”似的
按照我国目前的行政治校方式，高校信息公开必定如“挤牙膏”似的，上级行政部门抓得紧一些，师生和社会舆论盯得紧一些，公开的学校也就多一些，但这无法建立起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首先，对高校信息公开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按照目前的信息公开规定，学校不按规定公开信息，政府主管部门要追究学校领导的责任。可是，这种问责，说到底是老子问责儿子，因此纵使学校不公开信息，问责也很少发生。而且，高校的公务接待费用，往往发生在接待上级领导和兄弟高校的迎来送往中，所以对于不公布“三公”，上级部门并不会有太多责难，兄弟高校也不会举报。近年，被媒体曝光没有按规定公开信息的高校不在少数，却没有高校由此被问责。如此一来，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就沦为一纸空文，行政部门往往只顾发文，却不落实，让监督流于形式，学校并不把信息公开真当一回事。
其次，高校信息公开完全由行政部门主导，师生只能被动接受公开的数据。一方面，高校就是公布“三公”信息，也只是公布大笔开销、很笼统的数据，而没有公布开支的细目，这无法让公众监督。另一方面，高校公开的数据是否真实，师生没有复核的渠道。这次南方医科大学公开的“三公”经费为0，师生和公众，觉得其真实性可疑，进而进行质疑。而对于那些公布“三公”经费为几百万的学校，这些数据真实吗？换言之，学校公布多少，师生也就接受是多少。
再次，经过多年的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高校信息公开情况并没有达到公众预期，这让舆论对此的关注度下降。这次只有30所高校公布“三公”经费的消息，引来的舆论关注并不多。这给高校传递的负面信息是，不公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坚决不公开，舆论也掀不起什么波澜。这就可以解释，为何2014年和2013年公开“三公”经费的高校基本未变。
推进高校信息公开，是遏制高校腐败，办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措施。要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其一，必须完善问责机制，改变目前这种由上级行政部门问责的机制。一方面，应该引入人大问责，应该建立由人大检查执法、追究责任的新机制。对于用财政投入举办的公办学校来说，人大有责任监督预算的落实情况，也就是说要求学校公开所有办学信息，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务信息，以接受公众监督，避免经费被挤占、挪用、挥霍、侵吞。另一方面，要引入司法问责，对于高校办学经费被挤占、挪用、挥霍、侵吞等问题，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启动司法调查，而不是仅由教育行政部门或高校自身进行自查，自查的结果有可能是不了了之。
其二，师生要积极维护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以此推动信息公开。这名河南大学生的行动，就是以实际行动，推进高校信息公开的进程。在促进高校信息公开、透明办学过程中，师生和舆论要持续推动高校信息公开，而不能失去对此事的关注。必须意识到，在我国，推进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公开，是需要打持久战的，虽然近年高校的信息公开没有达到理想预期，但是，与多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政府部门对高校信息公开的要求，以及师生维护自身知情权的努力，会加快推进高校信息公开。
其三，从根本上说，我国大学还实行行政治校，在校内，行政权力主导所有资源的配置，而且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包括对于信息公开，虽然有关规定赋予了师生要求学校公开信息的权利，可是，如果学校不公开信息，师生也奈何不得。
要让学校信息公开形成一项基本的制度，必须在大学内部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就包括，实行校长公选，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推动学生自治。只有实行现代治理，师生拥有学校办学、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进而，所有办学信息向师生和社会公众公开，也就顺理成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早已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需要加快落实、推进，以解决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学校行政治理、闭门办学的老大难问题。
责编：赵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