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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承担税收负担?
在税收中我们常常要面临一个简单而敏感的问题 谁来承担税收负担，是买者，还是卖者，或者是双方分摊，那么，什么因素决定如何分配税收负担？
举个例子来说 当政府决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从每一个冰激凌蛋筒的销售中征收0.5元的税。
我们首先考虑对买冰激凌蛋筒的人收税。很明显，这项税收的最初是影响冰激)吏的需求。因为买者不得不交税，假如原本是2元一个，现在买者不得不花2.5元才能买到一个冰激)麦。于是，买的人变少了，假设冰激凌销售的均衡数量大致持平，卖者不得不降低市场价格，比如降了0.2元，买者支付2.3元。那么是谁支付了税收，我们看到，在一个新的均衡条件下，一般性结论是：1、冰激凌的销量减少了。2、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由于是向买者收税，因此在新的均衡时，买者为该物品(冰激凌)支付得多了，而卖者得到的少了。
那么，换个角度，如果向卖者收税，又将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影响到冰激)麦的供给。由于并不向买者征税，那么卖者原先得到的有效价格由2元降至1.5元，下降了0.5元。卖者因为增加了成本，供给的越多，亏损的也越多。同样假设冰激凌销售的均衡数量大致持平，卖者必然会抬高市场价格，比如原价2元，现价2.3元。价格高了，当然又会降低一定的数量。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谁支付了税收，于是，我们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税收在买者支付的价格与卖者得到的价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无论税收是向买者征收还是向卖者征收，买者价格与卖者价格之间的楔子是相同的。在新均衡时，买者和卖者分摊税收负担。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的惟一差别是谁把钱交给政府。
谁支付奢侈晶税?
以下几个例子或实例，显示了国外经济学家对合理制定税收进行的研究。在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私人飞机、皮衣、珠宝和豪华轿车这类物品通过了一项新的奢侈品税。这种税的目的是增加那些承担税收负担最轻松的人的税收。由于只有富人能买得起这类奢华东西，所以，对奢侈品征税看来是向富人征税的一种合理方式。
但是，事实的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例如，考虑一下游艇市场。百万富翁不买游艇是很容易的，他可以去买更大的房子，可以去世界的某些地方度假，或者可以留给继承人大笔遗产。与此相比，游艇工厂因为征税之后带来的坏影响却不是能够轻松解决的。游艇工厂不能轻而易举地转向其他用途，而且，建造游艇的工人，大部分也不愿意由于市场状况的变化而改换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明确的预测。税收负担将主要落在供给者身上。这就是说，对游艇征税主要负担落在建造游艇的企业和工人身上，因为最后是他们的产品价格下降了，工人收入随之下降。但是工人并不富裕。因此，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中产阶级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多。
在这种税付诸实施之后，关于奢侈品税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美国国会在1993年废除了大部分奢侈品税。
税收的无谓损失
为了对税收引起无谓损失有一些直观认识，考虑一个例子。设想乔为珍妮清扫房间每周得到100元。乔的成本是80元，珍妮最多能为此支付120元。因此，乔和珍妮每人都从他们的交易中得到20元的利益，珍妮对此工作的评价是120元，减去实付的100元，她感到她赚了20元，这叫肖费者剩余，同样乔感到他赚了20元，这叫生产者剩余。他们的总剩余，也就是他们的利益空间是40元。
现在假设政府对清扫房间服务的提供者征收50元的税。这将导致没有一个珍妮能向乔支付的价格使他们两人在纳税之后状况变得更好。珍妮最多付120元，乔纳税后只剩下70元，低于他的成本。相反，当乔达到他的成本80元时，珍妮必须支付130元，这高于她的预算与支付能力。结果，珍妮和乔取消了他们的安排，乔没有收入，珍妮生活在肮脏的房间里。
税收使乔和珍妮合计损失了40元，因为他们失去了利益空间。同时，政府也没有从乔和珍妮那里收到税收，因为他们决定取消他们的安排。40元是纯粹无谓损失：这是政府收入增加所没有抵消的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损失。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无谓损失的最终来源：税收引起无谓损失是因为它使买者和卖者不能实现贸易的好处。
