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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中文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词学史、诗文评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著有《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诗文评的体性》《唐宋词举要》《人间词话疏证》《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等(《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均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词学通史”首席专家。相关学术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龙榆生韵文学奖特等奖、夏承焘词学奖特等奖等多次。兼任中国词学会副会长、广东中国文学学会会长等。
杨阿敏:请您谈谈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及中小学学习经历?
彭玉平: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一般的家庭,我的祖父做点小生意,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母亲基本上没有工作过。父亲在供销社当副主任,在计划经济时代,这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小时候虽然说不富裕,但是也不挨饿,日子比左邻右舍还是好一些。我的母亲当时不工作,但是她会在一些时候,比如说中秋节了,要做月饼了,她就去糕饼坊帮忙,拿一点零时的工资。我母亲多才多艺,她不认识什么字,但是她听听就懂,锡剧、越剧这些她都会唱。她也曾经当过地方的妇女主任,当时分管的是计划生育,给人解释国家为什么计划生育,因为好多乡下的百姓不大能理解,她一讲就讲几个小时。所以我的母亲是一个虽然没读过书,但是感悟能力特别强又精明能干的人。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是会计,已经退休了。
现在我的网名叫岳家巷人。我的老家在溧阳的县城里,现在叫溧阳市。县城里就有一个叫岳家巷的地方,那是典型的江南巷子。我们读戴望舒的诗,这是一条悠长悠长的雨巷。20世纪80 年代前,大概跟戴望舒说的有点相似,当然没有那么美。但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两边也有些木头的二层楼的房子。因为城市扩展的原因,以前这个地方在郊区一点,现在完全在城区。由于我父亲工作变动,我并不是出生在岳家巷,而是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当时全家去了茶亭公社,我的父亲担任茶亭公社供销社副主任。全家一开始就住在茶亭街上,但是那个时候我父亲一个人工作,又有三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然后想到就在离街道不远的、大概三四里路之外一个叫刘家村的地方临时建了两间房子,靠在别人搭建的屋子旁,叫披屋,其实就省了一边墙,我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有什么特点呢?村的东南方向,有一条从天目湖过来的河流蜿蜒流过,我小时候夏天经常在里面游泳。村的南边就是一座山,这座山叫面前山。江南的土地都很肥,山上种了很多的桃树,包括一些农产品,非常丰富。我在那个地方一直待到差不多10 岁,所以从小是在小山村里长大,也感受到了童年乡居的这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虽然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富裕,但是那种简单的快乐我在童年有过深刻的感受。后来随着我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全家又回了岳家巷。童年加上少年的这一段乡居生活,在我的生命体验中成为一段不可重复的日子,因为它的不可重复,恰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比如说我在小山村里面学会了一门方言,我的老家是说吴语的,但是那个地方是说河南话,我现在不会讲,小时候的邻居们见了我说,你当年的那一口河南话说得非常标准。也见识了很多淳朴的农民,也有许多小时的玩伴。后来因为我回到城里,上了大学,东奔西走,跟他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我先是在公社里面读书,后来到县城里读书,我读书的地方一直叫溧阳县,大概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后期才改为溧阳市。小时候文科成绩是天然好,什么叫天然好?语文、历史、政治,其实这几门课都不大听,但是这几门课怎么考,我都考得很好。数学或者叫算术,我虽然很认真地听,却考不好,所以我想我可能注定是属于文科的。文科不学自通,理科怎么学也难通,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初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上语文课,因为讲的内容我都懂,所以就不大爱听,上课就玩。我的同桌他在玩一个什么橡皮筋,上面套着一支铅笔,能自如翻转上下,玩得不亦乐乎。我说你这怎么玩的,教教我,他就教了我,结果被语文老师发现了。我们语文老师就对着另外一个学生说,某某同学,你上课怎么在玩呢?然后这同学很委屈,他就說彭玉平也在玩,语文老师说,你能跟彭玉平比吗?他不听也懂的。这个话我没有记忆,是前两年与初中同学见面以后,他亲口告诉我的,我觉得很愧对他。
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对诗词的感觉慢慢地就强了。表现在哪里呢?第一是写作文经常喜欢引用几句诗歌,老师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引用诗歌,有些语文课上教过,有些没教过。我喜欢翻一翻这些,有一个唐诗宋词选本,因为我父亲喜欢买书,诗词都在里面,当时记忆力比较好,我看了以后就能记住,写作文的时候偶尔就来一句,老师就经常表扬我。然后在我读中学的不远处有座石头山,记得叫小金山,我想有两件事情能够证明我跟诗歌的这么一个因缘,或者说有点像诗人。石头山,它炸了以后中间有个很空的洞,平时没怎么去,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读一本书,里面就讲到了联句,联句就是一个人一句,也可以一个人两句或者更多,联合起来成为一首完整的诗歌。当时我对联句的规则其实也不大了解。我就叫了三个同学,加上我四个人,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跑到山洞里面去,四个人就一人一句,写了四句诗,这四句诗我一直到上大学都还记得,但是现在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因为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但是这个行为我记得。
另外一个就是在高考前,因为很烦学校总是利用休息日补课,就约了另外两个同学说,今天国家规定是放假,补课考试是不对的。小时候我还是有点锋芒,考虑问题的时候,个人的东西考虑多一点,规则的东西考虑少一点。然后三个人就买了十瓶啤酒、二十根油条,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是我买的,当时我的经济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就到附近的大溪水库,大概中午到,我们就在那儿学古人。我们知道,古代酒与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李白有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陶渊明为了酒去当官,为了尊严又不去当官,但无论怎样,喝酒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要务。那时候就觉得我算是一个初步的文青,虽然还没有能够写出很优秀的作品,但是有一种内在的情怀,就是要过那种诗人一般自在自由自得的生活。在大溪水库,三个人把十瓶啤酒喝掉以后就全部醉了,二十根油条也吃完了。印象中我以前没有喝过酒,结果,三个人就在水库的大坝上,从下午一直睡到了大概六七点钟,也就是夕阳西下,还有一点点光的时候,三个人陆续醒过来,然后摇摇晃晃地向母校走过去。这个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虽然没有写诗,但是诗人的这种狂放,这种借酒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应该还是有一种模仿的想法。这是我的中学时光,朦朦胧胧地向往诗人的生活,很幼稚地来模仿联句的方式,这两件事情在我的高中时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老师经常表扬,以至于表扬到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因为每次作文被表扬的基本上都有我,我的文章作为范文来解析的时候也非常多。小学的时候作文其实也受到过表扬,我记得大概二三年级,我的语文老师姓葛,叫葛蕴春,是常州下放的知青,她教学很有一套。我们去春游,回来要写一篇作文,我用了一个词“你追我赶”。葛老师在课堂分析的时候就说,你看你们有许多的成语都还不会用,彭玉平已经会了,不仅会了,而且在作文当中已经用了,而且用得非常形象。小时候一点一滴的表扬,现在看来对我在中文方向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杨阿敏: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四年,您是如何度过的?在大学期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彭玉平:我1983 年上大学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还叫南京师范学院。其实当初我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1983 年中文录取我所知道的最低分是498。南京大学为什么没录取我?原因是我的班主任建议我说,班上有好多人填了南京大学,你就不要挤了,我们是很好的一个班。你填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挺好的,他说那些大学毕业以后都是做大学老师。我那时候不懂,就觉得那就去上海吧,就填了华东师范大学。反正当时我抓到中文系就填,最后一个志愿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结果当年江苏省有个规定,你只要填了本省的师范类院校,在录取志愿里又填了服从,那么你的档案就出不去。我们班上也有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的,分数也比我低了很多。南京大学只要498 分,我比他高十多分,去南京大学的中文系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别人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很高兴,只有我是一脸的沮丧。当年南师大中文系招了120个人,我的分数应该不是第二就是第三,只有一两个比我高的。
接到通知书不高兴,但是读着读着还是高兴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南师大中文的实力其实比南京大学还要强,一批大师都在那里。比如说研究词学的唐圭璋先生,包括他的一些门生弟子所构成的一个团队都在那里。研究古代文论的吴调公先生,研究新诗的吴奔星先生,等等。所以我在南师越读觉得越安心,甚至读出了一种自豪。尤其是我对诗词感兴趣,那么良好的一个诗词教育氛围,很快就吸引了我。比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虽然也有古文、话本、小说,但是老师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讲诗和词。所以我在南师大应该说接受了相当专业的中文教育,尤其是诗词教育,这对我的职业选择,对我兴趣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南师大期间,课堂上的事情我就不说了,有这么几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第一,我们班上曾经组织去过采石矶,在安徽马鞍山,据说是李白捞月去世的地方,虽然这个说法没有历史的依据,但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所以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感觉到可以这么近地走近古人,尤其走近的还是李白。第二个事情,我们曾经去过南京郊区的栖霞山,我记得是秋天,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枫叶像燃烧一样,很震撼。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文学的,为什么?因为我对自然界的变化反应特别大,我特别容易沉浸在自己接触到的一些自然当中。若干年以后,我曾经去马来西亚旅游,在一个小岛上,半夜里坐在那里听海,你说我为什么要去听,我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很享受这样的时刻。一片片金色或者说是红色,让我内心里面特别地沉醉、特别地迷恋。
另外一个就是,我感受到了一种敬畏学术、敬畏学者的风范。上大学的时候,唐圭璋先生因为年龄大了不上课,他有一次回到中文系做讲座,当时应该有80 岁左右,非常消瘦清癯的模样。南师大的中文楼是一横一竖,像个T 字形的两栋建筑,两栋建筑之间有一个楼梯可以过去。我亲眼见到当唐圭璋先生过来的时候,他的学生,已经近70 岁了,站在楼梯的两边,双手贴到自己的腿部,恭恭敬敬地迎接老师。我想这就是古风。当时我也很震撼,唐先生的学生近70 岁了,满头白发,站在旁边,头还是略微低一点,双手放在胯关节这个地方,见老师。这种敬畏真的让我刻骨铭心。
第二个事情,我曾经去过吴调公先生家,吴先生是研究诗词、古代文论的名家,我记得他的客厅挂了四个字,叫“诗情画意”。隶书写的四个字方方正正的,横竖都是两个字。这个字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黄养辉教授写的,我还有印象。然后我就去他的书房,像图书馆,书多得不得了。在他的书房里面看到有一根悬下的绳子,一根绳子下面打了一个圈,说实话,形象有点令人生畏,不怎么好看。后来我就问吴先生,这个是干什么的?他说因为整天伏案工作,颈椎很疼,所以挂个绳子把下巴往上吊着继续工作,这让我觉得既震惊又震撼。
老辈学者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呢?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勤奋一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个人治学,要说天赋有多高也谈不上,但是勤奋两个字,我一直觉得问心无愧,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与在南师大我的亲见亲闻有一定关系。
唐圭璋先生家里我也去过。我记得是一个冬天,他已经不大能够行走,但是你要问他,我想找一本什么样的书,他马上就告诉你,这本书在哪个架子第几排,大概什么位置,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书是真读了的,所以他的记忆才会如此的深刻。所以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就是买书是要读的,除非你做藏书家。我现在买书,当然有的不一定会细读,但是至少我会把我有兴趣的地方认真读一下。
大学时候经历了一个系统的中文教育,尤其是诗词方面给了我很多的营养和滋润,对我以后的职业发展应该说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杨阿敏:在安徽师范大學读研期间,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导师是怎么指导您学习的?导师之外,您与刘学锴、余恕诚等其他先生应该也有所接触吧?
