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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媒介素养”作为关键词输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在1979年-2008年(最早一篇见于1990年)这段时间内共出现818篇相关文章。本文以这818篇媒介素养研究文章作为文本分析的主要对象，力图对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的对象及研究特点进行分析和梳理。
关键词：素养 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概况
“媒介素养(／iledia literacy)”是一个舶来词，由“素养(1lteracy)”的概念延伸而来。根据英国《剑桥国际英语词典》的定义，“素养”就是“具有读与写的能力(an a-bility t0 read and write)”；而根据美国《韦氏英语词典》的解释，“素养(lteracy)”是指“读写能力的高低状态(the quality orstale of being literacy)”。所以正如国内学者归纳总结的，“素养(literacy)”的定义就是“具有读与写的能力”，而“写作是一个思考、记录和审视的过程”，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得出“素养是人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能力”。
媒介素养问题的提出和发展与其他媒介问题相比相对迟些，通常认为是在电子媒介出现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初以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才出现的。其概念是20世纪30年代首先由英国学者提出的。在我国，台湾省政治大学广播电视系专任副教授吴翠珍于1985年、1987年相继发表论文《媒体教育中的电视素养》和《儿童收看电视卡通行为研究：兼论媒体素养》，开了我国台湾省媒介素养教育正式理论研究的先河。到了1994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夏商周首次把媒介素养教育介绍到中国。1997年，卜卫发表《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成为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发端。2003年国内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媒介素养，2004年被称为媒介素养的学术研究年，多个学术主题会议召开并开始确立有关组织机构。比如2004年10月1日，中国首家媒介素养专业网站媒介素养研究由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建立和开通；2004年10月8日至1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了以“创新、沟通、发展”为主旨的首届媒介素养国际研讨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为题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建设问题，并将大会论文集结出版为《媒介素养》一书。同年，中国传媒大学的《媒介研究》杂志出版了《媒介素养教育》论文专辑；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记者》杂志也开辟了《媒介素养救育》专栏。随后，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网也设置了专门的媒介素养专栏。同年12月11日至13日由团中央、教育部等国家七部委联合主办、上海团市委等承办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主题会议在上海举行，旨在深入研究现代媒体的发展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并呼吁全社会关注与研究，以引导未成年人更好地对待和使用媒体。2005年和2006年有更多的学者进行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使媒介素养研究持续升温。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通过了我国首篇媒介素养教育博士论文《信息社会媒介素养研究：兼论中国媒介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05年9月，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开设了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媒介素养课程。2007年4月，我国首家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中心借鉴香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经验研究媒介素养课程理论。同年12月，主题为“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的国内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围绕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教育、课程研究、与公众参与等议题进行研究讨论，形成的几十篇学术文章，显示了学界对媒介素养问题的关注。
研究文本的梳理和特点分析
以“媒介素养”作为“关键词”输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发现这些研究文本的数量呈以下特点：1979年至1999年一共有19篇文章，2000年至2002年3月内有19篇文章，2003年有21篇，2004年有48篇，2005年有104篇，2006年有156篇，2007年有258篇，2008年有189篇。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非常稀少，其中每年仅出现个位数字的相关研究，这样的现象从1990年一直持续到2001年，到2D02年在数量上突破个位数。2004年起研究文本的数量开始激增，每年都比上一年多一倍多，仅在2007年这一年里发表的研究文本数量就占这19年(1990年～2008年)总量的32％。
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中可以看到，从1997年～2008年，媒介素养的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大学生、青少年、传媒人、百姓大众、农民、教育者和政府机关这七方面，其中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分析对象的文章占14.7％，青少年占12.4％，传媒人占9.1％。百姓大众占4.8％，农民占4.1％，政府机关占2.7％。
在研究领域方面，研究文本主要集中于媒介素养教育领域(占31.7％)、主体媒介素养研究(占30.9％)、港台地区和国外的媒介素养研究(占5.2％)、网络媒介素养研究(占4.2％)、媒介生态环境领域研究(占0.9％)和广告素养研究领域(占0 8％)6个方面，比例明显有失均衡。
根据上文梳理分析，我国媒介素养研究有以下特点：
1 截至2002年，媒介素养研究在我国一直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文本数量甚少：而到了2003年和2004年，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则进入了黄金阶段，研究领域逐步开阔，文本数量稳步增长；2005年到2008年这3年，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达到了高潮，新的领域和问题都慢慢被纳入研究的范围，主题广泛，从媒介教育到媒体事件、从大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媒介素养都有涉及，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定最研究方法的文本也逐渐开始出现。