税收造成的这些无谓损失是因为它影响了买者和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税收作为一个楔子，无论它如何打入，都将提高买者价格，使他们的消费少了。同时税收降低了卖者价格，使他们生产少了。换句话说，就是需求少了，供给也少了。并且，税收导致边际买者和卖者离开市场，由于这些行为的变动，市场规模缩小到最优水平之下。供给和需求的弹性衡量买者和卖者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从而决定了税收会使市场结果有多大变动。因此，供给和需求弹性越大，税收的无谓损失也就越大。
降低税率也能增加税收收入?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当选总统之前曾经是一位演员，他总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拍电影赚过大钱。”在当时，战时附加所得税达90％。“你只拍四部电影就达到最高税率那一档了。”他继续说。“因此，我们拍完四部电影就停止工作，并到乡下度假。”高税率引起少工作。低税率引起多工作。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增加越多，它对激励的扭曲越大，而且，无谓损失增加也越多。税收收入起初随着税收规模扩大而增加。但是，最终由于高税收减少了市场规模，也就减少了税收收入。市场规模的减少不可避免带来人们工作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高税率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因此，在里根当总统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减税活动，就是在于里根认为，税收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他认为，减税将给人们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又会提高经济福利，或许甚至可以增加税收。
以后的历史并没有证明事情像里根想的那样简单。在里根当选后减税时，结果税收收入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从1980年到1984年减少了9％，尽管平均收入在这一时期还增加了4％。但一旦政策付诸实施，就很难改变。减税开始了一个政府不能得到足够税收收入来支付其全部支出的漫长时期。在里根两届任职期间和以后的许多年，政府陷入了巨额预算赤字。但里根的做法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税率全面降低减少了税收收入，但有证据表明，在80年代，最富裕的美国人面临最高税率，当他们的税率降低时，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如果运用于面临最高税率的纳税人，减税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此外，80年代初的瑞典，一般工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约为80％，研究表明，如果降低其税率，的确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因此，降低还是提高税率往往只是作为政治争论上的观点。从经济学上来说，仅仅盯住税率并不能计算出税收变动会使政府的收入增加或减少多少。它还取决于税收变动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在税收中我们常常要面临一个简单而敏感的问题 谁来承担税收负担，是买者，还是卖者，或者是双方分摊，那么，什么因素决定如何分配税收负担？
举个例子来说 当政府决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从每一个冰激凌蛋筒的销售中征收0.5元的税。
我们首先考虑对买冰激凌蛋筒的人收税。很明显，这项税收的最初是影响冰激)吏的需求。因为买者不得不交税，假如原本是2元一个，现在买者不得不花2.5元才能买到一个冰激)麦。于是，买的人变少了，假设冰激凌销售的均衡数量大致持平，卖者不得不降低市场价格，比如降了0.2元，买者支付2.3元。那么是谁支付了税收，我们看到，在一个新的均衡条件下，一般性结论是：1、冰激凌的销量减少了。2、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由于是向买者收税，因此在新的均衡时，买者为该物品(冰激凌)支付得多了，而卖者得到的少了。
那么，换个角度，如果向卖者收税，又将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影响到冰激)麦的供给。由于并不向买者征税，那么卖者原先得到的有效价格由2元降至1.5元，下降了0.5元。卖者因为增加了成本，供给的越多，亏损的也越多。同样假设冰激凌销售的均衡数量大致持平，卖者必然会抬高市场价格，比如原价2元，现价2.3元。价格高了，当然又会降低一定的数量。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谁支付了税收，于是，我们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税收在买者支付的价格与卖者得到的价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无论税收是向买者征收还是向卖者征收，买者价格与卖者价格之间的楔子是相同的。在新均衡时，买者和卖者分摊税收负担。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的惟一差别是谁把钱交给政府。
谁支付奢侈晶税?