彭玉平:先回答后面的问题。读硕士的时候应该说与前辈交往比较拘谨,两位先生不是我的导师,我见过他们,也简单地打个招呼,但是接触的比较少,他们有的时候做讲座,我会去听一听,仅限于此。倒是与他们的老师辈宛敏灏先生有过交往,老先生写过《张孝祥词笺校》《词学概论》等,到他家里去过两次。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是跟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国忠教授一起去的。当时他已经80 多岁,自我介绍以后,他当然首先表示欢迎,第二方面就是说,你有兴趣研究词,可以对南宋词多下点功夫。因为他用了很多的心思去做张孝祥,所以希望对诗词有兴趣的人,多做一点南宋词的研究。他当时在给黄山书社写《张孝祥词笺校》,正在收尾。当时的安徽师大校区背后是赭山,前面是镜湖,就是张孝祥在芜湖工作的时候,组织人力把它开掘出来的。所以宛敏灏先生研究张孝祥,也有这么一个地域的因素。 我当时报考的导师是祖保泉先生,第一次见他很敬畏。我进去以后导师就变成祖保泉、梅运生两位先生,祖保泉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名家。我当时在安徽师大读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我是文艺学专业,中国古代文论方向。诗词是他们主要的一个专业方向,我听的诗词课也比较多,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聊天,听课的方式多种多样。两位老师,尤其祖保泉先生,会填词,会书法。梅运生老师我没见过他填词,但是他研究清代的词学是很有成就的。我主要的学术领域在词学,如果说在南师大的这段时间,是在中文的体系化的教育中开始侧重诗词的话,那么硕士阶段,应该是把诗词的理论和文献的功底,打得更好了一些。
我的两位老师应该说都是老派的学者,非常讲究文献功夫,但是两位老师又同时是研究理论的,所以也非常讲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现在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说,包括有人问我对学术研究有什么看法,我始终认为文献跟理论是两个翅膀,都不能偏废。如果缺乏理论,那么文献你只能读到它最基本的意思,它的引申义,它的相关意义,或者说跟其他相关涉及的组合,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没有文献的功夫,理论可能会跑偏了。文献就好像是砖头、泥沙、木头,理论就好像来架构这个房子,你得有观念,你得要有一种前瞻感,你搭出来的房子要比别人好看,那么这就需要理论。两位老师都告诫了我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几十年来,虽然我的学术领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并重文献和理论,这是我坚守的。比如研究王国维,我就先做了一本《人间词话疏证》,研究况周颐,我也先做了一部《蕙风词话疏证》,这个书没有做完,现在还没出。我每到一个领域,会对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下一番功夫。因为我很清楚,对基础的文献没有深度的全面的体系性的认知,相关的理论研究,是找不到落脚点的。
这也是我的老师反复强调的,我也不能做得都让老师满意。我记得当时的硕士论文做的是陈廷焯词学研究,我交稿晚了,梅运生老师催我,我总交不了,他已经有点生气了。稿子交上去以后,他看完表扬我了,说你虽然晚交了两个星期,写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导师祖保泉先生看完以后对内容还是肯定的,你的文章有你发现的材料,也有你自己的看法,这是很好的。但是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文风,文言不文言,白话不白话。你以后如果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哪个编辑会看上这样的文章呢?你不可以把文言的写法融入论文的写作里面去,你应该写得文通句顺,自然畅达,这就是论文语言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觉得当时对我还是有棒喝作用的,为什么要加个“当时”?因为实际上我的文风到现在也没改掉。
我写的《中山大学学报》编后记,里面白话文文言文也是交错在一起的。我其实受俞平伯的影响较多,当时我就很佩服他的这种文风,所以不知不觉就往这方面来写了。老师当时的教导长期在我心中,但是弟子不敏,所以一直也没有把老师这个话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好好地贯彻下去。这种文风,有的编辑习惯,说写得很好,也有编辑提出过意见。好像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特色似的,我倒无意去坚持自己的语言风格,而是说语言习惯形成了,要改比较难了。
我大概属于勤奋,但也不属于特别勤奋的人。人不笨,也没有聪明过人。我觉得这么多年能够坚持到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学术没有走弯路。我觉得我的方法,现在自信是对的,兼重理论与文献。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能够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觉得与这个方向方法,不偷懒,也不笨,是有一定关系的。
杨阿敏:博士阶段,您在复旦大学师从王运熙先生,王运熙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请谈谈您对王运熙先生的认识?