2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各部分分布不均衡。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大学生和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研究方面，而其他对象的研究明显过少。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环境的革变和媒介角色多元化的现实之中，社会各部分对象都发生切身的观念变化，媒介素养研究应该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背景下去考虑矛盾日益突出的对象，比如农民、网民、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问题，以及教育者、党政领导部门的媒介素养问题，虽然也有学者提及，但仍不够详尽。在“华南虎事件”中，一位农民、一台相机和一些“虎照”被策划成新世纪以来最大的假新闻，误导了社会舆论，这不仅浪费了紧缺的行政资源，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我们的一些基层官员似乎还未认识到信息、媒体、舆论的重要性，遇到社会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警察，而不是合理 利用媒体化解矛盾。在一个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知晓如何合理地运用传媒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见解，与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是政府人员必备的政治素质，也是其化解社会矛盾应具备的新品质和新能力。而我国媒介机构基于国情，往往采取“以最小的政治风险赢得最大的商业利益”的操作模式，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这也意味着不能对大多数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采取批判的视角，公正报道评价，而为赢得最大的商业利益最大限度地压缩成本，以最高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只有正视问题所在，才能有效避免媒体全面娱乐的局面。传媒业界观念的转变是催生中国批判型受众的重要机制，因此有关方面的指导策略必不可少，这也是国内媒介素养研究应加强的研究内容。
3 从研究领域来看，媒介素养研究的领域正在不断拓宽，尤其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本，但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失衡现象严重，比如网络媒介素养问题、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问题和广告等领域的媒介素养问题等。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指导网民正确选择、准确理解、合理评价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并使其成为有创新性的传播者的教育，具体内容分培养网民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对媒介及信息的理性批判能力和运用媒介以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三方面。培养网民对信息的理性批判能力不仅是净化网络环境的要求，更是民主社会的一种重要特征。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深远，在农村变革的进程中，大众传媒更应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问题研究却严重缺位。由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客观存在，加上农村媒介生态的严重失衡，我国传媒在农村的教育功能发挥得远远不够，严重制约了农民观念，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在我国广告素养问题方面，有关研究刚刚起步，我国的电视荧屏中仍然充斥着大量的虚假广告，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相关法律仍存有许多漏洞，笔者认为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相关做法，如在欧美国家的广告法中就有明确规定，无论是明星、名人还是专家权威人士，都必须是产品的真实使用者，否则便是虚假广告；同时，如果征词广告暗示证人比一般人更有权威，也应有理有据，否则视为违法。
小结
媒介素养问题是一个长远的议题，不是仅仅依靠领导重视、开设几门课程、举办一些社会活动就能实现，而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社会各界、学校、家庭共同努力，成立相关组织，建立相关法规。海内外的很多媒介素养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台湾的媒介素养教育经历了理念推广、政策确立和政策执行3个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台湾行政教育部门以行政规制的方式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并试图在行政部门与社会力量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而非抗争关系；在战后德国，“批判型受众”的培养是德国教育界更是媒体业界与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非盈利性的媒介教育机构(JFC)成了培养批判型受众的主导机构；美国洛杉矶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麦迪逊的“全国电子传媒协会”和阿什维尔的“媒介素养公民行动”；智利有“基督教会和传播行为研究中心”、“教育普及中心”和“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组织；日本有“儿童与公民电视论坛”等民间组织。我国在2006年由复旦大学成立的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领域出现得较早的机构之一，但其还只是一个研究性的学术机构，实践领域内的媒介素养教育机构仍旧少见。
事物的内在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同时任何事物与外部其他系统的矛盾性也决定其存在与发展。媒介素养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具有厚积薄发性和后续递延性，并且它始终处于人、传媒、环境的互动之中。对于正处于特殊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海量的媒介信息已经蔓延至社会各个领域，渗透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因而媒介素养研究也要随着信息遍布的角落与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尤其要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对新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借鉴海内外的研究方法经验，使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进一步向前探索，迈入一个更高的新层面。
