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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高玉伦被其侄女婿扭送归案，在社会上引起热议，这与10年前学术界关于“亲亲相隐”的争论是相呼应的。在争论的背后有三个方面需要反思：首先，做好人并不意味着拒斥物质回报，当代德福一致的可能形态应该容纳动机与效果的双重考量；其次亲情伦理与国家法制的两难并没有因为后者的思辨与逻辑殊胜而水落石出，赞成“亲亲相隐”的努力恰好是传统道德现代转型的可能性证明与良好契机；最后，传统道德现代转型急切需要一场古今中西的真正对话，当代中外少数学人的努力已经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