彭玉平:王先生真的是一位非常纯粹的学者。我说的纯粹至少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他一生都做的是一个学者的本分。从早年的乐府民歌研究,到唐代文学研究,再到批评史的研究,他一辈子的学术领域虽然有转变,但是也彼此有关系。除了从事学术研究之外,他没有去做别的与学术无关的事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第二,王先生的兴趣除了学问,对其他都没有兴趣,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第三,王运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希望大家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这两年我虽然担任了行政职务,人家喜欢喊我彭主任,我说你千万不要喊我彭主任,你叫我彭老师就可以了。主任是一个阶段,老师才是一辈子的。我也要向我的老师学习,做一个纯粹的本色的学者,这也是老师非常让我敬重的一个地方。
我报考复旦大学,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因为我当年想上的是北京大学,但是高考没考上,硕士又因为种种原因去了安徽,博士我就想这次怎么也得考北大,但是北大的博士好考不好考我不知道,那就先考复旦试一试。结果当年有五个考生,听说我是第一名,导师又是王运熙先生,所以我当即就决定,不去考北大了。跟着王运熙先生在复旦大学攻读学位,那是我的荣幸。所以我很快就转变了这个想法,然后就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鉴赏的对应研究。大家可能很奇怪,工作那么多年,好像没看到你的博士论文出版,我的博士论文确实没有出版。原因有多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我的学术兴趣转移到了词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或者鉴赏的对应研究,其实主要是文论的范畴。一个人的精力,没有办法来分解。而且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因为博士论文写的不到十万字,在我看来问题还很大。所以总想等我把手头的项目做完,行政卸任以后,或者退休以后,再来打理我的这篇博士论文。
我甚至想,“后记”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我肯定会这样说:如果说这是一本我的博士论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它与博士论文的差距,意味着这本书如果要出的话,几乎是我重新写一本。第一是当时写得不完整,第二因为南下以后转到宋代方向,然后又轉到词学研究方向,不断地在变换学术领域,好听点说是不断地在拓展,不好听点就是说兴趣经常转移,所以博士论文放下以后,就一直没有用心去捡回来。但是我想一定会捡回来的,只是什么时候能够捡得回来而已。
博士论文没写好,也谈不上经验,只能说我当时读书读的是那种资料汇编式的比较多,没有读原典,现在看来这是有问题的。看这些资料汇编的一个好处,它能够把一些相关的、近似的理论放在一起,比如说创作编,那就是关于创作的理论,创作当然也会说到鉴赏,批评也会说到创作。我在读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发现,比如说杜甫是一个诗人,但是他写过《戏为六绝句》,那是论诗的;李清照是个词人,但是她写了《词论》,那是论词的。苏轼诗词文各方面都很好,他的文集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诗词文的一些观点。所以在我印象中,创作与评论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还记得当时读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批评家都是作家客串的,也就是说他的本位是作家,批评是次位。这些对我要写创作与鉴赏的对应理论研究形成了直接的影响。 选题想好了以后,就找王运熙老师谈,老师当时就肯定了,他觉得这个题目是可以写的。他说比较契合中国古代文学跟文论的实情。因为在古代专职的理论家其实不多,刘勰写的《文心雕龙》了不起,但是你看《梁书·刘勰传》上怎么说的:“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是一个一等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在当时他创作的声望比批评的名气更大。《文心雕龙》一开始是不受重视的,因为当时沈约名高望重,刘勰希望得到沈约的重视,就扮成货郎的模样,等沈约出行的时候拦住沈约,然后把这个书献上去,这就说明刘勰的文学理论在当时的接受是比较坎坷的,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文字,都很感慨。而他创作的名声真是名闻遐迩,“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高等级的作家,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文字,才会找他来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你看司空图,诗歌写得不错,而《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都是从创作里感受到并提炼为理论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应该有创作的体验,而且大量的批评文献,也说明了一些作家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很多会涉及创作体验。没有创作体验,他的批评可能就没有根底,没有特色。这是我确定这个选题的重要原因。
我的建议可能更多的是針对学古代文学的学子,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或者博士。首先,一定要并重文献和理论。文献读不懂,你的判断就会出问题;没有理论,文献在你的手上活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一段很好的文献,在一个学者那里能变成一篇精美的文章,在另外一个学者那里可能就变成了一堆没有生气的材料。有了理论,可以让材料活起来、飞起来。那么换句话来说,青年学者如果不重视文献的话,你飞在半空落不到地,那一阵风可能把你连同你的文章都吹走了,也就是你的文章可能立脚不稳,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有可能岌岌可危。这是我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的希望,这也是我自己长期坚持的一条路。
其次,我希望年轻的学者准确把握好你准备介入开垦的学术领域。比较好的学术领域是很有价值的,但实际上关注不多。这是最好的,但这等于是天上掉馅儿饼,你不一定能够发现。如果你要介入学术史上非常丰富的一个领域,你得要小心。为什么小心?因为那么多名家学者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过,你现在要进入这个领域,假如说你不能超过前人,你何必进入这个领域?不是不能介入,而是对一个人的研究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第一,你要把学术史往前推进,要拓展。第二,你对学术史中的问题,要非常敏锐。第三,要树立自己的一个观念体系,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只能贡献少数几个观点,不能构成观点的体系的话,你在这个领域始终难以成为一个大家、一个名家。所以寻找什么样的学术领域,这一点要三思。
杨阿敏:教学在当下似乎不如科研受重视,您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在教学上,您既是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曾获全国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授课也十分受学生的欢迎,您是如何准备教学工作的,请谈谈您的教学经验,及对当下教育的观察与思考?
彭玉平:首先要纠正你一个问题,现在的教学可以说是受到了空前重视。比如说各种评估以及申请人才计划的表,有关教学的内容比以前要求多了很多。比如说你培养学生的情况,主讲过什么课程,申请过什么教学研究的项目,这都是一些重要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原来跟科研相比,不构成一个平等的地位,现在构成了一个平等的地位。所以现在对教学的重视,应该说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教育部提出了“以本为本”这个口号以后,高校更抓紧了本科教学。学校不仅对老师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还有学生评估、督导听课等,都是为了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另外晋升职称先有一个教学评估,如果教学评估过不了,你的研究论著再多,也没有办法晋升职称。应该说你的问题以前是存在,以前确实重科研不重教学,现在教学、科研应该是并重了。
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有良好的科研成果,不断地提升教学的内涵,不断地探索教学的方法。一个只会讲课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一个只会科研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能够在科研方面做出很大成就,又能把对科研方面的体会和研究深入浅出地在课堂上展现出来,这样的老师应该是最好的。我本人一直很向往这个境界,当然我也做得很一般。
现在大学里面要治水课,什么是水课?口才很好,大家听得都很好笑,但是没有专业内容。还有的人,很有学问,原典一段段引出来,但是学生听不懂,没有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这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我本人是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委员的身份更多的是与系主任的身份有关系的。也就是重点大学或者985 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或者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委员。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和授课有关系,确实偏重于教学这方面。在大学里,我应该属于老教师,在中山大学都教了26 年。只要有教学,我一点都不敢松懈。我的课经常是安排在上午9点开始,我一般7 点多就到了工作室,要讲的内容,我会把它串讲一遍。另外有些字词的读音读不准的,我会查。我为什么讲了很多年的内容,还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课堂教学必须是连贯的,如果讲得断断续续,学生就走神了。如果把知识体系,讲得非常连贯,学生想走神都不行。所以为了把课堂教学讲得连贯,我一直都在上课前用足功夫,哪怕这个课我讲过很多遍,也不敢有任何的大意。
这两年因为行政的原因,给本科生上课很少了。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我还是坚持给中文系大三的学生开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个学期第一堂课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很有感慨地说:这才是我应该站的位置。这句话内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大量的时间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写报告,也就是这些公务的事情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以至于我不得不在一段时间远离了课堂,但是我的内心十分牵挂课堂。所以有了机会我还是要回到课堂,尤其是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我觉得那才是我最应该站的位置。
我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我想第一方面就是承蒙学生厚爱,这句话一定是要讲的。第二,就是我自己从来不敢松懈、轻视任何一堂课。第三,我一直想把一堂课的学术含量跟语言的深入浅出结合起来。第四,我一直想把每一堂课上成一个连贯的有体系的课。我也跟老师们说,如果你上课学生看手机走神,当然有学生的原因,但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你有没有把课讲得深入浅出,有没有学术的含量,有没有把这堂课说得非常连贯,如果做不到这三点,就不要抱怨学生走神,这是我对课堂教学的思考。 杨阿敏:2003年您就被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已经有十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作为博士生导师,您是如何指导学生读书治学的?
彭玉平:我2003年被遴選为博士生导师,到现在已经18 年了,招过的学生应该也有17 届,已经毕业的有接近40个博士。这些博士里面,有不少在高校工作,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有的担任了文学院院长。我曾经写过一部《倦月楼论话》,就是因为每年新生来了以后,都要跟他们讲怎么读书,怎么关注学术史,怎么寻找到题目,怎么来处理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分歧,怎么写初稿,怎么写提纲,摘要怎么写,关键词怎么写,写了初稿以后怎么来修改,最后怎么定稿。每年这样讲我总觉得有重复,干脆就把这些有关论文写作的要素,写一个类似于诗话的片段的言论。我的语言习惯是,如果一下笔是文言的话,下面就接着写文言;如果一下笔是白话,就接着写白话。我写就是为了让学生细致地读。
有一次凤凰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编辑向我约稿,我说我没有文章,我最近写了一篇这个东西,文言文,大概八九千字,你有没有兴趣?结果他拿过去一看有兴趣,这可能是近年《古典文学知识》发的唯一的一篇文言文。后来“中国文体”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我想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博士生导师都把这个文章转给自己的学生看。对于里面的一些观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有非议的,也许有非议没跟我说。我指导博士生的基本思路,都在这一部《倦月楼论话》里面。
杨阿敏: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您也认为自己“其实就一读书人”,生活中自然就离不开买书、读书、藏书,请谈谈您的这些经历?读书也是人文学科治学之基础,您曾说自己研究的所有论题都是在读书中读出来的,如何能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呢?
彭玉平:我原来概括自己的生活:读书、写书、教书。现在我觉得这三个概括还不完整,还有第一项,叫买书,买书当然也就跟藏书放在一起说。买书是我的爱好,无论是现在经济相对比较宽裕的时候,还是早年经济比较窘迫的时候,看到自己喜爱的书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买。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我曾经去过一趟北京的琉璃厂,在那里看到了大量我想买的书,还都是老价格,很便宜。我记得当时是买了两大纸箱的书,我剩下的就是回来坐火车的车票钱,还有大概可以买几个面包,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买书上去了。
现在我家里有一个书房,小一点。单位有个工作室,有个更大的书房,这个书房藏书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但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买书少了,受赠的书多了。学术界的各位朋友,认识不认识的,他们出的书,有时候会寄给我,让我学习。跟以前买书不同的是,以前买的时候都是要看的,现在赠书多了以后,有的就来不及看。这也是我一直很愧疚的,尤其现在有行政事务,看书应该说是更少了,看这些新书更少。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人,为什么这句话说得心安理得。因为我如果几天不读书,就觉得很颓废,心里面挺慌。能够安静地不被打扰地读书,是我生命中的幸福时光。所以我觉得自己是适合读书的,我读书也不厌倦,很快乐。发现了材料,写成了文章,那种快乐无以形容。
我一直要求学生,你如果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走学术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的。有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昨天晚上想了两个题目,我一般不让他说下去。我说你昨天晚上想了两个题目,我不想听,你得告诉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从这个书里面发现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来跟我讨论,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我希望你的所有问题是在读书过程中发现的,这样的问题才可能是真正的问题。不是你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大概想一想这个题目可以做。你今天想到天花板,明天想到窗外,思绪没有一个落脚点,因为你没有读书。
我自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我自己写的一些论文,就是在读书过程中的不断发现。比如说我写过一篇王国维的境界说,我本来没想写,研究王国维花了10年时间,但是我写王国维境界说的文章是很晚的,就是因为我没有读到新材料,我没有读出新感觉,这个文章我是不写的。后来读王国维全集,我发现了问题。王国维早年翻译过《日本地理志》,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就叫“境界”,它解释日本的境界是指什么呢?东边到哪里,南边到哪里,西边到哪里,北边到哪里。所以王国维最早用的境界就是边境之界。稍微晚一点,他又翻译了一本书,算术方面的,里面说代数的境界,代数与什么的境界,也就是说这个领域是这一块,那个领域是那一块,这两个领域相交叉的这一部分,叫境界。这就从一个地理的概念进入到一个知识的境界。后来他写《孔子之美育主义》又说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王国维境界说的发展,我就理得很清楚,从地理学的境界到知识的范围,再到审美的状态。读了王国维的全集,自然这个文章就读出来了,就写成了,如果你不读书,永远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的读书跟治学的经历真的是密切相关。
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尤其是你进入到一个领域以后,你要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摸得差不多,对学术史了解得差不多,才知道学术史曾经关注过哪些问题,解决过哪些问题,留下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你的读书过程当中,时时相遇,会产生新的问题。有了新的问题,你的文章自然就出来了。
杨阿敏:作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编,在工作中应该审阅了不少的论文,请从期刊编辑者的角度,谈谈您在审稿中常遇的一些问题,以及论文选题、写作和投稿等方面的建议?