关键词：素养 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概况
“媒介素养(／iledia literacy)”是一个舶来词，由“素养(1lteracy)”的概念延伸而来。根据英国《剑桥国际英语词典》的定义，“素养”就是“具有读与写的能力(an a-bility t0 read and write)”；而根据美国《韦氏英语词典》的解释，“素养(lteracy)”是指“读写能力的高低状态(the quality orstale of being literacy)”。所以正如国内学者归纳总结的，“素养(literacy)”的定义就是“具有读与写的能力”，而“写作是一个思考、记录和审视的过程”，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得出“素养是人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能力”。
媒介素养问题的提出和发展与其他媒介问题相比相对迟些，通常认为是在电子媒介出现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初以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才出现的。其概念是20世纪30年代首先由英国学者提出的。在我国，台湾省政治大学广播电视系专任副教授吴翠珍于1985年、1987年相继发表论文《媒体教育中的电视素养》和《儿童收看电视卡通行为研究：兼论媒体素养》，开了我国台湾省媒介素养教育正式理论研究的先河。到了1994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夏商周首次把媒介素养教育介绍到中国。1997年，卜卫发表《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成为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发端。2003年国内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媒介素养，2004年被称为媒介素养的学术研究年，多个学术主题会议召开并开始确立有关组织机构。比如2004年10月1日，中国首家媒介素养专业网站媒介素养研究由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建立和开通；2004年10月8日至1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了以“创新、沟通、发展”为主旨的首届媒介素养国际研讨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为题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建设问题，并将大会论文集结出版为《媒介素养》一书。同年，中国传媒大学的《媒介研究》杂志出版了《媒介素养教育》论文专辑；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记者》杂志也开辟了《媒介素养救育》专栏。随后，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网也设置了专门的媒介素养专栏。同年12月11日至13日由团中央、教育部等国家七部委联合主办、上海团市委等承办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主题会议在上海举行，旨在深入研究现代媒体的发展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并呼吁全社会关注与研究，以引导未成年人更好地对待和使用媒体。2005年和2006年有更多的学者进行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使媒介素养研究持续升温。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通过了我国首篇媒介素养教育博士论文《信息社会媒介素养研究：兼论中国媒介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05年9月，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开设了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媒介素养课程。2007年4月，我国首家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中心借鉴香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经验研究媒介素养课程理论。同年12月，主题为“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的国内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围绕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教育、课程研究、与公众参与等议题进行研究讨论，形成的几十篇学术文章，显示了学界对媒介素养问题的关注。
研究文本的梳理和特点分析
以“媒介素养”作为“关键词”输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发现这些研究文本的数量呈以下特点：1979年至1999年一共有19篇文章，2000年至2002年3月内有19篇文章，2003年有21篇，2004年有48篇，2005年有104篇，2006年有156篇，2007年有258篇，2008年有189篇。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非常稀少，其中每年仅出现个位数字的相关研究，这样的现象从1990年一直持续到2001年，到2D02年在数量上突破个位数。2004年起研究文本的数量开始激增，每年都比上一年多一倍多，仅在2007年这一年里发表的研究文本数量就占这19年(1990年～2008年)总量的32％。
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中可以看到，从1997年～2008年，媒介素养的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大学生、青少年、传媒人、百姓大众、农民、教育者和政府机关这七方面，其中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分析对象的文章占14.7％，青少年占12.4％，传媒人占9.1％。百姓大众占4.8％，农民占4.1％，政府机关占2.7％。
在研究领域方面，研究文本主要集中于媒介素养教育领域(占31.7％)、主体媒介素养研究(占30.9％)、港台地区和国外的媒介素养研究(占5.2％)、网络媒介素养研究(占4.2％)、媒介生态环境领域研究(占0.9％)和广告素养研究领域(占0 8％)6个方面，比例明显有失均衡。
根据上文梳理分析，我国媒介素养研究有以下特点：
1 截至2002年，媒介素养研究在我国一直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文本数量甚少：而到了2003年和2004年，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则进入了黄金阶段，研究领域逐步开阔，文本数量稳步增长；2005年到2008年这3年，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达到了高潮，新的领域和问题都慢慢被纳入研究的范围，主题广泛，从媒介教育到媒体事件、从大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媒介素养都有涉及，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定最研究方法的文本也逐渐开始出现。
