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刊登中科院院士汪品先的来信，从三个问题谈科学创新。
　　一、科学究竟是生产力还是文化？原创性的科学，往往是出于精神动力而不是追求物质目标。布鲁诺为“日心说”献身并不涉及生产力，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也没有考虑提高产量。创造需要激情，单纯的物质目标很难产生“吃力不讨好”去做原创性研究的激情，而只会去寻找“成功”的捷径。
　　二、汉语在科学创新中是什么地位？现在我们最好的研究成果用英语发表，学生学习科学最好用英语教学。展望未来，汉语是不是只能在一般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保留，而应该逐步退出科学舞台？历史上通用语言都是随着国家兴衰而变化，科学同样如此。英文的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势的产物。而当年牛顿写论文用的是拉丁文，爱因斯坦用的是德文，都不是英文。
　　三、如何弥合科学和文化的断层？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中产生的，甚至有人说创立现代科学的不是牛顿，而是达芬奇。许多国家设有“科学与艺术院”，两者放在一起。我国不然，从今天的科学院到高考，都是文理分鲸，中间有个断层，断层的牺牲品是创新。《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两年前用自费建造的深潜器下到深海一万米，创造了单人下潜的世界纪录；译成四十种语言的《万物简史》，作者布莱森不是科学家，但能生动细致地告诉你大科学家们当年怎样创新。相比之下，我们恐怕缺了一类为科学和文化构筑桥梁的人。当然还有政策，发达国家评估大型科学计划或研究机构，有一项标准叫“教育与普及”，要向纳税人交代自己的工作，我国是不是也应该引进，去弥合科学和文化间的断层？