彭玉平:当主编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还一直兼着系主任,中文系是个大系,也是个老系,系主任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忙碌。学报换主编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之前我也推荐了一些人,但是最后学校决定让我来当主编,我很意外。而学校的决定我必须接受,同时因为这是一个学术职务,我想想还是愿意接受的,虽然会更忙碌一些。自己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当一个主编,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为学术服务,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我对自己可以胜任这个主编也有一定的信心。对学生的学术或者论文,我可能是个苛刻的导师;当了学报的主编以后,我可能是个苛刻的主编。苛刻表现在哪里呢?有许多编辑同意和外审通过的文章,最后还是被我否掉了。我并不是随便否定的,而是有些文章不具备格局。比如说有些题目太小,要把它变成一篇比较有规模的文章,那里面就有很多非学术的,或者学术含量不多的文字,我就不大想用。 有些考证文章,我会格外苛刻一些。考证有没有价值?肯定有价值。但是我想《中山大学学报》在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学报里面,有一定的地位。只是简单考证出一个结论,可以在别的地方发表,不一定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曾经有编辑跟我说,我们《中山大学学报》要发表什么样的考证文章?我说要发表的考证文章,需通过一个事实的考证,带来一种义理的变化。也就是这个考证,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带来了历史怎样的变化,带来了对历史认知怎样的变化,即如果不能带来这种义理变化的考证,我觉得就是一种单一的考证,也就是说没有跟理论结合。你如果带不出理论来,我觉得考证的价值是有限的。所以考证的文章发得不多,大概是这些原因。
还有一些文章,材料挺好,但论述得过于平,就会让作者修改。或者有些文章提出的观点挺新,但是材料不足以支撑这个观点的时候,也要修改。所以在《中山大学学报》发一篇文章,有时候作者修改要半年甚至一年以上,要跟编辑来来回回好几次。我跟编辑说,你们不要没有耐心,因为一旦发表,白纸黑字,那是要留在学术史上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份职业。我们也许苛刻一点,但是苛刻不是为了情感,苛刻是为了学术的严谨。
我确实看了不少的论文,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主编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看到一篇写得很棒的文章,会很高兴,会很兴奋。以前这种感觉是只有我自己写了一篇满意的文章,才会很高兴很兴奋;现在是我看学报的文章,看到来稿里面有特别水平高的,我也很高兴。我想这大概是进入了主编的角色。
我当了主编以后,每期都写一篇编后记。据我所知,全国重点大学的学报,写编后记的,好像就我一个人。现在进入第三个年头了,我也觉得很为难,很不好写,虽然是这么个两三千字的文章,但要求其实很多。首先,得认真读文章;第二,要发现问题;第三,要懂学术史;第四,自己要有判断。每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是抓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老实说中间也想放弃,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估计还是会坚持的。到哪一天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但是我觉得那天应该还是很遥远的。我的编后记可能写得水平会有高低,但是我会尽全力把它坚持写下去。
编后记里面其实有不少地方,就是从编辑的角度来对优秀文章的一些特点进行点评。有些纯粹是表扬的角度,有些对于观点的创新性,会特别拈出来,有些是指出文章里面提供了哪些非常重要的材料,有些论文是在体系性方面有怎样的突破。我曾经在朋友圈发编后记的时候写过这两句话:“一篇编后记,捻断数根须。”从事某个职业,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现在让我当主编,我不想得过且过,我也不想做个名誉主编或者挂名主编,我是亲力亲为的,通读全稿,而且要在通读全稿中能够发现问题,能够发现学术方向。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
论文选题、写作、投稿方面的建议,选题应该是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偏,应该有一定的涵盖面,要有一定的深度,也就是不要解决一个孤立的问题,最好是由一个孤立的問题,带出了一个体系性的认知,这是我比较欣赏的文章,大概就是这些。另外写作上,引言一定得写好。因为编辑看的第一段文字就是你的引言,引言你有没有把话题引出来?有没有引人入胜?假如说你第一段话,就显得磕磕绊绊。编辑读的也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你这个文章可能就危险了。当然也有一种,引言没写好,后面越写越好。但是第一印象第一感觉还是吃亏的,所以要把引言写好。
杨阿敏:在求学与工作之路上,与中山大学及学界其他先生接触应该不少,请您谈谈与他们的交往?
彭玉平:如果从硕士毕业算起,我当时就留在安徽师大工作了两年,我的高校教龄已经有31 年。那么30 多年里面,除了自己的老师之外,确确实实接触了不少学术界的前辈、同龄人和晚辈。就中山大学来说,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这里研究词学的邱世友先生,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词论史论稿》,2014 年去世了。我在没有来中山大学之前,就认识他。开词学会碰到他,因为他研究词论。他是广东人,说一口比较标准的广东普通话,其实也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带着广东的口音。老先生会填词,理论思维特别好。他的《词论史论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好像很快就销售一空。里面做了很多专题研究,每一个专题都有他自己新的体会。
我来到中山大学以后,学就更专注地去做词学研究。这除了与我的家乡是古代的诗词之乡有关外,还因为我读过的南师大是一个词学大师所在的地方,读硕士的安徽,两个导师是研究词学的,博士在上海复旦大学,我的导师王运熙先生不研究词学,但是顾易生先生研究,王水照先生研究,所以我跟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这里面接触最多的是马兴荣先生,他是华东师大《词学》的主编,我到他家里去过很多次。这些老先生给我的印象,他们的学术,实事求是地说,领域有差异,成就也有高低,但是一生在追求学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我们中山大学还有一位陈永正先生,是一位很有传统味道的知识分子。书法写得好,曾经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诗词写得好,是当代诗词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所以我待在岭南,待在中山大学,一点也不寂寞,依然被这么一个浓烈的诗词氛围包围着。我在诗词这条道路上,能够一直这么坚定地走下来,与我出生在江南,受业在诗词发达的高校,又在任教的这个地方,受到了前辈学人的濡染,不无关系。我这一生与诗词的结缘,应该说结得非常扎实。
学界的其他先生,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南京大学的张伯伟先生,这是一个我很敬重的学者,我觉得他有大学者的气度,或者说他就是个大学者。因为他对于每一个领域的开拓,都能把那个领域带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就是大学者的气象。他早年研究钟嵘《诗品》,研究得很好。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现在这本书也应该是经典。后来研究域外文学,也做得风生水起。他不是一辈子在一个领域里沉下去,他不属于这一类,他的领域经常换的,但是每换一个领域都能把这个领域带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我觉得这不是勤奋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天赋必须要高。
另外我们中山大学的吴承学老师,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我在2021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的编后记里说道:“吴承学是真能坐冷板凳的,作为中文楼的钉子户,他常年像一座雕像一样形塑着这个中文系的学术精神。他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学,兼顾中国文体学的传统范式、经典方法与当代学术高度,呈现出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他的工作室在7 楼,我在8 楼。他是我的师兄,博士是同一个导师。他的学问远在我之上,而且他对学术专注的程度也在我之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20 岁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做别的事,只能做学问。后来我有一次跟他开玩笑,难怪我学问做不过你,因为我到30 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所以我比你少读10年书。我这么说,他当然也客气谦虚,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在学术这条路上走得更专注,他也没有被行政所耽误。而我现在确确实实比较多的时间在处理行政的日常事务。
我想一个人的人生体验也不妨是多种多样的。做学术是一个人的事,做行政是一个单位的事。追求一个人的满足与幸福感,肯定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接任了行政,能够把一个单位向前推进,我觉得同样也是有成就感的。这是我做了行政以后并不后悔的原因所在。简单来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方式,不止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之间,也无所谓高低,关键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更关键的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几年尝试下来,我觉得可能做个学者更合适。但是历史在某个特殊时期,让我来为大学、来为这个系做出更多奉献的时候,我也义不容辞。
杨阿敏:请您谈谈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及中小学学习经历?