2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各部分分布不均衡。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大学生和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研究方面，而其他对象的研究明显过少。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环境的革变和媒介角色多元化的现实之中，社会各部分对象都发生切身的观念变化，媒介素养研究应该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背景下去考虑矛盾日益突出的对象，比如农民、网民、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问题，以及教育者、党政领导部门的媒介素养问题，虽然也有学者提及，但仍不够详尽。在“华南虎事件”中，一位农民、一台相机和一些“虎照”被策划成新世纪以来最大的假新闻，误导了社会舆论，这不仅浪费了紧缺的行政资源，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我们的一些基层官员似乎还未认识到信息、媒体、舆论的重要性，遇到社会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警察，而不是合理 利用媒体化解矛盾。在一个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知晓如何合理地运用传媒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见解，与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是政府人员必备的政治素质，也是其化解社会矛盾应具备的新品质和新能力。而我国媒介机构基于国情，往往采取“以最小的政治风险赢得最大的商业利益”的操作模式，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这也意味着不能对大多数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采取批判的视角，公正报道评价，而为赢得最大的商业利益最大限度地压缩成本，以最高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只有正视问题所在，才能有效避免媒体全面娱乐的局面。传媒业界观念的转变是催生中国批判型受众的重要机制，因此有关方面的指导策略必不可少，这也是国内媒介素养研究应加强的研究内容。
3 从研究领域来看，媒介素养研究的领域正在不断拓宽，尤其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本，但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失衡现象严重，比如网络媒介素养问题、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问题和广告等领域的媒介素养问题等。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指导网民正确选择、准确理解、合理评价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并使其成为有创新性的传播者的教育，具体内容分培养网民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对媒介及信息的理性批判能力和运用媒介以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三方面。培养网民对信息的理性批判能力不仅是净化网络环境的要求，更是民主社会的一种重要特征。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深远，在农村变革的进程中，大众传媒更应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问题研究却严重缺位。由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客观存在，加上农村媒介生态的严重失衡，我国传媒在农村的教育功能发挥得远远不够，严重制约了农民观念，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在我国广告素养问题方面，有关研究刚刚起步，我国的电视荧屏中仍然充斥着大量的虚假广告，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相关法律仍存有许多漏洞，笔者认为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相关做法，如在欧美国家的广告法中就有明确规定，无论是明星、名人还是专家权威人士，都必须是产品的真实使用者，否则便是虚假广告；同时，如果征词广告暗示证人比一般人更有权威，也应有理有据，否则视为违法。
小结
媒介素养问题是一个长远的议题，不是仅仅依靠领导重视、开设几门课程、举办一些社会活动就能实现，而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社会各界、学校、家庭共同努力，成立相关组织，建立相关法规。海内外的很多媒介素养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台湾的媒介素养教育经历了理念推广、政策确立和政策执行3个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台湾行政教育部门以行政规制的方式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并试图在行政部门与社会力量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而非抗争关系；在战后德国，“批判型受众”的培养是德国教育界更是媒体业界与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非盈利性的媒介教育机构(JFC)成了培养批判型受众的主导机构；美国洛杉矶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麦迪逊的“全国电子传媒协会”和阿什维尔的“媒介素养公民行动”；智利有“基督教会和传播行为研究中心”、“教育普及中心”和“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组织；日本有“儿童与公民电视论坛”等民间组织。我国在2006年由复旦大学成立的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领域出现得较早的机构之一，但其还只是一个研究性的学术机构，实践领域内的媒介素养教育机构仍旧少见。
事物的内在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同时任何事物与外部其他系统的矛盾性也决定其存在与发展。媒介素养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具有厚积薄发性和后续递延性，并且它始终处于人、传媒、环境的互动之中。对于正处于特殊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海量的媒介信息已经蔓延至社会各个领域，渗透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因而媒介素养研究也要随着信息遍布的角落与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尤其要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对新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借鉴海内外的研究方法经验，使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进一步向前探索，迈入一个更高的新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