以下几个例子或实例，显示了国外经济学家对合理制定税收进行的研究。在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私人飞机、皮衣、珠宝和豪华轿车这类物品通过了一项新的奢侈品税。这种税的目的是增加那些承担税收负担最轻松的人的税收。由于只有富人能买得起这类奢华东西，所以，对奢侈品征税看来是向富人征税的一种合理方式。
但是，事实的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例如，考虑一下游艇市场。百万富翁不买游艇是很容易的，他可以去买更大的房子，可以去世界的某些地方度假，或者可以留给继承人大笔遗产。与此相比，游艇工厂因为征税之后带来的坏影响却不是能够轻松解决的。游艇工厂不能轻而易举地转向其他用途，而且，建造游艇的工人，大部分也不愿意由于市场状况的变化而改换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明确的预测。税收负担将主要落在供给者身上。这就是说，对游艇征税主要负担落在建造游艇的企业和工人身上，因为最后是他们的产品价格下降了，工人收入随之下降。但是工人并不富裕。因此，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中产阶级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多。
在这种税付诸实施之后，关于奢侈品税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美国国会在1993年废除了大部分奢侈品税。
税收的无谓损失
为了对税收引起无谓损失有一些直观认识，考虑一个例子。设想乔为珍妮清扫房间每周得到100元。乔的成本是80元，珍妮最多能为此支付120元。因此，乔和珍妮每人都从他们的交易中得到20元的利益，珍妮对此工作的评价是120元，减去实付的100元，她感到她赚了20元，这叫肖费者剩余，同样乔感到他赚了20元，这叫生产者剩余。他们的总剩余，也就是他们的利益空间是40元。
现在假设政府对清扫房间服务的提供者征收50元的税。这将导致没有一个珍妮能向乔支付的价格使他们两人在纳税之后状况变得更好。珍妮最多付120元，乔纳税后只剩下70元，低于他的成本。相反，当乔达到他的成本80元时，珍妮必须支付130元，这高于她的预算与支付能力。结果，珍妮和乔取消了他们的安排，乔没有收入，珍妮生活在肮脏的房间里。
税收使乔和珍妮合计损失了40元，因为他们失去了利益空间。同时，政府也没有从乔和珍妮那里收到税收，因为他们决定取消他们的安排。40元是纯粹无谓损失：这是政府收入增加所没有抵消的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损失。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无谓损失的最终来源：税收引起无谓损失是因为它使买者和卖者不能实现贸易的好处。
税收造成的这些无谓损失是因为它影响了买者和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税收作为一个楔子，无论它如何打入，都将提高买者价格，使他们的消费少了。同时税收降低了卖者价格，使他们生产少了。换句话说，就是需求少了，供给也少了。并且，税收导致边际买者和卖者离开市场，由于这些行为的变动，市场规模缩小到最优水平之下。供给和需求的弹性衡量买者和卖者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从而决定了税收会使市场结果有多大变动。因此，供给和需求弹性越大，税收的无谓损失也就越大。
降低税率也能增加税收收入?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当选总统之前曾经是一位演员，他总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拍电影赚过大钱。”在当时，战时附加所得税达90％。“你只拍四部电影就达到最高税率那一档了。”他继续说。“因此，我们拍完四部电影就停止工作，并到乡下度假。”高税率引起少工作。低税率引起多工作。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增加越多，它对激励的扭曲越大，而且，无谓损失增加也越多。税收收入起初随着税收规模扩大而增加。但是，最终由于高税收减少了市场规模，也就减少了税收收入。市场规模的减少不可避免带来人们工作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高税率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因此，在里根当总统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减税活动，就是在于里根认为，税收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他认为，减税将给人们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又会提高经济福利，或许甚至可以增加税收。
以后的历史并没有证明事情像里根想的那样简单。在里根当选后减税时，结果税收收入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从1980年到1984年减少了9％，尽管平均收入在这一时期还增加了4％。但一旦政策付诸实施，就很难改变。减税开始了一个政府不能得到足够税收收入来支付其全部支出的漫长时期。在里根两届任职期间和以后的许多年，政府陷入了巨额预算赤字。但里根的做法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税率全面降低减少了税收收入，但有证据表明，在80年代，最富裕的美国人面临最高税率，当他们的税率降低时，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如果运用于面临最高税率的纳税人，减税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此外，80年代初的瑞典，一般工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约为80％，研究表明，如果降低其税率，的确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因此，降低还是提高税率往往只是作为政治争论上的观点。从经济学上来说，仅仅盯住税率并不能计算出税收变动会使政府的收入增加或减少多少。它还取决于税收变动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