彭玉平: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一般的家庭,我的祖父做点小生意,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母亲基本上没有工作过。父亲在供销社当副主任,在计划经济时代,这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小时候虽然说不富裕,但是也不挨饿,日子比左邻右舍还是好一些。我的母亲当时不工作,但是她会在一些时候,比如说中秋节了,要做月饼了,她就去糕饼坊帮忙,拿一点零时的工资。我母亲多才多艺,她不认识什么字,但是她听听就懂,锡剧、越剧这些她都会唱。她也曾经当过地方的妇女主任,当时分管的是计划生育,给人解释国家为什么计划生育,因为好多乡下的百姓不大能理解,她一讲就讲几个小时。所以我的母亲是一个虽然没读过书,但是感悟能力特别强又精明能干的人。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是会计,已经退休了。
现在我的网名叫岳家巷人。我的老家在溧阳的县城里,现在叫溧阳市。县城里就有一个叫岳家巷的地方,那是典型的江南巷子。我们读戴望舒的诗,这是一条悠长悠长的雨巷。20世纪80 年代前,大概跟戴望舒说的有点相似,当然没有那么美。但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两边也有些木头的二层楼的房子。因为城市扩展的原因,以前这个地方在郊区一点,现在完全在城区。由于我父亲工作变动,我并不是出生在岳家巷,而是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当时全家去了茶亭公社,我的父亲担任茶亭公社供销社副主任。全家一开始就住在茶亭街上,但是那个时候我父亲一个人工作,又有三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然后想到就在离街道不远的、大概三四里路之外一个叫刘家村的地方临时建了两间房子,靠在别人搭建的屋子旁,叫披屋,其实就省了一边墙,我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有什么特点呢?村的东南方向,有一条从天目湖过来的河流蜿蜒流过,我小时候夏天经常在里面游泳。村的南边就是一座山,这座山叫面前山。江南的土地都很肥,山上种了很多的桃树,包括一些农产品,非常丰富。我在那个地方一直待到差不多10 岁,所以从小是在小山村里长大,也感受到了童年乡居的这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虽然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富裕,但是那种简单的快乐我在童年有过深刻的感受。后来随着我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全家又回了岳家巷。童年加上少年的这一段乡居生活,在我的生命体验中成为一段不可重复的日子,因为它的不可重复,恰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比如说我在小山村里面学会了一门方言,我的老家是说吴语的,但是那个地方是说河南话,我现在不会讲,小时候的邻居们见了我说,你当年的那一口河南话说得非常标准。也见识了很多淳朴的农民,也有许多小时的玩伴。后来因为我回到城里,上了大学,东奔西走,跟他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我先是在公社里面读书,后来到县城里读书,我读书的地方一直叫溧阳县,大概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后期才改为溧阳市。小时候文科成绩是天然好,什么叫天然好?语文、历史、政治,其实这几门课都不大听,但是这几门课怎么考,我都考得很好。数学或者叫算术,我虽然很认真地听,却考不好,所以我想我可能注定是属于文科的。文科不学自通,理科怎么学也难通,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初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上语文课,因为讲的内容我都懂,所以就不大爱听,上课就玩。我的同桌他在玩一个什么橡皮筋,上面套着一支铅笔,能自如翻转上下,玩得不亦乐乎。我说你这怎么玩的,教教我,他就教了我,结果被语文老师发现了。我们语文老师就对着另外一个学生说,某某同学,你上课怎么在玩呢?然后这同学很委屈,他就說彭玉平也在玩,语文老师说,你能跟彭玉平比吗?他不听也懂的。这个话我没有记忆,是前两年与初中同学见面以后,他亲口告诉我的,我觉得很愧对他。
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对诗词的感觉慢慢地就强了。表现在哪里呢?第一是写作文经常喜欢引用几句诗歌,老师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引用诗歌,有些语文课上教过,有些没教过。我喜欢翻一翻这些,有一个唐诗宋词选本,因为我父亲喜欢买书,诗词都在里面,当时记忆力比较好,我看了以后就能记住,写作文的时候偶尔就来一句,老师就经常表扬我。然后在我读中学的不远处有座石头山,记得叫小金山,我想有两件事情能够证明我跟诗歌的这么一个因缘,或者说有点像诗人。石头山,它炸了以后中间有个很空的洞,平时没怎么去,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读一本书,里面就讲到了联句,联句就是一个人一句,也可以一个人两句或者更多,联合起来成为一首完整的诗歌。当时我对联句的规则其实也不大了解。我就叫了三个同学,加上我四个人,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跑到山洞里面去,四个人就一人一句,写了四句诗,这四句诗我一直到上大学都还记得,但是现在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因为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但是这个行为我记得。
另外一个就是在高考前,因为很烦学校总是利用休息日补课,就约了另外两个同学说,今天国家规定是放假,补课考试是不对的。小时候我还是有点锋芒,考虑问题的时候,个人的东西考虑多一点,规则的东西考虑少一点。然后三个人就买了十瓶啤酒、二十根油条,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是我买的,当时我的经济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就到附近的大溪水库,大概中午到,我们就在那儿学古人。我们知道,古代酒与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李白有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陶渊明为了酒去当官,为了尊严又不去当官,但无论怎样,喝酒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要务。那时候就觉得我算是一个初步的文青,虽然还没有能够写出很优秀的作品,但是有一种内在的情怀,就是要过那种诗人一般自在自由自得的生活。在大溪水库,三个人把十瓶啤酒喝掉以后就全部醉了,二十根油条也吃完了。印象中我以前没有喝过酒,结果,三个人就在水库的大坝上,从下午一直睡到了大概六七点钟,也就是夕阳西下,还有一点点光的时候,三个人陆续醒过来,然后摇摇晃晃地向母校走过去。这个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虽然没有写诗,但是诗人的这种狂放,这种借酒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应该还是有一种模仿的想法。这是我的中学时光,朦朦胧胧地向往诗人的生活,很幼稚地来模仿联句的方式,这两件事情在我的高中时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老师经常表扬,以至于表扬到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因为每次作文被表扬的基本上都有我,我的文章作为范文来解析的时候也非常多。小学的时候作文其实也受到过表扬,我记得大概二三年级,我的语文老师姓葛,叫葛蕴春,是常州下放的知青,她教学很有一套。我们去春游,回来要写一篇作文,我用了一个词“你追我赶”。葛老师在课堂分析的时候就说,你看你们有许多的成语都还不会用,彭玉平已经会了,不仅会了,而且在作文当中已经用了,而且用得非常形象。小时候一点一滴的表扬,现在看来对我在中文方向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杨阿敏: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四年,您是如何度过的?在大学期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彭玉平:我1983 年上大学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还叫南京师范学院。其实当初我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1983 年中文录取我所知道的最低分是498。南京大学为什么没录取我?原因是我的班主任建议我说,班上有好多人填了南京大学,你就不要挤了,我们是很好的一个班。你填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挺好的,他说那些大学毕业以后都是做大学老师。我那时候不懂,就觉得那就去上海吧,就填了华东师范大学。反正当时我抓到中文系就填,最后一个志愿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结果当年江苏省有个规定,你只要填了本省的师范类院校,在录取志愿里又填了服从,那么你的档案就出不去。我们班上也有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的,分数也比我低了很多。南京大学只要498 分,我比他高十多分,去南京大学的中文系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别人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很高兴,只有我是一脸的沮丧。当年南师大中文系招了120个人,我的分数应该不是第二就是第三,只有一两个比我高的。
接到通知书不高兴,但是读着读着还是高兴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南师大中文的实力其实比南京大学还要强,一批大师都在那里。比如说研究词学的唐圭璋先生,包括他的一些门生弟子所构成的一个团队都在那里。研究古代文论的吴调公先生,研究新诗的吴奔星先生,等等。所以我在南师越读觉得越安心,甚至读出了一种自豪。尤其是我对诗词感兴趣,那么良好的一个诗词教育氛围,很快就吸引了我。比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虽然也有古文、话本、小说,但是老师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讲诗和词。所以我在南师大应该说接受了相当专业的中文教育,尤其是诗词教育,这对我的职业选择,对我兴趣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南师大期间,课堂上的事情我就不说了,有这么几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第一,我们班上曾经组织去过采石矶,在安徽马鞍山,据说是李白捞月去世的地方,虽然这个说法没有历史的依据,但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所以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感觉到可以这么近地走近古人,尤其走近的还是李白。第二个事情,我们曾经去过南京郊区的栖霞山,我记得是秋天,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枫叶像燃烧一样,很震撼。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文学的,为什么?因为我对自然界的变化反应特别大,我特别容易沉浸在自己接触到的一些自然当中。若干年以后,我曾经去马来西亚旅游,在一个小岛上,半夜里坐在那里听海,你说我为什么要去听,我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很享受这样的时刻。一片片金色或者说是红色,让我内心里面特别地沉醉、特别地迷恋。
另外一个就是,我感受到了一种敬畏学术、敬畏学者的风范。上大学的时候,唐圭璋先生因为年龄大了不上课,他有一次回到中文系做讲座,当时应该有80 岁左右,非常消瘦清癯的模样。南师大的中文楼是一横一竖,像个T 字形的两栋建筑,两栋建筑之间有一个楼梯可以过去。我亲眼见到当唐圭璋先生过来的时候,他的学生,已经近70 岁了,站在楼梯的两边,双手贴到自己的腿部,恭恭敬敬地迎接老师。我想这就是古风。当时我也很震撼,唐先生的学生近70 岁了,满头白发,站在旁边,头还是略微低一点,双手放在胯关节这个地方,见老师。这种敬畏真的让我刻骨铭心。
第二个事情,我曾经去过吴调公先生家,吴先生是研究诗词、古代文论的名家,我记得他的客厅挂了四个字,叫“诗情画意”。隶书写的四个字方方正正的,横竖都是两个字。这个字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黄养辉教授写的,我还有印象。然后我就去他的书房,像图书馆,书多得不得了。在他的书房里面看到有一根悬下的绳子,一根绳子下面打了一个圈,说实话,形象有点令人生畏,不怎么好看。后来我就问吴先生,这个是干什么的?他说因为整天伏案工作,颈椎很疼,所以挂个绳子把下巴往上吊着继续工作,这让我觉得既震惊又震撼。
老辈学者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呢?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勤奋一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个人治学,要说天赋有多高也谈不上,但是勤奋两个字,我一直觉得问心无愧,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与在南师大我的亲见亲闻有一定关系。
唐圭璋先生家里我也去过。我记得是一个冬天,他已经不大能够行走,但是你要问他,我想找一本什么样的书,他马上就告诉你,这本书在哪个架子第几排,大概什么位置,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书是真读了的,所以他的记忆才会如此的深刻。所以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就是买书是要读的,除非你做藏书家。我现在买书,当然有的不一定会细读,但是至少我会把我有兴趣的地方认真读一下。
大学时候经历了一个系统的中文教育,尤其是诗词方面给了我很多的营养和滋润,对我以后的职业发展应该说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杨阿敏:在安徽师范大學读研期间,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导师是怎么指导您学习的?导师之外,您与刘学锴、余恕诚等其他先生应该也有所接触吧?
