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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使得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脉络日益清晰，目前认同度较高的发展序列依次为：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以及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这些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前后相承，延续不断。
陶器揭示三星堆的发展脉络
考古学家为什么要花大量精力和时间研究在三星堆遗址中不起眼的陶片？原因一方面是陶器量大样本充足，另一方面是一代代工匠做出来的陶器成品总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细微的变化，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定年依据，考古学家也就能够借此串联起一大批遗迹、遗物的年代。再者，在传统定居农业社会中，这类最普通且廉价的手工业产品大多在本地制造和使用（贵重物品相对更有可能跨文化流通），更容易体现出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因而基于陶器群划分考古学文化也是考古领域的基本手段之一。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就暗示了人群的连续性，在更直接的古遗传学证据出现之前这一认识很难被动摇。
总的来说，目前所知成都平原早期陶器的发展序列非常完备，演变脉络清晰，其中已经没有明显缺环，就国内来说是同时期除了中原以外文化延续性最强的区域。三星堆在其中的定位也非常清楚， 源和流都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地方。同时期中原还有嵩山地区—偃师—郑州—安阳这样的中心迁移，而三星堆遗址一到三期甚至连地方都没变，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可见一斑。因此，三星堆文化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突然消失，该文化的创造者更不可能是天外来客。
三星堆的四个时期
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传统上根据陶器的变化和地层关系分为四期：
遗址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时代跨度、文化面貌与同处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基本相同，被学界廣泛认知为“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或“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
遗址第二、第三和第四期文化遗存为青铜时代文化，或被统一认知为“三星堆文化”，或被分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第二、第三期）和“十二桥文化”（或“三星堆—金 沙文化”，三星堆第四期，也即金沙遗址的繁盛阶段）。
但是三星堆遗址每一“期”相对于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存的考古学分期来说时间跨度都要大得多，所以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未来可能会划分出更多分期。
早期发展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研究员的研究，在三星堆第一期（距今4500～37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规模很大的聚落，却没有营建城墙。 这一时期没有出现青铜器制作技术，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没有出现多层分化，从考古材料中完全看不到王权和太阳神崇拜的迹象。此时成都平原至少有八个以上的古城（其中宝墩面积最大），这些古城的周围还密集散布着同时期的村落。
在三星堆第二期到第三期（距今3700～3200年）的时候，之前的宝墩文化古城及其附近村落全都被废弃，三星堆成为成都平原唯一的区域性中心。从遗址数量、密度和分布范围来说，第二、第三期是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发展的一个低谷期。据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孙华先生推断，三星堆城内的贵族曾疯狂掠夺附近地区的财产，并抢夺人口，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破坏。三星堆的城垣大约建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城内在月亮湾、真武宫、仓包包等地还有7道城墙，结构比宝墩文化的城址更为复杂（由单环或重环转变为分隔式结构），城内可能存在功能分区，如城的北区布置青关山宫殿等世俗建筑，城的南区安排神庙等宗教祭祀场所。
逐渐衰落
在三星堆第三、第四期，三星堆从中心都城跌落至普通聚落，原先的宫殿、神庙和城墙此时都已经毁弃，原先神庙中的像设和用具都被毁坏并掩埋于地下，遗址范围内只有部分区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一些先前的特殊场所（如三星堆宗教场所和青关山宫殿基址）还出现了这一时期普通民居的堆积物。种种迹象显示，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从三星堆迁移到了金沙。
三星堆的末期
在新一村文化时期（距今2900～2500年），三星堆聚落仍有人类活动，只是面积可能缩小。
东周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从三星堆到金沙都大量存在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和象牙等祭祀性器物全部消失。虽然暂未发现都邑性聚落，但墓葬材料表明，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成都平原的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出现严重分化。考古学家可以根据这个特点，鉴别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同时，还出现了可能分属不同族群或政治势力的大型墓地。墓葬中普遍出现大量兵器，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此前的太阳崇拜等信仰已不复存在，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和丧葬用品，新出现的是大量的青铜制容器、兵器、工具和印章等，铜器上还出现了“巴蜀符号”。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新的价值体系不是完全从成都平原原来的文化和社会中自然产生的，而是与东周时期当地文化的衰落和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西进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