彭玉平:先回答后面的问题。读硕士的时候应该说与前辈交往比较拘谨,两位先生不是我的导师,我见过他们,也简单地打个招呼,但是接触的比较少,他们有的时候做讲座,我会去听一听,仅限于此。倒是与他们的老师辈宛敏灏先生有过交往,老先生写过《张孝祥词笺校》《词学概论》等,到他家里去过两次。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是跟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国忠教授一起去的。当时他已经80 多岁,自我介绍以后,他当然首先表示欢迎,第二方面就是说,你有兴趣研究词,可以对南宋词多下点功夫。因为他用了很多的心思去做张孝祥,所以希望对诗词有兴趣的人,多做一点南宋词的研究。他当时在给黄山书社写《张孝祥词笺校》,正在收尾。当时的安徽师大校区背后是赭山,前面是镜湖,就是张孝祥在芜湖工作的时候,组织人力把它开掘出来的。所以宛敏灏先生研究张孝祥,也有这么一个地域的因素。 我当时报考的导师是祖保泉先生,第一次见他很敬畏。我进去以后导师就变成祖保泉、梅运生两位先生,祖保泉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名家。我当时在安徽师大读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我是文艺学专业,中国古代文论方向。诗词是他们主要的一个专业方向,我听的诗词课也比较多,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聊天,听课的方式多种多样。两位老师,尤其祖保泉先生,会填词,会书法。梅运生老师我没见过他填词,但是他研究清代的词学是很有成就的。我主要的学术领域在词学,如果说在南师大的这段时间,是在中文的体系化的教育中开始侧重诗词的话,那么硕士阶段,应该是把诗词的理论和文献的功底,打得更好了一些。
我的两位老师应该说都是老派的学者,非常讲究文献功夫,但是两位老师又同时是研究理论的,所以也非常讲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现在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说,包括有人问我对学术研究有什么看法,我始终认为文献跟理论是两个翅膀,都不能偏废。如果缺乏理论,那么文献你只能读到它最基本的意思,它的引申义,它的相关意义,或者说跟其他相关涉及的组合,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没有文献的功夫,理论可能会跑偏了。文献就好像是砖头、泥沙、木头,理论就好像来架构这个房子,你得有观念,你得要有一种前瞻感,你搭出来的房子要比别人好看,那么这就需要理论。两位老师都告诫了我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几十年来,虽然我的学术领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并重文献和理论,这是我坚守的。比如研究王国维,我就先做了一本《人间词话疏证》,研究况周颐,我也先做了一部《蕙风词话疏证》,这个书没有做完,现在还没出。我每到一个领域,会对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下一番功夫。因为我很清楚,对基础的文献没有深度的全面的体系性的认知,相关的理论研究,是找不到落脚点的。
这也是我的老师反复强调的,我也不能做得都让老师满意。我记得当时的硕士论文做的是陈廷焯词学研究,我交稿晚了,梅运生老师催我,我总交不了,他已经有点生气了。稿子交上去以后,他看完表扬我了,说你虽然晚交了两个星期,写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导师祖保泉先生看完以后对内容还是肯定的,你的文章有你发现的材料,也有你自己的看法,这是很好的。但是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文风,文言不文言,白话不白话。你以后如果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哪个编辑会看上这样的文章呢?你不可以把文言的写法融入论文的写作里面去,你应该写得文通句顺,自然畅达,这就是论文语言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觉得当时对我还是有棒喝作用的,为什么要加个“当时”?因为实际上我的文风到现在也没改掉。
我写的《中山大学学报》编后记,里面白话文文言文也是交错在一起的。我其实受俞平伯的影响较多,当时我就很佩服他的这种文风,所以不知不觉就往这方面来写了。老师当时的教导长期在我心中,但是弟子不敏,所以一直也没有把老师这个话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好好地贯彻下去。这种文风,有的编辑习惯,说写得很好,也有编辑提出过意见。好像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特色似的,我倒无意去坚持自己的语言风格,而是说语言习惯形成了,要改比较难了。
我大概属于勤奋,但也不属于特别勤奋的人。人不笨,也没有聪明过人。我觉得这么多年能够坚持到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学术没有走弯路。我觉得我的方法,现在自信是对的,兼重理论与文献。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能够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觉得与这个方向方法,不偷懒,也不笨,是有一定关系的。
杨阿敏:博士阶段,您在复旦大学师从王运熙先生,王运熙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请谈谈您对王运熙先生的认识?
彭玉平:王先生真的是一位非常纯粹的学者。我说的纯粹至少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他一生都做的是一个学者的本分。从早年的乐府民歌研究,到唐代文学研究,再到批评史的研究,他一辈子的学术领域虽然有转变,但是也彼此有关系。除了从事学术研究之外,他没有去做别的与学术无关的事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第二,王先生的兴趣除了学问,对其他都没有兴趣,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第三,王运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希望大家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这两年我虽然担任了行政职务,人家喜欢喊我彭主任,我说你千万不要喊我彭主任,你叫我彭老师就可以了。主任是一个阶段,老师才是一辈子的。我也要向我的老师学习,做一个纯粹的本色的学者,这也是老师非常让我敬重的一个地方。
我报考复旦大学,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因为我当年想上的是北京大学,但是高考没考上,硕士又因为种种原因去了安徽,博士我就想这次怎么也得考北大,但是北大的博士好考不好考我不知道,那就先考复旦试一试。结果当年有五个考生,听说我是第一名,导师又是王运熙先生,所以我当即就决定,不去考北大了。跟着王运熙先生在复旦大学攻读学位,那是我的荣幸。所以我很快就转变了这个想法,然后就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鉴赏的对应研究。大家可能很奇怪,工作那么多年,好像没看到你的博士论文出版,我的博士论文确实没有出版。原因有多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我的学术兴趣转移到了词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或者鉴赏的对应研究,其实主要是文论的范畴。一个人的精力,没有办法来分解。而且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因为博士论文写的不到十万字,在我看来问题还很大。所以总想等我把手头的项目做完,行政卸任以后,或者退休以后,再来打理我的这篇博士论文。
我甚至想,“后记”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我肯定会这样说:如果说这是一本我的博士论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它与博士论文的差距,意味着这本书如果要出的话,几乎是我重新写一本。第一是当时写得不完整,第二因为南下以后转到宋代方向,然后又轉到词学研究方向,不断地在变换学术领域,好听点说是不断地在拓展,不好听点就是说兴趣经常转移,所以博士论文放下以后,就一直没有用心去捡回来。但是我想一定会捡回来的,只是什么时候能够捡得回来而已。
博士论文没写好,也谈不上经验,只能说我当时读书读的是那种资料汇编式的比较多,没有读原典,现在看来这是有问题的。看这些资料汇编的一个好处,它能够把一些相关的、近似的理论放在一起,比如说创作编,那就是关于创作的理论,创作当然也会说到鉴赏,批评也会说到创作。我在读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发现,比如说杜甫是一个诗人,但是他写过《戏为六绝句》,那是论诗的;李清照是个词人,但是她写了《词论》,那是论词的。苏轼诗词文各方面都很好,他的文集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诗词文的一些观点。所以在我印象中,创作与评论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还记得当时读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批评家都是作家客串的,也就是说他的本位是作家,批评是次位。这些对我要写创作与鉴赏的对应理论研究形成了直接的影响。 选题想好了以后,就找王运熙老师谈,老师当时就肯定了,他觉得这个题目是可以写的。他说比较契合中国古代文学跟文论的实情。因为在古代专职的理论家其实不多,刘勰写的《文心雕龙》了不起,但是你看《梁书·刘勰传》上怎么说的:“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是一个一等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在当时他创作的声望比批评的名气更大。《文心雕龙》一开始是不受重视的,因为当时沈约名高望重,刘勰希望得到沈约的重视,就扮成货郎的模样,等沈约出行的时候拦住沈约,然后把这个书献上去,这就说明刘勰的文学理论在当时的接受是比较坎坷的,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文字,都很感慨。而他创作的名声真是名闻遐迩,“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高等级的作家,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文字,才会找他来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你看司空图,诗歌写得不错,而《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都是从创作里感受到并提炼为理论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应该有创作的体验,而且大量的批评文献,也说明了一些作家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很多会涉及创作体验。没有创作体验,他的批评可能就没有根底,没有特色。这是我确定这个选题的重要原因。
我的建议可能更多的是針对学古代文学的学子,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或者博士。首先,一定要并重文献和理论。文献读不懂,你的判断就会出问题;没有理论,文献在你的手上活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一段很好的文献,在一个学者那里能变成一篇精美的文章,在另外一个学者那里可能就变成了一堆没有生气的材料。有了理论,可以让材料活起来、飞起来。那么换句话来说,青年学者如果不重视文献的话,你飞在半空落不到地,那一阵风可能把你连同你的文章都吹走了,也就是你的文章可能立脚不稳,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有可能岌岌可危。这是我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的希望,这也是我自己长期坚持的一条路。
其次,我希望年轻的学者准确把握好你准备介入开垦的学术领域。比较好的学术领域是很有价值的,但实际上关注不多。这是最好的,但这等于是天上掉馅儿饼,你不一定能够发现。如果你要介入学术史上非常丰富的一个领域,你得要小心。为什么小心?因为那么多名家学者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过,你现在要进入这个领域,假如说你不能超过前人,你何必进入这个领域?不是不能介入,而是对一个人的研究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第一,你要把学术史往前推进,要拓展。第二,你对学术史中的问题,要非常敏锐。第三,要树立自己的一个观念体系,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只能贡献少数几个观点,不能构成观点的体系的话,你在这个领域始终难以成为一个大家、一个名家。所以寻找什么样的学术领域,这一点要三思。
杨阿敏:教学在当下似乎不如科研受重视,您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在教学上,您既是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曾获全国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授课也十分受学生的欢迎,您是如何准备教学工作的,请谈谈您的教学经验,及对当下教育的观察与思考?
彭玉平:首先要纠正你一个问题,现在的教学可以说是受到了空前重视。比如说各种评估以及申请人才计划的表,有关教学的内容比以前要求多了很多。比如说你培养学生的情况,主讲过什么课程,申请过什么教学研究的项目,这都是一些重要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原来跟科研相比,不构成一个平等的地位,现在构成了一个平等的地位。所以现在对教学的重视,应该说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教育部提出了“以本为本”这个口号以后,高校更抓紧了本科教学。学校不仅对老师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还有学生评估、督导听课等,都是为了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另外晋升职称先有一个教学评估,如果教学评估过不了,你的研究论著再多,也没有办法晋升职称。应该说你的问题以前是存在,以前确实重科研不重教学,现在教学、科研应该是并重了。
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有良好的科研成果,不断地提升教学的内涵,不断地探索教学的方法。一个只会讲课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一个只会科研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能够在科研方面做出很大成就,又能把对科研方面的体会和研究深入浅出地在课堂上展现出来,这样的老师应该是最好的。我本人一直很向往这个境界,当然我也做得很一般。
现在大学里面要治水课,什么是水课?口才很好,大家听得都很好笑,但是没有专业内容。还有的人,很有学问,原典一段段引出来,但是学生听不懂,没有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这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我本人是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委员的身份更多的是与系主任的身份有关系的。也就是重点大学或者985 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或者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委员。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和授课有关系,确实偏重于教学这方面。在大学里,我应该属于老教师,在中山大学都教了26 年。只要有教学,我一点都不敢松懈。我的课经常是安排在上午9点开始,我一般7 点多就到了工作室,要讲的内容,我会把它串讲一遍。另外有些字词的读音读不准的,我会查。我为什么讲了很多年的内容,还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课堂教学必须是连贯的,如果讲得断断续续,学生就走神了。如果把知识体系,讲得非常连贯,学生想走神都不行。所以为了把课堂教学讲得连贯,我一直都在上课前用足功夫,哪怕这个课我讲过很多遍,也不敢有任何的大意。
这两年因为行政的原因,给本科生上课很少了。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我还是坚持给中文系大三的学生开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个学期第一堂课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很有感慨地说:这才是我应该站的位置。这句话内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大量的时间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写报告,也就是这些公务的事情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以至于我不得不在一段时间远离了课堂,但是我的内心十分牵挂课堂。所以有了机会我还是要回到课堂,尤其是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我觉得那才是我最应该站的位置。
我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我想第一方面就是承蒙学生厚爱,这句话一定是要讲的。第二,就是我自己从来不敢松懈、轻视任何一堂课。第三,我一直想把一堂课的学术含量跟语言的深入浅出结合起来。第四,我一直想把每一堂课上成一个连贯的有体系的课。我也跟老师们说,如果你上课学生看手机走神,当然有学生的原因,但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你有没有把课讲得深入浅出,有没有学术的含量,有没有把这堂课说得非常连贯,如果做不到这三点,就不要抱怨学生走神,这是我对课堂教学的思考。 杨阿敏:2003年您就被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已经有十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作为博士生导师,您是如何指导学生读书治学的?
彭玉平:我2003年被遴選为博士生导师,到现在已经18 年了,招过的学生应该也有17 届,已经毕业的有接近40个博士。这些博士里面,有不少在高校工作,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有的担任了文学院院长。我曾经写过一部《倦月楼论话》,就是因为每年新生来了以后,都要跟他们讲怎么读书,怎么关注学术史,怎么寻找到题目,怎么来处理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分歧,怎么写初稿,怎么写提纲,摘要怎么写,关键词怎么写,写了初稿以后怎么来修改,最后怎么定稿。每年这样讲我总觉得有重复,干脆就把这些有关论文写作的要素,写一个类似于诗话的片段的言论。我的语言习惯是,如果一下笔是文言的话,下面就接着写文言;如果一下笔是白话,就接着写白话。我写就是为了让学生细致地读。
有一次凤凰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编辑向我约稿,我说我没有文章,我最近写了一篇这个东西,文言文,大概八九千字,你有没有兴趣?结果他拿过去一看有兴趣,这可能是近年《古典文学知识》发的唯一的一篇文言文。后来“中国文体”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我想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博士生导师都把这个文章转给自己的学生看。对于里面的一些观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有非议的,也许有非议没跟我说。我指导博士生的基本思路,都在这一部《倦月楼论话》里面。
杨阿敏: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您也认为自己“其实就一读书人”,生活中自然就离不开买书、读书、藏书,请谈谈您的这些经历?读书也是人文学科治学之基础,您曾说自己研究的所有论题都是在读书中读出来的,如何能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呢?
彭玉平:我原来概括自己的生活:读书、写书、教书。现在我觉得这三个概括还不完整,还有第一项,叫买书,买书当然也就跟藏书放在一起说。买书是我的爱好,无论是现在经济相对比较宽裕的时候,还是早年经济比较窘迫的时候,看到自己喜爱的书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买。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我曾经去过一趟北京的琉璃厂,在那里看到了大量我想买的书,还都是老价格,很便宜。我记得当时是买了两大纸箱的书,我剩下的就是回来坐火车的车票钱,还有大概可以买几个面包,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买书上去了。
现在我家里有一个书房,小一点。单位有个工作室,有个更大的书房,这个书房藏书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但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买书少了,受赠的书多了。学术界的各位朋友,认识不认识的,他们出的书,有时候会寄给我,让我学习。跟以前买书不同的是,以前买的时候都是要看的,现在赠书多了以后,有的就来不及看。这也是我一直很愧疚的,尤其现在有行政事务,看书应该说是更少了,看这些新书更少。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人,为什么这句话说得心安理得。因为我如果几天不读书,就觉得很颓废,心里面挺慌。能够安静地不被打扰地读书,是我生命中的幸福时光。所以我觉得自己是适合读书的,我读书也不厌倦,很快乐。发现了材料,写成了文章,那种快乐无以形容。
我一直要求学生,你如果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走学术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的。有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昨天晚上想了两个题目,我一般不让他说下去。我说你昨天晚上想了两个题目,我不想听,你得告诉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从这个书里面发现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来跟我讨论,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我希望你的所有问题是在读书过程中发现的,这样的问题才可能是真正的问题。不是你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大概想一想这个题目可以做。你今天想到天花板,明天想到窗外,思绪没有一个落脚点,因为你没有读书。
我自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我自己写的一些论文,就是在读书过程中的不断发现。比如说我写过一篇王国维的境界说,我本来没想写,研究王国维花了10年时间,但是我写王国维境界说的文章是很晚的,就是因为我没有读到新材料,我没有读出新感觉,这个文章我是不写的。后来读王国维全集,我发现了问题。王国维早年翻译过《日本地理志》,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就叫“境界”,它解释日本的境界是指什么呢?东边到哪里,南边到哪里,西边到哪里,北边到哪里。所以王国维最早用的境界就是边境之界。稍微晚一点,他又翻译了一本书,算术方面的,里面说代数的境界,代数与什么的境界,也就是说这个领域是这一块,那个领域是那一块,这两个领域相交叉的这一部分,叫境界。这就从一个地理的概念进入到一个知识的境界。后来他写《孔子之美育主义》又说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王国维境界说的发展,我就理得很清楚,从地理学的境界到知识的范围,再到审美的状态。读了王国维的全集,自然这个文章就读出来了,就写成了,如果你不读书,永远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的读书跟治学的经历真的是密切相关。
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尤其是你进入到一个领域以后,你要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摸得差不多,对学术史了解得差不多,才知道学术史曾经关注过哪些问题,解决过哪些问题,留下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你的读书过程当中,时时相遇,会产生新的问题。有了新的问题,你的文章自然就出来了。
杨阿敏:作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编,在工作中应该审阅了不少的论文,请从期刊编辑者的角度,谈谈您在审稿中常遇的一些问题,以及论文选题、写作和投稿等方面的建议?
彭玉平:当主编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还一直兼着系主任,中文系是个大系,也是个老系,系主任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忙碌。学报换主编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之前我也推荐了一些人,但是最后学校决定让我来当主编,我很意外。而学校的决定我必须接受,同时因为这是一个学术职务,我想想还是愿意接受的,虽然会更忙碌一些。自己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当一个主编,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为学术服务,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我对自己可以胜任这个主编也有一定的信心。对学生的学术或者论文,我可能是个苛刻的导师;当了学报的主编以后,我可能是个苛刻的主编。苛刻表现在哪里呢?有许多编辑同意和外审通过的文章,最后还是被我否掉了。我并不是随便否定的,而是有些文章不具备格局。比如说有些题目太小,要把它变成一篇比较有规模的文章,那里面就有很多非学术的,或者学术含量不多的文字,我就不大想用。 有些考证文章,我会格外苛刻一些。考证有没有价值?肯定有价值。但是我想《中山大学学报》在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学报里面,有一定的地位。只是简单考证出一个结论,可以在别的地方发表,不一定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曾经有编辑跟我说,我们《中山大学学报》要发表什么样的考证文章?我说要发表的考证文章,需通过一个事实的考证,带来一种义理的变化。也就是这个考证,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带来了历史怎样的变化,带来了对历史认知怎样的变化,即如果不能带来这种义理变化的考证,我觉得就是一种单一的考证,也就是说没有跟理论结合。你如果带不出理论来,我觉得考证的价值是有限的。所以考证的文章发得不多,大概是这些原因。
还有一些文章,材料挺好,但论述得过于平,就会让作者修改。或者有些文章提出的观点挺新,但是材料不足以支撑这个观点的时候,也要修改。所以在《中山大学学报》发一篇文章,有时候作者修改要半年甚至一年以上,要跟编辑来来回回好几次。我跟编辑说,你们不要没有耐心,因为一旦发表,白纸黑字,那是要留在学术史上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份职业。我们也许苛刻一点,但是苛刻不是为了情感,苛刻是为了学术的严谨。
我确实看了不少的论文,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主编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看到一篇写得很棒的文章,会很高兴,会很兴奋。以前这种感觉是只有我自己写了一篇满意的文章,才会很高兴很兴奋;现在是我看学报的文章,看到来稿里面有特别水平高的,我也很高兴。我想这大概是进入了主编的角色。
我当了主编以后,每期都写一篇编后记。据我所知,全国重点大学的学报,写编后记的,好像就我一个人。现在进入第三个年头了,我也觉得很为难,很不好写,虽然是这么个两三千字的文章,但要求其实很多。首先,得认真读文章;第二,要发现问题;第三,要懂学术史;第四,自己要有判断。每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是抓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老实说中间也想放弃,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估计还是会坚持的。到哪一天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但是我觉得那天应该还是很遥远的。我的编后记可能写得水平会有高低,但是我会尽全力把它坚持写下去。
编后记里面其实有不少地方,就是从编辑的角度来对优秀文章的一些特点进行点评。有些纯粹是表扬的角度,有些对于观点的创新性,会特别拈出来,有些是指出文章里面提供了哪些非常重要的材料,有些论文是在体系性方面有怎样的突破。我曾经在朋友圈发编后记的时候写过这两句话:“一篇编后记,捻断数根须。”从事某个职业,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现在让我当主编,我不想得过且过,我也不想做个名誉主编或者挂名主编,我是亲力亲为的,通读全稿,而且要在通读全稿中能够发现问题,能够发现学术方向。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
论文选题、写作、投稿方面的建议,选题应该是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偏,应该有一定的涵盖面,要有一定的深度,也就是不要解决一个孤立的问题,最好是由一个孤立的問题,带出了一个体系性的认知,这是我比较欣赏的文章,大概就是这些。另外写作上,引言一定得写好。因为编辑看的第一段文字就是你的引言,引言你有没有把话题引出来?有没有引人入胜?假如说你第一段话,就显得磕磕绊绊。编辑读的也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你这个文章可能就危险了。当然也有一种,引言没写好,后面越写越好。但是第一印象第一感觉还是吃亏的,所以要把引言写好。
杨阿敏:在求学与工作之路上,与中山大学及学界其他先生接触应该不少,请您谈谈与他们的交往?
彭玉平:如果从硕士毕业算起,我当时就留在安徽师大工作了两年,我的高校教龄已经有31 年。那么30 多年里面,除了自己的老师之外,确确实实接触了不少学术界的前辈、同龄人和晚辈。就中山大学来说,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这里研究词学的邱世友先生,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词论史论稿》,2014 年去世了。我在没有来中山大学之前,就认识他。开词学会碰到他,因为他研究词论。他是广东人,说一口比较标准的广东普通话,其实也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带着广东的口音。老先生会填词,理论思维特别好。他的《词论史论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好像很快就销售一空。里面做了很多专题研究,每一个专题都有他自己新的体会。
我来到中山大学以后,学就更专注地去做词学研究。这除了与我的家乡是古代的诗词之乡有关外,还因为我读过的南师大是一个词学大师所在的地方,读硕士的安徽,两个导师是研究词学的,博士在上海复旦大学,我的导师王运熙先生不研究词学,但是顾易生先生研究,王水照先生研究,所以我跟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这里面接触最多的是马兴荣先生,他是华东师大《词学》的主编,我到他家里去过很多次。这些老先生给我的印象,他们的学术,实事求是地说,领域有差异,成就也有高低,但是一生在追求学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我们中山大学还有一位陈永正先生,是一位很有传统味道的知识分子。书法写得好,曾经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诗词写得好,是当代诗词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所以我待在岭南,待在中山大学,一点也不寂寞,依然被这么一个浓烈的诗词氛围包围着。我在诗词这条道路上,能够一直这么坚定地走下来,与我出生在江南,受业在诗词发达的高校,又在任教的这个地方,受到了前辈学人的濡染,不无关系。我这一生与诗词的结缘,应该说结得非常扎实。
学界的其他先生,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南京大学的张伯伟先生,这是一个我很敬重的学者,我觉得他有大学者的气度,或者说他就是个大学者。因为他对于每一个领域的开拓,都能把那个领域带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就是大学者的气象。他早年研究钟嵘《诗品》,研究得很好。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现在这本书也应该是经典。后来研究域外文学,也做得风生水起。他不是一辈子在一个领域里沉下去,他不属于这一类,他的领域经常换的,但是每换一个领域都能把这个领域带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我觉得这不是勤奋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天赋必须要高。
另外我们中山大学的吴承学老师,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我在2021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的编后记里说道:“吴承学是真能坐冷板凳的,作为中文楼的钉子户,他常年像一座雕像一样形塑着这个中文系的学术精神。他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学,兼顾中国文体学的传统范式、经典方法与当代学术高度,呈现出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他的工作室在7 楼,我在8 楼。他是我的师兄,博士是同一个导师。他的学问远在我之上,而且他对学术专注的程度也在我之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20 岁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做别的事,只能做学问。后来我有一次跟他开玩笑,难怪我学问做不过你,因为我到30 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所以我比你少读10年书。我这么说,他当然也客气谦虚,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在学术这条路上走得更专注,他也没有被行政所耽误。而我现在确确实实比较多的时间在处理行政的日常事务。
我想一个人的人生体验也不妨是多种多样的。做学术是一个人的事,做行政是一个单位的事。追求一个人的满足与幸福感,肯定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接任了行政,能够把一个单位向前推进,我觉得同样也是有成就感的。这是我做了行政以后并不后悔的原因所在。简单来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方式,不止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之间,也无所谓高低,关键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更关键的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几年尝试下来,我觉得可能做个学者更合适。但是历史在某个特殊时期,让我来为大学、来为这个系做出更多奉献的时候,我也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